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在西安爆发事变的同一天，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市，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将领奉张学良之命在兰州发动了“兰州事变”。

"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生存危机日重，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蒋介石仍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着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北上抗日会师陕甘，中国国民党调集各路重兵‘围剿’，遂使西北骤然成为当时抗战与内战的斗争焦点。

1936年，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二十五师、九十八师及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等部相继进入甘肃省，国民党各系统、各种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加剧。为了推动和引诱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积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蒋介石委任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又任朱绍良为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予以节制和监视。

东北军兰州市驻军五十一军是1935年秋进入甘肃的，（该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三师驻防兰州，其中师部及六三九团驻兰州东教场，六三八团驻兰州南关，六三七团驻拱星墩，师长李振唐；一一四师驻靖远县至永登县一线，师长牟中珩；一一八师驻定西市以东地带，师长周光烈。）军长于学忠在东北军中屡建战功，深得张学良信任，成为东北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重要人物。

五十一军九一八事变后撤驻天津市一带，东北地区沦陷的苦难及在天津遭受日军欺凌的亲身经历，使这个军的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对蒋介石一味对日妥协和将该军推到西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极为愤慨。当时五十一军中已建立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内秘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派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共党员解方。不少中下级爱国军官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后来的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后来的史料中看，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于学忠是知道的。早在1936年11月，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从西安市经平凉市、固原市飞抵兰州市，了解甘肃省和五十一军状况，并与于学忠进行了密谈。12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军事会议，于学忠及部下三个师长奉命赴西安开会，五十一军军务由军参谋长刘忠干负责，甘肃省政府工作由秘书长周从政代行。在西安期间，于学忠参加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高级将领秘密会议，赞同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定。

1936年12月12日，西安行动得手后，张学良总部急电兰州，告知扣蒋成功，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兰州绥靖公署、中央军各部及省会政军首脑，切断兰州与中国国民党中央的联系。

1936年12月4时，在兰州水北门一带驻防的东北军首先向黄河北岸来城里的中央军某连开了火。在城内的东北军第一一三师及特务营先后包围了朱绍良的办公地---西北绥靖公署、公安局、军总督警察处、中央军第二十四师留守处等机关。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统一行动开始前，先扣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分子、甘肃省省会警察局长史铭。而后，为团结和中立地方势力，周从政电话告知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假称兰州市与外电讯联系中断，为防不测，五十一军将在当晚派部队通夜巡逻，请新一军各部岗哨退避，以免误会而冲突。

晚上8时，五十一军军部，就是今天的省政府后院里，大开宴席，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因朱绍良到西安市开会未归，绥靖官员由参谋长章亮琛率领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冲出一列全负武装的士兵将中国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亮深等高级官员全部扣押。

与此同时，城内枪声四起，以一一三师为主力的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在激烈的交锋后，绥靖公署被东北地区占领，击毙了绥署监印官、副官、卫士队长等数十人；解方率队冲入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电台及许多重要文件。对甘肃军警督察处、省会公安局及各分局、中央军第八师留守处、二十四师留守处、交通兵二团、监察使公署等到处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未遇激烈抵抗。但东教场和飞机场战斗较为激烈，冲突中中央军徐、蔡二团长被除数打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也有数十人伤亡。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五十一军派出部队分头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国家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社等要害部门，予以监视和戒备。

至13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在行动中扣留了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总参议张春浦、交通处长李蕴华、军官处长何晓宣、副官长拜伟、军警督察处长兼新一军参谋长张性白、甘肃国民军训会主任、特务头子胡维藩及省会主任公安局长史铭等一干人员。事变中，西北绥靖公署卫士队长高凤梧、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谋杨陟岗、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青、特务长周元等人被打死，俘虏一千二百多人，中央军系统在兰州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缴械，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七百余支，步枪数百支。兰州国民党报刊被勒令停刊，绥靖主任朱绍良则在西安市被张学良扣留。

军事行动结束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

13日上午，枪声刚刚停止，省政府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周从政宣读了张、杨通电，介绍了西安情况；刘忠干介绍了兰州行动经过。与会者虽感震惊，但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举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

13日15时，周从政以省政府名义召集中央在兰单位负责人开会，国家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局、电报局、无线电台、盐务局等机关负责人到会。会议要求安定秩序，各单位收入暂时封存，不准向中央报解。与会者表示愿按照省政府要求去办。

14日上午，省政府又邀请地方绅士、社会名流水梓、裴建准、杨思、邓春膏、王延翰等到二十余人及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办事处处长进行座谈，多数人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事变发生和第4天，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返回兰州，进一步稳定了兰州形势。此后，于学忠频繁往返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参与西安事宜，一面处理兰州工作。

1936年12月25日，五十一军忽接西安总部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二天，飞机从西安送来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各部队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

张学良将军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介石返南京的行动，引起五十一军和兰州市各界人士的震动和担忧，以为这是一件“奇事”，一致盼望能够出现“内战中止，一致抗日”的新局面。

1936年12月26日，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报告蒋介石已答应张、杨条件，“兵谏”目的已达。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惟史铭暂不恢复职务），发还收集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结束。

1937年2月，蒋介石以处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善后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的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3月间陆续东调离开甘肃。

兰州事变为双十二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兰州事变的的发动，增强了张、杨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它不仅壮大了双十二事变的声势，使甘肃各阶层爱国民众受到了救亡图存的强烈震撼，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甘肃人民了解了党的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从而对后来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甘肃的蓬勃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刘忠干（1896~1989），字孝同，清光绪丙申二十二年(1896)1月1日，出生于潍县城里郭宅街，被称为“大中丞”的名门望族，是爱新觉罗·旻宁年间闽浙总督刘鸿翱的后裔。刘忠干早年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列强横行，侵略蹂躏欺凌国人的罪恶行径，怀着强烈的爱国忧民炽情，毅然投笔从戎。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河北北苑边防军一师历任排、连、营、团、旅长。1926年任驻河北东北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33年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陆军第五十一军中将参谋长。1935年奉调西进，驻陕、甘一带，军长于学忠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后，总部设在西安市，时隔不久，于学忠又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刘忠干则常驻兰州边区总部，以厉行其职务。。

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经反复商讨，与中共中央秘密接触，决定枪口对外，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区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当时，刘忠干雷厉风行地执行了张学良与军长于学忠的命令，率五十一军在兰州市配合行动，组织、指挥了支持“西安事变”的“兰州兵变”。

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飞抵西安市，暂住在临潼。当时他认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张学良系）、十七路军（杨虎城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不力，准备在西安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叫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前往参加。于学忠奉召临行前，安排陕甘总部参谋长刘忠干代行一切职务，处理各项事务，主持军政工作。这时，兰州驻有兰州绥署、兰州中央军、东北军、新一军邓宝珊部队和鲁大昌部等多个不同派系的军队。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刘忠干接到张学良、于学忠密电，内中透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电令驻定西市的一一四师牟中珩部、驻河口的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即回兰州市，在当天发动包围朱绍良绥署及其卫队，将在兰州的中央军所有武装俱行缴械，并控制兰州的飞机场、电台、报社、银行等处，以巩固兰州的防务。

刘忠干读了电报后，不禁热血沸腾，兴奋万分，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即执行命令，配合行动。于是首先召集军部、总部在兰州的主要军职人员传达了密电内容，作了周密的部署，因各师师长也被召赴西安市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不在兰州，他一面召集各师参谋长、部分团长及边区总部各处处长开会，一面找到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达夫，笑着对周说：“西安发生事变了！”，并拿出张学良、于学忠的电报给周看过，告诉说：“那边都到齐了，等你去和大家共同研究做出决定。”刘忠干在会上宣读了张学良、于学忠的来电，又说：“现在时间紧迫，大家发表意见，越快越好。”一阵议论之后，都表示遵照电令执行，当场就制定了行动方案：一、切断朱绍良绥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所属各部队的联系；二、一一八师以部分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一部分解决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三、一一三师以足够兵力解除蒋介石嫡系部队、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蔡、徐两个团的武装，要尽量减少伤亡；四、一一八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五、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长史铭加以看管，对电台、电报局等机要要害部门，密切监视；六、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限制自由，保证安全，并与邓宝珊取得联系，将其军部守卫撤到大门内，避免误会。会议决定当日晚七时一致行动并随时向边区总部报告情况。

晚上，刘忠干等人在总部坐镇指挥，七时，各部队开始行动，两小时后，已解决胡宗南部蔡、徐两团大部分兵力，只有少数仍在负隅顽抗，绥署特务营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已全部缴械，绥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蒸翼、副官处长杨伟、军法处长何晓宣等被集中到下水巷食宿，到晚十二时，胡部蔡、徐两团长被击毙，其部队武装全部被缴械，各要害部门已派专人看守，城关内外秩序安定，所缴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均妥为保存。

翌日，总部得知围剿中央军过程中，双方都有伤亡。共有20多人受伤，10多人死亡。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也被打死。于是，五十一军官兵向全国发出拥护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通电及时刊登在了天津市《大公报》上。

13日上午，举行省府委员紧急会议，由周达夫主持，邓宝珊、张维、喇世俊、陈端、田锦、许显时等人出席，特邀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省教育会长、省商务会长、甘肃日报社长及省直属机关负责人参加。会上，刘忠干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张、杨通电，五十一军奉命对胡宗南部及其他部队执行缴械的情况。

当时，在兰州的中央军及其他军队，态度暧昧，有的还在剑拔弩张，跃跃欲试。若稍有疏忽，处理失当，就会爆发“墙”（窝里斗）之祸。危急时刻，于学忠也乘飞机赶回兰州市，部署兵力。他委任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负责城防、治安并妥善保护绥署与中央军眷属，昼夜巡查，以防奸徒造谣生事。命令一一三师在五灵山一带构筑工事，又调一一八师开赴定西市，据险布兵，防备中央军袭击，以加强兰州防务。当日下午，还邀请了在兰州的中央机关、中央银行分行、农民银行分行、邮政、盐务、烟酒、印花等管理局负责人及无线电台台长，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要求在兰州的一切机关，在大局未定之前，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暂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

14日上午九时，于学忠、刘忠干、周达夫等再次邀请了地方各界知名人士杨思、水梓、裴建准、范禹勤、王廷翰等20多人，另有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州市的办事处处长等，再向他们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的，以及蒋介石与随从的中央各军政要人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等17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下午，教育厅厅长田烱锦召集各大中学教职员代表100多人，报告了有关情况，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支持，随后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西安事变”引发了国民政府和国内时局的瞬息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兰州局势时紧时缓。1936年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市，驻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随即分别与张、杨会谈。对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因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表示坚决支持。对事变发展前途，周恩来作出了精辟分析，提出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飞至兰州市，作了跟踪专题报道，将西安事变的缘由、经过、结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全国人民。

随后，张学良在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夕，曾留给于学忠一手谕说：“我走后，所有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一切由你于学忠全权代理”。在这段日子里，刘忠干在甘肃兰州，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释放在长征途中被俘后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中国工农红军战士和在押的政治犯，保存被派到东北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作了不少工作。1937年春，五十一军被蒋介石东调江苏淮阴一带驻扎，刘忠干被任命为该军中将副军长，从此离开了兰州市。

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12月，刘忠干在苏北直接参与决策和指挥了淮河对日阻击战，1938年3月，随于学忠率五十一军参加了台儿庄大捷，在外围与日寇交锋，血战五日，消灭日寇三、四千人。在4月6日的台儿庄战役大捷后的徐州会战中，刘忠干在作战中因摔伤腿部，经许昌市转赴重庆市治疗，离开五十一军。再后，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5年8月15日后，时任十一战区长官公署中将参议的刘忠干陪同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到北平市接受日军投降，接管日军枪械弹药。1947年，刘忠干在退役后任河北省第三粮库主任时，曾接受我党地下工作支派，坚守岗位，暗中保护了他所经管的巨额粮食不受损失。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区行政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市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政府参事。1989年12月在京病逝，享年93岁。

由著名导演高力强执导的电影《一九三六兰州兵变》讲述了一九三六年在西安事变时，解沛然受张学良指派，亲赴兰州平息了鲜为人知的兰州事变的故事。青年演员张津赫此次加盟影片挑大梁饰演男一号共和国第一少将解沛然，片中热血青年张津赫深入潜伏，上演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

历史回顾

兰州故事：“西安事变”在兰州

前一段时间，央视八套“黄金强档”播放了新拍电视剧《西安事变》。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发生在1936年的那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重大历史事件———“西安事变”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勾起我们对历史的记忆。

可能没有多少人知道，其实，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和兰州市也有“牵扯”。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爆发。同一天，距离西安市千里之遥的兰州也发动了突然事变，而在兰州爆发的这次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兰州被称为“兰州事变”或“西安事变在兰州”。

关于“兰州事变”在城关区志和兰州百年大事记(专辑)中都有记载。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的当晚，张学良手令甘肃省府秘书长、代省主席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向胡宗南部发起攻击，包围了绥靖公署(今城关区政府所在地)，并解除其武装。同时公布了张、杨两将军提出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这是城关区志之大事记中关于“兰州事变”的记录。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陕西临潼扣押蒋介石，当晚七时张(学良)派飞机送手令来兰州市，在省府秘书长、代行省主席职务的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主持下，向驻兰州胡宗南部队及驻甘绥靖公署朱绍良部队发动进攻。朱部除拱星墩炮兵营外，其余仅有小抵抗，短时间内即解除其武装，打死打伤七十余人，俘虏一千二百余人，并扣押甘肃省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及绥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人，并公布张、杨八项主张，响应‘西安事变’。”在兰州百年大事记(专辑)中关于“西安事变在兰州”的情况记载较城关区志更为详尽一点。

“‘西安事变在兰州市’解放后有不少人做过文字记录，其中就包括兰州的名人张令以及一位署名史言的作者。”现在城关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担任编辑工作的柏敬塘老先生以一个资料提供者的身份，给我们提供了部分“西安事变在兰州”的珍贵资料。

“兰州事变”发于晚7时

(1936年12月12日晚上7时，在距离“西安事变”爆发几个小时之后“兰州事变”也随即爆发。三四个小时后，兰州城归于平静———震天响的炮声、枪声听不见了；街上也看不到全副武装、脚步急匆匆的军队了，兰州城又恢复了正常秩序。

“兰州事变”是兰州积极响应“西安事变”的一次壮举，也是全国惟一的，此事件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张学良、杨虎城兵谏的政治影响，表达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意愿。)

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于学忠同时也是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的军长，他是张学良的亲信。

“兰州事变”就是由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发动的。

早在1936年的11月，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从西安市经平凉市飞抵兰州市了解甘肃和五十一军的状况，并与于学忠进行了密谈。而就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前一天，张学良总部还电令五十一军向兰州收缩部队，监视和戒备国民党中央在兰单位和部队。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将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军政要员扣押起来，就此爆发了“西安事变”。随即，张学良总部密电兰州，告知扣蒋成功，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兰州绥靖公署、中央军各部及省会警察局的武装，扣押重要党政军首脑，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通电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切实控制兰州，与西安市相呼应。

五十一军接到西安张学良的手令后，立即于当天下午由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甘肃省府秘书长周从政召开各师参谋长、军部各处长及部分在兰团长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坚决服从张学良将军的命令，通知其所辖的114师、118师火速向五十一军军部(今省政府后院)靠拢，并定在晚上7时开始行动。当时，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和李振堂、周光烈、牟中珩3位师长奉召去了西安。

刘孝同等在事变前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预定搞一个“鸿门宴”———晚上7时，他们在五十一军军部大摆宴席，宴请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正当那些官员们吃得酒酣耳热之际，四周伏兵突出，就这样，五十一军一枪未发，就顺利扣押了赴宴的官员，其中，被扣押的有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十余人。另外，在“鸿门宴”之前，为防止意外发生，五十一军已经先行扣押了甘肃省省会警察局长史铭。

而就在五十一军在军部扣押众多绥靖公署官员的同时，兰州市城里一时间也是枪声四起，以113师为主力的五十一军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五十一军在兰秘密联络参谋解方率部先行进入绥靖公署院内，对胡宗南部进行包围攻击，在短暂的交锋后，解除其武装并占领了绥靖公署。在甘肃军警督察处、甘肃省会警察局等处的军事行动进展也很顺利，没有遇到激烈抵抗；在东校场和飞机场的战斗就比较激烈，双方在冲突中死伤不少，其中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就有数十人伤亡。在此次武装军事行动中，共毙伤70余人，俘获1200余人，中央军系统在兰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缴械，仅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700余支，步枪数百支。

几个小时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并以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向老百姓解释原委安定民心。

(“兰州事变”爆发后，连日里，兰州召开了各界人士代表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重大意义，掀起了兰州救亡运动的高潮。当时，地方绅士、社会名流水梓、裴建准、杨思等参加了代表大会。

为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兰州市各界民众的拥护，以切实控制兰州，五十一军还以省府名义下令停止中国国民党各级党部的活动，并强令国民党党部控制下的报纸登载张、杨的“八项主张”，同时还派出人员到各大中学校进行抗日讲演，散发爱国传单，宣传事变意义，在兰州还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等。而青年学生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更是响彻整个兰州城。)

“兰州事变”爆发的背景

(为什么“西安事变”发生后，兰州也随即发生了“兵变”？“兰州事变”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发生的呢？)

可以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的甘肃省地区在政治军事方面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会宁县；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等部也相继入甘，1935年秋，随着东北军五十一军的入甘，甘肃地区局势更显复杂。另一方面，在抗日救国的宣传影响下，甘肃各阶层民众的抗日意识也在逐步增强，甘肃地方实力派人物面对民族危机和甘肃的复杂局面也忧心忡忡，而进入甘肃的中国国民党军队中，厌倦内战的情绪也在逐步扩散，尤其是在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中，“反对内战”、“坚决抗日”、“打回老家去”成了广大官兵的思想主流。

东北军兰州市驻军五十一军下辖三个师：113师驻防兰州，师长李振堂；114师驻靖远县至永登县一线，师长牟中珩；118师驻定西市以东地带，师长周光烈。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在东北军中屡建战功，深得张学良信任，是东北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重要人物。

九一八事变后，五十一军撤驻天津市一带，东北地区沦陷的苦难及在天津遭受日军强暴欺凌的亲身经历，使五十一军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激昂，与此同时，五十一军军中在当时已建立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秘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国共产党员解方，五十一军中不少爱国军官都参加了这个组织。

所以，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内抗日热情的高涨以及五十一军控制兰州市地区的现实都是“兰州事变”发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兰州事变”的影响

(1936年12月26日，鉴于“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会议决定释放“兰州事变”中被扣人员，发放收缴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遂告结束。)

“兰州事变”的发生不但壮大了“西安事变”的声势，在省内外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天津市《大公报》等报刊辗转刊登了“兰州事变”的情况，引起了国内各方的关注。

就在五十一军在兰州行动的同一天，东北军平凉驻军也奉张学良命令采取紧急措施，控制了全城；而在省内其他地区，“兰州事变”使国民党势力如惊弓之鸟，陷入了惶恐不堪的景况……

(随着蒋介石在南京扣押张学良将军后，1937年2月，蒋介石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事宜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蒋介石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当年3月间陆续东调离开甘肃。

另，“兰州事变”中率部包围绥靖公署的共产党人解方，解放后，朝鲜战场和谈时为中方代表，后任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来源：中国甘肃网-甘肃日报2014-03-18 09: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