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1897-1960)，字辉珊，又字俊如，安徽合肥人，国民党军高级将领。

1897年2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卫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的农民家庭，辛亥革命后考入兵营，后于1916年投身于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的卫队营中任职。此后，卫立煌在跟随孙中山进行讨伐的过程中,屡次因功升迁。孙中山去世后，卫立煌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上校团长，于1926年起开始率军北伐，曾在与直系军阀孙传芳部的作战中取得“龙潭大捷”。北伐结束后，卫立煌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对中国工农红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围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卫立煌率部北上抗日，于1938年10月在忻口战役中阻击日军，未让日军突破忻口防线，后因日军进攻太原市，卫立煌被迫下令放弃忻口，在临汾市一带与日军进行第二次阻击战。战斗中，卫立煌部被日军包围，在八路军的协助下，卫立煌得以借道延安市成功脱身。同年，卫立煌到达延安后，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深的了解。在华北抗日期间，卫立煌与八路军形成了良好的关系，在中国国民党掀起新的“反共”思潮时，卫立煌以和谈的方式避免与八路军产生直接冲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卫立煌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成功指挥了滇缅反击战，打通了滇缅公路。国共内战爆发后，卫立煌被迫赴沈阳市任东北地区“剿总”司令，因与蒋介石在作战方案上产生矛盾，被蒋介石夺取职务直接指挥，最终国民革命军在辽沈战役中失败，东北全境解放，卫立煌因此被蒋介石革职，后被软禁于南京。卫立煌被软禁后，利用除夕松懈的防守逃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立煌主动与中共方面取得了联系得以回到北京，卫立煌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先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死等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

卫立煌在成功指挥中国远征军滇缅反攻战后，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中国常胜将军”。毛泽东评价卫立煌: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2020年5月18日，安徽省合肥市卫立煌故居陈列馆宣布正式开放。

1897年2月16日（清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卫立煌出生于安徽合肥东郊卫杨村的农民家庭。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卫立煌的父亲、二哥、二嫂接连在瘟疫中去世，母亲宋氏因此哭瞎了眼睛，全家都依赖于大哥卫立炯在县任职维持生计。

卫立煌少时在邻村读私塾，辛亥革命后，大哥卫立炯任和县军事训练班主任，卫立煌前往投奔大哥，开始从军。“二次革命”期间，和县宣布独立，后袁世凯派兵镇压，卫立煌与大哥等人参加群众武装队伍进行抵抗，失败后潜逃回家。

1914年，卫立煌到武汉汉口投奔亲戚谋职未有所成，恰逢湖南省军队在武汉招收学兵，卫立煌前往报考被成功录取进入学兵营。在学兵营中，卫立煌进行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同时也开拓了眼界。从学兵营结业后，卫立煌不愿加入北洋军，遂追随自己合肥同乡、民主革命宣传家范鸿仙赴上海“讨伐袁世凯”。到上海后，卫立煌曾将炸弹投进上海高昌庙袁世凯的兵营。

“讨袁”失败后，卫立煌于1916年到达广州市，投入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卫队营中任职。卫立煌得以有机会听到孙中山的革命宣传，在一次受伤归队后卫立煌被调到大元帅府参军长许崇智麾下任排长。1918年5月，卫立煌被编入粤军第二支队，随许崇智入闽讨伐北洋政府的福建省督军李厚基。在一次夜战中，卫立煌的队伍被冲散，卫立煌当即挺身而出，集合百余人冲进对方的指挥部，使得战斗反败为胜，卫立煌也因此晋升为连长，不久又升任营长。1920年，在讨伐桂系军阀成功后回师时，孙正式赠予卫立煌一张六寸单人照片，并亲笔作“立煌同志，孙文赠”。

1922年，粤系军阀陈炯明叛乱，卫立煌在从瑞金市到福建的大迂回途中用巧计困守阵地，不放一枪，使得对方摸不清底细，最终因怕中计而离去，卫立煌成功完成守备任务，升任团长。次年，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重登中山舰，与讨伐陈炯明有功之人进行合影留念，卫立煌得以参加并受到孙中山的倍加勉慰。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的消息传来，卫立煌悲痛不已。9月，卫立煌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负责攻打惠州城，于10月13日率第九团攻打西门。次日下午，卫立煌率部亲自攻入西门，最终在一番混战后攻克了当时号称“南方地区第一天险”的惠州城。随后，卫立煌率队开赴海丰县，与友军击溃陈炯明的林虎部，缴获枪支六千余。

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获取了国民政府的大权，将广东省各军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卫立煌部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卫立煌出任上校团长，归第一军军长何应钦节制。

1926年7月开始率部北伐，在永定区、松口两战中击溃周荫人部后升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副师长兼前敌总指挥，不久又升任师长。平定福建省后，卫立煌进入浙江省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作战，卫立煌利用灵巧战术且战且进，多获胜利。次年3月，南京光复，卫立煌部第十四师主力进驻南京近郊。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卫立煌部进驻南京，后又移驻镇江市。

不久，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的派系斗争中被迫下野。8月底，直系军阀孙传芳袭击南京，卫立煌率部在龙潭车站北侧的高地与孙传芳部拼杀六昼夜，成功击溃孙传芳，后又追击对方至蚌埠市，取得了龙潭战役的胜利。蒋介石复职后，对于在龙潭战役中立下战功的卫立煌没有提拔，却将刘峙、顾祝同两个亲信提拔为军长，卫立煌一怒之下跑去了上海市休假。

1928年冬，卫立煌任南京卫戍区副司令并被保送到北平（北京）陆军大学特别班学习，成为同期中唯一带职学习的学员。

1930年初，西北军将领石友三倒戈反蒋，卫立煌奉命回安徽组织军队，组成第四十五师，并出任师长。蒋阎冯大战期间，卫立煌奉命保持津浦铁路南段的畅通。次年，第四十五师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任军长，驻守杭州市。

1932年，蒋介石调集大军向鄂豫皖苏区发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卫立煌被派位中路第六纵队指挥官率李默庵第十师和蒋伏生第八十三师，先是在平汉线南段花园车站附近活动，8月上旬向河口镇进发。适逢中国工农红军向红安县转移，卫立煌部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等主力军遭遇。卫立煌第十师被红军伏击，消耗兵力甚多；第二纵队也先后在黄安、新集、七里坪等地被红军重创，停滞不前。

国民党军队受挫后，各部为保存实力而按兵不动，蒋介石采用重赏的办法，下令各纵队向鄂豫皖苏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进击，并表示先占据金家寨的，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9月上旬，卫立煌奉命策应受阻的陈继承部。由于红军主力已西撤，卫立煌趁虚占领了金家寨，得到蒋介石的亲自慰问。蒋介石除了给予卫立煌金钱奖励外，还将安徽的六安市、霍山县、霍邱县和河南省的商城、固始县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的建制，称“立煌县”。立煌县的设置使得卫立煌名声大噪，也引来了其他国民党军官的忌妒。

1933年，卫立煌再次奉命参加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出任赣江“清剿”总指挥，受前敌总指挥陈诚节制。不久，“闽变”开始，第十九路军蒋光、蔡廷联合李济深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五个师由江西抚州经闽西北、沿闽江顺流而下,直达福州市外围，后又在闽江以南设伏截击第十九路军，最终卫立煌与第十九路军达成改编协议。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于1935年11月当选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次年加封陆军上将衔。

1936年12月初，卫立煌陪同蒋介石到西安市参加会议，受到张学良的宴请，在宴席上卫立煌与蒋介石相谈甚为投机。宴席结束后，张学良亲自开车送卫立煌回西京招待所。随后，西安事变爆发，卫立煌与蒋介石一道被扣押于西安。期间，周恩来把卫立煌当作了重点的团结对象，对他做了多番工作，使得卫立煌开始认识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1937年春，卫立煌在安徽六安同红二十八军军长高敬亭谈判，达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协议。

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任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卫立煌给蒋介石发电表示抗日不可软弱让步。后又奉命到庐山参加会议，讨论抗日问题。7月底，驻天津市的日军向中国驻军第三十八师发起攻击，占领了大沽街道一带，后又接连增兵，平津地区的战局一时间陷入危急。卫立煌得到南京军委会的批准后，立即率兵北上。

卫立煌率兵北上途中，平津地区已失陷，1937年8月初卫立煌率领第十四军到达保定市以北，绕过满城区进入了太行山东面的狼牙山、梁各庄、大安山等地，在敌军侧面进行行军，主力军则进入百花山、史家营附近。当时，日军的板垣第五师团正进军怀柔区，卫立煌立即命令第八十三师从敌背后进攻。同时，集中在南口、赤城县、延庆区一线的两个师，对板垣第五师团进行南北夹击；卫立煌又命令第十师趁北平市空虚之际向门头沟区急进；第八十五师则从大安山寻机向丰台区进军，前往袭击日军在华北的最高司令部。但卫立煌的计划最终因汉奸的出卖而被日方获悉，日方立即变更了部署，板垣第五师团立即分兵阻击。自8月19日至9月10日，卫立煌各部均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日军见双方一直相持不下，开始向良乡增兵，企图包抄卫立煌部的后路。卫立煌立即利用地形向南转移，一路上采取进进退退、打打走走的策略，使得部队全部冲出包围圈，到达指定地点遂城镇会合，后又继续南下参加保定会战，后因保定会战的指挥官刘峙不战而弃，导致保定失守。卫立煌又沿京汉铁路行军至石家庄市待命。

1937年9月，日军集结约十四万兵力分兵作战，攻陷大同市后突破晋绥军内长城防线，逼近忻口。10月，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驰援山西省 ，在抵达太原市后与阎锡山会面，商讨作战计划。不久，卫立煌被南京军事委员会任命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统辖晋北的中央军和晋绥军约十多万人，在忻口阻击有五万多兵力的日军。

卫立煌在与晋绥军将领阎锡山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进行研究后，确立了作战方案，以第十四集团军主力作为机动力量，以李默庵的第十四军、郝梦龄的第九军、刘茂恩的第十五军为基础，组成左、中、右三个兵团，在忻口以北的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布防。

10月13日，日军三个师团和特种部队在飞机、战车和重炮的掩护下对忻口发动猛攻。卫立煌指挥部队与日军多番激战，占据南怀化以南的制高点灵山，打开了日军防线的缺口。卫立煌进行实地查看后，下令李仙洲师进行反击，但遭遇失败。卫立煌又调动第十四集团军郝梦龄军和陈长捷军再次进行反击，试图歼灭日本陆军第五师团，夺回南怀化要地。战斗打响后，卫立煌部遭到了日军的逆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混战，最后进行了肉搏，卫立煌部伤亡惨重，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麒、独五旅长郑廷祯殉国，官兵伤亡人数达数千人。

忻口战役爆发至10月31日，在双方激烈的战斗中，日军仍不能突破中方的防线。卫立煌只好暂取守势，待进一步消耗敌人后，再由左翼发动攻势。在卫立煌准备发动攻势期间，从东面进攻太原市的日军突破娘子关，直入太原。卫立煌担心一旦敌军割断太原与忻口之间的联系会又被日军逐个击破的可能性，于是在11月1日被迫撤出忻口阵地，向太原靠拢，忻口会战结束。

11月6日，卫立煌还未来得及进行重新部署，日军第二师团便切断了太原通向晋南的道路，同时日军第五师团进攻太原，11月9日太原失守。卫立煌只好率部至介休市、孝义市一带筑工坚守，与日军对峙。1938年初，卫立煌出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山西省境内的全部中央军。为了能够更好的抗日，卫立煌在春节期间与第十四集团军军长李默庵和第九军军长郭寄峤，从临汾市到洪洞县给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拜年。

1938年2月，华北方面军集中了10万兵力，由太原市入攻晋南。卫立煌与阎锡山、朱德在临汾召开了军事会议，卫立煌认为日军南下的战略是速战速决，应当采取持久战略，争取时间，让兄弟部队转入太行山、吕梁山、中条山和敌后，并确定在临汾背面的韩信岭一带构筑防御工事，采取阵地战的办法阻击日军，开始了忻口战役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战斗开始后，双方争夺激烈，日军无法从正面突破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防线，于是以主力军向向韩信岭正面阵地对卫立煌部进行猛攻的同时，分兵向隰县前进，试图从左翼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包抄，卫立煌当即命令军队进行全线反击。坚守韩信岭第十天时，卫立煌见战略目的已经实现，遂命令部队向中条山转移。在卫立煌率部队渡汾河与主力军会和时，汾河的桥梁被日军全部炸毁，卫立煌只好率部途径八路军第115师防地向东转进，在石楼县、白儿岭等地再次遭遇日军的围歼，后在八路军（八路军）的出兵阻击下，日军被阻挡，卫立煌得以脱离险境平安转移至山西西部的永和县。4月，卫立煌借道延安市，又经西安市到达中条山脉的垣曲县，与主力会合。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等人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欢迎和接待，随后卫立煌对延安进行了参观，并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时进行了演讲。此外，卫立煌还观看了战地服务团演出的以团结抗日为内容的文艺节目。事后，卫立煌参照战地服务团的样子，集中了几十名北平（北京）流亡学生和陕北公学的毕业生，组成了“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并从八路军中引进了一批人才。卫立煌规定该战地工作团的任务是在军队中进行宣传工作，搞好与民众的关系，以在条件成熟时转变为第二战区的政治工作的领导机构。

卫立煌仿照延安市的做法，在各处显眼的地方贴上了宣传抗日的标语、画上了中国和世界地图、创办了流动图书馆，以及举办了一些表演小节目。在工作团的协助下，卫立煌填词创作了《第十四集团军军歌》。离开延安到达西安市后，卫立煌下令拨给八路军步枪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和牛肉罐头一百八十箱。

1939年1月，卫调任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洛阳市，下辖十一个集团军，并可调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共约二百万人。同时，卫立煌还兼任了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国民党内外政策发生转变的时期，国民党在多地制造了一些“反共”摩擦。

11月，第一战区的辖区内在竹山驻留的新四军负伤人员和家属二百余人被国民党和确山县民团杀害，酿成“确山惨案”。卫立煌得知后盛怒，将南阳市专员朱玖莹撤职，把负有责任的宛属十三县联防主任别廷芳传到洛阳关禁起来，并取消了民团预备队。

12月，第八集团军司令孙楚指挥所属部队在晋东南摧毁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制造了“晋西事变”。孙楚由此遭受到了新四军决死队的反击，期间卫立煌严守中立，最后孙楚的部队损失严重。事后，孙楚见卫立煌时指责对方“保存实力”“见死不救”等。蒋介石对此事也不肯罢休，一面下令要八路军撤出太行山以南地区，一面给卫立煌打电话，要把八路军打出去。卫立煌则认为这样做会影响抗日，在蒋介石的责骂下，卫立煌只好到晋城市，召集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第九十 军军长刘戡和第十四军军长陈铁进行战斗准备。私下，卫立煌与朱德进行了谈判，双方约定以临汾市、当留公路及长治市、平顺县、磁县之线为界，南为国民政府军队驻区，北为八路军驻区。协议签订后，八路军主动退出太行山以南地区，避免了一场战争。

1940年初，卫立煌被任命为冀察战区总司令。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纠合庞炳勋、张荫梧等部，向太行区八路军驻地进犯，遭到反击。朱怀冰向卫立煌急电请求救援，被卫立煌拒绝，结果朱怀冰主力部队及“反共”武装万余人被歼灭。同年秋，卫立煌北上太行山，奉蒋介石之名与朱德协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最后划定漳河为界避免摩擦。蒋介石指责卫立煌偏袒八路军。

1941年3月，卫立煌奉命到重庆市述职，再次受到蒋介石的责备，并计划撤去他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卫立煌一怒之下请假到峨眉山休息。5月，日军集中15万人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军被日军在中条山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时值卫立煌在峨眉山，蒋介石派何应钦前往西安市，改变了卫立煌的部署。卫立煌得知后，从峨眉山赶到洛阳市指挥军队从日军的薄弱之处钻出包围圈，并向日军的背后进攻，迫使日军停止了进攻。事后，卫立煌指责何应钦改变了自己的部署计划，导致中条山作战失败，但蒋介石却要卫立煌承担失败的责任。

9月初，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集结军力进犯郑州市，卫立煌来不及调动兵力导致郑州被日军攻占。卫立煌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若失去郑州则中原难保。于是，卫立煌调集孙连仲、刘茂恩及川军李家钰等地方集团军，协同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和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计划于13日拂晓全面反攻，收复郑州。卫立煌在黑石关的临时前进指挥所亲自指挥。在卫立煌准备反攻时，援军第三集团军车静师长电告卫立煌，所部不能按时到达制订地点。卫立煌对其进行了严厉警告，使得其他军队不敢再停滞不前。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国民党军于10月31日收复郑州市。

12月，卫立煌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九中全会，在会上蒋介石再次责备了卫立煌对八路军的迅速发展限制不力一事，卫立煌为此据理力争。次年1月，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北行营主任，至此卫立煌被削去了军权。

1942年3月，卫立煌被蒋介石任命为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官，率军入缅甸作战。当卫立煌达到重庆市后，八路军驻洛办事处纪念馆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买，将卫立煌与八路军的关系和盘托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改由罗卓英担任，卫立煌回到成都市闲居。次年冬，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失利，在盟军的强烈要求下，卫立煌被再度启用，恢复上将军衔，并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

卫立煌到达远征军指挥部后，进行了重新的战略部署，将指挥部由云南省的楚雄向前推进到距怒江前线仅有70公里的保山县，并积极作好反攻的准备。为了不区别对待，卫立煌将原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五十三军全部换成了美械装备，使得将士深受鼓舞。

卫立煌在对缅甸战场的形势进行研究后，制订了反攻作战方案，决定以第二十集团军负责攻击，由粟柴坝、双虹桥强渡怒江，进攻腾冲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担任防守，视情况进攻；还拟定以空军对缅北缅东至滇西道路上的所有桥梁、涵洞、遂道、窄路实施轰炸，以阻滞缅北的日军本田第三十三军和缅东的牟田口第十五军出兵支援滇西日军。

5月11日，卫立煌下达了实施反攻、强渡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命令。由新编第三十三师、第八十八师、第七十六师抽调组成的加强团和第五十四军各师分别渡过怒江，向平戛的日军进攻，于13日成功攻占平夏，迫使日军向芒市溃逃。15日，第三十五军攻占大塘子后，卫立煌下令该军第130师、116师进攻高黎贡山，击溃了日军五十六师团。21日，第五十三军进抵瓦甸江、直街以东之线，并渡过蛮里河，直接威胁敌之战略要地腾冲市。

至此，卫立煌指挥部队完成了强渡怒江的初期反攻任务，美国的《时代》杂志封面刊登了卫立煌骑马的照片，并对卫立煌和他的抗战事迹进行了专题评论，标题为“常胜将军卫立煌”。

渡过怒江后，卫立煌通过对战局的分析后，决定变更部署，全面转入战略反攻，集中力量进攻腾冲、龙陵县，与驻印军会师缅北，打通中印公路。6月1日，卫立煌以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为左派集团，渡过怒江，向松山、龙陵、芒市攻击；以已过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配属预备第二师为右派集团，集中力量攻击腾冲市。此外，卫立煌还征得了美国军队联络部队司令官窦恩的同意，由盟军轰炸机进行战略性轰炸；战斗机全部出动，作战术性攻击。在持续20日的战斗里，右翼集团军先后攻占了北斋公房、瓦甸、明芝、东固街等地,按预定计划向腾冲发展，左集团军也先后攻占了腊孟街和领安街。

8月中旬，卫立煌集中第106师、189师、第130师和第20师进行围攻战，经过一个月的激战，攻占腾冲，日军总司令部被摧毁，日军第148联队被全歼。腾冲被攻占后，卫立煌亲自到第八军指挥所，指挥左翼集团军围攻松山。在其亲临前线的指挥下，第八军和第七十一军主力，通过采取坑道作业、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和加强炮击的战术，与10月中旬攻下松山，全歼日军第113联队。

松山攻克后，左翼集团军和右翼集团军连成一片，卫立煌利用有利战局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先后攻占龙陵县、芒市、碗町，于1945年1月27日与驻印军会师芒友。至此，日军除有百余人的残部逃入缅甸丛林外，日军全部被歼，打通中印公路的战略任务完成。卫立煌获得了蒋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的最高奖赏，国民政府在云南昆明成立了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为总司令，卫立煌为副总司令。

卫立煌对副总司令这一职颇为不满，遂称病就医，而后于1946年出访日本、美国、英国等国考察军事。

1947年10月初，卫立煌结束十国考察后回到中国。在当时的国共内战中，中国国民党在东北的局势紧张，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四十万军队被迫缩在长春市、沈阳市、锦州市三个孤立的地区。卫立煌飞抵上海市后，便接到了蒋介石的召见，还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但被卫立煌回绝。此后在多方的劝解下，卫立煌于1948年1月正式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兼东北行辕代主任，赴沈阳就任。

卫立煌到东北后，面对东北解放军的冬季攻势，卫立煌始终保持着“集中兵力，固守沈阳”的态度。他收拢部队、集中力量、固守要点，并注意对部队进行补充和训练。在解放军攻击新立屯、辽阳市、法库县、鞍山市等城市时，各地守军将领纷纷向卫立煌求援，蒋介石也再三电令卫立煌出兵解围，但卫立煌始终按兵不动。

5月，蒋介石企图令驻守在沈阳市的国军主力撤退，又遭到了卫立煌的反对，二人由此产生了矛盾。卫立煌坚持认为如果沈阳主力向锦州市撤回，会被解放军层层截断，有分别被包围的风险。因此若要撤退沈阳主力，应当打通沈锦交通，待沈阳、锦州两地的军队会和后，再一同北上将长春市被围的部队拉出来，才能商议撤退之事。最后，蒋介石同意沈阳主力暂缓撤退，但需要做好准备。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解放军主力突袭京哈铁路，围困锦州。锦州被围后，东北地区大门被关闭，蒋介石急召卫立煌到南京执行作战命令：即以沈阳主力直接出兵辽西地区，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的解放军。但卫立煌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他认为锦州之围应当等候关内部队进行求援，待锦州解围后再渡大凌河、出沟帮子街道，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这里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介石对卫立煌的意见也持反对态度，他要求卫立煌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对此，卫立煌含糊其辞，表示“回去后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置”，蒋介石派出参谋总长顾祝同随同卫立煌飞赴沈阳，以监督卫立煌执行命令。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在顾祝同的再三催促下，卫立煌愤然表示“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地区”，并表示“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二人一番争执下，顾祝同向蒋介石汇报了情况。10月3日，蒋介石亲自飞抵沈阳，指责东北地区高级将领不想打仗，然后直接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组成“西进兵团”进行出击，而后又组成九个师的“东进兵团”增援锦州市。

东北解放军集中主力攻打锦州，将“西进兵团”阻击新立屯镇以北地区，并将“东进兵团”挡在塔山阵地以南。10月14日，东北解放军发动了向锦州的总攻，历经三十一个小时的激战后，锦州解放，中国国民党守军十万余人被全歼。蒋介石指责卫立煌指挥不力，以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指挥廖耀湘兵团夺回锦州。卫立煌主张廖耀湘兵团退守沈阳市的主张被蒋介石拒绝。10月28日，在解放军的攻击下，廖耀湘兵团被歼，廖耀湘被俘。而后，解放军开始重兵包围沈阳。

蒋介石为推卸责任，下令卫立煌为东北地区“最高指挥官”，在葫芦岛市继续指挥。而后，解放军发动了对沈阳的进攻，在进攻沈阳市区时，卫立煌默然端坐在总司令部中，直至10月30日，蒋介石才派飞机将他接走。11月2日，沈阳守军被歼，东北全境解放。

卫立煌以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被蒋介石下令撤职。

卫立煌在被撤职查办之后，闲居于北平市的住所内。12月中旬，他包了一架美国的民航飞机，打算经由广州前往香港寄居。在到达广州下榻酒店时，被蒋介石的特务发现。卫立煌被接到南京家中进行软禁，期间蒋介石先后两次派人请他前往台湾，但都被卫立煌回绝。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卫立煌在第13位，这使得看守的特务们对他有所松动。除夕时，卫立煌趁特务们溜回家过年的时机，乔装打扮后，带着几个随从乘车抵达上海市，后换乘轮船达到香港。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还被列为“战犯”的卫立煌激动地起草了一份电报，经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共有关组织发到北京，以示其祝贺。1955年春，周恩来致信卫立煌，希望他能够回到北京。卫立煌接到信后十分高兴，遂于3月15日秘密抵达广州市。而后，卫立煌发电到北京，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报告自己已经回来，与此同时将已经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新华社发表，呼吁在台军政友人认清形势。毛泽东在两日后给卫立煌发处欢迎电文：“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唔如有兴起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卫立煌回到北京后，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此后，卫立煌先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并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民革中央常务委员。1955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时，提及：像卫立煌等一样的有爱国心的中国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1957年，在欢迎来华访问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克利缅特·伏罗希洛夫的酒会上，卫立煌出席并与伏罗希洛夫进行了对话。当被记者问及国共问题时，卫立煌坚信中国统一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大陆与台湾虽然隔着海峡，但隔不住人们的思想，人们的觉悟也决不会因隔着海峡而停滞不变。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死等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1月20日，周恩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为其主持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送了花圈。卫立煌遗体被安葬于八宝山烈士公墓，林伯渠、陈赓等人去世后，灵位就设在卫立煌的旁边。

卫立煌在成功指挥中国远征军滇缅反攻战后，其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中国常胜将军”。

忻口战役后，卫立煌被日军称为“支那虎将”。

毛泽东评价卫立煌：有爱国心的中国国民党军政人员。

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高度赞扬了卫立煌对华北地区保卫战所做出的重要贡献：黄河保卫华北，（卫）先生保卫黄河。

卫立煌率领第十四师进驻镇江市后，占据了崇实女校的一部分房舍，不仅影响了学生们上课，还损毁了学校的一些用具。身为校长的朱韵珩亲自找到卫立煌，要求把部队撤出学校。卫立煌得知后，立即打电话叫部队腾出房子，并赔偿所损物件。之后卫立煌主动邀请朱韵珩一起吃饭，二人经过多番交往后，卫立煌了解到朱韵珩原是个孤儿，且发奋图强，于是心生爱慕，主动向朱韵珩求婚。二人于1927年完婚。

在卫立煌的“战地工作团”内有个秘密的共产党支部，旨在帮助卫立煌抗日，帮他学习八路军的作战经验。一日，卫立煌突然向八路军的工作团团员、秘书赵荣声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加入共产党以及如何参加。见赵荣声无法答复，卫立煌帮助他到西安市找八路军办事处的林伯渠询问。不久林伯渠答复卫立煌，告知卫立煌“若能作一个执行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员，比参加共产党对中国革命更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