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于宛平，15岁时进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被选拔为译学馆生赴德国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1935年11月，他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后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36至1937年，他任交通部长。在早期中国留学人员中，先学理后学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基础都具备的人还是不多见的。而顾孟余具备了这个条件，对其后来的从政和治校及其他职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顾孟余生性活泼，好交友，也有很强的交际能力，很快在留欧的中国留学生中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对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蔡元培。第二年，19岁的顾孟余期待改变中原地区面貌日益强烈，遂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标。武昌起义成功后，他回到国内。蔡元培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特邀其任该部司长，但顾孟余没有接受这一邀请，而是返回德国继续其学业。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顾孟余再次回国参与起事。革命失败后，他隐居在上海。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闻讯特聘其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孟余遂迁居北京，同时还保持着与同盟会同仁的联系，为他们提供袁世凯政府和后来北洋政府的信息。顾孟余的这次回国，开启了他后续斑斓多彩的人生里程。

顾孟余迁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时已改名为北京大学，受聘担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后又担任过经济系主任并连任教务长数年。三年后，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其“兼容并蓄”治校思想的引导下，诸多有才学的中华学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顾孟余作为教务长，成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为贯彻“兼容并蓄”的治校思想，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后来留下来的学术研究成果并不算多，也没有多少传世之作。他的专长在教学。他博学多才，精通数国语言，学贯中西，融汇文理，可以说是少见的百科全书式的教授。他采用的教学方法，完全不是国产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把国外的先进教学法引进来，加上他广博的知识面和良好的语言表达力，使其所讲课程成为北京大学上座率最高的课程之一。他的课一定要安排在中共中央三大教室，才能容纳得下听课的人。来听课的除本系选该课的学生外，还有不少外系的学生，甚至外校的学生也慕名前来听他的课。在他担任教务长期间，曾经主持过授派。李大钊十分欣赏顾孟余对国民革命的积极予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博士学位参与态度，遂在向孙中山提交的举贤名单中，的典礼，在典礼仪式上，他先用汉语致辞，再将顾孟余列在首位。

用英语复诵，最后又用法语和德语分别重复一由于李大钊的推荐，顾孟余在国民党内的遍。其措词之典雅、发音之准确，让在场的中政治地位不断上升，1924年7月，他当选为国民外听众无不惊讶和叹服。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会员，正式进入北方顾孟余在北大期间，不仅在情感上与当时国民党的核心机构。孙中山逝世后，灵柩移送碧方兴未艾的新文化运动相合，还支持校内的一云寺暂，在仪式上，顾孟余作为国民党北京分批年轻学子参与与该运动有关的活动，而且自会的领导与吴稚晖、冯自由、何香凝、陈少白己也身体力行地为《新青年》杂志撰稿。由于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执，表明了他在党内地位的在《新青年》上撰稿，使他声誉鹊起，他的名变化。1925年5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在北京召字开始从北大校园走向全国。开成立大会，顾孟余成为会议主席团成员，与汪精卫一起代表国民党作主题报告。他也因此展示从国民党左派到了自己的国民党左派立场，并与汪精卫相识。不久，他南下广州市就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五四运动后，顾孟余在爱国运动的推动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下，开始走进中国的政治舞台。当时的北京，部长等要职，其声望与日俱增。

虽处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但在新文化运动和廖仲恺被刺身亡后，汪精卫被视作国民党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各种思想十分活跃，在此内孙中山的接班人，公认的左派领袖。而此时基础上成立的各种政治团体五彩缤纷、左右混顾孟余与汪精卫的关系日益密切，他在众人面杂。顾孟余对北洋军阀是极其反感的，对社会前的政治面貌自然就是国民党内的左派了。由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也不认同。他已加入同盟于其外语能力出众，受到了苏联派给国民政府会近20年，是老同盟会员，自然拥护和听从孙中山的主张，选择国民革命道路。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了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顾孟余是坚决拥护三大政策的，因而他成为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党左派。在孙中山北上之前，北平市及北方的国民党组织十分薄弱，基本上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在给其支撑门面并主持工作。在北平，李大钊既是国民党北方党部的负责人，同时还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孙中山十分看重李大钊，信任其人品，欣赏其才华。这样，在对北方国民党员干部的推荐使用上，李的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的青睐和信任。在这位当时对中党籍，并明令通缉。反蒋毕竟是一帮秀国革命有着极其重要影响力——孙中山临终托才造反，没有军事力量做后盾，注定只能是昙付之人——的外国人眼中，顾孟余与国民党内花一现。蒋介石对其下重手后，随着王乐平被另两位元老胡汉民和李石曾并列，是其在中国杀，机关总部被摧毁，刊物被禁止，其寿终正最值得推崇的政治人物。寝的日子就来临了。

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后，顾孟余成为中国国民党左时间进入1931年，日本侵华步伐加快了，派和共产党人联合的五人行动委员会成员之一。民族矛盾上升，蒋介石和汪精卫再次合流。顾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孟余和汪系一干人马得以恢复国民党党籍，顾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也再次进入国民党的领导层。

并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中央日报社社长。他是在汪精卫回国前国民党左派的主掌国民政府铁道部领衔人物。汪精卫回国后，其又成为汪系的核心成员，决心与汪共进退。汪精卫“七一五”分顾孟余此次复职再次进入国民党领导层，共，顾孟余是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仍然担任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众多职务。在宁汉合流后，汪系一派既未能掌握多少其他职务任上均乏善可陈，唯在铁道部长任军权，在政治分赃中也没能得到什么实惠。再上，他却为国家和民族作出了贡献。

加上他们本来就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不满，又1932年3月，顾孟余被任命为铁道部长。以孙中山正统的接班人自居，怎能甘居他人之旧中国的铁路建设发展缓慢且曲折，管理更是下！顾孟余和汪系的其他一些干将就避居上混乱不堪。他就任铁道部长之时，正是九一八海，积蓄力量，以图再起。他和陈公博、甘乃事变之后，中日战争一触即发，作为战争运输光、王乐平等一起，于1928年发起成立“中国线的铁路尤显重要。他上任伊始，就对铁路管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实理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际上的后台就是汪精卫，他为了顾及在内，尽可能摆脱掣肘，在磕磕碰碰中，推进旧国人和党内的名誉，不落个分裂的名声和在野中国派的身份，自己不出面，而由顾孟余和陈公博其一，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进铁路管理等人抛头露面。实际上，无论在国民党党内，和增加铁路设备，包括：整顿全国铁路货运、还是其他了解中国政坛派系的人，都清楚改组客运秩序，统一标准，建立规范；提倡铁路、派就是汪系。公路联运，提高现有的运输能力；加强对各铁以顾孟余为首领，以陈公博撰写路局职工的统计、管理，限制增加新职工名文章《国民革命之危机和我们的错误》《国民额，以减少政府开支；加强财务管制，在各铁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做为理论支撑，其主张路局设总稽核，严格稽核各铁路局收支款项和是既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又反对共产党的现金管理；对现有铁路线抽换重钢轨，加固钢阶级斗争，希望用这种主张来团结中间势力，桥，抽换陈旧枕木，增设电线；增加铁路沿线最终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达到执政的目的。改各站场设备；为解决资金不足，向德国借款，组派亮相后，借助汪精卫在党内有那么一点儿声望发行铁路建设公债，以筹集筑路基金等。也曾喧闹一阵，一些国民党党徒和知识以上举措，在不长的时间内均取得了明显青年也慕汪之名而加入。之后，在的运的效果：国有铁路营业收入增加，支出减少，作下，一批原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于1929年3铁路设备得到维修和改善，客车和货车通车速月联名发表《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公开度加快、里程增加。连接粤、湘、鄂三省的粤表示反蒋。为此南京国民党中央开除了顾孟余汉铁路自1901年开始修筑，历经30年，仅完成广州市至韶关市段、武汉至株洲市段，而韶关至株洲事，大权由副部长周佛海掌着（周不属汪系，约490公里，因经费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顾孟当时还是蒋的人）。顾孟余心灰意懒，干脆就余接任后经多次与多方交涉，终于将英国退还此撒手，躲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蛰居起来，但暗地里和汪系我国的庚子赔款450万英镑争取用于粤汉铁路，一干人马仍保持着往来。

终于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全线接轨。这条连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国民党政府内有一股接华北、华中地区至华南铁路大动脉的贯通，对第“和平运动”的势力，这股势力中蒋系汪系的二年抗战爆发之初的军用物资运输，发挥了极人都有。国民政府迁往重庆市后，又冒出一个为重要的作用。除粤汉铁路贯通外，顾孟余任“低调俱乐部”，力主与日本讲和，反对抗上完工和开工的还有陇海线潼关至西安市段的通战，其中仍是汪系蒋系的人都有，但汪系人居车、西安至咸阳市段建成；浙赣线金玉段、玉南多。而此时汪精卫的思想开始变化，逐渐成为段通车；连云港市筑港工程竣工，苏嘉铁路和钱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一些原蒋系的主和派人物塘江大桥开工等。也逐渐集中在其麾下。对此，身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顾孟其二，为国家大力培养和提携技术人才。余并未参与，对其中的情况也并不十分清楚。

顾自己是留学生出身，深知中国要富强，铁路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等人从重庆市出要发展，人才十分关键。而要培养人才，只有逃，经昆明市来到越南的河内。日本政府闻讯后向比较发达的欧美各国输送留学人员。因此在即于28日发表了《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其任职期间，曾资助许多青年出国深造。据他明》，即近卫三原则（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当时的秘书陈伯君后来回忆：“当时两路（京经济提携）。因为之前汪精卫与日方多有商沪、津浦）有一笔钱送部长，可以特支项下开议，按计划行事，他于当日给重庆致电，即支，顾先生交卸铁道部长时，未拿一文钱，但《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第他却用这笔钱培植人才，送了许多铁道部的人二日又给中国国民党中央暨蒋介石发出臭名昭著的出国深造。”“艳电”，表明自己拥护近卫三原则的立场。

顾孟余对有才华肯实干的人即使未曾谋汪精卫一直认为顾孟余是追随自己的大面，也敢于委以重任。他打听到正在主持修筑将，此前他已把当时不在重庆的陈公博招到自陇海铁路的工程师凌鸿勋，是我国屈指可数己身边。陈公博尊母命：“汪先生做什么，你的铁路专家，而当时修筑粤汉铁路正是急中之便做什么。汪先生去哪里你便去哪里，不必顾急，顾虽未见过他，仍任命他为粤汉铁路株韶虑我”，遂决定死心踏地跟随汪精卫。汪精卫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凌鸿勋果然不负顾认为顾孟余也会像陈公博那样义无反顾地追随望，克服种种困难，提前一年完成任务。自己投日，所以他事先也没有和顾孟余沟通，就直接命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三人拿着持大节、断旧友“艳电”电文由河内赴香港来动员顾孟余附议，并安排林柏生将“艳电”电文在香港的报顾孟余在国民党内的派系中属汪系，是纸上发表。没有想到，顾孟余在事关国家民族汪系中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他和陈公利益的大节问题上一点不糊涂，全不念多年博可谓是汪的左膀右臂，与汪的情感也非同一的朋友之情和派系利益，见电文后表示强烈反般，故虽然他身居要职却虚职居多，又处处受对。他对陈、周、陶、林说，这个电文万万不掣肘而不得志，因此郁郁寡欢，在30年代中期能发表，否则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害！林柏生见过了几年“痛苦”、“难堪”的日子。虽在铁状，一把夺过电文，称：汪先生让发表的，我道部做了点事，但不久即被免职，调任国民党不能不执行，遂拿到香港《新闻报》于1939年1中央宣传部长。这个位子虽有头衔，却拿不了月1日发表。汪精卫投日举动大白于天下。“艳电”发表后，顾孟余当即发表声明表章、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章士钊等请到学明自己不赞同“艳电”的立场，断绝了自己与校来演讲。在顾孟余治校期间，中央大学校内汪精卫及其投日同伙的关系，因为香港是投日语学派的据点，艺术团体活跃，墙报如雨后春笋。遂迅速离港返回自己并不想去的重顾孟余积极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争庆。取到300万元法币，为学生修建了一座礼堂和数栋宿舍。为了帮学校争取资金，他数次与教育再次回归学界部甚至还和陈立夫发生争执。有时他的书生气上来，连蒋介石的面子也不给。有一次蒋介石顾孟余回到重庆后，既失去了政坛的后盾，出席重庆的“纪念周”大会，要求重庆各大学又失去了多年的旧友，使之从政之心越来越淡校长出席。各大学校长均尊命而到，唯独顾孟漠，变得郁郁寡欢。一段时间里，他终日闲住歌余派出训导长出席，自己不到场。对此，蒋介乐山市，闭门读书写作，还归一书生本色。蒋介石石十分恼火，指桑骂槐撒了一通气。有人将此对其关键时刻独树一帜杀出汪系阵营还是有一些讯告诉了顾孟余，但他却不理那么多，不仅不欣赏，想给其安排一个合适的角色。1941年秋，向蒋介石赔礼致歉，反而以辞职来表示不满。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职，校长职务空缺。中央顾孟余的辞职在中央大学引起波浪，学生居然大学为民国第一学府，具有浓厚的官办背景。校全体罢课，甚至到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请长非具有深厚学术名望又兼有中国国民党高层关系者愿，哭泣要求挽留顾校长。这让蒋介石下不来莫属。蒋介石对这一职务考虑再三，最后听从陈台，不得不放下架子，两次上门慰问并挽留。陈布雷的建议决定了人选——顾孟余。在蒋介石眼无奈此时顾孟余去意已决，办学几年的艰辛，中，顾孟余曾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的教务加上处处受阻后的心力交，他坚辞中央大学长，如今蔡元培已成故人，党内唯有顾孟余有资历来当中央大学这校长之位。

从中央大学辞顾孟余在刚到中央大学的第三天，就公职后，他又成为闲云野鹤。大陆解放以后，顾开向校内外表白自己的治校理念：学术思想自孟余未随蒋介石去台湾，而是久居香港特别行政区。1950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由此拉开了中央大学年他与张发奎联合张君劢、张国焘、李微尘等史上大胆创新改革的序幕。在办校方针上，他组成了所谓的“第三势力”，创办《中国之调整了中央大学现有的院系结构，按照国际声》杂志为阵地，拟步20年前之后尘，上通行的模式建校，补充了不少学科院系，使开展一场介于国共两种势力中间的所谓新政治中央大学具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运动。最终因新中国成立大势不可逆转，这一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组，2000多名学组织内部首先出现分裂，不久即土崩瓦解。该生，成为国内系科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并有组织瓦解后，顾孟余离港赴日，后寓居于日最庞大和健全的学术教育机构；在用人上，他本、美国等地，从事学术和政策研究。1969年秉承当年北京大学“兼容并蓄”的指导思想，他回到台湾定居，出任台湾当局的“总统府资不拘一格，不问派系，只要有真才实学就大胆政”。顾孟余夫妇膝下无子女，晚年是在贫病聘用，提拔年轻教授，为他们创造自由宽松的和寂寞中度过的。他常对来看望他的人表述自教学与研究环境；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己的思乡之情，希望在有生之年回故乡上虞区祭履行自己的诺言，为了维护学术自由，不畏艰祖，能够叶落归根。这是人之常情，无奈却成险，多次与试图渗透进学校的党派势力进行力为老人最大的遗憾。1972年6月，顾孟余病逝于台北市，享年85岁。

顾孟余故居位于黑芝麻胡同13号，东邻南锣鼓巷，西近南下洼子胡同，南依沙井胡同，北靠前鼓楼苑胡同。此院原为一座带花园的建筑组群，东西四路，南北五进。东部为花园，西部是住宅。该宅为清光绪时任四川总督、刑部尚书奎俊之宅，民国时为外交总长顾孟余居住。

宅院建在高台之上，七级台阶上为广亮大门一间，硬山合瓦清水脊，汉白玉圆门墩。门前有一字影壁，上马石一对。门内也有一字影壁，西侧屏门通西路一进院，倒座房九间，亦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北有八间过道房，通过门道进二进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将二、三进院分隔。三进院正房三间，前出廊，两侧各带耳房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将院内各房连接，廊子上带倒挂楣子，下有坐凳。院门东侧为东路院，一进院有倒座房五间，一殿一卷式垂花门，前有一对抱鼓石。门内正房三间，两侧耳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抄手游廊将各房连接，屋面均为硬山合瓦过垄脊。正房东北角廊之东墙处，原有屏门可通往东部的花园。东西两院的过道现在添建有房舍。

该院特色是房屋之檐柱、廊子之廊柱尺寸粗大超过清《工部工程则例》规定。院落形制完整，尤其是院内砖、石、木雕精细，独具特色。此宅院东部原为大面积花园，有假山、树木及亭、轩室、月牙河等，现已拆除尽，作为小学校舍使用。

此宅于1986年1月21日公布为东城区文物保护单位。现为单位宿舍。

民国史上，顾孟余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顾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生于河北宛平（今属北京），1903年进京师大学堂求学，专修德语和法国文学。1906年，顾以译学馆生遴选赴德留学，先后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学习电学和政治经济学。留德第一学期，顾孟余加入中国同盟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总长，邀顾任司长，顾未就。袁世凯篡权后，蔡元培愤而辞职赴德，顾竟与之同行。1913年“二次革命"起，顾回国参与其事。革命失败，顾遂密处上海市。1914年，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聘顾为北京分公司工程师，顾得居北京，与革命党人暗通讯息。此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德语系主任、经济系主任及连任教务长数年。

顾孟余博学多才，颇受北大师生爱戴。他在北大期间，曾以教务长的身份先后主持为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和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授博士学位。在典礼发表演讲词时，顾孟余先讲一遍中文，再讲一遍英文，接着又讲—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词、发音，隽雅、准确，听者无不钦佩。所以每逢顾老师上课，都是座无虚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纳得下。来听讲的，除本系选课学生外，其他多系的学生都有，甚至还有许多校外人士也来“揩油"旁听。

当时主长北大的蔡元培，积极倡导“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术思想，使北大一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作为教务长的顾孟余，参与运筹帷幄，功不可没。此间，顾还积极为《新青年》撰稿。

1924年，顾孟余参加了与中国国民党有联系的“中山主义实践社"，以后在李大钊等主持下的国民党北方区委工作。李在给孙中山荐贤名单中，顾孟余名列榜首。1925年，顾应广州国民政府之邀，先后出任广东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翌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顾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广州国民政府随迁，顾孟余地位日显，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要职于一身。当时，蒋介石与通晓德文的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的重要谈话均由顾翻译。鲍氏离华返苏后，丹麦驻苏大使一次与鲍对话，问鲍在中国多年，有哪些政治人物值得推崇，鲍答：第一是顾孟余，其次是胡汉民，第三是李石曾。

1927年，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分共”，顾是积极参与者。1928年，顾与陈公博、王乐平等组织“中国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行反蒋活动，被蒋“永远开除党籍”、“明令通缉"。当时汪精卫领导的武汉政府一度发表顾为教育部长，未就。1931年，宁粤合作，顾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再度与蒋介石合作。1932年3月，顾被任命为铁道部部长。1935年11月，任国民党中央第五届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交通部部长。1936年7月，任最高国防会议成员。1938年6月，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0月，继邵力子再度出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顾孟余从政后，先为胡汉民和蒋介石所器重，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前曾征求顾的意见，顾与汪决裂，投奔战时首都重庆市。

1941年7月，顾继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1948年5月，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院长，邀请闲居的顾孟余入阁，顾未就。次年3月，李宗仁任代总统，再邀顾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顾又未就。

嗣后，顾一度与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组织所谓国共之外“第三势力”的“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战斗同盟"，创办《大道》、《中国之声》杂志，终未能成气候而告退。不久，经日本赴美国定居，后病逝于台北市。

纵观顾氏一生，就职离职，既不发表《通电》，也不公开演说，更未印行过《言论集》、《演讲集》，仿佛是一个忽隐忽现、忽进忽退的影子。顾病逝后，史学家钱穆评论他是“能隐的人物”。这位“能隐的人物”长期身居高官要职，却温厚谦和，连平时吃饭也不要“佣人添，更不要佣人站在旁边。下面叙述的就是他任铁道部部长和中央大学校长之际的几个清廉自守小故事。

旧中国的铁路建设既缓慢又曲折，管理也是混乱不堪。顾氏接任铁道部部长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一是按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改进铁路管理和增加铁路设备，包括：整顿全国铁路货运、客运秩序，统一标准；提倡铁路、公路联运；加强对各铁路局职工的统计、管理、限制、增加新职工名额；在各铁路局设总稽核，严格稽核各铁路局收支款项和现金管理；抽换重钢轨，加固钢桥，抽换枕木，增设电线；增加站场设备；向德国借款，发行铁路建设公债，以筹集筑路基金等等。以上举措，在不长的时间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国有铁路营业收入增加，支出减少；铁路设备得到改善，客车和货车速度加快；粤汉铁路贯通；陇海线潼关至西安市段通车、西安至咸阳段建成；浙赣线金玉段、玉南段通车；连云港港筑港工程竣工；苏嘉铁路和钱塘江大桥开工等等。

二是不遗余力培植、提携人才。顾任职期间，曾派许多青年出国深造，曾任顾孟余主任秘书的陈伯君，几十年后向友人谈及顾部长这样一件事：“当时两路（京沪、津浦）有一笔钱送部长，可以特支项下开支。顾先生交卸铁道部长时，未拿一文钱，但他却用这笔钱培植人才，送了许多铁道部的人出国深造。"

顾孟余对实有才干的人，即使未曾谋面，也会予重任。他任铁道部长之际，华北局势恶化，沿海地区恐亦将不守，修通粤汉铁路成为当务之急。连贯粤、湘、鄂三省的粤汉铁路自1901年开始修筑，历经30年，仅完成广州市至韶关市段、武汉至株州段，而韶关至株州约490公里，因经费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顾接任后几番交涉，终于将英国退还我国的庚子赔款450万英镑争取到粤汉路。

顾打听到：正在主持修筑陇海铁路的工程师凌鸿勋，是我国屈指可数的铁路专家。尽管顾与凌从未谋面，仍不拘一格，于1932年9月任命凌为粤汉铁路株韶路工程局局长兼总工程师。

凌鸿勋不负厚望，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将粤汉线全线接轨。这条连接华北、华中地区至华南大动脉的贯通，对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尤其是翌年抗战爆发之初的军用物资运输，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顾孟余在重庆任中央大学校长之际，家住歌乐山，每日早晨乘车到地处沙坪坝区的学校办公。

顾到校第3日，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办校方针：“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在场的师生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着，他任命法律系名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童贯贤先生为教务长。又克服战时的极端困难，在法学院法律系设置司法组（相当今日“专业”），又在校内新设气象组。对其它院系也进行了调整，使当时的中央大学除缺商学院，具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等7个学院、40多个系、科、组，2000名学生，成为全国系科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顾又积极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争取到300万元法币，为学生修建了一座礼堂和数栋宿舍。这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是很难得的。

在用人制度上，顾孟余大胆聘用年轻学者。当时各院系任教的教授多40岁左右，最年轻的三位“孩子教授"都在30岁左右：理学院地质系教授翁文波和工学院化工系教授时钧二人时年仅29岁，理学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旭旦刚30岁。当时年纪最大的是文学院研究生导师柳诒徴教授，也不过61岁。

为全面掌握、考核各教授的水平、能力、教学质量，顾将教授列出名单，每人留两页空白纸。又轮流请来该校10年内的毕业生，一一询问各自授课教授的学识、能力、方法，再一一记在空白纸上。他说，如访问在校学生，难于问到实情，只有问毕业生才能说真话，以此可掌握全校教授的基本隋况。顾孟余任校长期间，积极支持学生邀请各界著名人士来校演讲，包括吴玉章、郭沫若、黄炎培、史良、章士钊等。当时学校文学、艺术团体活跃，墙报如雨后春笋。这些，为活跃学生生活、宣传抗战，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3年2月的一天，蒋介石在复兴关举行“纪念周"，在渝的各大学校校长奉召聆听“训话"。各校长俯首听命，惟中大校长顾孟余不愿就范，委派训导长周鸿经代表。蒋介石十分不满，竟在众目睽睽之下将曾留学英国的数学家周鸿经教授奚落一番，并指桑骂槐地斥责顾孟余。顾获悉，又气又恼，以辞职抗议。消息传开，中大校园内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挽留校长风波"。在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下，全体学生集体罢课，徒步前往歌乐山林园，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请愿，要求挽留校长，拒绝政府另派新校长；“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党派退出学校"等。松林坡学生自治会的墙壁上也贴满了挽留顾校长、要求民主的大字报。

然而顾孟余不顾数千学生在其住宅外守候两日声泪俱下的挽留，以至蒋介石两次亲自上门慰留而坚决辞职了。无儿无女的顾孟余夫妇，暮年是在贫病、寂寞挨过的。顾平很少说话，而一开口，总是念念不忘大陆，不忘故乡。他对身边的医护人员反反复复说的是这几句话：“能治好的话，能走路了，我将来带你们回北平市去玩一趟。在北平有很大的房子。你看，我的钥匙这么多。”可惜，老人终未能等到叶落归根的这一天，这应该是他终生最大的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