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1933年在福建发生的抗日反蒋事件)

福建事变

1933年在福建发生的抗日反蒋事件

福建事变史称“闽变”，是李济深、陈铭枢、蒋光、蔡廷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的以反蒋抗日为号召的政治与军事事变。

自1931年起，南京国民政府与两广地区矛盾加深裂，蒋介石多次出兵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剿共”，消极对待日本入侵。1932年淞沪事变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参加淞沪会战的十九路军与蒋介石决裂，面临解散。经十九路军主脑人物陈铭枢等力争，蒋介石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为名调十九路军入闽。1933年5月，陈铭枢决心以十九路军为基本力量，进行反蒋抗日活动，确立为“联共反蒋抗日”方针，与中国工农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1933年11月20日，陈铭枢、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召开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建立福建人民政府，并成立生产人民党。蒋介石随即从进攻苏区的主力军中抽调十五万大军讨伐十九路军。

1933年12月，蒋军接连入闽，福建省人民政府仓促应战，将十九路军主力抽调回福州附近。蒋军从江西省境内进入闽北，围困重镇延平（今福建南平）、古田、水口，十九路军闻讯，仓促西去救援。结果援军还未赶至，延平、水口就相继失陷，古田也被包围，福州门口洞开，十九路军主力又拟南撤。1934年1月，古田军队投降，福建人民政府仓促迁往漳平，准备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此时十九路军第二军军长毛维寿等已被蒋介石收买，逼迫总指挥蔡廷锴离军，十九路军接受蒋介石改编。1月30日，十九路军番号被取消，不久被分解尽。2月11日，蒋介石宣布福建事变彻底解决。福建事变的主要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章伯钧等辗转逃亡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地。

福建事变失败，在于缺乏有力的领导核心、军事上决策失误、财政空虚、兵力悬殊、缺乏群众基础等原因。但它为后来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并促使蒋介石的对内统一策略发生改变，开始积极筹划和实施东南国防计划；为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提出的第三党的平民革命理论提供了实践机会；并对中共对敌方针及建国方略形成积极影响。1988年，纪念蒋光鼐诞辰百年时，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曾认为，虽然福建事变由于内外各种因素失败了，但是它标志着国内党内部在抗日还是妥协这个问题上分歧加深、矛盾激化，推动了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进一步集结和发展。

事变背景

十九路军概况

十九路军是在孙中山成立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的基础上扩编、发展起来的，曾参加过护法运动、北伐战争等，并屡立战功。1927年宁汉分裂后，十九路军一度拥护蒋介石，并听从他的调度参加过中原大战、“围剿”过中国工农红军。陈铭枢作为十九路军的领袖，交游广阔，善于接受各种新学说，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1928年末，十九路军长官陈铭枢辞任军职，但其在十九路军中仍位属“主脑”。而十九路军内部尤其是其“三巨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有着紧密的个人关系。

1931年2月，中国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因制定“约法”与蒋介石发生激烈冲突，被其软禁在南京汤山，致使宁粤矛盾激化。九一八事变后，陈铭枢力主对内统一，出面调解宁粤矛盾，在宁粤合作达成后，为防蒋介石故技重施扣押粤方代表，十九路军应粤方要求开赴京沪地区驻守。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距战区较近十九路军奉调淞沪地区抗击日本入侵，其间不顾蒋介石政府的对日妥协号令，坚持对日自卫反击。战后，十九路军面临被蒋介石分割消耗的危机，在陈铭枢以及粤桂方面的运作下，蒋介石最终于同年6月调十九路军入闽“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而后，十九路军在福建省地区整肃、收编大小军阀；为防止蒋介石派出的蓝衣社特务渗透以及内部腐化，在内部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改造社”的团体，提出“对外团结抗日，对内防止腐化，发扬十九路军光荣历史”的口号；设立“十九路军军官补习所”以增进下级干部军事政治知识与技能。同时，十九路军进占了龙岩市苏区不少地区和县城，并于1932年11月在闽西成立了善后委员会，提出“实行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善后委员会主要的工作有三，即从事调查户口、编制保甲；点验民团，组织基层武装守望队；执行计口授田、解决土地问题。受形势所迫，十九路军入闽后的真正目的并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蔡廷锴还曾嘱托手下师长尽量避免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且其还受到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一贯坚持和实践的“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权”的政治主张的长期影响。

西南政局概况

1932年元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两广地区以胡汉民为首的中国国民党元老派以正统“中央”自居，寻机倒蒋以重掌中央政权；以粤系军阀陈济棠为首的西南实力派则依违两端，既获得中央实际上之种种利益，又得元老为之支撑门面，以维持半独立之状态，并掌控了军权与财权。

1932年6月，粤桂方面要求调与蒋介石发生矛盾的抗日军队十九路军入闽，而蒋介石为了让十九路军与广东省实力派军阀陈济棠之间产生冲突，加深闽、粤两军两地矛盾，从而消灭异己，最终调十九路军入福建省“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十九路军入闽后很快稳定了福建局势，并于1933年，与与粤、桂签署了三省条约，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互相支援，合作联防。三省实际上貌合神离，而西南反蒋势力则不断地拉拢十九路军并宣传其“抗日”“倒蒋”主张。

闽蒋矛盾激化

蒋介石与陈铭枢及十九路军主要将领仅有过时间不长的直接上下级关系，缺乏必要的政治纽带。十九路军则是一个以粤籍军人为主且内部紧密团结的队伍。为此，蒋介石曾怀疑粤军方面和国民政府有对立关系的胡汉民与陈铭枢等之间有所勾连，还曾批评陈铭枢“喜欢干预政治却不顾及他自己的军事职责”，而陈铭枢对蒋介石扶持粤军实力派军阀陈济棠把揽两广军政也有所不满。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因在抗日问题上与蒋介石存在重大认知差异，各行其是。1932年2月中旬，蒋介石和陈铭枢为援兵事当面闹翻。彼时在国民政府内部失势的胡汉民等利用沪战煽动反蒋，但其真正用意并非在于抗日，于是十九路军对蒋介石以及胡汉民等反蒋势力均感到失望。而随着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等与蒋介石的裂痕急剧扩大，蒋介石开始分化十九路军。为此，与日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的第三天，十九路军被令分驻皖、鄂、赣三地。而对日妥协的《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仍公开通电表示反对。蒋介石的追随者“蓝衣社”很是愤慨，声称要对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内的“军阀官僚”“实行严厉制裁”。

1932年6月，经过陈铭枢等力争，蒋介石以“剿共”为名调十九路军入闽。入闽途中，十九路军为防蒋介石暗算，蔡廷锴在请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等秘密协助了解漳州市、厦门市一带的军事形势才敢移驻军队。1933年1月，陈铭枢在蒋介石、汪精卫的压迫下，无法立足国内，赴苏联与欧洲各国考察。当年5月，陈铭枢回国，决心以十九路军为基本力量建立自己的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蒋抗日活动，并确立了反蒋三策。上策即西南（闽粤桂）实现大联合，共同倒蒋，并推胡汉民出来组织独立政府；中策是一旦广东省不同意，则先联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共同解决陈济棠，夺取广东为根据地后再反蒋；下策则是若粤、桂均不同意，就联合中国工农红军，共同反蒋。

事变筹划

确立方针

确立了反蒋三策后，陈铭枢到广州市找陈济棠密谈，希望他能尽释旧怨，参加反蒋事变，但遭到陈济棠推脱，而胡汉民也不愿出山在广州组织新政府。陈铭枢随即又赴香港特别行政区，与曾任粤军第一师师长、曾被蒋介石羁押南京汤山多年的老上级李济深进行了频繁接触，在他的协助下与桂军李宗仁、白崇禧等商谈闽桂合作、图粤反蒋事宜，但李、白两人最终以闽桂相隔甚远、呼应不灵为由，没同意参加福建事变。

此外，陈铭枢还开始与各省军阀秘密接触，如湖南省何键、贵州省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省刘湘、山东韩复渠、陕西省杨虎城等，并派代表与在泰安市的冯玉祥、在天津市的方振武和在上海的方鼎英、李烈钧等在野的反蒋势力建立了专门的联系。当时，冯玉祥正在察绥抗日，陈铭枢便想快速发动福建事变，与冯玉祥相呼应，以造成南北抗日反蒋的形势。在联络两广无果的情况下，陈铭枢加速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络谈判的步伐，以求赢得共产党与中国工农红军的支持。1933年8月，陈铭枢电请爱国人士、上海商学院教授梅龚彬在上海与共产党洽谈。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督战官蔡棨坐镇十九路军总部，逼迫十九路军进占连城县、朋口、芷溪一线，限期到达具报。蔡廷锴无奈之下，令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乘红军转移之际进占连城，之后取守势拖延。区寿年因作出红军将被迫放弃龙岩市全部根据地的错误判断，孤军深入，在1933年7月遭到以彭德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为主力的“东方军”的沉重打击，区寿年本人险些被捕。闻听十九路军“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失利后，蒋介石没有增补军实及援兵，反而要追究其责任，向全国通报。十九路军进退维谷之际，陈铭枢急派师爷之一、中共早期党员陈公培前往福建省会见蒋光鼐、蔡廷锴洽谈直接与中国工农红军谈判之事。而蒋光鼐、蔡廷锴等也终于决定将联共反蒋抗日作为十九路军的方针，并于当年9月派遣陈公培等为代表前往红军驻地进行停战谈判。1933年10月26日，双方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又称《抗日作战协定》）十一条，初步达成了抗日反蒋的合作协议，停止了军事行动。十九路军也暂时解除了西顾之忧。

香港会议

1933年10月，在与红军进行合作谈判的同时，陈铭枢、李济深等在香港召集了一次重要的筹备会议，讨论即赴福州市组织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的相关事宜。参加会议的有蒋光鼐，第三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等，李济深的老参谋长张文，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软墨林等。会议最终通过了陈铭枢主张的赴福州组织新政府的提议，还讨论了新政府成立后的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问题。但讨论期间，仍有不少反对意见——或主张不举人民革命的旗帜，以便积聚反蒋力量；或主张先埋头训练人才，从改造旧军队和革新福建省政治入手，进行长期反蒋活动；或认为各党派联合反蒋，逼蒋下野即可。

11月中旬，参加事变的有关人员分批由香港特别行政区乘海轮抵达福州市，以拟定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的办法和代表名单，起草人民权利宣言，制定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设计新国旗等筹备事宜。在筹备过程中，各方面代表意见纷纭，仍有代表对组织新国家、改换新国旗一事难以接受。而蒋光鼐、蔡廷锴也认为陈铭枢此举是草率行事、急于发难，心中不安，但仍决定听从陈铭枢安排，执行香港会议的决议。

于是，蔡廷锴很快召集十九路军下属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谭启秀、张炎，以及绥署参谋长邓世增、总部参谋长黄强、秘书长徐名鸿等在福州市召开军事会议，宣布将发动反蒋抗日事变，成立新政府，拟将十九路军的五个师扩为五个军，同时要求各师长表态。而各将领当中最终只有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三人表示将依军令行事，而毛维寿、黄强、张炎、邓世增等人则始终不表态。掌管十九路军财务、后勤的负责人邓瑞人、曾蹇等于11月14日从上海市赶至后，则直接表示不同意即刻反蒋，更不同意与中国工农红军合作，还似有破坏起义的企图。11月15日至16日，蒋光鼐又在福州乌山寓所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试图统一思想，说服高级将领支持福建事变，并提出在发动事变前先肃清驻在南平市附近的地方军阀刘和鼎部。该提议也遭到邓世增等人的反对。

鼓山会议

1933年11月18日，鉴于十九路军不少将官对福建事变态度暧昧，陈铭枢又在福州市东郊三十里外的鼓山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等及十九路军各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十余人。会上，十九路各将官对是否发动福建事变依旧争论不休，指出了种种不利条件。蔡廷锴等在也会上力争将发难时间推后一两个月，以便有充足的准备时间。同时，蔡廷锴还主张不急于公开树旗倒蒋。

而陈铭枢等则认为当前蒋介石的部队主要集中在江西省、华北地区、津浦方面，正在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能抽调入闽的部队至多不过二三万人，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早已经惹得天怒人怨，此时正是发动福建事变的最佳时机。为此，陈铭枢决意用拼命的精神发动事变，并以“若再拖延，那只好把他押送南京去邀功”等语相激。蔡廷锴等明知福建事变难以成功，也只得同意即刻发难，并表示将统率十九路军誓作新政府的坚强后盾。众人还在会上讨论了有关废弃青天白日党国旗及有关军事、财政等问题，以及由陈铭枢智囊团成员王礼锡、胡秋原等拟定的宣言、政纲，并最后决定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市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反蒋举事。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通过蓝衣社特务对福建事变的酝酿、准备情况了如指掌。为了集中力量进行刚开始不久的第五次“围剿”，以及稳定国际舆论、不影响美援问题的交涉，他力图通过政治解决。为此，在11月上、中旬，蒋介石多次电函陈铭枢，威逼利诱劝他放弃计划，并请与陈铭枢有私交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从中调停，但陈铭枢反蒋立场坚定。十九路军的另两位领导人蔡廷锴、蒋光鼐对蒋介石的分化和拉拢也置之不理。

事变经过

发动事变

1933年11月20日，福建省在福州市召开了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福建事变爆发。来自全国26个省、市及海外华侨的代表近百人和十九路军驻福州的78师等官兵以及福州机关人员、学生、市民共3万余人参加了大会，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与会人数多达八九万人。

第三党人士、大会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在会上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指出代表大会的宗旨是“救护国家，保障人权”，并相应提出了谋求中国自由独立的十三条基本主张。主要有：中原地区为中华全体生产人民的民主共和国，人民有绝对的自由平等权，要实现农工生产人民的彻底解放；国家独立为最高原则，否认一切帝国主义者强制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对外实现彻底的关税自主，对内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并号召全国反帝反国民政府的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中国国民党系统。

成立政府

1933年11月20日晚上8时，大会主席团在原福州绥署十九路军总部召开会议，议决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推定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余心清等十一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主席，政府名称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同时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在福州市，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星一颗为国旗，并宣布最高权力机构为农工商学兵代表大会；决定取消“总理遗嘱”和“总理纪念周”，摘下孙中山遗像。

新政府成立后立即发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组织大纲》，根据大纲，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设军事、经济、文化三个委员会，财政、外交两个部，以及最高法院和政治保卫局等。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戟、黄琪翔、邓世增等组成军事委员会，负责掌管海、陆、空及人民武装一切事宜，李济深兼主席，黄琪翔任参谋团主任，陈铭枢任政治部主任，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经济委员会负责管理全国的经济设计和不属财政部的经济行政，由余心清、蒋光鼐、章伯钧等组成，余心清为主席。经济委员会又下设三个委员会，蒋光鼐为劳动委员会主任兼财务部长，章伯钧为土地委员会主任，前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许锡清为商务委员会主任。文化委员会则管理全国的文化教育、民众训练等事宜，由陈铭枢、章伯钧、胡秋原等组成，陈铭枢任主席。文委会下设教育行政委员会、民众训练处、文化宣传处、政治训练处等。此外，人民政府将原福建省分为闽海、兴泉、汀、延建四省，分别任命了正副省长。

组建新党

福建事变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决定暂缓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立即从进攻苏区的主力北路军中抽调大批部队入闽“讨伐”。经过部署，他决定派第二路军总指挥蒋鼎文，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于1933年11月28日在江西南城集结后，经抚州市、东乡区、贵溪市、弋阳县、上饶市、广丰区于12月初攻入南平市，在1934年1月4日对水口的十九路军守军形成包围态势；派第四路军总指挥张治中，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驻地经杭州市、衢州市抵闽北浦城，于1934年1月4日完成对古田县的包围态势；派第五路军总指挥卫立煌，率冷欣第四师、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等，自1933年11月30日起逐批由江西抚州，通过部分苏区，向邵武市集中，于12月27日占洋口、顺昌县，1934年1月2日与福建的刘和鼎部，完成对延平（今南平市）的包围。第七十九师，第八十两师随后入闽，接防不断推进部队的后方驻防任务。

为此，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各国政府，请求他们不要对福建人民政府予以任何接洽和支持，各国驻华使馆皆表示支持南京政府的决定。英、美、法等国随即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相继派遣军舰到福建省进行威胁。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以保护日侨为名，开进了福州地区，英国皇家海军也派半个中队登陆以支持蒋介石。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国际上孤立无援。中国国民党内部，与福建地缘较近且与十九路军领导人渊源较深的两广地区的李宗仁、陈济棠等都对福建事变表示反对，并对闽方成立人民政府，脱离国民党等行为多有责难。而福建事变前还对陈铭枢等表示支持的各省军阀如何键、王家烈、龙云、刘湘等，在看到西南方面的态度后，均不敢轻举妄动。代表社会舆论主流媒体如《申报》《大公报》等没有表示认同和支持，民众中也鲜少有人支持新建立的福建人民政府。

粤、桂两省对福建事变的反对，令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为联络粤桂一起反蒋奔波多时的李章达十分气恼，即建议立即宣告脱离国民党。彼时，参加福建事变的派别较多，如陈铭枢派（主要是神州国光社成员）、第三党、李济深派、冯玉祥派以至国家主义派，其中陈铭枢派和第三党在整个事变中所起的作用较大。而陈铭枢在与反对势力的交锋中，认识到组织政党、形成一个核心的必要性，和李济深等对李章达的提议表示赞同，并向第三党的黄琪翔等施加压力，让他们解散第三党，和参加福建事变的其他成员一起成立新的政党，以凝聚反蒋力量。

1933年12月11日，生产人民党成立。其党章规定了四个根本原则，第一，生产人民党以直接生产的农工及农工出身的士兵为最基本的成份；第二，党的组织及活动应视形势需要有所保密；第三，必须树立极严明的纪律；第四，党员间应实行普通的自我批评。生产人民党成立后，仍采取秘密组织形式。在闽西南设分部，支部下设若于小组。马来亚、日里（即印尼棉兰)、越南等地华侨中也有人到福州市参加生产人民党。

然而，由于生产人民党成立的较为仓促，且成分复杂、派系林立，陈铭枢在党内又有较高的领导权，生产人民党仅从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内部矛盾很大。尤其是陈铭枢派与第三党之间，矛盾重重。福建的第三党成员，不满其负责人黄琪翔等的做法，表面上解散了组织，实际上仍在开展活动。

蒋军入闽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十九路军散布在千余里的防线上，除龙岩市与苏区接壤外，各方面都处于备战状态，态势为：沈光汉第一军全部驻防闽西北的沙县区及其附近地区；毛维寿第二军之梁世骥第六十一师驻防沙县、延平区之间，庞成第二师驻防泉州市、惠安县一带；区寿年第三军的云应霖第七十八师驻防福州市一带，张君嵩第三师驻守莆田市、涵江区一带；张炎第四军驻龙岩、永定区、漳平市；谭启秀国民党第五军分驻延平、水口、古田县；翁照垣第六军之洪文德、余承尧分驻德化县、永春县、安溪县等处；世界十大特种部队驻守漳州市、厦门市等地。

而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自福建事变爆发后，成天忙于开会，所属各会各部也为制定各项制度忙碌着，无暇思考军事战略问题和调整兵力部署，对蒋军人闽“讨伐”部署也几乎一无所知。直到1933年12月初，各路蒋军开始集结入闽后，福建人民政府才急忙组织人民革命军仓促准备应战。12中旬，蒋军分批进入福建省，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遂于12月19日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通过了集中兵力固守福州市的军事作战方案。

1933年12月20日左右，蔡廷锴命谭启秀第五军作为前方战略据点守备部队，以确保福州外围安全。其中，军长谭启秀率一个团及直属部队守水口。以该军第七师师长赵一肩部守古田县，以该军第五师师长司徒非部守延平区。他还命沈光汉第一军放弃沙县区、顺昌县、洋口地区，将延平防务移交谭启秀军之后，火速集结福州西北附近；命第二军以第二师师长庞成率一个团及军直属队一部留成泉州市，其余部队沿福泉公路北进，在福州以北地区集结；命第三军以一个团留成闽东南莆田、仙游县地区，主力北进集结福州市附近地区；命第四军以一个团留成闽西龙岩、永定区外，主力从漳州市、泉州沿福泉公路北进，于12月底到达福州，作为本方面军的总预备队；命闽东警备司令部率第一方面军总部独立团马鸿兴、聂进龙等部，特务团李金波部留置于罗源县、宁德地区警备闽东北安全。最终，实际集结福州的部队虽号称4个军，但实有兵力只有21个团。这样的战略部署使十九路军的主力则全部集中福州。有利于蒋军分割包围、各个击破，不利于十九路军的防御和主动出击。而留守南平市第一线的第五军是由补充旅和北上援热先遣队第一纵队合并新编而成，战斗力不强，又孤立分散，很难互相支援。

延平之战

1933年12月27至28日左右，中国工农红军来信称蒋军两个师已经过了江西省黎川，向闽境推进，陈铭枢认为江西境内有红军抵挡，不必派兵警备。但彼时红军听从共产国际指派的博古等人的领导，和十九路军共同作战尚难实现。1934年1月1日，蒋军对福建人民革命军发动总攻。闽军第一军沈光汉部、国民党第五军谭启秀部以及福建农民自卫军、第五军第九师赵一肩部等接连与蒋军接战，1月4日。福州市形势开始紧张。

1934年1月5日，蒋军对闽北重镇延平区发起攻击。延平位于闽江上游，三面环水，形势险要。且筑有坚固工事、重层配备。此时，十九路军第一军第五军的师长司徒非正率领一个团千余人驻防延平城，另有民众武装一部，装备旧式山炮三、四门，轻重机关枪五十余挺，重点防守九峰山、玉屏山、炮台山及城区。而参加进攻延平的蒋军为刘和鼎第五十六师、冷欣第四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共十个团，并有优势炮兵及飞机助战。在此前一日，刘和鼎五十六师已攻占延平东门、南门外围；冷欣四师攻占了西门、北门外围；宋希濂三十六师围住了九峰山，蒋军随即完成攻击前的准备。

5日早晨8时，蒋军对炮台山、玉屏山、九峰山等处开炮轰击，蒋军刘和鼎五十六师组织第一次进攻受挫。不久，蒋军宋希濂三十六师猛攻九峰山，于下午1时左右攻占了九峰山主峰。而刘和鼎也趁闽军失利，再次发起攻击，于当日下午4时左右攻占了炮台山前沿，另一部涉河占领校场坊和明翠阁。蒋军的冷欣四师也同时攻占了天台山一带高地。九峰山被占后，延平失去了屏障，闽军第一军第五师师长司徒非遂于当日下午6时派参谋长李海寰向蒋介石投降，被改编为补充旅，于次日12时前让出玉屏山等阵地，集中于小水门一带听候发落。1934年1月6日下午，蒋军攻入延平城。10日，刘和鼎根据蒋介石密令，突然派兵包围司徒非部，强令缴械，将所部官兵全部遣散。

水口战役

1934年1月5日，在延平区之战即将开始前，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州市紧急召开军事会议，根据当前蒋军大军压境，延平、水口、古田守军被围的紧急情况，他们决定改变策略，让此前集中在福州的十九路军主力大军分路西进，以援救谭启秀国民党第五军。蔡廷锴随即将十九路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由毛维寿指挥，率第二军及第三军之一部，沿大湖、雪峰向古田县急进；左路由沈光汉指挥，率第一军及第三军之一部，沿甘蔗、白沙、水口向延平推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总部行营也随军向白沙前进。

1月7日，闽援军还在行进途中，而蒋军在攻占了延平后，趁十九路军举棋不定，行动迟缓之机，派李延年第九师、李默庵第十师和李玉堂第三师共十二个团，并以刘和鼎第五十六师作为预备队，对延平、福州之间的要地水口发起攻击。此时，十九路军第五军军长谭启秀亲率军部和二个团在水口驻防，但蒋军兵力是闽守军的七、八倍，并有空军炮兵的掩护。

战斗一开始，蒋军李默庵第十师一部就由湾口过溪攻水口，另一部则分两路攻南岸天柱山的顶午峰。上午10时，蒋军李延年第九师又从棋干山正面发动总攻。因棋干山易守难攻，蒋军伤亡惨重，但蒋军经过反复冲击，十九路军被迫从外围退守水口。下午5时半，李默庵第十师攻占了天柱山主峰。当晚，水口失守，谭启秀只身乘木突出重围，余部被蒋军俘虏。

古田失陷

延平区、水口相继失守后，古田县四周蒋军云集，古田守军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而福州市大门由此洞开，从福州出发的十九路军援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不久十九路军得到情报，得知已有大队蒋军迁回永泰，企图切断十九路军南撤之路，局势很是严重。1934年1月8日，十九路军在白沙召开会议，会上争论激烈，最终，蔡廷锴以总司令名义，决定放弃西进救援，率全军迅速南撤。此后，闽府各机关和人员开始做撤退部署。蔡廷锴部署十九路军主力在峡兜附近过乌龙江后南撤；区寿年第三军占领仙游县，以掩护主力南下；毛维寿第二军占惠安县、泉州市；沈光汉第一军、总部、七十八师，按序撤退；张炎第四军负责断后。

此时，在古田县驻守的只有十九路军第五军赵一肩师长所率的三个团（缺一营），负责主攻古田的蒋军是张治中第四路军的八十七、八十八师。这部蒋军此前穿过人烟稀少的南平市山区，阻击了从水口增援古田的闽援军，早已完成了对古田的包围。延平区、南雄水口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又调来数倍于闽守军的蒋军，让三十六师、八十九师进抵古田，八十师进驻屏南县，第三、第十师在水口附近策应，将古田团团围住。

但因张治中在淞沪会战时曾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所属八十七、八十八师中有的军官是第三党党员，不少官兵不忍互相残杀，张治中本人也力争对十九路军第五军军长赵一肩进行劝降，迟迟不下总攻令。蒋介石在权衡利弊后，一边下令对古田县进行佯攻，一方面想要诱使蔡廷锴派主力部队来援，以围点打援、在南平市消耗十九路军主力。1月10日起，参加福建事变的各方人士分批撤离福州市，1月11日，十九路军赵一肩师长派副师长陈任之出城求降，次日上午10时闽守军打开城门，蒋军入城接防，古田不战而降。闽守军被解散武装后遣散，赵一肩被派“出国考察”。

福州失陷

1934年1月13日，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停止办公，迁都漳平市。次日下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人离开福州，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各机关随之纷纷解体。15日晨，蔡廷锴率部属离开福州，16日下午，蒋军先头部队进占福州。蒋介省为防止日本借口护侨寻衅干涉，严令禁止各部队官兵带械入城，任命与日本关系较密切的陈仪为福建省省主席，以建立一个不致触怒日本的福建省新政府，并派兵追击十九路军主力。

与此同时，李济深、陈铭枢、蒋光、蔡廷锴、黄琪翔、何公敢、徐名鸿等相继到达龙岩市，随之到达的有军官团、炮兵营、工兵营、高炮部队和原驻龙岩的周力行团共约四千余人。蔡廷锴随即命令破坏漳龙公路，整理残余部队，想和地方势力傅柏翠合作，以龙岩为基地继续反蒋。

1月17日下午，蔡廷锴率领少数幕僚人员到达泉州市，当时第一、三、四军仍在南撤途中，驻军泉州的是毛维寿第二军第二师及其他第二军的先头部队。蔡廷锴在泉州第二军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希望部队分路西进闽西以保存实力。毛维寿则认为部队已陷入蒋军重围，无法西撤，有意率部投蒋，对洛阳桥等守备不作积极部署，并与其参谋长赵锦雯一起逼迫蔡廷锴离军。蔡廷锴迫于形势并为了保存十九路军等缘故，随即乘飞机抵达漳州，离开前留下亲笔信，让毛维寿转达尚在途中、未到泉州的各级指挥官。信上说此次福建起义目的，是为了挽救民族垂危，眼下形势险恶，他决心先到闽西，各军是否西撤，由毛维寿军长召集大家商量决定。

武装解除

蔡廷锴离开泉州市后，蒋军八十三师参谋处长符昭骞，奉命通过洛阳桥火线进入泉州，劝十九路军投诚。1月18日上午，毛维寿召集师以上军事会议，会上除七十八师师长云应霖力主西撤被毛维寿鞭打外，其他与会者都同意降蒋。1月21日下午，十九路军军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通电向南京国民政府投降。蒋介石任命毛维寿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负责督导政训之责，并派粤籍黄埔生充当师、团长。

与此同时，蔡廷锴率在龙岩的十九路军余部接受了陈济棠粤军的改编，命黄和春任旅长，正式编为广东第一集团军独立第三旅，归粤闽边的粤军独一师黄任寰指挥。1934年1月25日，黄和春的独立第三旅改编不久，因蒋介石不许广东军事当局收容十九路军残部，陈济棠将该旅全部缴械，团长周力行险遭杀害，进入苏区，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十九路军最后一支武装被解除。粤军独立第一师严应渔旅进驻龙岩市，宣布取消闽西善后处。

1934年1月30日，蒋介石任命毛维寿、张炎为新编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正式取消十九路军番号，并令各师在莆田市等处整编。整编过程中，十九路军第六军军长翁照垣以及下属团长廖荣、石抱奇、黄镇、谢鼎新等率部向西突围，但大部未成，其他各师也军心不稳，逃兵甚多。蒋介石随即借口十九路军纪律败坏，盗卖武器，利用出操等机会，将各师武器全部收缴。

1934年2月2日，万余不服改编的十九路军官兵被强制遣返广东省，另有诸多士兵步行返粤。7日，蒋介石又命原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开往河南归德，原六十师开往开封市，原六十一师开往蚌埠市，原四十九师开武昌，由各绥靖区军政长官负责督导整训。不久，原十九路军连、营以上军官也一律换作军校出身的蒋系军官接任。至此，原十九路军基本上被分解殆尽。

事变结果

1934年2月11日，蒋介石、汪精卫通电全国宣告福建事变彻底失败。2月19日，十九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徐名鸿由龙岩市秘密经大埔县前往汕头市再转往香港特别行政区途中，陈济棠令黄任寰予以就地枪杀，于2月25日壮烈牺牲。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失败后辗转抵达香港，蒋光鼐返回广东省老家，蔡廷锴在处理完“一、二八”捐款帐目，接济被蒋介石遣散回粤无生计的原十九路军官兵，之后出国学习。

黄琪翔、章伯钧以及参加福建事变的第三党人员，先后抵达香港，恢复了第三党组织。1934年3月21日，黄琪翔、章伯钧以及余心清、张文等在香港举行临时会议，总结事变经过与教训，决定坚持第三党领导人邓演达“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建立平民革命政权”的政治主张，继续战斗。

1935年，日本入侵华北，国民政府继续实施对日妥协政策，同年7月，福建事变的首脑人物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号召中国民众、各党派人士以民族利益为前提，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

事变影响

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福建事变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不同于以往中国国民党内纷争和军阀混战，它是在民族危急关头，顺应历史发展，针对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发起的政变。它率先举起反蒋抗日的旗帜，为后来的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提供参考，引领了国民党内部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的历史潮流。

而且，福建事变做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尝试，而福建事变的爆发，也搅乱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军事部署。但随着孤立无援的福建人民政府的瓦解，蒋介石又腾出手来全力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致使中央苏区损失惨重，给中共中央做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策带去思考。而福建事变不仅打击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且促进了全国各阶层抗日反蒋运动，为其后全面抗战时期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贡献了一个可借鉴的范例。

触动蒋介石战略政策调整

蒋介石自1927年始逐渐在国民政府中掌权后，面对各地反蒋势力，基本上不先挑起事端和战争，对闽粤皆主退让。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统一全国的策略进行了调整，在取得第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胜利后，他又开始将目光从统一四川省转向统一两广，决定“先平两粤”，以“定国安民”。与此同时，蒋介石从巩固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角度出发，对武力统一全国的方式也进行了一定反思，想要寻找可能的和平统一方式。福建事变后，蒋介石与汪精卫联名通电全国各机关、团体，表明中央和地方今后“相需相求之程度，日以加增。自然之关系，日以加密，以成为不可分之机体”。

福建事变中，反蒋战线分裂，迫使十九路军独自走向反蒋之路，对反蒋运动造成沉重打击。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在国内外所受的掣肘和威胁大为减弱，强化了他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信心和实施力度。与此同时，日本在福建事变中暴露出对中原地区东南的觊觎，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担忧和重视，并促使他开始积极筹划和实施东南国防计划。

为第三党政治主张提供机会

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提出了第三党的平民革命理论，积极号召广大民众起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建立平民政权，并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过渡到社会主义。邓演达明确提出中国平民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且只有反蒋才能真正反帝反封建。他认为平民革命必须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里通过平民革命即号召和组织广大平民群众自觉地夺取或接管旧的政权，使其成为平民政权。并以平民政权的力量对社会进行改革。第二阶段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行集体经济、土地国有等政策，使其组织化、社会化。而土地革命是平民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土地革命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耕地农有,，第二阶段土地国有。

而福建事变中，第三党人直接参与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各项文件政策的起草制定，其政治主张始终贯穿，显著地影响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等各项政策，是其政纲和主要政策的来源和参考。换言之，福建事变及其产生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政治思想本质上是邓演达平民政权理论的实践，也是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具体探索，具有积极的历史进步意义。而福建事变的失败，不仅使第三党遭受巨大损失，而且证明了团结国民党“左”派，打击国民党“右派”的设想是难以实现的。

对中共对敌方针及建国方略形成影响

福建事变爆发时，共产国际与中共临时中央所推行的是下层统一战线政策，却因此丧失了与福建事变上层领导者进行合作以打击共同敌人的绝佳机会。福建事变后，中共开始反思所实行的统战政策，对下层统一战线策略的转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对其后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福建事变对中国共产党之后的对敌方针以及其建国方略带来启迪。福建事变中成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不论是在事前多方筹备、事中程序操作方面，还是从结构形式编制、文内容拟作方面，以及包括拟写召集“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办法及产生代表名单，起草《人民权利宣言》、制定人民革命政府组织纲要与制定国旗式样等，都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了宝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