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1900年9月9日~1954年6月29日），原名汤克勤，字恩伯，后易字为名。浙江武义县邵宅乡汤村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

汤恩伯早年就读闽浙军讲武堂。1922年3月，汤恩伯进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之后经陈仪引荐，汤恩伯进入日军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科学习。1927年，毕业回国后，经人引荐，投靠蒋介石，历任连长、旅长、副师长、军长等职。1937年8月1日，汤恩伯率八十九师接管南口阵地，在怀来县城指挥作战，奋勇抵御日军以此拖延战斗时长，超过了蒋介石的规定，受到赞赏。1938年，台儿庄大捷中，汤恩伯配合孙连仲部作战，受到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升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兼四省党政分会主任委员，驻守河南。在河南制造事故，欺压百姓，被人称为“水旱蝗汤”四害之一。

1944年4月，日军进犯河南，汤恩伯调任黔湘边区总司令，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奉命抢占沪宁地区，后任南京卫戍总司令、州绥靖公署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兼首都卫戍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位。1949年8月任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10月，去往台湾，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后调“总统府”战略顾问、“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

1954年6月29日，汤恩伯在日本病逝。

汤恩伯，出生于1900年9月9日，乳名寄法、又名其法、祁法；原名克勤，字恩伯，武义县邵宅乡汤村人。其父汤德彩希望儿子克勤克俭，保住家业，取名克勤。

1916年，汤恩伯升入省立金华中学，中途转至浙江体育专科学校。1920年夏毕业后，入援闽浙军讲武堂，任少尉排长。不久这支部队被敌军击溃，汤恩伯辗转四处，流离失所。此时，汤恩伯的同乡、武义首富童维梓准备东渡扶桑，急需一名保镖，招揽汤一起前去日本。1922年3月，汤恩伯进入东京明治大学法科，主修政治、经济。汤恩伯志在从军，想报考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需要国内军阀或者官僚推荐，还要大量经费。在1925年3月，汤恩伯回到上海市，先后拜见浙江省长夏超、军阀孙传芳和前浙江督军吕公望，请求保荐资助，均遭到拒绝。又经同学引荐找到浙江陆军第一师长陈仪，经陈仪引荐，公费资助，汤恩伯进入日军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步科学习。为了感谢陈仪的知遇之恩，汤恩伯奉陈仪为恩师，改名“恩伯”，以提醒自己铭记恩泽。

1927年夏，汤恩伯回国后，担任浙江陆军第一师陈仪部少校参谋。后经陈仪举荐，担任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中校参谋。1928年6月，蒋介石把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迁往南京，汤恩伯调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学生总队大队长，期间写有《步兵连教练之研究》，深受蒋介石赏识。经过张治中的力荐，蒋介石任命汤恩伯为教导第二师第一旅少将旅长。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汤恩伯部奉命固守中原重镇归德。归德是国民军空军和陆军的重要据点，蒋介石指挥部所在地，距阎锡山、冯玉祥军占据的亳县、鹿邑、柘城不过百里，经常遭到冯、阎骑兵的袭扰，汤恩伯率部严防死守，不敢怠慢。战斗结束后，汤恩伯因靖卫守卫有功，调任第四师副师长兼第十旅旅长。1931年，汤恩伯升任陆军第二师师长，率部在豫南潢川附近与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作战，被徐向前部一战击溃，受到蒋介石的撤职处分。不到一年，允许其戴罪立功。复任第八十九师师长，在卫立煌的指挥下，调往内战前线“围剿”鄂豫皖苏区。

1933年11月10日，汤恩伯率部到江西省参加第五次“围剿”，攻占瑞金市，升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第十纵队司令兼第四师师长。第二年初，升任第十三军军长，不久，第十三军军调往陕北地区，继续包围中国工农红军。之后第十三军又调往集宁区（内蒙古自治区），负责加强绥东防卫，对付日军。汤恩伯经常向蒋介石献计献策，提供手本。蒋阎冯大战期间，汤恩伯的手本几次被蒋介石采纳，有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戴笠曾经感叹，“汤恩伯的手本，在委座面前最吃香，他一挥而就，钢笔草书，写了就交，我写非纸墨笔砚不可。”蒋介石对汤恩伯的手本非常重视，常转给陈布雷，要他据此拟出具体解决办法，有些时候不见汤恩伯手本，还要查问。

抗战之初，北平市、天津市相继失守。日军从北平、天津沿平汉、平绥、津浦三路展开攻势。1937年7月31日，日军板垣师团由京包铁路北进，攻击进出察绥和山西省的咽喉要地—南口。南京政府调整华北抗日部队，成立以傅作义为司令、刘汝明为副司令的第七集团军，汤恩伯出任前敌总指挥。蒋介石命汤恩伯率十三军务必于八月初开赴南口狙击日军，无论情况如何艰难，必须坚守半月，再由卫立煌部增援。接令后，汤恩伯急返部队，约集第四师师长王万龄，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参谋长吴绍周密商，决定进行紧急动员，派参谋长吴绍周向刘汝明接洽南口防务，全军整装待命，准备驰赴南口。但十三军的行动遭到地方军阀刘汝明的刁难，刘借口尚未接到命令，不准十三军通过省境。十三军抗日受阻，汤恩伯立即电告蒋介石请求解决。蒋介石将汤的请示电报交给冯玉祥处理。冯玉祥早先主张抗日，而刘汝明系冯玉祥提拔的旧部，却对十三军的抗日军事行动从中作梗，冯玉祥当即在原电上批复：“如所报属实，请依法拿办。”又派刘汝明的老上级鹿钟麟前往说服，经过多方洽谈，刘汝明才允许汤恩伯部队由张家口市通过。

1937年8月1日，汤恩伯命八十九师从大同市出发，冒着敌机的轰炸，陆续开赴南口，接管了南口阵地。汤恩伯率军驻扎在离南口百余里的怀来县城指挥作战。4日上午，南口战役开始，日军步骑混合部队1000余人在空军的掩护下，开始向南口阵地进犯，八十九师的官兵沉着应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战至第8日，前沿阵地罗芳圭团仅余官兵400余人。敌军山下旅团因兵力消耗过半，改由铃木旅团接替，继续进攻。国民军阵地上的好些山头，经常是白天被敌人攻陷，晚间又夺回，并击落敌机一架，击毁坦克两辆。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公开承认在南口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日军久攻南口镇不下，只好改变战术，8月15日，南口正面战事突然缓和，两翼却发现了大批日军，形势危急。汤恩伯见援军迟迟不到，决定收缩兵力。16日深夜，汤恩伯下令全军撤至居庸关一线。22日夜，日军骑兵采取迂回战术，自镇边城进入长城，汤恩伯下令死守待援。然而，25日，张家口市沦陷，南口失去后方，即或有兵驰援，也无补大局。28日，汤恩伯率部撤出怀来县，向桑干河一带退却，南口被日军占领。

汤恩伯防守南口的时间超过了蒋介石的规定，又因刘汝明先失张家口，使南口的侧翼受到威胁，汤受到称赞。当时大公报战地记者深入南口前线战地采访，曾发表一篇《南口喋血之战》的战地通讯，对汤恩伯大加褒扬，当时，汤恩伯的抗日“铁汉”名噪一时。

1941年，抗日战争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因中条山失守被撤职，由蒋鼎文调充其职，汤恩伯任副司令长官兼第三十一集团军（下辖五个军）总司令，共数十个挺进纵队。汤恩伯成为第一战区的实权人物，以河南叶县作为据点号称“中原王”。

汤恩伯踌躇满志、锋芒毕露，造成与“飞将军”蒋鼎文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蒋鼎文与地方军阀、政客，成立党政训练团，孤立汤恩伯。汤恩伯在叶县大办招待所，厚赠礼物，“招贤纳士”，以瓦解蒋鼎文的阵营。由于汤恩伯在河南省势力雄厚，一些官僚、政客、军阀纷纷云集叶县，蒋鼎文却渐渐门庭冷落，车少人稀。1942年，河南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旱、蝗灾，农田颗粒无收，百姓以草根树皮充饥，饿死多人，难民纷纷弃家逃荒，有些地区数百里荒无人烟。汤恩伯作为河南国民党实际上的最高军政长官，非但不组织救灾，反而以“军事第一”为借口，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汤恩伯部编制内的40万军队，全部军粮都出自地方，他经常派人到四乡搜刮钱粮，扰得农村鸡犬不宁。大旱期间，黄泛区以东的青壮妇少几乎全部外出逃荒，各村未能逃走的残病老弱留下的一点维持生命的粮食，都被汤部士兵抢走。由漯河到周口市大道两侧的麦田里，饿毙的饥民尸体随处可见，无人收敛，被野狗争食，惨不忍睹。汤恩伯还指使亲信在界首、漯河、洛阳市等地套购黄金，大作投机生意，聚敛财富。为了扩充政治资本，又在叶县大兴土木，修建“中正学院”和“政治学院”，建筑材料全部在叶县附近的十余县内征用。不但聂氏宗祠、庙宇、古迹名胜被毁，许多民宅也被拆掉。河南省人民不堪天灾人祸的重压，流离失所，相望于道。“水、旱，蝗、汤”被老百姓称为河南“四害”。

1944年，日军为打通华北到南洋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以进攻洛阳、郑州市为主要目标的中原战役。当时，握有实权的汤恩伯置洛阳市正面阵地于不顾，将重兵布置在以叶县为中心的新月形防线上，使蒋鼎文在洛阳坐立不安，围绕着部队换防问题，蒋汤矛盾再度激化，此时日军迅速向郑州、洛阳进兵，当时日军兵力不到12万人，而蒋军参加会战的兵力却超过50万人，但蒋汤二人不作战斗准备，使得前线一片混乱。结果郑州、洛阳、叶县相继失守，汤恩伯率领溃不成军的残部，仓皇逃入嵩山。中原战役中汤恩伯的惨败，使蒋介石大为恼火，蒋鼎文被撤销职务，汤恩伯也被调离，由陈诚前来收拾残局。陈诚一上任，立即召开中原战役检讨会，当面指责汤恩伯，汤只好服输认罪，陈诚乘机肢解吞并了汤恩伯的部队。中原战役惨败后，汤恩伯失去了多年辛苦经营的军事实力。1944年9月，汤恩伯调往重庆市。途经西安市时，西北王胡宗南在他的公馆里设宴为汤接风。席间，胡宗南首先讲话，说明聚会目的是为汤先生洗尘，同时借此机会检讨中原会战的失败教训，请汤先生向大家报告一下。汤恩伯痛哭流涕说道：“中原战争失败之责由我来负，蒋鼎文虽然拉了我的后腿，我不怪他，怪他也来不及了。胡先生要我作报告，我真不知从何谈起。”宴会不欢而散。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企图垄断中国战区的受降权，为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蒋介石决定与日伪合流。于是，蒋介石决定任命汤恩伯接收京沪地区。而上海市本是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辖区，对于接收上海，顾祝同事先早有布置。却因汤恩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熟悉日本情况，对蒋介石又绝对忠心，成为最佳人选。

1945年8月21日，汤恩伯飞抵芷江陆军总司令部，会商接受日本军队投降缴械等有关事宜。9月8日，汤恩伯又飞抵上海，以抗战名将的姿态，乘坐敞篷汽车作凯旋式的巡行。一连数日，大宴宾客，招待的酒席达1000余桌。汤恩伯坐着汽车到各大饭店、餐厅轮流干杯、演说，热闹非凡。在上海期间，汤恩伯执行了蒋介石“以德报怨”的接收政策，对于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大战犯，汤恩伯关怀备至。

1948年12月7日晚，汤恩伯将冈村宁次接到自己的公馆，听取有关防守长江的建议。冈村根据长时期以来研究长江下游军事要地的经验，陈述了意见，谈话约一小时，方才离去。1949年1月，当冈村宁次即将出庭受审之时，蒋介石辞职下野，副总统李宗仁继为代总统。汤恩伯又急派龙佐良告知冈村：“中国国民党内矛盾重重，无法收拾，蒋总统不得已终于辞职。但是汤恩伯将军仍担任上海地区警备，审判仍按规定进行，对你的处理不变。”审判期间，正值华北局势恶化，共产党对此审判也极为注意。在国防部战犯处理委员会审议本案时，行政院及司法部的代表委员均主张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国民党从反共的目的出发，主张宣判无罪。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后不久，代总统李宗仁为争取和平谈判，下令重新逮捕冈村，上海警备司令汤恩伯将命令扣压不发，于29日将冈村秘密遣送回国。

1946年4月，汤恩伯奉命出任京沪卫戍总司令兼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从上海市移驻无锡，负责长江南北及京地区治安。7月，擢升陆军副总司令兼首都卫戍司令官，积极帮助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

1947年2月，中国国民党在屡遭败绩的情况下，被迫放弃“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将原徐州市、郑州绥靖公署的兵力统编为三个兵团，汤恩伯调任第一兵团司令官。国民党军事局判断人民解放军是向东北地区方向“溃退”，急令汤恩伯部会攻。汤恩伯第一兵团中的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依仗其美械装备，前进积极，态势突出。当该师行至蒙阴县东南30里的孟良崮战役时，发现已被包围。汤恩伯自恃该部战斗力强，地势居高临下，致电师长张灵甫激励全体将士坚强沉毅，固守孟良崮。为策应七十四师，蒋介石急调10个整编师前往增援。但援军被人民解放军顽强阻击，无法与七十四师会合。5月16日，七十四师阵地呈动摇状态，汤恩伯苦求增援部队。不久，解放军发起总攻，第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国民党军在山东省遭到严重打击。战后，汤恩伯再次受到撤职处分。经过三大战役，中国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已消灭尽。1949年1月，蒋介石宣布下野。临行前，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就职后，为向蒋介石表示忠诚，经常在京沪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如果李宗仁代总统要举行所谓和平会议，请到北平市、天津市去，不要到南京、上海市来开会，”又说：“如李代总统要向共产党投降，安全的责任我们是不能负的。”

1949年春，浙江省主席、汤恩伯的“恩师”陈仪决定起义。1月30日，陈仪派其外甥丁某持亲笔信赴上海动员汤恩伯共同举事，汤接见于某时，恰好上海警察局局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头子毛森在座。汤恩伯遂出卖陈仪，向住在奉化区的蒋介石告密。不久，蒋介石途经杭州市，陈仪往，蒋介石拒不接见，结果陈仪被免去省主席职务。2月21日，陈仪离任后来到上海，蒋介石命令汤恩伯予以逮捕，押到衢县看管。杭州解放后，陈仪被转移到高雄市陆军监狱，后被杀害。

1949年4月20日晚，国共和谈破裂，深夜，人民解放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强渡长江。5月12日，人民解放军第九、第十兵团向上海市发起进攻，经过半月激战，汤恩伯率残部5万余人从海路逃往定海、台湾。27日，上海全部解放。7月，蒋介石命汤恩伯率领残兵布防死守厦门市，企图保持闽浙海岸线，借以屏障台湾。7月下旬以后，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汤军连遭败绩，狼狈逃往台湾、金门。蒋介石急电汤恩伯：“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10月24日，解放军三个团分别在口、林、古宁头登上金门岛，汤恩伯一面拼命抵抗，一面向台湾求援，在中国国民党海、空军及战车的立体攻击下，解放军渡船被毁，进攻金门失利。10月29日，汤恩伯自金门抵台北市。

1954年5月，汤恩伯胃病复发，飞往日本东京就医，经庆应大学医院手术无效，死于日本。

中国诗词研究院研究员张喜海著《大张人诗词集 国民党抗日将领颂》中写有汤恩伯诗文：精深学养善谋筹，能使倭戎切齿羞。华北挥军拼血战，中原率士泄深仇。华南反击歼敌，日军投降尽放喉。拒敌功勋千古颂，河南汤患记心头。

汤恩伯的旧居，坐落在“北山街84号大院”内。汤恩伯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此买下两块地皮（一块2.175亩，一块1.725亩），在这两块相连的土地上，建起一栋两层的西式楼房，以及花园、附属平房等。

汤恩伯的脑袋长得很出奇，一头坑坑洼洼，给他剃个头，据说没有半天工夫是不行的。为此他自己也很不耐烦，一直打听着选一个剃头高手，专为他理发。后来，终于从众多人中筛选了一个理发师傅叫马文顺，家住河南省镇平县东南梁寨村。马文顺根据他的头形，琢磨了好长时间，让铁匠铺特制了一把月牙形的刀子，给他一剃，用着挺顺手，就使用开了。不过，汤恩伯头上的油脂特别厚，剃头时剃不几下，就把刀子糊得剃不成了，用香皂洗效果也不好。后来，马文顺又琢磨开了，他跑回家，用草木烧的硝灰，泡成水，然后澄清装到瓶子里带走，每逢给他理发，就用这水给他洗头，又退油又去痒，美滋滋舒服极了。一次汤恩伯理完发问用的是什么水？马文顺如实说了，心想这下就等着挨老汤的耳刮了，没想到汤恩伯笑着连夸：“这水好，这水好，日他奶，比那洋胰子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