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公博（1892-1946），原籍广东乳源，1892年10月19日出生于广州，历任中共一大代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伪政府代理“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

早年热衷革命，与谭平山、谭植棠一起创办了《广东群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政治立场不坚定，被开除党籍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在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支持下成为当时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政治明星；但由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摇摆，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在汪精卫伪政府的拉拢下最终叛国投敌，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汉奸。1945年8月，在日本投降后解散伪国民政府并出逃日本，不久被押解回中国。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日本的投降，最终受到人民的审判，被执行死刑。

陈公博家世殷实，获得良好的教育环境。9岁就师从自命为“康梁传人”的梁雪涛，从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受到新旧思潮的洗礼。他还从父亲那里习得了不凡的身手，自小爱抱打不平，因教训专横跋扈的八旗子弟惹祸上身。由于父亲与革命党人结义反清，被朝廷镇压后家道中落，但凭着较好的教育基础，1917年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

陈公博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不过这时的陈公博对读书的兴趣远大于政治，但是在1919年1月，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后来他在《寒风集》中把当时的心态描述为“静如处子”。他不追崇蔡元培、陈独秀这些当时的政治明星，整个“五四”期间，身为为哲学系班长的只散发过一次传单。但毕业后他在政治上开始“动如脱兔”，1920年夏，在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期间，与谭平山、谭植棠一起创办了《广东群报》，陈公博还同时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正是这一时期，陈公博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陈独秀的要求下，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不久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由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分管宣传，陈公博分管组织。由于工作出色，经陈独秀推荐，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年7月中共一大的召开也让陈公博的立场发生了动摇。党员之间的误会和早期共产党员不成熟，加上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担任政府职务，这些都让陈公博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动摇，据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市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后来的搜捕审问让陈公博感受到了革命的危险性，当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时，他拒绝继续参加会议。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市发动叛乱，陈公博与中共中央背道而驰公开发文支持陈炯明，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同年11月，在中国国民党左派汪精卫的支持下，陈公博前往美国留学。1923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将其开除出党。1924年，陈公博以一篇反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在中国》硕士论文，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Colombia University in the City of New York）授予的硕士学位。

1925年4月回到广州后，经廖仲恺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在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下还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并在次年1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公博与李济深把从阎锡山处获得的10万颗手榴弹送给在上海阻击日军的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1933年3月，汪精卫委派陈公博到在长城古北口抵抗日军的国民党军队了解战况，对于古北口战役的失利，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辩解是军队不听指挥导致的，战败的士兵则认为是日军武器比我军先进导致的。而陈公博更倾向于后者，他对抗日的主张也从积极抵抗转向求和，并向蒋介石、汪精卫汇报，加上何应钦也密电汪精卫希望寻求外交手段解决。1933年5月国民党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塘沽协定》。1938年4月6日，陈公博已经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在7月又被指定为参议员和参政会国民党党团负责人。9月，国民党中央决定改组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陈公博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随后成为国民党在四川省的负责人。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离开重庆市飞往昆明市，19日飞往越南河内，29日发表叛国投敌的电报。陈公博也在21日飞往河内追随汪精卫，起初他并不认同汪精卫的做法，举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隐居了一段时间。1939年8月底，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伪国民党“六大”，并选举陈公博为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但这次会议陈公博没有参加也没有表态是否接受。1940年初高宗武与陶希圣约陈公博一起叛汪，但此时的陈公博仍无叛汪之意；随后1940年1月21日，《大公报》刊登了高宗武与陶希圣叛汪的公开信，而陈公博则于1940年3月14日赴上海协助汪精卫筹备成立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在3月30日宣布成立，陈公博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发表了广播讲话。10月10日，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被中国国民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暗杀，陈公博又兼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陈公博同时还是汪伪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训练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成了汪伪国民政府二号人物。

1944年3月，汪精卫前往日本治疗期间，汪精卫一切职权由陈公博代行。11月，汪精卫病亡，接任伪行政院院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16日下午，陈公博在南京解散伪南京国民政府，伪政权宣告结束；出逃前，他向蒋介石提出阻止共产党武装接管日军占领区的“K”计划，由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回应，25日携眷逃往日本。

日本逃亡期间，陈公博一家隐居在京都郊外的金阁寺，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李励庄化名东山文子。陈公博自杀被发现，日本政府企图同盟通讯社播发“陈公博开枪自杀身亡”的假消息让陈公博逃脱中国政府的惩罚，阴谋被识破后，日本被迫交出陈公博等人。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被中国政府派机押解回国；1946年4月12日，苏州高等法院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对陈公博判处死刑。行刑前陈公博要求了两件殉葬物品：汪精卫赠他的茶杯和日本天皇所赠的一等旭日大绶章。1946年6月3日上午9时，陈公博被执行枪决，最后葬于上海市某处公墓，没有墓碑。 

见风使舵的性格决定了陈公博无法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中立足。从陈公博的各个抉择可以看到，作为政治家，他缺乏坚定的政治立场；作为革命家，他又无法承担革命的风险。他本来是中共一大的元老，但当危险发生时，他想到的是离开，离开组织去安逸的杭州市游玩；当国民党向其抛来橄榄枝时，他走向了国民党；在国民党仕途平步青云的时候，革命让他再次感到了危险，于是他改为求和，最终追随汪精卫做了汉奸。

对汪精卫的愚忠导致了陈公博汉奸的命运。从陈公博的仕途发展看，汪精卫对其确实提携有加，在汪出逃后他本可以选择坚守，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追随；这时他对汪的伪政府还是有所保留的，但隐居了一段时日后还是选择出来做汪精卫的幕僚，这就坐实了陈公博汉奸的事实。对于这一行为，陈公博本人在审判中说“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正是由于陈公博本人对“公德”（国家和人民的道义）与“私德”（对汪）的混淆和轻重不分，导致了个人的悲剧。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参加了会议，虽然半途而废，但是1960年，美国学者韦慕庭在陈公博1924年毕业的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附录中发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英文版）。由于中共一大成立后不久就遭到外国势力的破坏时，中文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早已丢失，只有1956年12月24日苏共中央移交给中共中央里面的俄文版《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经过比对，其英文版与俄文版除了细微的文字出入外，内容基本相同，这样丢失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又失而复得。

1920年，与谭平山、谭植棠创办《广东群报》

1928年，在上海创办《革命评论》

1929年，与顾孟余等发行《民心周刊》

著有《寒风集》《苦笑录》《四年从政录》《我与共产党》《八年来的回忆》《陈公博先生文集》等作品。

父亲：陈志美，晚清武官，因剿太平军有功获封广西提督。

妻子：李励庄，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广东“女权运动大同盟”第一届副会长。

史学家唐德刚认为，“这群边缘政客，在抗战阵营之中，代表性实在太小了，一意孤行，误国误己，怎能不沦入汉奸之列呢？但是这杯致命的毒酒，陈公博等，则呷而不吐，最后只有被押上法场，枪毙了事。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岂不可叹？”

陈公博自辨：“我也想过，在一个国家破败之余，明日我将如何，我还不知，倒不如尽一日生命享乐，以求一时之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