王越（1426年－1498年），字世昌，直隶大名府浚县（今浚县）人，祖籍山西清源，明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王越自幼聪颖好学，景泰二年（1451年），王越考中进士三甲第六名，同年被任命为浙江道监察御史。景泰三年，王越被任命为四川监察御史；景泰四年，王越的父亲去世，王越归家居丧。景泰七年，王越服丧期满后，被重新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成化三年（1467年），王越因击退蒙古有功，升为左副都御史。六年后，王越率军出境突袭蒙古，取得了红盐池大捷，因功升为左都御史。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越因取得威宁海大捷，被特封为光禄大夫，同时继续掌管都察院。成化十九年（1483年），受大同战败牵连，王越被削夺官爵，贬至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县）。直到弘治改元（1487年），王越多次申诉，才被允许还浚，弘治七年被复诏以左都御史。弘治十年（1497年），蒙古部落再次侵扰陕西等地，兵部紧急征派重臣，王越被再次起用，此时的王越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次年，王越率兵直取贺兰山后蒙古后方基地，取得大捷。期间发生了伊州区之争，在王越率领的哈密军事活动即将取得成功之际，京城太监李广事败自杀，这场战争最终以明朝在哈密地区的失败告终。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王越因病重逝世，谥号襄敏，赠太傅。

王越的才能不仅在军事领域有所表现，在文学方面也有一定的建树。王越著有《云山老赖集》，也被称为《黎阳集》；其代表性诗词有《登大同角楼次刘草窗韵》，词中描绘了征战西北时的情景；《悯农歌》反映了王越的爱国之情和对民间疾苦的关心。王越因功被封为明朝三位文臣之一（其余两位是王骥和王守仁），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三边总督，被誉为明代中期经略西北最为知人善用的著名军事将领。李贽评价王越博览书史，才华横溢；王世贞也对其赫赫功勋表示认可，称“西北边称良将，毋如越者。杨一清、王琼方之，蔑如也。”

王越，字世昌，直隶大名府浚县（现浚县）人，生于明宣德元年十一月初五日（1426年12月3日）。王越的祖籍是山西清源县，后来因为元朝末年战乱，迁居到现在的河南浚县。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有名的阴阳训术学家，王越的后人也大多以阴阳训术为业。王越深受家庭环境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书。王越的同僚刘珝在《赠王太保序》中说“世昌于六籍百氏之书无所不读”，称赞王越擅骑射、能文能武、极有谋略。王越从小胸怀大志，李贽曾评价道：“睨顾盼，有天下志。”王越曾到豫北著名的辉县百泉书院读书，经数年磨砺，后终通过科举进入仕途。

景泰二年（1451年），王越考中进士三甲第六名，被任命为浙江道监察御史。景泰三年（1452年），王越巡按四川省。景泰四年，王越巡按陕西省，皇帝命令王越核实张云翰受贿一事，王越秉公核查，发现确有此事并如实上报。同年，正在巡按陕西任上的王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未按规定等候继任者交接便回家守制，受到弹劾，由于王越颇受景帝赏识，因而没有被追究责任。景泰七年（1456年），王越守制三年结束后，被重新任命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王越在担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时，正值寇深任察院左都御史巡抚辽东，提督军务。寇深很赏识王越，每日的奏都会让王越帮其整理勘定。天顺四年（1460年），王越被越级提拔为山东省按察使。王越初入仕途就表现出为人刚正廉洁，敢于针砭时弊，不妒贤嫉能的特质。王越曾在咏梅诗称颂梅花：“沉水烟销白玉堂，月华寒浸一庭霜。”（《梅·其二》）。又写《兰》云：“一夜东风百草芳，四郊车马闹春光。幽兰正似隐君子，深谷无人也自香。”王越赞扬梅兰之高洁，其品格亦正如梅兰傲然不屈、不同流俗般高尚。

天顺七年（1463年），王越被提拔为右副都御史，出任大同巡抚。王越在大同担任巡抚期间，“修复防御工事，整顿军队编制，加强城堡建设，减轻人民负担，鼓励商业，制定长远经济计划。”，取得了对蒙古作战的多次胜利，同时也受到多次嘉奖。成化三年（1467年），王越兼宣府巡抚。成化五年冬，蒙古入河套平原，延绥巡抚王锐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于是王越受命率军驰援，多次击败蒙古，因功升为左副都御史，之后又升为右都御史。成化七年，皇帝加封王越为总督军务，专门处理西征事务。成化九年，王越因功升为左都御史，这一年王越率军出境突袭蒙古，王越出其不意、千里奔袭，取得了红盐池大捷，经此一战，蒙古族逐渐向北迁移，不敢长时间占据在河套地区，也不敢深入明朝境内。因此，延绥地区得以暂时解除边患，过了几年安稳日子。

成化十年（1474年）王越首次任陕西省三边总制，移镇固原市，“廷议设总制府于固原，举定西侯蒋琬为总兵官，越提督军务，控制延缓、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省三边。总兵、巡抚而下，并听节制。诏罢琬，即以越任之，三边设总督自此始。”次年，王越与左都御史李宾同掌都察院，同时王越兼管十二团营的操练任务。成化十三年王越接兵部尚书一职，掌管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此时的王越意气风发，向往功名，在《黄莺儿·其三》中写下了“功名富贵谁不爱？”

成化十六年（1480年），王越因取得威宁海大捷，被特封为光禄大夫、柱国、威宁伯、太子太保，同时继续掌管都察院，提督团营。为此，王越写了一篇《威宁海子捣巢捷音疏》，向皇帝详细汇报了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成化十七年（1481年），鞑从海东山等地入侵明境，王越再次与汪直、朱永出征大同，于黑石崖追击鞑靼并获胜，再次立下大功，宪宗因此功升王越之子王时为都指挥事，后来拜为太子太傅，增加每年俸禄四百石。明朝规定，文臣不得封公侯，于是王越按照勋臣的惯例受到改封。此时，王越兼任兵部尚书，掌都察院，总五军营兵，署前军都督府事，提督团营。达到其权力的顶峰。同年五月，宣府传来警报，宪宗皇帝命汪直担任总督军务，王越担任总兵官，统率三千精锐京军征剿鞑靼。不久后，大同总兵官孙去世，宪宗命令王越接替其孙钺之职，命汪直总镇大同和宣府。

成化十八年（1482年），鞑靼入侵延绥等地，王越与汪直紧急调兵前去支援。此时，兵部尚书余子俊在延绥修筑边墙，鞑靼侵入后被明军击溃，陷入城墙和沟的包围，遭受惨重失败。经过此次战役，鞑靼再也不敢轻易侵犯明朝边境。然而，尽管王越在此次战役中表现卓越，宪宗仅仅增加了他的年禄五十石。

成化十八年（1482年），大学士万安等人担心汪直与王越勾结而谋求任用。因此，向宪宗进言调动王越镇守延绥，而将原本在延绥的守将许宁调往大同。次年，许宁在大同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被鞑靼打得溃不成军。朝臣们都知道这是因为错误地调走了汪直和王越导致的，担心宪宗责怪，于是故意隐瞒战绩推诿责任。许宁掩饰败绩一事败露之后，宪宗皇帝震怒，问责相关人员，大同是王越长期负责驻守的军事重镇，于是万安、许宁等人将责任推给王越，认为是王越的军事活动惹是生非才导致了大同一战的惨败，王越因此被贬，王越被贬的直接原因是许宁在大同市的惨败。

成化十九年（1483年），汪直获罪，王越被剥夺爵位并勒令除名，流放到安陆州（今湖北钟祥市）。王越的三个儿子因为父亲的功绩所得的官职也被削去籍。同时，朝廷派遣使者问责王越，当王越听说使者要到时，本想自行了断，但看到诏书中有宽大处理的措辞，才逐渐镇定了心情。王越被距于安陆之后，开始闭门读书，期间创作了大量诗篇，心灰意冷且看透了官场的黑暗的王越在《莲池清兴二首·其一》中说“老来跳出名利关”。随着阅历的丰富，王越逐渐意识到名利的虚假，在一些诗歌表达这一人生感悟，如“大须倾三百杯，功名富贵皆尘土”《雪中闻雷》；“洞观一世无物可把玩，功名富贵等似浮云轻”（《吴氏松筠轩》）；“百年富贵有定分，昨日尚枯今日荣”（《瑞竹》）等等诗句，表明了王越对功名富贵的不屑意。

王越被贬安陆期间不断上疏伸冤，称自己被小人排傍排斥，希望皇上圣裁，对被诬陷的事情进行彻底调查。一直到弘治改元，王越多次申诉，方诏准还浚，居家十年。期间，弘治七年（1494），王越已是六十九岁，因边事紧急，正是用人之际，朝廷遂再次起用王越，官复左都御史。由于常年作战于条件艰苦恶劣的边镇，晚年的王越落下了一身病痛。王越在《患眼》一诗中描述了晚境之困窘：“年来不出病双睛，已觉层层障生。今日遇医差较愈，倚愁对夕阳明。”三年后，王越再次总制三边，同时经营哈密市事务。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越率军取得贺兰山大捷，加少保，兼太子太傅。

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越率军取得贺兰山大捷，此时哈密为吐鲁番盆地所破，朝廷令王越经略哈密，在事情几乎将要取得成功之际，京城太监李广事败自杀。王越被众人议论，一向器重他的皇帝也没有给出任何回应，最终王越因为忧虑和疾病加重，于冬天去世，卒于张掖市（今甘肃省张掖市）谥号襄敏，赠太傅。 王越的墓志铭中写道“事业尚未完全成功，但志向却依然充沛。尽管常常为未能达成目标而感到懊悔，但相信上天仍在关注自己。”表明了王越经略哈密市的功勋没有大成，虽有志向但未能受用，带着遗憾含恨而终。

天顺四年（1460年），王越被越级提拔为山东省按察使。在任山东按察使期间，王越对官员的考核赏罚分明、一视同仁，他曾上书朱祁镇“考察在朝廷和地方各级官职上任职的官员是否廉洁自律、公正执法，对于能力卓越者要特别奖励和提拔使用，以激励和树立榜样，促使各级官员勤勉履职”。王越在担任山东监察御史、按察使期间，通过整顿吏治，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管理，受到当地百姓的爱戴。当时的大学士吕原在《赠山东宪使王公序》中称赞王越：“志向远大，行为端正，才华横溢。言辞正直，立于朝堂之上，毫不屈挠。在历任之际，巡察治理川陕一带，所到之处风纪整肃，有一种凛然之风。最近一次监察春闱考试时，他对立法极为严格，全力改革往昔存在的弊端。”

天顺七年（1463年），王越在任职大同巡抚期间提出“大同所开设的盐的价格太高，没有一个商人敢前来购买，请考虑降低价格。”后来户部采纳了王越的建议，浙盐减三升，长芦、河东盐各减二升。成化初年，陕西大同等地发生自然灾害，百姓生活苦不堪言，由于边防吃紧，急需粮草物资，户部下令各地农民运送粮草到榆林市，车夫和牛驴都要自己准备。当时正好是七月，天气非常炎热，百姓在运输粮草的过程中多染上瘟疫，而此时县官还在不停地催促，导致农民在运输途中大量死亡，尸横遍野。王越体恤民情，建议减免租税。

成化年间，北边蒙古时常侵掠明朝边境，而各边镇之间缺乏联系，总是贻误战机，王越建议调整人员的调配，加强各边镇之间的合作，统一号令。对于大同市地区的防御，王越令参将都指挥范瑾充游击将军，同时随时策应延绥等地。王越通过整饬边防兵备，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强的军队，有效加强了边防军队的协调战斗能力，而且在关键时刻还能抓住时机破敌取胜。

王越任职边疆期间曾经组织修建城堡边墙，王越认为修建城堡边墙是当时抵御蒙古部落侵扰的有效措施。在延绥时，为防御蒙古出入河套平原，扰掠延宁边境，王越提出在“其寇所出没之所，多置烽燧，凿堑筑墙，以为保障”。成化年间《山西通志》中记载:“(王越）直隶浚县人，在天顺年间通过进士考试，被任命为副都御史，负责修筑各处边境城堡。”《王越年谱》中记载王越被贬后多次上疏申冤，称自己“创立了数十座新的堡垒。在空旷的地方增设土墩，在平坦的地方挖掘洞穴，在险要的地方进行整治。”

王越生前曾编著有词集《云山老懒集》，又名《黎阳集》，现有《黎阳王太傅诗文集》二卷、《黎阳王襄敏公疏议诗文辑略》二卷、《黎阳王襄敏公集》四卷附年谱一卷流传于世。赵长海先生整理汇编成《王越集》，录有诗文 1248篇。 《黎阳王襄敏公疏诗文辑略二卷》由王越之曾孙王绍思辑录，卷一收录了王越处置边务和奏报捷音之作；卷二为杂文，有序、记、传、颂、铭、墓志、赋、辞、诗、词等。

王越的军事思想体现在充分依赖当地兵民，将客兵掩藏并保持谨慎，以便在敌人入侵时采取分散进攻的策略。他的宏观军事战略主张攻守兼备，但更加倾向于强调防守，通过对本地资源和兵力的深入理解和合理利用，以保守为主、攻击为辅的方式来取得主动。在《屯御疏》中，王越通过引用刘恒和汉武帝的例子，分析了战守策略的重要性。王越认为，在汉武帝时期，虽然大举进攻并攻破了敌人的外城，但国内资源已经耗尽，无法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基于对前朝的分析，王越提出，应该适当减少军队，撤回到绥德，让军队守卫险要地势，防止敌人深入，这样可以减轻运输负担，缓解民众的困苦。

王越认为，军队要壮大发展的长久之计是要选拔士人，广泛吸纳豪杰，并且能够舍得用大量的财物激励人才，要重奖下属，使得下属愿意衷心效力。《名山藏》中记载了王越对待下属的赏赐之情。当小校汇报敌军情况后，王越非常高兴，立刻赏赐小校一杯酒。为了进一步表达对下属的赞赏，王越甚至直接将自己的金杯赐给了这位小校，王越认为通过激励措施，可以使下属真心愿意为他效力，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另外，王越曾下马向一位老卒行礼，以表达对老兵的尊重和感激之情。此外，王越在赏识人才方面有独到眼光，他推荐的杨守随、侣钟、屠等人都在世间赢得了较好声誉。《王越墓志》中提到，王越特别举荐的四位御史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王越对兵法有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注重实际效果。根据《明史》记载，王越长期在边疆任职，亲身经历了十余场战斗，了解敌人的虚实以及将士的勇敢和怯懦。他善于出奇制胜，每一次行动都有周密的计划。王越曾经与朱永率领一千人巡视边境，突然遭遇敌军袭击，朱永想要逃跑，但被王越制止。他们列阵自守，敌人因怀疑不敢前进，后王越命令骑兵都下马，衔枚鱼贯而行，自己率领骁勇善战的士兵垫后，从山后走了五十里抵达城中。王越分析道：“我一动，寇追击，无噍类矣，示暇以惑之也。下马行，无军声，令寇不觉耳”，于是通过下马行走以掩盖军队行踪，成功迷惑了敌人。

儒家的“止乎礼义”意在告诫创作者在抒发其情感之时，毋要太过直白浅显，要以“礼”克之、以“义”制之，适度为宜，这样诗歌才不至于流荡。对于“止乎义”的“义”，王越在《质庵王先生墓志铭》中曾如此解释：“负正气，存正心，由正道。匪刚于仁，即直于义。”认为这些“正”不是在仁义上的刚直，而是身负正气，心存正义，走正道，这才符合儒学中的“义”。 儒家一贯倡导“温柔敦厚”，王越作为儒生，继承贯彻了“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文学理论，并形成了一定的自我见解，王越认为，“义”就是指正气、正心、正道。王越提倡诗歌要“温柔敦厚”，如其在赠给周宗太的诗中，批评五代十国和宋代的诗歌“抑扬词气欠容。遂失温柔敦厚旨”。他认为五代时天下无道，儒家学说受到乱世的冲击，文人情感意志卑弱，诗文中没有体现儒者的气节，所以不值一提；而宋代之诗多以说理为主，词气不够舂容徐。

王越反对求奇求险的创作心态，在《论诗》中提出：“雕肝肺漫劳神，语不求奇意自新。”王越认为诗歌语言“求奇”是“漫劳神”而已，诗歌的文字不用刻意追求奇谲，只要内容通俗自然了，那么就会水到渠成，实现语意新奇这一诗歌追求。《明诗综》载有周青士对王越诗歌的评价：“威宁诗不雕不琢，而符采奕然。”周青士称赞王越的诗歌“不求工而未尝不工“，语不求奇意自新。

王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大，经世思想较为突出，其对“道”的理解是“仁义道义”，并将匡时济世，甚至在必要时刻救国于危难之中作为自己的责任。王越在《开州乡贤祠记》提出，文章应该要“文以载道，诗关世教”，认为“但录其祀事之由与诸贤姓名，大书深刻”。文末提到，”庶乎片石可语，是有补于世教“，即强调文学应对社会有所助益，即提倡诗文的政治教化功能，将“道”发扬传承下去。

王越在《开州乡贤祠记》中认为行文应言之有物，即文章应该是像《春秋》一样言简意，言之有物的。 此外，王越在《质庵王先生墓志铭》一文中也陈述了类似的文学理念：“纪实者，无溢美；传后者，无费词。”强调了创作要言简意赅、言之有物。而在《送尹文英赴京》中，王越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观点：“文章岂在尚浮华，训之词大条贯。政事岂在重威刑，春秋大法大公案。”王越认为为文应该言之有物，明易舒畅。其诗歌亦以此为准则，明人石评王越之诗：“明易舒畅，不务深刻，商吕格调，其白太傅之流亚。”

天顺七年（1463年）是王越在军事领域声名鹊起的开始，此后王越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曾数次击败胡虏，其中以柏油川大捷、平贺兰山大捷、红盐池大捷、威宁海子大捷等上达天听。王越也因此先后被升为左都御史、左都御史兼太子少保、太子太傅。成化九年（1473年），王越在榆林红盐池战役中抓获了胡虏的重要头目孛罗乎，夺获成千上万件弓箭皮袄、数千数万只驼马牛羊等。成化十六年（1480年），时年五十五岁的王越在威宁海子中以大捷闻。

据统计，王越从天顺七年七月（1463年）起，至弘治十一年十二月（1498年）止，亲自征战一百九十四次，生擒胡虏二百二十九名，斩首二千三百五十五颗，夺获战马八千九百九十八匹，驼二百四十二只，夺回被胡虏掳走的人口二千七百人，夺回被抢的牛羊骡马等牲口共计三十万二千有余，受到朝廷特赦奖谕二十余次。刘珝曾经为王越写了一篇《赠王太保序》，赞扬其文武兼备，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由于卓越的军事能力，王越被任以总制大同市及延绥、甘宁的军务，封爵威宁伯，成为明朝因功封爵的三位文臣之一（其余两位分别是王骥、王守仁），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首位三边总制。王世贞在《弇州史料·前集》中评论道：“西北边称良将，毋如越者。杨一清、王琼方之，蔑如也。”认为王越立下赫赫功勋，很难有人能出其左右，

王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台阁诗人不言政事，务求平易冲淡、雍容典雅的创作风格的束缚，对明中叶之后文人摆脱台阁体的思想束缚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早期，王越的一些应酬唱和诗歌虽带有雍容典雅的色彩，但较之与台阁作品，多了诗人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 王越的诗歌中多次谈及雍容富贵的牡丹，如《牡丹二首·其一》：“魏紫姚黄艳艳花，东风开遍斗繁奢......芳尊有酒须当醉，莫遣吟情岁华”，此诗前三句带有浓厚的较为雍容典雅的馆阁风，诗歌的最后一句却是风格骤变，由富贵娇艳的牡丹转到劝人们莫要辜负这短短百年光阴，诗作中带有宋诗的说理性，这是对台阁体风格的一种突破。 王越主张诗中要写真情实感，在《故赠左副都御史马公挽诗序》中说：“夫古之挽人者，有诗有歌，皆所以寄哀也。凡死足以感人之情，则哀，哀之不足，则形诸诗歌。”王越认为哀情可以诉诸于诗歌之内。

王越继承了儒家“美刺”观点，在舆论管控严苛的明朝，他勇于为民发声、揭露官场黑暗制度、厉声斥责臣宵小，重“刺”轻“美”的创作思想对传统的“美刺”观是一次新的发展。 在《送滑台徐掌教先生考满序》中说：“志美刺之旨，斯可以言。”王越在大体上遵循了儒家的“美刺”观，并灵活运用，该刺便刺，大胆以诗歌暴露弊政，对“美刺”观有所推动发展。

《明史》评价王越"身经十余战，知敌情伪及将士勇怯，出奇制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罩豪俊"，因此，将士们都心甘情愿地为王越效劳。在王越去世后，"而将馁卒情，冒功糜明滋甚，边巨竟未有如越者"。

历史学家聂玉海在《明代重臣王越》一文中肯定了王越在明朝中后期为加强北部边防、抵御挞粗等部落的入侵、确保边境地区的安宁以及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等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明代陆容《寂园杂记》卷十三评价王越“同尝曾饮予官舍，坐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

清代孙奇逢《瓷辅人物考》王越传记，评价“岁寒老人曰功名之士自不得以道理律之。若律道理中之功名，即管晏亦且羞称矣况其下焉者乎威宁得力处在用直，而其受败处亦在用直，功过足相当。惜后之人无有能用贤者。元气研丧，宗社沦亡，因忆杨忠敏、王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乃国家最有用之人，未可轻警议也。”

杨逊在《名山藏》评价：“始越威宁之役，虏大愤恨，得中国人辄杀之以报，为边害者数年。诸咎越开边。越死，帅卒慵懦，其冒功费财滋甚，天下乃以追才越。”

崔铣评价王越"为诗跌宕快乐，爽能道人意中事，闻者解颐。"

李贽在《续藏书》中评价王越：“博涉书史，为诗歌文章，援笔立就，而藻思溢发。”

明末清初诗文大家钱谦益所著《列朝诗集》丙集之三，录有王越的作品十五首，称王越“酒酣命笔，一扫千言，使人有横磨盾、悲歌出塞之思”。

王越的同僚刘诩在《赠王太保序》中曰："世昌于六籍百氏之书，无所不读，于小道亦必求其故，于辞章不假雕琢而自工。"又云："粤我皇朝，宅天下百许年，儒而文、武而才，靖远王公一人而已。王公督师南微，扫荡烟云，武矣，视摧毁强胡之武，何如也！名登甲第，职列司马，文矣，视不假雕琢之文，何如也！"。

明人但贵元曾为王越别集作跋，称赞道：“公之诗若文，发于性灵，见于事功，近驾李白，而远逼秦汉，蔚然载道言志之遗。”

李东阳评价王越“为歌诗雄迈跌宕，若不屑意”。意思是王越的诗歌气势雄伟，跌宕起伏，好像不屑于在意一般”。

褚人获批判“王威宁所作诗，皆粗蒙震葳如其人，尝作《雁门纪事》一律曰:雁门关外野人家，不养丝蚕不种麻。百里全无桑柘子树，三春那见杏桃花。檐前雨过皆成雪，塞上风来总是沙。说与江南人不信，只穿皮袄不穿纱。人以为曲尽大同市风景。”

纪昀曾评判王越：“本魁杰之才，其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

明朝大学士吕原在《赠山东宪使王公序》中称赞王越：“其志大，其行端，其才售；历浙江省、山东省两道监察御史，正色立朝，无所屈挠，尝按治川陕，所至风裁凛然。比者监试春闱，严于立法，尽革往时之弊。”

历史学家聂玉海在《明代重臣王越》中评价王越“性情巧思，善一于湍测达官的旨意，好交结权贵，趋炎附势。”，并在文章中提到“王越通过各种渠道结交汪直，并为其出谋划策。通过诈称亦思马因犯边，萍请求皇帝派汪直出征。宪宗派汪直监军，王越领兵征讨。汪直因功被加禄进爵，王越也晋官加捧。从此，王越与汪直狼狈为奸，成为汪直的得力助手。”

明人陆容《菽园杂记》中记载：“同寮尝曾饮予官舍，坐有誉威宁伯之才美者“

明人顾其言认为：“威宁有文武大略，其塞上功甚伟，而时人多言其仁术不足数，未免讥之太过云。”

明朝官员郑晓在《今言》中评价王越：”出塞俘馘甚多，虏自永乐以来，惟此夺其气。一时群臣忌功，百方诬讪，皆非实事。汪直自敬惮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威宁不峻拒之，亦未为过。后人乃以威宁比陈钺，何其忍也！

宪宗时期，汪直受到宪宗的宠信。王越通过各种途径结交汪直，与之内外相援，使汪直更加受到朱见深信任，在朝廷中的地位青云直上，王越也因此受到了重用，多次得到重赏。王越与汪直内外交结，为建功邀赏，二人游说宪宗，以朱永为平虏将军，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接连率京军出征。成化十九年（1483年）监察御史徐镛、巡抚大同市右佥都御史郭键等官员揭发汪直期罔弄权、结党营私、擅开边衅等各种罪行，宪宗因此不再信任汪直，并且一步步地削弱他的权力，最后汪直被罢免官职，为闲人，不知所终。汪直获罪，王越自然难脱干系，言官一并弹劾王越，于是王越被柩至安陆州。《续藏书》中记载：”王越的失败是因为汪直，而汪直仍然得到了奉养的地位。当时朝廷的士大夫中，虽然对王越被贬感到满意，但也有人认为对王越的处罚过于严厉，不够公正。

王越生于朱瞻基宣德元年（1426年）十一月初五日（12月3日）亥时。王越初名王悦，后将“悦”改为“越”。《年谱》谓记载，武安王放下笔时，拿出五香酒洒在纸上。关羽说：两手扶着来的五香酒，一口吸了三杯。公随即说道：九天降下一位元帅，千变万化。他又降下一首诗，月底时说：乌台御史都堂职，守已存心乐圣朝。公刚开始给的名字是悦，关羽再次放笔说：喜悦之悦不如超越之越，改名为字世昌。武安王关羽认为超越的越比喜悦更为愉悦，于是王颐就把“悦”改为“越”，后来人们也传说王越的名字是由神明所给予的。

谈迁的《枣林杂俎》记录了一则小故事：王越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在官府担任邑掾。当时正好碰上县里举行祭孔仪式，有人打开笼子窥探兔子时，兔子跑掉了。县官吟诗责备王越他们顽皮调皮。王越也用诗辩解道：“我今放汝上广寒，甚弗遣迹到人间。殷勤寄与嫦娥信，丹桂留枝待我攀。”七八岁的孩子就能大胆地说让嫦娥给他留一枝丹桂等他去攀折，可见王越从小志向远大，见识非凡。后来，王越在送别乡人许秀才赴京赶考时，也写了一首意思相近的诗，表达了他对未来的期望和追求：“男儿志气欲何如，须读人间万卷书。走入广寒宫里去，笑谈活提玉蟾蜍。”

泰二年（1451年），王越中进士及第。《王越年谱》载“王越在科举考试中取得第三十三名的成绩，而在廷试时，一场大风吹散了考卷，其他考生的卷子都飘散在半空中，监考官呈报礼部后再发卷。唯独王越的卷子飘落得较远，有些了解的人认为这是出众的征兆，于是王越在当年被任命为浙江道监察御史。”关于王越的廷试有不少带有传奇色彩的记载。《明史》载“廷试那天，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将王越的考卷卷走。后来重新给了一份卷子，才完成了考试。“《续藏书》中则记载更为详细，更具传奇色彩，即当时王越正在朝廷上回答皇帝的策问，突然有一阵旋风卷起他的试卷，飞到云端消失不见。大家都感到非常奇怪。到了秋天，朝鲜的贡使带着王越的试卷来到京城，说：“当朝鲜国王在朝堂上时，有一阵旋风卷起一样东西，原来是王越的试卷。我把它献给皇上。”刘启查看了王越的名字后，对吏部说：“记住这个人，他将来一定能担任监察之职。”于是王越从进士选人中被选拔为监察御史。

《皇明奇事述》中记载“三文臣战功伯爵皆王姓”条：文臣被封为伯爵的虽然前后有十人，但是只有三个人是以战功被封的：靖远伯王骥，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他们都是王姓，声威都超过了其他伯爵，可以说是一大奇事。并且王越和王阳明之间还有这样一段奇缘：弘治十二年（1499年），朱祐樘委派新科进士王阳明负责护送王越的灵柩回到浚县，并监督建造王越的墓地。王阳明在浚县时曾对别人提到，他幼年时曾梦到王越赠予他征战威宁海时的宝剑，没想到现在他竟然负责建造这位名将的墓地。墓地建造完成后，王越的儿子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果真将王越曾经佩戴的宝剑赠予了王阳明。后来，王阳明也因战功卓著被封为新建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