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军，又称桂系军阀，指民国时期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基地的地方军阀集团。分为旧桂系和新桂系两个派系。旧桂系通常指由广西都督陆荣廷创立的军队，属于北洋军阀一类的旧军阀范畴；新桂系以李宗仁、黄继蓝、白崇禧、黄旭初为首，属于中国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辛亥革命后，广西都督陆荣廷独揽军政大权，网罗谭沿明、莫荣新等旧军人，形成桂系军阀集团，长期统治广西、广东省。1920年粤桂战争中，桂军失败，加剧其内部分裂。1924年，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驱逐陆荣廷势力，统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形成新桂系。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次年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行“清党反共”，其势力扩至两湖地区。1929—1930年在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中失败后，退踞广西。以后曾多次联合其他派系反蒋，未果。后参加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跟随蒋介石发动内战。1949年1月蒋下野，李宗仁主持国民党政府。解放战争时期，桂系部队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歼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宗仁赴美，白崇禧去台湾，桂军遂告解体。

桂军作为民国地方上的实力军阀之一，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颇有影响。军事上，两派都非常重视军事建设，经过整军经武，不断向外扩张，将势力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到广东省、两湖（湖南省、湖北省）和河北省一部份地区，兵力由初期的36500人扩展到1928年时近20万人，成为当时中国国民党内四大军事集团之一。经济上，发展交通，鼓励民族工商业，整顿金融行业；政治上，主政两广、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和皖南事变到最后逼蒋下野，多次试图利用自身实力影响中央；文化上，兴办了一批近代化学校和公共文化设施，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推动了广西文化教育事业发展。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裁减绿营、编练新建陆军。为了培养新军骨干，当时还在龙州、南宁市、桂林市创办了讲武堂、陆军小学、干部学校等。这些新式学校培养的士兵，成为桂军的基础。1904年，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举荐下，陆荣廷以他原有的健字营为基干，与苏元春部将马盛治统率的熙字营、镇南营合编为荣字营十营，由陆荣廷为统领，以原在熙字营的陈炳煜主持营务处，职同帮统，并各兼带一营，谭浩明、林俊廷、韦荣昌、黄培桂、黄榜标、蒙仁潜等分别担任各营督管带或哨官。从此陆荣廷在干部和基本队伍方面，为日后自成一系初步奠定了基础。1906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了编练新建陆军，陆荣廷又在岑春煊的举荐下，以考察军事教育为名，东渡日本，历时半年。归国后，陆因屡立军功，职位不断提升，到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29（宣统三六月）升任广西提督。从龙州县移驻南宁市，全省旧军三十二营悉归节制。桂军雏形正式形成。

1905年同盟会成立，革命党人纷纷进入广西联络会党和新军，从事推翻清朝统治的活动。但是，同盟会并没有在广西建立起严密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同盟会广西分会、广西同盟会支部和南宁同盟会支部，既无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又缺乏密切的横向联系。同盟会党人在组织上的分散性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使他们在武昌起义爆发时暴露出严重的步调不一致和原则分歧。

一盘散沙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同盟会给了桂系军阀崛起的机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胜利，11月7日广西宣布独立。广西巡抚沈秉堃被推举为都督，布政使王芝祥、提督陆荣廷被举为副都督。接着11月10日晚上，桂林广西都督府卫队巡防营第15队发生兵变，赶走了都督沈秉。陆荣廷被省议员们推举为都督，完全控制了广西的军政大权。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再加上西方资本的涌入，在广西造成了大批失业游民。他们从生产者中被抛弃出来，沦落到社会的最底层，许多人沾染了流氓无赖的肮脏污垢。不少人参加了会党，有些还成为山堂首领。陆荣廷及其部众多出身草莽，他们在清朝的旧军中结成封建的帮派武装在辛亥革命时依靠守旧的乡团势力，利用革命民主派的软弱，大肆排除异已篡夺辛亥革命后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权，终于形成独据一方的封建政治、军事集团，即通称的桂系。

清末民初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关系依然是社会关系的主导，陆荣廷的统治，就是封建宗法专制统治。其主要统帅陆荣廷、谭浩明、陈炳娓都是江湖上的拜把兄弟。彼此之间又结成儿女亲家。陆荣廷就依靠这种关系，发号施令，专断独裁。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后，广西在桂林市建立“都督府”，全省军政大权。陆荣廷发而动兵变，同盟会成员被迫推举其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都督，陈炳焜任军政司长。1912年2月8日，陆荣廷在桂林接印就职。他抬出“桂人治桂”的招牌，网罗了一帮地主豪绅和旧官僚武人，建立起旧桂系军阀在广西的封建专制统治。1913年4月，陆荣廷开始改编全省军队，将全省一部分巡防队和留存新建陆军改编。

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陆荣廷表态支持袁世凯。一方面在粤桂、湘桂边境部署重兵，对湘粤两省施加军事压力。以6营兵力和大批饷械帮助龙济光从梧州市向广州市进击，致使广东省被迫取消独立；一方面镇压境内的革命活动，捕杀进步人士。同盟会成员刘古香，黄体仁等都被杀害。

“二次革命”后，陆荣廷和袁世凯因为官职封赏和“迁省”议题等矛盾逐渐激化。1915年袁世凯复辟，护国战争爆发，陆荣廷“久蜷广西壮族自治区，乘机响应，借以谋粤”。在梁启超等人的劝说下，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广西独立。在致袁世凯的《最后通牒电》中说:“荣廷以数年来共事之情好，不忍我公终以祸国者自祸，谨沥诚奉劝，即日辞职以谢天下。荣廷等当更任力劝云、贵同日息兵。”公开与袁世凯决裂。

陆荣廷宣布讨袁，对于促进袁世凯的垮台起了一定的作用。1916年6月袁世凯死，孙中山电令在广东省的中华革命党人停止军事行动。陆荣廷则继续对广东用兵，于10月间驱逐了龙济光，把地盘扩大到广东。陆荣廷的反袁，博得了改良派的喝彩，孙中山也称道他“名甚佳”。

护国战争之初，袁、陆二人之间尚未公开决裂。1916年1月，袁世凯派兵征滇，除由四川省、湖南省分别向云南省、贵州省进攻外，并派广东省广惠镇守使龙济光为云南省查办使，由广东省率军假道广西壮族自治区向云南省进攻，令陆荣廷相机协助。陆荣廷懂得袁世凯此举将危及广西地盘，遂秘密策划围剿进入广西的龙济光部队。陆荣廷表面殷勤接待，积极协助，安排自己的心腹黄自新、马济率部约5000人一同进入百色市，其实是进行监视和控制。

1916年3月上旬龙军分四路进攻云南，龙也从南宁市移驻百色进行指挥作战。1916年3月11日，陆荣廷以贵州省宣抚使名义，率兵12个营到达柳州市。3月14日夜，陆裕光在百色城以宴请为名扣押龙济光部在百色的连以上军官。第二天拂晓，黄自新组织部队突袭龙济光的司令部，歼灭其卫队营，强令龙济光令其部下缴械投降，并签字同意讨伐袁世凯。龙济光在孤军无援、势难抗拒的情况下，被迫签字。龙在百色的部队和后来由云南省前线撤回的部队，都由黄自新和陆裕光缴械。在田东县那板的纳顺洪部队被马济率部包围缴械。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收到龙济光部被缴械的电报后，即公开宣布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向广东省、湖南省两路出兵，讨伐袁世凯。

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省的护国军相继入粤，在广东肇庆成立了四省护国军军务院，以广东为基地讨袁。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力量有限，被排斥在军务院之外。而桂军由于在军事上占较大优势，故在护国战争结束后能够独占广东，且为北京政府所承认。

1916年10月6日，陆荣廷率桂军进入广州市，取代龙济光任广东督军，开始了桂军长达四年之久对广东的统治。1917年4月10日，大总统黎元洪任命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陈炳焜署理广东省督军。6月徐州督军团会议后，有所谓西南各省“联合讨逆”，陈炳、谭浩明乘机宣布两广“自主”，借口饷绌，设筹饷局，横征暴敛。

1917年7月，孙中山率程璧光指挥的部分海军军舰南下广州护法，陈炳焜陆荣廷意旨，口头表示欢迎，实则进行破坏。广东省议会选举胡汉民为省长，但陈炳焜不予承认，且夺去印信。陈炳焜主政广州市期间，垄断把持广东各项税收，由其参谋长秦一民在广州包烟包赌，巧取豪夺，大饱私囊。拒绝负担军政府和非常国会的经费。其所作所为为粤人所痛恨，为缓和矛盾，陆荣廷于1917年11月20日将其调回广西壮族自治区，改任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省督军。

莫荣新主政广东的暴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上任之后，以拘捕和杀害方式剪除孙中山的支持者。孙中山无法忍受，曾于1月3日晚间令海军“同安”“豫章”两舰炮击观音山督军署。在莫荣新等人指使下，军政府取消大元帅制、改设七总裁制，5月，逼走了孙中山，致使护法运动失败。

在桂系军阀统治下，广东政局十分紊乱。1917年11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莫荣新指使沈鸿英、林虎等前往讨伐。1918年2月26日，程璧光被刺身死。莫还拉拢李根源打击李烈钧，挑动滇军内讧。对于势力较弱的社会群体，桂军也极力施压，如1919年5月29日镇压广州学生反日运动。

桂军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在粤军民。1920年6月3日，孙中山、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发表宣言，严厉谴责陆荣廷、岑春煊破坏护法，决定“移设军府”。孙中山力劝唐继尧、刘显世、王文华等滇黔实力派共同出兵围攻旧桂系，8月中旬，陈炯明粤军在漳州市誓师南下。广东省各地民军纷起响应,粤军长驱直入，势如破竹，10月29日占领广州市，旧桂系残部败退广西壮族自治区。旧桂系对广东的统治，至此结束。

1920年11月，驻粤桂军败退回广西之后，陆荣廷得到北洋政府的支持，欲重新夺回广东省。孙中山决定先讨伐陆荣廷，然后由桂北伐。旧桂军攻粤，在梧州市设立广西护军使署，陆荣廷请北洋政府委陈炳焜为护军使，进行统一指挥。兵分三路攻粤。计划南北两路先行进攻，主力中路暂取守势，待南北两路进攻胜利，即对西江采取钳形攻势，一举歼灭粤军。粤军由陈炯明督师，设总司令行营于肇庆市，分三路进行反击。

1921年6月13日，陆荣廷下令攻粤，南北两路首先入广东省，不几日即占领了广东省的灵山、廉江市、化州市、高州市、怀集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阳山县等县。6月18日，孙中山下达命令讨伐陆荣廷。2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22日，主力中路粤军在内河舰队和飞机的掩护下，首先向梧州市进攻。23日，桂军陈炳焜部巡防队副司令刘震寰叛变，通电与陆荣廷脱离关系。刘震寰率部配合粤军里应外合进攻梧州。驻梧州的桂军司令韦云昌率部怆惶逃往桂平市，护军使陈炳焜也怆惶从梧州出逃。26日，粤军稍经战斗即占领梧州。粤军中路攻占梧州后，即兵分三支：第一支沿西江攻取藤县，进逼浔州；第二支从罗定市进占岑溪市，取道容县、北流市，进攻玉林市，切断进犯高雷的桂军退路；第三支从梧州北上，进占信都镇，攻取八步区，切断进犯北江的桂军退路。

此时，入粤桂军也相继战败。沈鸿英见梧州市失守，陆荣廷大势已去，遂通电宣称“自治”，脱离同陆荣廷的关系，并将所部改称“救桂军”，自任总司令。驻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边境的湘军和滇军也响应孙中山号召对桂军发起进攻，见势不妙，陆部下贲克昭、秦步衢先后宣布脱离同陆荣廷的关系。在粤军和滇军的猛烈进攻下，桂军重镇桂平市、南宁市、桂林市、柳州市相继失守。9月30日，粤军黄大伟部攻克龙州。陆荣廷和潭浩明等逃往越南，后经香港特别行政区往上海市。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乱，赶走了孙中山。8月，自任粤军总司令，重新控制了广州。1922年10月20日，孙中山联络桂军东下讨陈。12月6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沈鸿英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与滇军及拥孙之粤军陈济棠、莫雄等部组成西路讨贼军。讨贼军势如破竹，很快攻入广东省，陈军节节败退。陈炯明见事无可为，于是通电下野，率部退往惠州，陈军也撤退至东江、潮梅一带，伺机再起。16日，滇、桂、粤西路联军进入广州市，并设立“海陆军联合维持治安办事处”，推魏邦平为主任。20日，孙中山任命胡汉民为广东省省长、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魏邦平为广州卫戌司令。

滇、桂军入粤，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孙中山；但他们并不听从孙中山的号令，蹂躏广东，横行不法。

沈鸿英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早有勾结。参加讨陈战争，名为拥护孙中山，实欲借此谋取广东省。讨贼军攻克广州后，沈部即抢占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白云山等要地，占领官署，自收捐税，图谋叛乱。1923年1月26日晚，在江防司令部会上，沈鸿英部将李易标、刘达庆、黄鸿等拔枪向胡汉民、魏邦平等人射击，陈策腿部受伤，省长卫队二人被击毙。胡汉民、邹鲁、陈策等由刘震寰、刘玉山保护脱险（胡汉民脱险后即赴香港特别行政区电辞省长职）。当晚，沈鸿英派兵渡河，欲缴驻广州河南魏邦平所部第三师军械，魏军察觉后，用机关枪扫射，沈军死伤百余人。27日，沈鸿英与杨希闵联名宣布魏邦平罪状，称魏勾结陈炯明图谋不轨，并以释放魏邦平为条件，迫使魏部第三师缴械，军械暂存于滇军总部。

沈鸿英的所作所为引起广州市各界的强烈反对，古应芬、胡毅生、陈策随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开赴江门市，准备组织力量讨沈。杨希闵、刘震寰对沈鸿英的阴谋也有所认识，与沈保持一定距离。孙中山回到广州后，分别致函各路海陆军将领，令迅速讨伐沈鸿英。此时，拥护孙中山的粤军许崇智部、滇军李烈钧部、朱培德部也陆续入粤。在讨沈各军打击下，沈鸿英败退回广西壮族自治区。

粤军退出广西后，陆荣廷妄图重新统治广西，1922年9月由上海市经越南入龙州，收集旧部。1923年11月，陆荣廷移驻南宁市，就任北洋政府委任的“广西全省善后总办”职。1924年1月，陆荣廷以“循职巡视各属”为由，率领陆裕光部约1000余人，经柳州市抵桂林市。想趁沈军大部份部队在粤湘桂边境与孙中山革命军对峙之机，抢占沈鸿英地盘，谁知计划暴露，沈鸿英遂决定重新向孙中山“投诚”。1924年3月下旬，沈鸿英从粤湘桂边境分两路回桂，13日，沈军邓佑文、邓瑞征两部将桂林城包围。陆荣廷急电在湖南省吴佩乎部任武卫军军长的义子马济和在南宁、龙州的谭浩明、陆福祥率兵救援。被沈鸿英部沈荣光和何才杰打败，陆福祥部几乎全师覆灭。沈军乘胜追击，于6月11日攻占柳州。

沈军占柳州市后，正欲回师再攻桂林，直系吴佩孚应陆荣廷的请求，令湘军赵恒惕派马济率武卫军全部和湘军叶琪旅，由湘入桂，进行武装调停。沈鸿被迫答应停战，于6月下旬撤桂林之围。此时，陆荣廷在南宁市、龙州县、百色市、庆远的兵力和地盘已被李宗仁、黄绍站、白崇禧的定桂讨贼联军所消灭和攻占，而桂林守军主力韩彩凤部又已离开桂林与白崇禧指挥的部队大战，桂林兵力空虚。8月21日，沈军分3路由昭平县北上，23日，重将桂林城包围，陆荣廷知难以抗守，于24日下午率队由北门撤出桂林，经灵川县、兴安县退往全州县。9月中旬，在柳城县方面被白崇禧打败的韩彩凤残部1000余人辗转来到全州，陆荣廷顷全力向沈军反攻，陆、沈两军在兴安、全州展开激战，持续数昼夜。21日，沈军攻占陆荣廷的最后据点全州。陆荣廷率残部进入湖南省境，于10月9日在湖南省永州通电第二次下野。

新桂系军队是从旧桂系军队分化而来，其将帅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和黄旭初，都是旧桂系军队中的营连长。军队的军事、政治和文化素质优于旧桂系军队。新桂系军队军官多是从军校出身，注重接受近代军事知识，有较好的军事素养和指挥才能；各级对部队控制和管理比较严；领导核心比较团结；同时注重广西根据地的建设。因此，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队伍。

孙中山号召讨桂时，旧桂系对军校学生出身的军官及其所在部队很不放心，怕他们在梧州市前线与粤军接近，因而把部队调驻远离粤军的百色市。1921年6月，粤军挺进广西壮族自治区，讨伐陆荣廷。桂军全线崩溃，陆荣廷被迫下野。此后，黄绍竑、白崇禧等脱离了对旧桂系的依附关系，自立门户。他们起家的本钱”就是从旧桂系军队中拉出来的两支小队伍：一是旧桂系粤桂第一路边防军(司令先为林虎后为黄业兴)李宗仁统领的十余个连约二千余人枪，俞作柏、钟祖培、伍廷题、李明瑞、黄旭初等人在内。另一是旧桂系原马晓军模范营(后扩编为团)约一千人枪，由黄绍率领，投奔李宗仁，以白崇禧、夏威、刘斐、韦云淞等人为骨干。

1922年，粤军占领南宁市后，李宗仁接受陈炯明粤军有条件的收编，最大程度保持自身独立性。1922年4、5月间，陈炯明背板孙中山，粤军和其他外省军相继退出广西壮族自治区，粤军一走，旧桂系残余势力蜂拥而起，纷纷打出“自治军”的旗号，制地自封，出现了“司令满街走，将军多如狗”的混乱局面。当时的广西，四分五裂，几乎成为无数“小国”。这正好为李宗仁崛起造成了条件。李宗仁乘机率部进驻玉林市，割据了玉林五属和邻近的一些县份，自封为“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从此，玉林等县成了李宗仁的地盘，成了新桂系的第一个策源地。

1922年9月，陆荣廷从上海市返回广西，在龙州县就任“广西边防督办”职务。次年11月，又从龙州到南宁市，就任“广西全省善后总办”(北洋政府任命)。陆以“总办”名义，将全省自治军名目一律取消，重新颁发各部队番号，李宗仁的“广西自治军第二路军”亦被改为“广西陆军第五独立旅”。李宗仁表面上归陆荣廷节制，但实际上玉林市仍处于独立状态，只是“改司令部为旅部，其它一概如旧，以改头而不换面了之。”利用机会在玉林整军经武，修明更治，增强自身实力。

此时全省形成三大军事力量，分别是陆荣廷的自治军、沈鸿英军、李宗仁和黄绍竑的定桂讨贼联军。由于李宗仁和黄绍的军事实力与另外两方相差甚远。遂确定了先联沈倒陆，再灭沈的战略。

1924年4月，沈鸿英军将陆荣廷围困在桂林市。李宗仁、黄绍竑利用这一形势，并经得沈鸿英的同意，决定向陆荣廷的老巢南宁市进攻。两军在南宁成立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兵分3路继续向柳州市和左、右江攻击陆荣廷的部队。右路由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并约沈鸿英军杨子德师和沈锡刚旅一同进攻柳州。此时，沈、陆双方相峙未决，李宗仁、白崇禧率部乘虚占领柳州。陆荣廷闻柳州失守，急调韩彩凤部回师柳州，白崇禧率部迎击，韩彩凤失利。在联军和沈鸿英两军同时进攻下，韩彩凤部不支，退逃湘黔边界。8月下旬联军基本上肃清了陆荣廷在柳庆地区的势力。左右江一带的陆荣廷残部也陆续被左、中路军解决。陆荣廷经直系吴佩孚和湖南省督军赵恒惕的武装调停而退出桂林市，见南宁市和左、右江归联军所得，柳州市归沈鸿英军所占，遂于1924年10月通电再次下野，经湖南省转赴苏州市。

陆荣廷下野以后，桂林、平乐县、柳州为沈鸿英军所占，在桂林、柳州的陆荣廷残部，多为其吸收，势力日大，沈鸿英秘密将军队分向贺县、柳州、蒙山3处集中。李、黄的定桂讨贼联军占领南宁和左右江之后，立即将主力调回桂平市和梧州市。李、黄联军实力虽不如沈军，但得到驻梧州粤军李济深相助。联军分三路进攻沈军。左路首先与沈鸿英军在武宣激战，沈军主将邓佑文受重伤，沈军主力被击溃。右路军进攻八步区得手后，粤军陈济棠旅不再前进，调回西江下游，夏威部继续向平乐进攻。沈鸿英军见粤军调回，乃集中兵力在荔浦市的马岭坪向夏威部反攻，夏威部伤亡惨重。中路军俞作柏部攻占蒙山后，赶往增援将沈军击溃，右、中两路遂联合向桂林市进攻左路收复柳州市后，吕焕炎和钟祖培部协同中、右两路会攻桂林，李石愚部追歼从柳州退出的沈军至贵州省边界。李宗仁、黄绍部于1925年2月14日占领桂林。沈军向桂、湘粤边境溃退。白崇禧指挥夏威、俞作柏、吕焕炎、钟祖培部继续追击，后至湖南省的城步、武冈市，将沈军歼灭，沈鸿英只身赴香港特别行政区。

当李宗仁、黄绍竑军向桂林沈鸿英军进攻之时，反对孙中山的云南省唐继尧以“川黔滇联军总司令”名义，出兵假道广西赴粤，企图占领两广。李宗仁、黄绍竑就急电广州军政府派兵援助。1925年2月，滇军龙云率部进逼南宁，南宁守军为保存实力，退出南宁，滇军龙云前锋直抵宾阳附近。广州军政府为防止滇军东下，派范石生军约1.5万人前往援助。双方在高田坪展开激战，滇军不支退守南宁。唐继虞军1925年4月从贵州逃入黔桂边，5月，唐军先头部队吴学显部占领三江进而围攻柳州，李宗仁、黄绍竑急电白崇禧率部赶回柳州，同时黄绍竑将伍廷题、钟祖培部从南宁调往柳州，已被围困数日的柳州守军知有援军，突围而出，双方战斗非常激烈，黄绍竑令左翼钟祖培分兵一部绕攻沙埔，同时集中火炮轰击唐继虞的增援部队。滇军左、右、后均被攻击，溃败逃回云南。困守南宁城的滇军，听到唐继虞部在柳州失败，也撤退回云南。至此，广西遂为新桂系所统一。

李、黄、白统一广西壮族自治区不久，即应广东省革命政府之请，派兵助击入粤川军熊克武部，并出兵南路八属协助国民革命军肃清陈炯明的同党邓本殷、申葆藩，支援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广东统一后，通过1926年3月在广州市召开的“两广统一会议”，李黄白把他们建立起来的广西政权置于广东革命政府的直接管辖之下，在政治、军事、财政等方面接受革命政府的监督和领导。从此，李、黄、白新桂系正式归附广东革命政府，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的阵营。广西、广东两省各自的统一，以及两广统一的实现，为北伐战争创造了前提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及时发动。李宗仁的新桂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作战英勇，在北伐战争过程中作出了较大的贡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桂系第七军除留下一部分军队留守后方外，其余12个团2万余人在军长李宗仁的亲自率领下，于6月下旬分成两路入湘北伐。第七军入湘后，会同李济深的第四军，援助唐生智，讨伐吴佩孚，首先攻克了长沙市，此后，北伐军兵分三路，向北攻击。

贺胜桥为鄂南通向武昌的第二道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吴佩孚军自汀泗桥败退后，拟固守于此，以挽回败局。战前，吴佩孚亲到贺胜桥坐镇，总兵力不下10万人，准备与北伐军决一死战。1926年8月30日拂晓，桂军第四、第七两军同时出击，总指挥李宗仁亲率陈可钰等将领到前线督战。战斗以贺胜桥正面最为激烈，北伐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桥正面之敌发起猛攻，敌人企图顽抗，但北伐军冲杀甚猛，敌军抵挡不住，向后溃逃，吴佩孚以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阻止，溃兵竟向大刀队作反冲锋。很快，吴军全线崩溃，贺胜桥为北伐军所占。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讨伐吴佩乎的决定性胜利之后，另一盘踞长江下游的军阀，号称苏、浙、皖、闽、赣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深感北伐对其已形成严重威胁，因而一改其原来的“中立”、坐山观虎斗的态度，从苏、浙、皖三省调集10万军队至江西，准备进攻北伐军，进行决战。面对这种形势，北伐军司令部决定先发制人，开辟第二战场——江西战场。

江西省战场开辟后，为加强江西方面北伐军的力量，第七军于9月10日奉令撤离武昌，转赴江西作战。李宗仁计划进军赣北，威胁敌人的战略要地九江、德安，这样敌人西进之师必回头东救九江，可解武昌北伐军之危。29日，第七军进抵赣西北武宁县的溪镇附近，与据守该镇的孙传芳嫡系王牌部队谢鸿勋师对峙。次日拂晓,第七军对谢师发起攻击，经一天激战，将谢鸿勋的2万余人全部消灭。接着，第七军在德安又与孙部大将卢香亭的部队相遇，卢部约有三、四万人，战斗力也强。两部相遇，战斗异常激烈。李宗仁亲至最前线督战，桂军前仆后继，奋勇冲杀，终于将敌军击溃。德安一役，虽消灭敌人1000余人，第七军伤亡也达2000余人，是该军北伐以来，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仗。

北伐军肃清江西省孙军、占据江西后，继续向仍然被孙传芳控制着的闽.浙、江、皖等东南诸省进军，以彻底肃清孙传芳残部。第七军则奉令向安徽挺进。1927年1月，北伐军总司令部拟订了肃清东南诸省的计划。按照此计划，第七军被编为中路军之江左军第一纵队序列，李宗仁任江左军总指挥。江左军之作战任务，是在东路军攻克闽、浙后，以安徽的安庆市、合肥市、蚌埠市为目标，与江右军齐头并进，切断津浦、沪宁铁路的交通，以便攻占南京、上海市。2月，李宗仁率领以第七军为主力的江左军按原计划自鄂东向安徽之安庆进迫。驻守安庆芜湖市一带的孙军，于3月4日在芜湖正式官布附义。随后，皖军王普等部也先后附义反正。这样，第七军兵不血刃地进入安庆和省会合肥。接着，第七军移兵皖北，进迫津浦铁路南段，威胁南京、上海。驻守南京、上海一带的孙军和张宗昌的直鲁联军见后路有被切断的危险，乃纷纷向皖北后撤。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北伐受挫，中国出现了汪精卫的武汉、蒋介石的南京和张作霖的北京三个政权。李宗仁、白崇禧力阻蒋介石对武汉用兵，除了出于联合汉方北伐的需要之外，也还有拉拢汪精卫反蒋的用意。在当时中国国民党各派系的纷争中，桂系先和汪联何（应钦），逼蒋下野；继而拉拢西山会议派排汪，控制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尔后又利用宁汉战争和北伐直鲁之机，使李宗仁部得以据有两湖。为了应对桂系势力做大，汪、蒋暗通款曲，12月3日，在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汪精卫突然提出让蒋重任总司令，由于各派政见一时难以调和，于是出现非蒋莫服之趋向，提案获得通过。这无异宣告桂系控制的特别委员会即将寿终正寝。互相勾结起来的蒋汪两派压倒了桂系，使桂系的扩权遭受挫折。

宁汉合流后，武汉政府准备迁往南京。1927年8月24日，孙传芳按照张作霖的作战计划，出动11个师、6个混成旅共7万余人，兵分3路渡江会攻南京。不久，栖霞山主要阵地被孙军攻占,第一军全部向南京后撤,孙军跟踪追击,绕出乌龙山右侧,有包围夏威第七军之势。李宗仁见情况紧急，电令夏威自乌龙山阵地向东出击，26日,孙、夏两军在栖霞山麓一带高地激战，至27日清晨，夏军终于收复栖露山,全歼在乌龙、栖霞一带渡江的孙军。

当栖霞争夺战正在激烈进行之时,龙潭已为孙军占领,镇江市、高资街道之间,也有大批孙军南渡，高、镇、京、沪间的铁路及电讯交通俱已断绝。白崇禧电令驻京沪路东段的第一军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率部向龙潭反攻，同时电令正在自常州开往杭州市的第一军第二师刘峙,回师往援。29日晚,何应钦部第一军的第一（王俊）、第三（顾祝同）、第二十一（陈诚）等师援军均已到达龙潭附近。30日拂晓,李、白、何三路军实行全线反攻。31日，桂军逼迫孙军退至长江南岸，将其包围缴械。孙传芳仓皇登上小汽艇逃命，仅以身免。不及渡江的4万余孙军全部被俘。事后白崇禧评价，龙潭之役是北伐战争中的关键，稳定了国内政治局面，并“促使徘徊观望之友军加入革命行列‘’。

宁汉战争的导火线是安徽问题的纠纷。桂系把持南京特委会后，急于打通南京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联系，这样，占据两湖以对抗特委会的唐生智，就成为桂系实现新扩张的障碍。1927年9月22日武汉政治分会正式成立，由唐生智、顾孟余、陈公博任常务委员，管辖两湖与江西省，并派何键任安徽省主席。唐生智以护党名义，通电反对特委会，否认南京中央政府，命令刘兴的第三十六军东进至当涂县，与桂系夏威的第七军在芜湖市发生了前哨战。桂系仍然打着南京特委会的招牌，以维护“统一”为理由，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10月18日，程潜的第六军向驻在宣城湾址的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进攻，宁汉遂正式开战。随后，李宗仁率第七军进入皖北，进攻三十五军何键部。由于朱培德已接受宁方委任的第五路总指挥，安徽的唐军有被截断退路的危险，因此，唐生智今刘兴、何键两军相继退出芜湖、安庆市，撤回武穴市一带。南京西征军沿长江两岸齐头推进，所过无阻，10月25日，不战而入安庆。次日，李宗仁乘兵舰到达安庆，指挥前线作战，宣布“唐生智十大罪状”。11月7日至10日，唐军继续缩短战线，放弃武穴、田家镇、薪春，退回武汉。11日，唐生智召集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在唐宅举行会议，他以过度疲劳为名，决定下野休息，指定李、何、刘负责，指挥全军退守湖南省。当晚，唐乘日轮顺江东下，逃往日本。

1928年1月15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程潜自武汉督师进讨退往湖南的唐军。以白崇禧为总指挥，分两路南下。白军连战皆克，1月25日进占长沙市，2月7、8日占领衡山、衡阳市。这时，李品仙、刘兴、何键、叶琪等相继致电白崇禧，表示愿意停战，接受改编。3月11日，白崇禧、程潜与唐军达成协定：以李品仙为第十二路军总指挥，节制叶琪为军长的十二军(原十八军，周斓的十比军并入)和廖磊为军长的三十六军，两军均调至京汉路参加北伐；何键部三十五军、吴尚部第八军，留驻湖南省;刘兴以“赴日考察军事”为名下台。宁汉战争遂以唐生智下野和唐军溃败而告终。 新桂系赶跑了唐生智，两湖成了他们囊中之物，蒋介石愈更坐卧不安，于是蒋桂矛盾表面化了。

1928年2月，蒋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实现了党内暂时的统一，控制了国民党中央大权。会后，蒋介石积极部署讨伐奉系张作霖的“二次北伐”。5月26日，李宗仁正式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职，设总部在汉口，由鲁涤平、李品仙、白崇禧分任下辖三个军团的总指挥职。同时，任命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所部参加北伐。

5月23日，白崇禧帅第四集团军赶至正定县支援冯玉祥，在保定市西南发动方顺桥会战。在第四集团军的配合下，晋绥军于28日发起总攻。次日，奉军动摇，放弃方顺桥北撤。第四集团军和晋军协同行动向保定追击。31日，联军攻占保定。奉系首脑张作霖见大势已去，被迫放弃京津，退守东北地区。

京、津平定后，蒋介石令白崇禧代行总司令职权，指挥所部及晋军、冯军各一部，继续扫荡退据冀东地区的张宗昌直鲁联军余部。9月17日，张宗昌派代表往唐山白崇禧，表示投诚。23日，东征军事全部结束。是日，白崇禧下令将输诚的直鲁军余部2万余人改编为三个暂编师，暂归白崇禧的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节制。至此，京、津及华北地区大部分地区，纳入国民党南京政府的统治范围。

北伐结束后，新桂系实力从一个军发展为8个军，20多万人，其势力范围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扩展到鄂、湘、粤、冀等省份，形成了由李宗仁坐镇武汉、统辖两湖，黄绍兹镇守广西、联结广东省，白崇禧屯兵冀东、控制华北，南北遥相呼应、威震中原的态势。桂系势力趋于极盛。新桂系实力迅速膨胀让蒋介石如芒在背，恐惧不安，认为新桂系势力的扩张已威胁到了他的统治地位。蒋桂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1929年11月，被蒋介石驱赶的新桂系和退入广西的张发奎第四军联合反蒋，组成护党救国军，约8个师另2个旅，4万多人，进兵广东。蒋介石令粤军陈济棠为讨逆军第八路总指挥，由湖南省攻广西壮族自治区，牵制桂张联军，并任命何应钦为广州行营主任，统一指挥，总兵力约10万人。1929年12月底，桂张联军攻粤失败，粤军进占梧州市，桂张军只得退守平乐、荔浦市，粤军向平乐、荔浦进击。此时，新桂系留守后方的第一纵队指挥官吕焕炎投降蒋介石。桂张联军前后受敌，形势十分危急。

1930年1月下旬，蒋军朱绍良率毛炳文、谭道源、陈继承3个师进入平乐县。李宗仁即令梁翰嵩教导师由荔浦向平乐推进；令白崇榕率第七军和伍朝栋、韦恒心两团开进荔浦。梁瀚嵩师于1月29日由荔浦进到栗木，击退蒋军警戒队，第二日又击败蒋军一个团，进抵平乐对岸，被蒋军击退。2月5、6日，白崇禧引诱驻平乐的蒋军全部过漓江西岸，集中优势兵力在荔浦市的马岭、栗木、龙高等地击败蒋军。蒋军分散数处过漓江，退往梧州市与粤军会合。

1930年2月上旬，桂张联军击退蒋军后，张发奎急于向广东省反攻，经横州市沿钦路进攻广东省南路的钦县、廉州化州、高州市等地。黄绍竑率第十五军沿西江，占领平南县、藤县，只留黄梦年师1个团围困玉林市的吕焕炎部。粤军陈济棠利用桂张军战线延长、兵力分散的弱点，集中余汉谋、香瀚屏、蒋光3个师，由（县）苍（梧）公路经溪容县向北流市挺进，对桂张联军实行中间突破以解玉林吕焕炎部之围。黄绍竑得悉粤军的行动，由西江急调许宗武师赴玉林，张发奎军则由高州折回容县，以截击正在前进的粤军不意，粤军已进抵容县，张军即由陆川县转入北流与黄绍兹部会合阻击。黄部和张军遂与粤军在北流展开激战。桂军参加战斗的只有4个团，不满4000人，张发奎第四军参加战斗的不满3000人，总共6000多人，而粤军有1.2万多人，且有飞机助战。从2月13日—16日，激战4昼夜，桂张联军惨败，退贵县隔郁江防守。

1930年5月，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率部入湘，响应阎锡山、冯玉祥进行反蒋中原大战。蒋介石任命云南省龙云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派兵从后方攻击桂军。龙云于1930年6月兵分两路攻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两路军于1930年7月18日进抵南宁市近郊。桂军师长、守备司令韦云淞指挥2000多人，固守南宁城待援。

1930年7月13日，桂张联军由湖南省败退回桂林市。湘军和粤军分途向桂张联军进逼。8月26日占宾阳县，切断柳州市通往南宁的公路。桂张军避开宾阳的粤军，绕道上林县、武鸣区急进，进攻南宁滇军，先解南宁之围。10月13日凌晨，白崇禧率部向围困南宁城的滇军发起攻击，城中军队奋勇杀出，滇军前后受敌，仓促应战，不支，遂向右江败退。桂军继续追击，滇军溃不成军，退回云南省。1931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与广东省陈济棠释嫌修好，合作反蒋。湘军和蒋军先行退出桂境，5月中旬，粤军亦退出广西壮族自治区。

1929年底和1930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直接威胁到新桂系在广西的统治,刚刚重主广西政权的李、黄、白，立即调集兵力，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

1930年3月，黄绍竑派梁朝玑率1个师4个团的兵力,沿左江向龙州进军。由于叛徒出卖和军事力量上的差距，驻守龙州的红八军遭受失败，从龙州县撤出。不久，爆发蒋阎冯大战,桂系出兵湖南省，遂将杨俊昌、覃兴两团调回南宁市，只留下岑建英团驻守百色市。红七军趁桂军主力北出湖南，百色防务空虚的机会，集中兵力，重新收复百色。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攻占百色，在桂西北一带扩展力量。后来，白崇禧指挥桂系第七军和张发奎第四军对红七军加以围攻，红七军不得已于1931年北上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1934年夏，中央苏区红军反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受挫。9月、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9000余人和红一方面军7万余人先后途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向西撤离，蒋介石命令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司令（后改为“追剿军”总司令）何健粤军陈济棠部和新桂系军李宗仁，共派出26个师约30万人，进行围追堵截，企图在湘桂边境消灭中央红军。

1934年8月11日，红军第六军团作为先遣队到达湘桂交界的桂东地域。新桂系军队为防止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广西，动用兵力共2个师，约1.2万余人，防守富川、龙虎关一线。特别加强在湖南省道县至蒋家岭的兵力，除两个团外，还调民团两个中队协助防守。红军趁桂军调兵空隙，迅速渡过湘江，进人今资源县的西延山区。9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全部离开广西壮族自治区进入湖南省城步县的蓬洞。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继红六军团长征路过广西边境。桂军在湘江一线堵击。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市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认为“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11月28日至12月1日，蒋介石严令封锁湘江，桂军湘军与中央红军主力交战。1个师在兴安县光华铺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的1个师激战。经过3天3夜激烈战斗，中国工农红军以重大代价掩护机关部队渡过湘江，向越城岭及其以西的西延山区前进。12月13日，红军离开广西壮族自治区进入湘西南，桂军停止追击。

随着东北地区的沦陷，日本的侵略程度逐渐加深，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就坚决主张抗日，1936年4月，李在广州市发表了著名的“焦土抗战”谈话。抗战爆发后，桂军积极参加抗战。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征集新兵10万，先后编成2个集团军、1个军团：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品仙。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廖磊。美国第八集团军，军团长为夏威。

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问题上，新桂系和蒋介石存在着严重分歧。李宗仁认为，酿成九一八事变的祸变，是蒋介石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内战上，实行妥协媚外外交的结果，他强调国联不可靠,要收复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华族自立起来，“用自己的鲜血和头颅去同敌拼命,才能图谋生存。”1936年4月17日,李宗仁在广州市答记者问时提出著名的“焦土抗战”说。

1936年6月1日，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具呈南京国民政府,吁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实行全国抗战，次日通电全国。两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数人一致表示，愿意率领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国家民族争一线之生机。”决议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由陈济棠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蒋介石对两广的劝告不予理睬，下令集结军队于两广边境。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以官职、金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致使陈部下多人叛陈投蒋。最终陈不堪压力宣告下台离粤,桂粤联盟宣告瓦解。只维持了48天两广事变遂平息。在各方斡旋下，双方决定以和平方式解决广西壮族自治区问题，于是9月中旬，李宗仁飞往广州市与蒋介石会晤，并表示愿意接受新任命，两广事变以蒋桂双方的妥协和平解决。

淞沪会战爆发以后，蒋介石集中了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在淞沪一带与日军展开激战。国民党军队为消灭南渡日军并恢复蕴藻滨南岸阵地，决定除与日军对峙的部队向当面之敌出击外，另由第48军，第66军，第98师组成三路攻击兵团对日军发动反攻。其中由桂军组建的第48军以步兵六个旅编为第一路攻击日军，由淡家头、陈行正面攻前进，重点于左翼。10月21日晚8时开始攻击，日军倾全力向蕴藻南岸大举进攻，第48军首当其冲。虽经拼死抵抗、反复冲杀，陈行等地得而复失。23日晨，敌“仍以主力继续向我21集团军阵地猛烈进攻，激战至本日午，桂军21集团军伤亡过大，部队混乱，阵线相继被敌突破，这就是淞沪会战中著名的“大场之战”。在这次战斗中，第48军的顽强抵抗和勇猛冲杀，给敌人以重大创伤，阻滞了日军的进攻，本身也受到重大伤亡。两个旅长战死沙场，部队伤亡过半。淞沪会战后期，为掩护淞沪地区的大撤退，桂军第7军在吴兴一带阻击敌人，抵御数倍之敌，血战数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京沪会战之后，日军沿津浦铁路南北央击徐州市。1938年1月18日，日军进占明光镇。2月1日，敌搜索警戒部队占领临准关，沿铁道两侧向蚌埠市进击。2月6日，桂军第21集团军和第31军对刘府、考城、蚌埠之敌进攻；第7军由定远、红心铺向铁道线进击，遮断敌后方联络线，第48军攻击第31军右派之敌，协同第31军作战。经激烈战斗毙敌干余，击毁敌战车十余辆，并一度收复凤阳、考城。日军被迫停止北进，京沪铁路南段遂成对峙状态。3月，第31军取代于学忠部担任淮河北岸的防守。台儿庄决战时，南敌再度北犯，遭到第31军顽强阻击，日军始终未突破固镇以南一带阵地。津浦路南段阻击战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南北夹击徐州市的战略计划，为台儿庄大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5月初，日军对徐州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南路之敌以主力循涡河北上，企图切断徐州地区中国国民党军队西退之路。桂军第11、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集团军与敌激战，阻滞了日军的进攻。

徐州会战结束后，日军分五路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国民党军队第五、九战区共五十个军分成四个兵团防守。其中，以李品仙为总司令的第四兵团负责大别山及其以南地带的防守。6月12日，日军攻占安庆市，随后进占潜山、太湖。6月26日，日军以主力转移至长江两岸，连陷湖口县、九江。此时，李品仙各部由北向南压迫，给南进日军以重大压力，日军乃再以主力向长江北岸进攻。8月初，日军自九江对岸小池口登陆，向黄梅县、宿松县地区进攻，桂军坚守阵地，迟滞了敌人的进攻。桂军在长江北岸英勇作战，予敌以重大伤亡，对武汉会战坚持近五个月之久，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汉会战以后，廖磊率21集团军留守大别山，李品仙率第11集团军（辖84军）驻防随（县）、枣（阳）地区。1939年春，敌为解除武汉西北部的威胁，分三路向随枣地区进犯。抗日战争第五战区以大洪山为中心分左右两地区作战。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指挥桂军第84军及第13、第39军和第45军一部负责大洪山中心区及大洪以北以东至桐柏山以南地区的防守。双方对随、枣展开激烈争夺，反复易手。第84军担任防守随、枣正面的任务。在三次随、枣会战中，第84军的顽强阻击，损失惨重，第173师负责掩护撤退，奋战到最后一刻，师长钟毅饮弹殉国。

1939年，日军在长沙会战之后，为了切断中国桂越国际交通线，发动了桂南会战。11月24日，日军侵占南宁市。此后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南宁、昆仑关、宾阳县等地展开了激战。

1939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驻广州第二十一军在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挥下，派遭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配属海军第五舰队一部和一部分航空兵，约3万人，在钦州湾登陆。中国军队在桂南的兵力很空虚，日军轻松占领登陆，随后兵分3路向南宁进攻。中国军队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第四十六军的第一七O师和第三十一军的第一三五师昼夜兼程赶往南宁防守。白崇禧急忙将国民党第五军调往南宁市。

22日中午，日军先头部队进到邕江南岸，在飞机支援下，渡过邕江，傍晚，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和第二十一旅团全部进抵邕江南岸。守护南宁城的中国军队第一三五师，受到日军夹击，自行撤退到邕武路一塘至二塘一带，南宁城遂陷落。24日9时30分，日军第二十联队四中队渡过邕江，突入南宁城内。中国军队同日军在城郊进行激烈战斗。12月4日，日军攻占昆仑关。此后，日军停止进攻转入防守。

日军占领昆仑关后，中国军队从湘粤、黔急调19个师来广西壮族自治区，企图乘日军立足未稳，先行收复昆仑关，然后收复南宁市。12月上旬，部分部队在宾阳县地区集结完毕。中国军队将部队分为北路军、东路军和西路军。12月18日，中国军队向日军开始总攻击。26日，桂林行营指挥所命令第六十六军第-五九师加人昆仑关东面战斗。29日，第五军将昆仑关附近日军设置的各个据点逐一攻克。12月31日，北路军攻克昆仑关，日军退守九塘。1940年1月6日，日军退八塘凭险固守。中国军队因伤亡过重，急待整补，暂停攻击。昆仑关争夺战，毙伤日军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以下4000多人，中国军队伤亡1.4万多。

中国军队反攻昆仑关，日军认为南宁市方面形势危急于是急忙调援军从钦州湾登陆增援，1月30日，日军近卫混成旅团由七塘东进与日军第18师团在甘棠东西一线会师。2月1日，张发奎接替白崇禧负责指挥桂南会战，陈诚进行协助。当日，日军从南宁起飞的7架轻型轰炸机，发现中国军队在宾阳县附近的军事目标，即集中轮番轰炸，破坏了通信系统，炸毁沿路桥梁。2月2日，日军乘势加强进攻，中国军队不支，开始总退却。日军近卫混成旅团攻进宾阳城。2月3日，日军日本陆军第五师团主力乘中国军队慌乱撤退之时，又加强攻击，第九旅团第四十一联队占领昆仑关。同日，日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安藤利吉进人宾阳城。宾阳作战结束后，日军将日军第18师团调回广州市，将兵力集结于南宁市附近，以图与中国军队作长期抗争。

2月22日，蒋介石由重庆市飞桂林市转赴柳州市，召开桂南会战检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陈诚、李济深、张发奎、张治中以及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等。会上，蒋介石指责桂林行营在桂南会战中的错误，白崇禧承认对全局考虑欠周，指挥失当，自请处分。陈诚也自称指导不力请处分。25日，蒋介石宣布，白崇禧“督率不力降级”，陈诚“指导无方降级”白、陈的处分会后未正式下文，实际上是不了了之。其他将领如叶肇、徐庭瑶等都被撤职查办。

7月20日至25日，日军大本营将近卫师团在钦州湾登陆。9月5日，日军入侵越南并占领越北，切断中国军队对外通路，南宁的占领已失去意义，于是，日军决定退出桂南。中国军队陆续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地区。

1944年，日军为了摧毁桂林市、柳州市的美国空军基地，打通湘桂、桂越交通线，并消灭第四战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境内的中国军队。派遣了约15万兵力，从湘桂铁路沿线，湖南省道州，和沿西江、雷州半岛，对桂林、柳州分进合击。中国军队第四战区张发奎指挥9个军22个师，总兵力12万多人，企图先击破从湘桂铁路入侵的日军，确保桂林、柳州。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势，中国军队节节败退，11月2日，多路日军来到桂林近郊，完成了对桂林的合围。

白崇禧为保存桂系军队实力，以种种借口，将主力部队调出，11月1日，日军向桂林市外围阵地攻击。5日，中方据点相继被日军攻陷，守军全部壮烈牺牲。5日，日军用燃烧弹攻象鼻山，将阵地堡垒化为一片灰烬。7日，日军施放毒气，将七星岩守军800多人毒死。8日晚，日军攻占了月牙山。9日拂晓，日军过中正桥，一部突入东环路，一部突入皇城，守军与日军展开激烈巷战。10日，桂林城陷落。守军第一三一师阙维雍师长和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济桓殉国。

日军第十一军在进攻桂林的同时进攻柳州市。中国军队消极抵抗，弃城向宜山退却。其他部队都是与日军稍一接触即逃。11月10日，日军占领柳州。为了打通桂越交通线，日军继续向南宁市进攻。11月24日，第二十二师团的部队占领南宁。至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境除桂西的百色市、凌云县等少数偏僻地区以外大部县城、县境为日军侵占。

1945年4月5日，苏联通知日本驻苏大使馆，不再延长苏日中立条约。日本大本营决定撤出中国华南地区的部分兵力，用以加强华北地区、华中地区的兵力，准备对苏作战。计划从1945年5月中旬开始，将驻广西的日军逐步向湖南省撤退，8月底撤退完毕。

中国军队察觉日军的战略企图，于1945年4月下旬5月初，位于黔桂边境中国军队第二方面军（原第四战区，司令官张发奎）和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对在桂日军发起了反击。第二方面军出都阳山脉，攻取南宁市、龙州；第三方面军沿黔桂路东下，先取河池、宜州区、柳州市然后进攻桂林市，最后收复梧州市。8月15日，日本大本营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晨驻梧州日军登船由西江向广东省撤退。至此，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境光复。

1947年，新桂系第四十六军、第7军北上参加山东战役。2月12日,李仙洲到达博山指挥部,指挥十二、七十三、四十六三个军向南进攻。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总部根据掌握的敌情向各纵队下达作战预备命令，以第一第六纵队为左路,进攻莱芜、吐丝口镇；以第四、第七纵队为中路，进攻颜庄；以第八、第九纵队为右路，进攻和庄。命令十纵抢占口镇以北的锦阳关切新李仙洲集团的北逃退路。国军陷入重围，四十六军在解放军四纵、八纵的冲击下，全军覆没。

国军第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孟良崮战役迎战叶飞率领的一纵2师和独立师，被解放军围困，桂军第7军承担了支援七十四军的任务。第七军在坦克和炮火支援下，连续向解放军二纵、八纵桃花山、留田一线发起攻击,一度接近包围圈，距离74师只有5公里。但解放军七纵在七军四十八师背后积极佯动进行牵制，致使未能及时支援，导致第七十四军于孟良崮战役全灭。

1947年9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准备建立根据地。华中地区是白崇禧的地盘，为了将解放军消灭在大别山，白崇禧调集了优势的机动兵力。以63、69师担任江防，从豫皖苏、山东省调来九、十一、二十五、二十六、二十八师，加上原在大别山的七、十、四十、四十八、五十二、五十六、五十八、八十五、八十八九个师，共十六个整编师30万人的兵力，加上空军、海军的配合，企图分进合击，彻底摧毁解放军在大别山根据地。解放军采取“避战”方针，兵分两路逃避迷惑国军。解放军在艰苦环境下坚持了两个多月，白崇禧部队始终未能找到刘邓大军的主力。1948年2月，鉴于全国战场上解放军已转入全面反攻，中原战场上国民革命军的逐渐失势，刘邓大军再坚守大别山已经没有意义，陆续离开了大别山。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10日，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发起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蒋介石统治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同时发生了严重危机,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当即利用这个机会逼蒋介石下台，由副总统李宗仁取而代之。1948年12月24日，白崇禧自武汉发出了“亥敬”电，逼蒋介石下野，在电文中白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尽。”说部队不能再战，力劝蒋介石以党国和人民性命为重，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12月30日再发一封“亥全”电给蒋介石，重申前电内容，进一步逼蒋介石下野。在这种情势下，蒋介石被迫在1949年1月21日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

蒋介石被桂系逼宫下野后，蒋桂矛盾及抗争并没有就此而结束。蒋介石“引退”后仍然坐镇溪口，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党、政、军、特和经济大权。在军事上，蒋介石在1月25日于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统、汤恩伯等军事头目，共同策划长江防务，以阻止解放军渡江。蒋介石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把桂系排除在外。在政治上，蒋介石策动孙科内阁、国民党中政会、中常会及立法委员到广州市办公，对抗李宗仁与中共和谈。在经济上，蒋介石在“引退”前已命令俞鸿钧将国库三亿七千万美元的黄金、白银和外汇移存台湾。李宗仁这个代总统完全处于无权和孤立的境地。

一九四九年中秋节时节，新桂系军阀白崇禧率领的华中战区残部，节节败退，集结在以衡阳市为中心的衡（阳）宝（庆）和衡耒（阳）一带，拟与解放军进行一次决战，企图阻止解放军的南进，借以争取美援，待机反攻。十月七日，白崇禧看到两翼已经暴露，正面大军压境，便突然决定向桂边撤退，逃避决战，仅将其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各两个师，置于衡宝线上，以为后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即迫近衡阳，威胁湘桂间的并通。白崇禧恐被围，随即下令长官部和第三兵团撤出衡阳，缩回广西壮族自治区老巢。桂军主力第七军及四十八军之一部在撤退途中，走到黄土铺一带时，遭到了解放军的伏击。经一昼夜的激战，全军覆没，4万余人被消灭。白崇禧惊悉三个半师被歼，数十名战将被擒，大惊失色，忙命其余各部向广西仓惶撤退。并作出新的部署，准备死守桂林市。

1948年11月初，解放军开始进攻贵州省和广东南路，以对广西采取大迂回包围态势。11月22日，桂系老巢桂林解放。另一路解放军由贵州进入三江侗族自治县，长驱南下，25日，柳州市、梧州市同时解放。不久，张淦兵团的第四十八军在大容山周围被歼，军长张文鸿被生俘。第七军、第一二六军亦被葬身在六万大山和大容山区。兵团司令张淦、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副军长马展鸿被擒。徐启明兵团在横州市、永淳和邕钦公路上被缴械，徐启明被俘后逃脱。鲁道源兵团之第五十八军、第一二五军大部官兵向解放军投诚。黄杰兵团之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七军在凭祥市、爱店地区被追歼。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被捉。刘嘉树的十七兵团两个军在东兰附近被消灭，刘嘉树被俘。桂军还有一些残部约2万余人逃入越南。白崇禧只身逃往台湾，至此桂系完全解体。

陆荣廷（1859年—1928年）桂系军阀，本名陆亚宋，字幹卿，广西武鸣（今南宁市武鸣区）人。壮族。贫民出身，原为绿林头目。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受广西提督苏元春招抚，任管带。1907年参与镇压孙中山领导的镇南关起义。1911年（宣统三年）广西提督。辛亥革命时广西壮族自治区独立，任广西都督，镇压革命党人。被袁世凯收买，反对孙中山起兵讨袁。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宣布广西独立，乘机攻占广东省，任广东督军。1917年任两广巡阅使，成为桂系军阅首领。同年参加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时，与唐继尧任元帅，勾结政学系改组军政府，逼孙离粤。1920年被粤军击败，退广西，次年被粤军逐出广西。1923年受直系吴佩孚指使回广西活动，次年又被驱逐，通电下野。

陈炳焜（1868年11月11日—1927年9月1日），字舜琴，广西省柳州府马平县人，清末民初军事将领，旧桂系要人之一，出生破落的仕宦家庭。光绪十一年（1885）前往龙州县谋事，在广西提督衙门当卫士，深得陆荣廷赏识，并与陆结为把兄弟。1904年（光绪30年），入陆荣廷的荣字营，升任营务处兼附中营管带。在镇压孙中山起义中立下战功。广西新建陆军成立后，任为新军第二标标统。辛亥革命后，通电拥陆荣廷为都督。1913年任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后授中将，镇压柳州起义，杀害同盟会员刘古香。1914年兼任桂林市镇守使，主管军民两政。1916年与陆荣廷等通电护国讨袁，1917年任广东省督军，在陆荣廷授意下，与广西壮族自治区督军通电两广自立。1918年任广西省长，次年辞职，闲居柳州市。1921年桂系欲再次进攻广东，被保荐为广西护军使，在梧州市组织护军使署，统领韦荣昌、刘震寰等部为攻粤中路军。孙中山令粤军于7月分三路入桂，讨伐陆荣廷。粤军水陆并进，桂军全线溃败。其先后逃往天津市、香港特别行政区，1926年回柳州定居。晚年穷困潦倒，以吸食鸦片自娱，1927年病死。

李宗仁（1891年—1969年），中国爱国民主人士。字德邻，临桂区（今桂林市）人。1913年广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曾参加护国、护法运动。曾任桂军统领、广西绥靖公署督办，与白崇德、黄绍竑并称新桂系首领。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任中国国民党西征军总指挥、第三路军总指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主席，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回广西壮族自治区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1930年参加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1936年6月，与陈济棠发动两广事变，后任广西绥请公署主任。全国性抗战时期，任抗日战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汉中行营主任，曾指挥徐州会战，获台儿庄大捷。抗战胜利后，任北平行辕主任。1948年4月任“副总统”。1949年1月任代“总统”，与中国共产党和谈未果，12月去美国。1965年7月辗转回到北京，声明决心为国家统一作出贡献。1969年病逝于北京。

白崇禧（1893年—1966年）广西桂林人，字健生。回族，1916年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1923年任广西讨航军参谋长，与李宗仁、黄绍竑并称新桂系首领，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27年任淞沪卫戍司令，参与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任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新编第十三军军长。1929年蒋佳战争失败后，与李宗仁等退回广西。1932年出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1937年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桂林行营主任，参与指挥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昆仑关战役，1946年任国防部部长，1948年任华中“剿总”司令、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1949年随国民政府前往台湾，1950年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966年病逝于台北府邸。

黄绍竑（1895年—1966年），号季宽、新桂系的三巨头之一。陆军上将。曾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浙江省和湖北省政府主席、监察院副院长、北平军分会参谋长、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要职。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赴北平市参加和谈，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和谈破裂后，飞抵香港特别行政区，同龙云等人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与国民党政府公开决裂。随后，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化大革命”期间，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迫害，于1966年8月31日自杀，终年七十三岁。粉碎“四人帮”后，冤案得到平反。

旧桂系军队是以陆荣廷、谭浩明、陈炳焜、沈鸿英为首的旧式军阀集团。陆荣廷、谭浩明、沈鸿英都是绿林出身。他们文化低，缺乏新的军事知识，不重视使用从军校培养出来的年轻军官，治军循清末旧规旧章。部队编制番号大，人员少，武器杂。各级官佐用人唯亲，形成了一个以拜把关系、裙带关系和乡亲关系结成的封建宗法性的武装集团。部队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差，战斗力弱。

1913年4月，陆荣廷开始改编全省军队，将全省一部分巡防队和留存新建陆军改编成立陆军2个师1个混成旅，将其余巡防队设7个统领统率。第一师师长陈炳焜，驻桂林市；第二师师长谭浩明，驻龙州县；混成旅旅长黄榜标，驻梧州市。每师辖2个旅，另外辖炮兵、骑兵各1个团（骑兵团后因缺马，未能建立）。每旅辖步兵2个团，每团辖3个营，每营辖4个连。炮兵每团2个营，每营辖3个连。每师还辖3个工兵营，1个重兵营，每营辖3个连。另有边防游击10个连，2000人。陆军2个师1个旅，总人数27988人。7个统领是：省防军统领秦步，第一军统领谭浩明（兼），第二军统领林俊廷，第三军统领龙济光，第四军统领宋安枢，第五军统领刘古香，第六军统领陈朝政。统领下设大队，每个统领管辖几个至十几个大队不等。大队由督带、管带统率，每个大队分左、中、右三哨，设哨官、哨长，每哨80人。每个大队的官兵共345人。辖大队多的统领，设分统、帮统分别统率各大队。1913年11月，又将全省北洋水师4个军改组为3个水上警察厅。第一军改组为梧州水上警察厅，辖桂林市、昭平镇两分署。第二军和第三军改组为桂平市（今桂平）水上警察厅，辖柳州市、贵港市（今贵港市）两分署；第四军改组为南宁水上警察厅，辖驮卢、平马两分署。1913年，全省陆军人数包括2个师1个混成旅和各统领统率的部队，总共36500人。

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陆借机向袁世凯索要军饷100万元，5000支枪扩编成立陆军第三师。同时，将拥护袁世凯的龙济光部8000人缴械，扩编成立武卫军和边防第一师.陆军第三师师长莫荣新，辖2个旅4个团；武卫军司令马济，辖10个巡防营；边防第一师师长马鋆，辖2个团4个营。

1917年至1920年进行护法战争时，陆荣廷趁机大力扩充军队，将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扩编为3个军：第一军，军长陆裕光；第二军，军长林俊廷；第三军，军长韦荣昌。将驻广东省的部队扩编为4个军1个独立师：第一军，军长马济；第二军，军长林虎；第三军，军长沈鸿英；第四军，军长刘志陆（粤籍）；独立师（又称陆军第一师），师长陈坤培。是时，旧桂系共有7个军1个独立师，约9万人。

1920年8月，粤军陈炯明奉孙中山之命从福建省回师广东，驱赶驻粤桂军，旧桂系军队败退回广西。1921年6月，孙中山出师北伐，先入桂讨伐陆荣廷。同年9月，陆荣廷军大败，人员多分散逃匿，部分投诚部队番号改为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直属于孙中山大总统府陆军部。

从1922年4月1日起，所有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部队，除陆军第一师外，番号一律改称“广西警备军”，共有10路。1922年4月，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原来散处各地的旧桂军残部，纷纷起来号称“自治军”。全省自称“自治军司令"的有10多个。刘日福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一路总司令”，李宗仁自称“广西自治军第二路总司令”。

此后桂军陷入分裂，成三足鼎立之势，即陆荣廷（旧部2万余人）、沈鸿英（约1万多人）和李（宗仁）黄（绍竑）。三者互相攻伐最终李宗仁为代表的新桂系取得了胜利。

1924年11月，孙中山命令将李宗仁的定桂军改名为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李宗仁，参谋长黄旭初，下辖6个纵队1个统领1个混成旅；将黄绍竑的讨贼军，改名为广西陆军第二军，军长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下辖6个纵队2个边防司令7个游击司令。

1926年3月，成立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党代表黄绍竑，参谋长白崇禧，辖9个旅18个团另2个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个人伍生团，总人数37500人。

1927年夏，成立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军长白崇禧（兼），辖2个师1个教导团。9月留守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第七军组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黄绍竑，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伍廷飏，第二师师长黄旭初，第三师师长吕焕炎。

1928年春，西征收编唐生智部3个军：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三十六军，军长廖磊，每军各辖3个师。4月，李宗仁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第四集团军下辖16个军9个独立师，而新桂系直接掌握和控制的部队只有：第七军、第八军、第十二军、第十三军、第十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第十九军、第三十六军等8个军23个师。第四集团军总人数约30万人。7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在北平召开裁军会议，通过了“军事整理案”，决定取消集团军和军的编制，以师为最高单位。第四集团军自行裁军缩编。至12月，缩编为13个师。

1929年1月，中国国民党统一全国军队，第一师改称第十四师，师长张定璠；第二师改称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第三师改称第十六师，师长胡宗铎；第四师改称第十七师，师长陶钧；第八师改称第五十一师，师长李品仙；第九师改称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第十师改称第五十三师，师长廖磊；第十二师改称第五十五师，师长程汝怀；第十三师改称第五十六师，师长张义纯。每师均辖3个旅。4月至6月，蒋介石搞垮新桂系在湖北省武汉的部队，将新桂系倒戈的部队编为第十五师和第五十七师，分别以李明瑞、杨腾辉为师长，并将两个师船运经上海市、广东省回桂。1929年9月，广西部队有：第十五师师长李明瑞，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新编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新编第一旅旅长蒙志。11月，黄绍竑，白崇禧、李宗仁相继返回广西壮族自治区恢复第七军和第十五军。是年冬，建立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黄绍竑，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辖第三路军和第八路军。

1930年4月，改番号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黄绍竑，总参谋长白崇禧，参谋长陈翰誉。辖第一、二、三路3个军另4个师。

1931年6月，恢复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参谋长叶琪。下辖第四军、第七军、第八军、第十五军和第三十九军。12月，开始裁减改编部队，由原来的40个团裁减至14个团，至1932年12月完成。裁减后1933年7月统计，第七军总人数12335人，第十五军总人数16320人，两军合计29155人。

1936年6月，两广发动“六·一”运动，主张反蒋抗日，动员扩编部队。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总参谋长李品仙。9月，蒋桂和解，第四集团军缩编为2个军1个独立师。

1937年2月，第四集团军番号改为第五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副总司令白崇禧，总参谋长李品仙。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新桂系扩编部队。9月，建立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辖第七军，军长廖磊，辖3个师；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辖3个师，同时建立第三十一军，军长刘士毅，辖3个师。10月，建立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辖第七军，军长周祖晃，第四十八军军长韦云淞，此时，第十一集团军只辖第三十一军3个师。

1938年4月，建立第八十四军，军长覃连芳，辖2个师，隶属第十一集团军。

1939年1月，建立第四十六军，军长夏威（兼），后何宣接任，辖3个师。2月，建立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第四十六军隶属第十六集团军。3月，第五路军番号撤销。10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一集团军合并，第十一集团军番号撤销。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下辖第七军军长张淦；第四十八军军长区寿年，第八十四军军长莫树杰。第三十一军士兵拔给以上各军，军官由军长韦云淞从湖北带回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建，隶属第十六集团军。

1945年1月，撤销第三十一军；4月，撤销第十六集团军；11月，撤销第八十四军。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上半年，中国国民党缩编军队，新桂系军队留存的3个军，整编为3个师，下辖9个旅。第七军整编为第七师，师长张淦，辖3个旅第四十六军整编为第四十六师，师长韩炼成，辖3个旅；第四十八军整编为第四十八师，师长张光玮，辖3个旅，每个整编师人数2万多人，3个整编师共7万多人。1946年下半年，第二十一集团军改组为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下辖整编第七师、整编第四十八师。

1947年2月，整编第四十六师参加山东省莱芜战役，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歼灭。同年下半年，重新成立整编第四十六师，师长谭何易，辖3个旅，归第八绥靖区司令官夏威指挥。是年下半年，新桂系扩编部队，建立第三兵团，司令张淦，下辖整编第七师，师长钟纪，整编第四十八师，师长张文鸿。

1948年下半年，新桂系将整编师改名为军，军以下改师，取消旅。第七军军长李本一，辖3个师；第四十六军军长谭何易，辖3个师；第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辖3个师。

1949年1月，组建第一二六军，军长张湘泽，辖3个师（第三〇四师，第三〇五师，第三〇六师），隶属第三兵团。是年春，建立第十兵团，司令夏威，后为徐启明。同时，建立第五十六军，军长马拔萃，辖3个师。第四十六军和第五十六军，隶属第十兵团。1949年9月，第七军军部、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二师和第四十八军的第一七六师，在湖南省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歼灭。同年10月，在桂林市重建第七军，整补第四十八军。1949年10月底统计，第三兵团总人数4.5万人，第十兵团总人数7.8万人，两个兵团合计12.3万人。

1937年冬以后，国民党中央空军和盟军苏联、美国）在桂林、柳州市、南宁市驻有空军，省有空军第三十二队（系原广西航空学校飞机教导第二队改编而成的驱逐机队），驻南宁。1938年1月8日、9日，日机数次空袭南宁，空军第三十二队在副队长林一青率领下，驾驶日制“九一式”驱逐机5架升空迎战，击落击伤日机各1架，第三十二队1架被日机击中起火坠毁。

1938年8月，第五路军总司令部直属高炮第七队，负责桂林市地对空的防护工作。有法国哈乞开装架式高射炮6门，分别配置在象鼻山、伏波山顶、独秀峰顶、九岗岭高地、东江望城岭高地。另有高射机关枪6挺，分别配置在十字街的日日安楼顶、西门城楼、定桂门和甲山一城楼上。1939年秋，日机21架侵袭桂林市，高射炮部队击落日机1架，在阳朔县坠毁，飞行员跳伞被活捉。不久，28架日机侵袭桂林市，高射炮部队击中1架，在横州市境内坠毁。1943年，广西绥靖主任公署有高射机关枪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驻桂林市，第二中队驻梧州市。

新桂系为了扩充实力抵御蒋介石，以巩固其割据局面和统治，从1930年至1940年编练民团。1930年4月，设立省民团总指挥部，是为全省办理民团之始，根据民团条例规定，民团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养成人民自卫自治自给能力，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任务是实施中央颁布的国民兵役，绥靖地方，巩固国防，充实人民自卫、自治、自给力量。民团在实际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推进征兵和维护治安。1940年6月，各级民团组织一律裁撤。

旧桂系督军署设军械处，负责统一计划和购置。另在南宁市设军械总局，桂林市、梧州市、柳州市、桂平市、龙州县设军械分局，负责枪械储存和修理。枪械来源一是向北洋政府请领。二是从广东省兵工厂调用。三是向日本和德国购买。旧桂系军队武器很杂，有粤造、汉造（湖北省汉阳兵工厂造）和日本、德国造等等。

1937年前，新桂系的军事装备大多是自给自足。自行建立的军工厂有：藤县翻弹厂，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购买外国过期或多余的子弹进行翻造；梧州制药厂，自制无烟火药和黄色炸药；梧州步枪手榴弹制造厂、广西壮族自治区机械厂（后改名柳州飞机修理厂）。广西机械厂，是以修理枪械、飞机为主，买英国零件装配飞机，并制造手榴弹和迫击炮。还有南宁兵工厂，制造轻重机关枪、步枪、驳壳枪和手榴弹；广西硫酸厂，附设硝酸厂；橡胶厂，制造防毒面具，胶轮和军用雨衣等。自行制造供应不足时，从香港向外国购买。1932年至1936年，白崇禧每年向德国订购新式步枪1万支，已购进5万支，购进钢盔5万顶，自动步枪1000支。1937年统一于国民政府后，自行设立的军工厂全部移交给国民政府兵工署管理。此后，军械弹药都由兵工署供应。但向兵工署请领时往往七折八扣，所得甚少，而且多是旧杂式武器，官兵怨气甚多。

桂系的发展经历了两个时期：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25年，为旧桂系时期；从1925年至1949年10月，为新桂系时期。旧桂系军队属于北洋旧军阀的类型，新桂系军队属于中国国民党蒋介石新军阀的类型。旧桂系军队自1912年建立以后，经过整军经武，不断向外扩张，兵力由最初的两个陆军师1个混成旅和7个统领统率的部队共36500人，至1917年护法援湘战争时，发展到7个军1个独立师，约9万人，军事势力由广西发展到广东，成为独霸两广坐控西南的地方军事实力派。1920年、1921年，被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和滇、黔、赣、湘联军打败。1925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新兴力量李宗仁、黄绍的定桂讨贼联军消灭。新桂系军队自1925年统一广西后，以广西为根据地，积极向外发展，兵力由最初的1个军，37500人，至1928年6月，发展为8个军，近20万人。军事势力南起镇南关（今友谊关）北至山海关区，控制两广（广西、广东省）、两湖（湖南省、湖北省）和河北省一部份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国民党内蒋（蒋介石）、李（李宗仁）、阎（阎锡山）、冯（冯玉祥）四大军事集团之一。其后为蒋介石所嫉妒排斥，至1947年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时，新桂系军队仍有3个军9个师，7万多人，控制着广西和安徽两个省。在1949年11月解放广西战役中，被彻底消灭。旧桂系军队在1916年参加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1917年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援助湘军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新桂系军队在1925年统一广西，1926年、1927年参加北伐战争，1937年至1945年参加抗日战争，在历史上曾起过较大的进步作用。

陆荣廷执政后对广西的经济发展采取了系列措施：修建了邕武路、东勒路、龙水路、龙镇路。此外，还拨款修水口铁桥、龙州铁桥和武鸣河铁桥（已毁），武鸣的“五海”和“思阳”这两条公路桥，也是陆筹资组建的，至今仍通车；积极鼓励发展工商业，提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条例。鼓励当地企业家投资办厂，在此政策的激励下，各种近代化厂房相继成立，其中由军政要员招股集资20万元（一说毫币3万元）于1914年创办的南宁电力公司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官办企业之始；发展实业经济，以种植经济林实业为主。投资9万余元成立企永种植公司和正气种植公司，在其带领下掀起了一股林业投资风潮，给民众带来较大实惠。陆还尝试与外商合作，将北海和钦州之间的锰矿开采权转让给日本业主控制的汉治萍公司，陆政府有关部门从中收取转让费、开采费、关税和运输费；整顿金融行业，将广西银行从南宁市迁到桂林加以整顿，用纸币取代了金属货币，更利于货币流通。

新桂系上台后，对旧桂系的经济措施又有了继承和发展，在交通运输业方面，建设成就比较突出，经过十几年的奋斗，疏浚了省内大部分河道，构筑了省、县、乡三级公路网，修筑了湘桂黔桂铁路，发展航空与邮政事业，使广西的交通面貌改观。新桂系还致力于推进乡村建设。其主要者有改进农林、创造乡村“公产”、发放农业贷款、实行土地改革、“限田减租”等政策。一定程度上提高农业生产力，减轻农民负担，缓解了社会矛盾。但由于财政的拮据，新桂系优先发展公营经济，大部分的项目还是靠黑钱来支持。

作为地方上的实力军阀之一，桂系不仅作为地方军阀势力控制和统治着广西壮族自治区，而且都曾参与了当时全国许多重大的政治，军事活动，成为昆国时期我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力量。护国运动期间，桂军部队相继入粤，参加讨袁（世凯）护国战争，怀有趁机向外扩张等不纯动机，但客观上却对护国战争的进程发生了积极的影响。护法运动期间，陆荣廷率桂军进入广州市，是破坏孙中山护法的罪魁祸首，但其容许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在一定程度上为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提供了条件，而且在护法战争初期，桂军在湖南省作战比较努力，曾一度扭转了湖南战局。桂系长达四年之久对广东省的统治。是其得以迅速发展和兴盛起来的主要因素，但同时也为它日后的失败和灭亡埋下了祸根。

新桂系在孙中山和广东革命政府的扶植和帮助下，夺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权，统一广西，形成颇有实力的军事政治集团。新桂系的几位将领受过民主的洗礼，思想理念和统治较旧桂系进步。客观上对当时的广西社会以及整个中国革命，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它为革命政府统一广东及发动北伐战争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环境条件，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进行。新桂系主政广西期间对时局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后又追随蒋介石，助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和皖南事变。但由于新桂系有“问鼎中原”的野心，要与蒋介石争夺对中国的统治权，这就势必导致新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和争斗。1929年的蒋桂战争就是一系列斗争的代表。三大战役后，中国国民党统治处于崩溃的边缘。趁此机会，桂系再次对蒋介石进行逼宫。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桂系首领李宗仁终于问鼎成功。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社会治安在陆荣廷执政之前很混乱。其乱源来自三股变质了的残余势力：“三点会”、游勇、会党。此外还有其他惯匪、散匪。清末政治腐败，民众难以为生，于是纷纷加入这些组织，他们昼伏夜出，不分平民百姓，到处打家劫舍、杀人放火、强暴民女、无恶不作，人人怨声载道。陆荣廷上任后采用“先抚后剿、剿抚兼施”的办法来执行使命，颇有成效。对于少数负隅顽抗分子，陆派员深入“虎穴”，驻扎据点、引蛇出洞、内外伏兵，坚决剿灭。社会治安环境大为改善。

新桂系接掌广西壮族自治区后，还没有明晰、完整和系统的社会事业的理论和政策，但在各项建设中也关注社会问题。新桂系的领导人及其政令不时提到“社会政策”“社会改良”等，《广西建设纲领》提出“施行社会政策，依法保障农工利益”。在社会事业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和建设，如改良风俗、破除迷信、创办医疗卫生、宣传保健防疫、实施灾荒救济、禁烟、禁赌、禁娼，等等，有的还取得一定的成绩。

旧桂系陆荣廷虽是大老粗，但注重知识，尊重人才，“遇士大夫尤谦下”（章太炎语）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曾强调：“民国成立，首重教育教育不兴，无论政治、军事、实业如何整顿，终难收完满之效果。”他组阁时命唐中元为教育司司长。由教育司制订教育计划公布《教育司暂行官制》和《校员任用暂行章程》，他还从本就拮据的财政中每年拿出30万元来办教育，兴办了一批近代化的中小学、实业学校。

新桂系上台后依旧把教育摆放在重要的地位积极推进建设。在高等教育方面，创建了广西大学、广西省立师专、广西省立医学院等一批最早的高校。其中广西大学在当时曾享誉全国，为广西各项建设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初等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发展可谓成就斐然，全省基本实现每乡镇办一所中心国民基础学校、每村街办一所国民基础学校的目标，全省先后开办2万多所初等学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历史上前所未有，学生的入学率达到90%以上，这在当时全国亦属绝无仅有，融入于国民基础学校的成人教育也办得红红火火。但发展速度太快，师资、设备等方面难以跟上，教育质量有欠。文化公共设施建设上，设立图书馆、博物馆、公共体育场所，创办报刊、电影，提倡体育运动等，也取得一定成绩。

新桂系的军队，军事技术比较优越，组织纪律比较好，能够吃苦耐劳，得到国内外的好评，当时苏联《消息报》就曾发表评论，“对于彼等之勇敢，组织之良好,军事技术优越，及持久耐战，深为羡慕。”

在经济建设上，桂系也颇有建树，1937年5月19日，《珠江日报》转载美国《时代》杂志远东特约记者亚奔特与皮林汉合著的《中国的命运》一书的评论，认为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所做的一切使广西成为了“中国的模范省”。

对于其内部情况，投诚将军韩练成评价道，“在我看来，桂系首领虽有和蒋介石争天下的野心，但他的属下是低能的、封建的，排外倾向很严重。我初到桂系时，就处处受到排斥和歧视。不可能设想桂系会有什么改变。”

后世学者对于桂系军阀的评价是矛盾而复杂的，特别是围绕陆荣廷、李宗仁为首的几位将领的事迹上。对于陆荣廷，学者黄卷超认为，陆荣廷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腰斩了二次革命，纵容部下在广州市的所作所为，是典型的封建军阀，具有保守性落后的一面，但其反击袁世凯专制、丁巳复辟，在一些领域内的政策，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广西的近代化打下了基础，应肯定其贡献。

学者莫济杰认为，新桂系的首领人物都受过近代军事学校教育，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主要将帅都接受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思想相对开明。新桂系统一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结束了当地分裂混战的局面，使得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并间接促进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发动。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其代表的始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原地区社会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所以后期才会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学者谭肇毅也认为，新桂系叱咤风云几十年，在纷繁复杂的国内政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国家荣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迷信武力的新桂系顽固坚持独裁政治，抗拒时代潮流，最终导致覆灭的命运。

长期以来，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过广西壮族自治区一直存在着一种说法：那就是红军之所以能够通过广西，是因为桂系“让路”“放水”的结果。此种说法一直延绵不绝，这在后来很多人的回忆中多有反映。如当时担任广西第四集团军兵部参谋长的汤垚、第四集团军兵部高参刘斐等都提到，为阻击中国工农红军进入广西腹地，白崇禧要求从龙虎关至平乐县一带坚壁清野，以便使红军因无粮食供给而自动离开广西。总方针就是“送客”，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入境的双重危险。但桂系首领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回忆又不同。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当局做好了充分准备，不仅桂东北各县坚壁清野，而且还将本省常备军悉数调往湘桂边境堵截，取得罕有的大捷。之所以会有这两种矛盾说法，实际是由中国国民党各派势力为推脱自己责任，最终演变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