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英语：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是二十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第三代罗素伯爵，被学界普遍认为与弗雷格（Gottlob Freg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怀特海（A.N.Whitehead）一同创建了分析哲学。罗素也是二十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

罗素出身于英国威尔士一个贵族家庭，出身自英国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两届英国首相。幼年时父母因病去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完成数学和哲学专业的学习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罗素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1920年7月，罗素申请了一年假，前往中国和日本讲学，对中国学术界有相当影响。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给他的颁奖词是“褒扬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且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罗素由此成为以“非文学家”身份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四人。1970年2月2日，罗素在英国家中逝世，终年九十八岁。

罗素一生发表了60多本著作和大量的论文，他的主要作品包括《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等。他在数学与哲学上采取弗雷格的逻辑主义立场，创立分析哲学，主张逻辑原子论，发展摹状语理论，首创类型论，对哲学、数学和逻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罗素还是一位关怀政治现实的知识分子，曾参与过反战、核裁军等社会运动，也发表过大量针对现实议题的论著，从而收获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于1872年5月18日生于英国威尔斯的屈尔莱克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祖父约翰·罗素（John Russell）是一个著名的自由党思想家，曾两度任英国首相（1846至1852年，1865至1866年），并由维多利亚女王将其晋升为伯爵。罗素的父亲安伯利（ Amberley Viscount）子爵在当时是一名开放的无神论者，母亲也出身于贵族家庭。

1874年，罗素2岁时，他的母亲和姐姐因患白喉症去世，18个月以后父亲也离开人间。离世前安伯利已为罗素和他的哥哥弗朗克·罗素（Frank Russell ）找好两个监护人。祖父母对此极力反对，并提出诉讼，推翻了安伯利的遗嘱。于是，罗素来到彭布洛克乡馆同祖父母一起生活。

罗素没有像哥哥那样被送进学校读书，而只是在家里接受保姆和家庭教师的教育，于是祖母成了最早对他产生影响的人。祖母经常给罗素讲述祖父及其他家族成员在政治活动中的故事，这使得罗素从小接受“以增进民众利益为己任”的思想。祖母的清教主义也塑造了他的性格，罗素曾收到祖母赠与的《圣经》，扉页上写着：“汝不应随众作恶”，罗素终生都信守这一准则。11岁的时候，罗素从哥哥弗朗克那里学习到了几何学，他很快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喜悦。欧几里得几何起于公理，于是罗素要求对公理加以证明，但未能得到满足。这让罗素保留下了怀疑，并决定了他之后在数学基础方面的工作进程。

1888年，16岁的罗素来到陆军中一个专教考试功课的教师那里做寄宿生，准备参加剑桥大学奖学金考试。罗素获得了上三一学院的奖学金，1890年10月正式进入剑桥大学攻读数学。由于受到老师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的关照，罗素感到“任何事情都很顺利”。同时他还结交了当时剑桥大学的不少学者，这对他以后学术上的发展也很有帮助。

大学前三年，罗素专攻数学，获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第七名，到第四年他开始进修哲学。哲学系的老师J-ME麦克塔加特（J.M.E McTaggart）是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派哲学家，受到他的引导罗素把兴趣转向康德和黑格尔。这一时期，罗素推崇新黑格尔派牛津大学哲学家F.H.布拉德雷（F.H. Bradley）。1894年罗素以甲等优异成绩从道德科学毕业。其后他开始写一篇研究员资格论文，论述几何学的基础。

1894年12月13日，罗素与艾丽斯·皮尔索·史密斯（Alys Pearsall Smith）在伦敦举行婚礼，婚后他们去往德国柏林旅行。1895秋天，罗素获得一笔可以自由选题的研究经费。他又一次带着妻子来到德国，研究“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罗素对德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关注，他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同德国工人运动的领袖接触往来，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集会。

1896年，罗素回到英国，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师。他讲授自己在德国研究的成果，讲稿后来出版为罗素的第一本著作《德国社会民主党》。1896年5月，罗素夫妇应邀前往美国。罗素先后在霍普金斯大学、马渥学院等高校作讲演，讲演的主要内容是他大学研究员资格论文，这一论文随后成书出版为《论几何学的基础》，这是罗素的第一本哲学著作。

罗素在德国和美国旅行时所得到的一个意外收获是他接触到了德、法两国最先进的数学成果。回国之后，罗素继续潜心研究数学，并在好友摩尔（G.E.Moore）的影响下逐渐放弃了新黑格尔主义的立场而转向实在论。1899年，罗素代一位剑桥大学同事上关于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的哲学课，讲稿在1900年出版为《莱布尼茨哲学评述》。在此书中，罗素第一次公开地抵制伊曼努尔·康德、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尤其是布拉德雷的“内在关系说”。

1900年7月，国际数学大会在巴黎召开，罗素见到了意大利逻辑学家皮亚诺（Giuseppe Peano）。皮亚诺在逻辑上取得了某些技术性的进展，这为罗素一直关心的能否为数学提供逻辑基础，从而使之成为确实可靠的知识这一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推动。罗素决心要掌握皮亚诺的符号逻辑体系，他大量阅读皮亚诺的著作，对其中包含的方法改进、扩展并加以应用。几个月后，罗素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重要论著——《数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的全部初稿。随后，罗素又用了一年的时间进行修正和改进，并于1903年出版该书。然而在罗素力图完成计划的核心部分时，他发现了矛盾，即著名的“罗素悖论”，这让罗素的工作停滞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1906年他才以“类型论”解决这一问题。罗素的“类型论”是他对数学的主要贡献之一。

在《数学原理》一书中，罗素初步阐明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一观点。罗素认为要完善这一论题需要更新逻辑，于是他邀请老师怀特海与自己合作，着手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经过十年的努力，他们写出一部巨著《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共三卷，1910-1913）。罗素每年用八个月来写《数学原理》，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稿纸越积越多，出版时需要用一辆四轮马车来运送。剑桥出版社预估这部书将赔600英镑，并表明他们只愿意负担其中的一半。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补助了200英镑，剩下的部分则由罗素和怀特海两人自己支付。罗素后来调侃说：“我们十年工作的结果是每人净赚负 50英镑。”

不过，在写作《数学原理》的过程中，根据研究成果，罗素发表了一些重要的哲学论文。1905年，罗素在《精神》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指谓》的文章，提出摹状词理论，这是他对分析哲学的一大重要贡献。1908年，罗素当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1910年，他被聘为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讲师，讲授逻辑学和数学原理。罗素因此过上了大学教师的生活，开始写作后来成了经典的《哲学问题》。同时，罗素在逻辑史和哲学史上的地位也确立下来。《数学原理》也给罗素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并奠定了他在数理逻辑学中的开创性地位。

1912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曼彻斯特大学转投罗素门下，他们常常在罗素的住所彻夜长谈逻辑学问题。两位思想家互相影响，一起引发了20世纪初世界哲学思潮的转向。这一时期罗素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1912年出版的《哲学问题》书中。《哲学问题》既是一本受到普遍认可的哲学入门书，也是理解罗素思想基础的绝佳读物。

罗素在《自传》中说：“我想像自己是一个自由派，一个社会主义者，或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就其深义而言，我从来不是其中任何一种人。”学者冯崇义在《罗素与中国》中则将之总结为：“罗素所慕求的政治是一种公正的‘全球政治’，这样一种政治将使人类摆脱战争、压迫和奴役，而共同生活于自由自在的状态中。”可以说，罗素一生的政治活动始终贯穿着这一目标。

在《数学原理》的写作后期，罗素开始分出时间参与政治活动。他为自由贸易斗争，以议会候选人的身份公开赞同妇女选举权运动，他参加了1907年的温布尔敦市补缺选举和1910年的自由党国会候选人提名选举，但均以失败告终。

1910年，罗素因帮助菲利普·莫雷尔进行竞选的游说活动，重逢了儿时就认识的奥托琳夫人（ Lady Ottoline Morrell）。奥托琳是菲利普的妻子，年长罗素9岁。第二年两人发展成相恋，他们的关系被菲利普接受，但受到艾丽丝的反对。奥托琳由此成为了罗素的第一位情人。他们的情人关系于1916年结束，但却一直保持友谊至他们生命的尽头，奥托琳对罗素一生都有重要影响。罗素谈到这段关系时写道：“当我的举止像个学究或者道学先生，或在谈话时表现得独断专行时，她就嘲笑我。她逐渐纠正了我的信念，我因可怕的邪恶而亢奋，而这种邪恶只能以坚韧的自制才能加以管束。她使我不像以前那么自我中心，那么自以为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罗素前往波士顿主持罗威尔讲座。随后他去往哈佛大学讲学，开了一门“符号逻辑”课，讲演内容后来以《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为书名出版。罗素结识了当时正在哈佛读哲学研究生的美国诗人T. S.艾略特（托马斯·艾略特）。艾略特说罗素平易近人，是一位很招人喜欢的老师。而罗素也是首先发现艾略特诗歌价值的人之一。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罗素反对英国参战，他认为战事的爆发是由于一些政客的愚蠢惹起来的，眼看一场葬送年轻人生命的大混战就要把文明吞噬掉。令罗素感到震惊的是交战国家的民众对战争普遍支持，连他的大多数朋友和相识都有同样的思想感情。战争期间，罗素撰文反对战争，在各地巡回演讲，并加入了“民主控制联盟”和“反征兵协会”等反战组织。他担任“反征兵协会”的代理主席，全力投入相关工作，因此招来了英国当局的不满。

1916年4月，“反征兵协会”的一位成员因为拒绝应召入伍而被判两年苦役。“反征兵协会”散发传单抗议，导致六名成员被捕。罗素在《泰晤士报》上声言对此事负责。6月15日伦敦市市长召开审判大会，以“言论罪”判处罗素100英镑罚款。罗素拒绝付款，于是他的全部财物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他的朋友们出于好心将其买下归还给他，这使他的姿态变得无效。随后罗素又被禁止进入英国任何军事禁区，特别是海岸部分。三一学院所有年轻教师都去了前线打仗，留下负责管理学院事务的一些人员年岁较大。他们对罗素的战时活动怀有敌意，投票取消了罗素的讲师职位。直到年轻的教师们在战争结束后回到学院，才再次投票恢复了罗素原来的职位。被三一学院开除后，哈佛大学聘请罗素去讲学，但女王陛下政府拒绝给他签发护照。

在反征兵协会的工作中，罗素遇到了康斯坦丝·马勒森夫人（Lady Constance Malleson），并与之相爱。她是一个艺名叫科利特·奥尼尔（Colette O’Neil）的女演员，同时从事着反战工作。科利特·奥尼尔的稳重镇静给当时的罗素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写了大量政治方面的著作，包括《战时的正义》《社会改造原理》（该书的美国书名是《人为什么打仗》）《政治理想》和《自由之路》等等。这些著作大受欢迎，给罗素带来了经济收益。但这些书中有关战争、宗教、婚姻、教育等方面的部分激进观点，在之后也给他带来了一些争议。

1918年初，罗素以“逻辑原子主义的哲学”为题目做了一系列讲演，并在《一元论者》杂志上连载发表。1918年5月，罗素因两篇涉及美国军队的论述，以侮辱盟国的罪名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由于社会的同情和政界朋友的帮助，罗素在监狱里受到照顾，可以自由地读书和写作。在狱中，罗素完成了《数理哲学引论》和一篇书评，并开始筹备《心的分析》，该书后于1921年出版。

1918年9月，罗素获得释放。出狱后他重新回到哲学研究上来。1919年圣诞节期间，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将他的《逻辑哲学论》手稿交罗素审阅。罗素于1922年5月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导论，对之予以积极的评价。这篇导论虽然帮助了《逻辑哲学论》的顺利出版，但却让维特根斯坦认为罗素不理解自己的思想，引发了维特根斯坦的不满，并致使两人自此分道扬。

1920年5月，原苏联政府邀请工党代表团访苏，罗素作为非正式成员随行。列宁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罗素，两人虽友好交谈，但政见不合。罗素认同苏维埃政权目前适合于俄罗斯的政府，但批评它专制，缺乏民主。这一年罗素出版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践与理论》一书，记录他在苏联的见闻。

访苏结束后不久，罗素收到了梁启超的来信，邀请他赴中国交流讲学。1920年罗素与当时的女友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一起前往中国。当时，罗素的学说因为张申府等人的译介已被引入中国，其政治、哲学观点在中国为人熟知。再加上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相关话题在中国思想界讨论热烈，罗素刚去过苏联，亲身感受令人信服，中国知识分子希望能与罗素一起商讨。因此，罗素的到来成为在中国轰动一时的事件。

1920年10月12日至 1921年7月11日，罗素先后在上海、杭州市、武汉、长沙市和北京等地做了近二十个主题的数十次讲演，特别是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哲学问题”“物的分析”“心的分析”“数理逻辑”和“社会结构学”的五大讲演，当时北大师生成立了“罗素学说研究会”，经常交流讨论。在华期间，罗素还通俗地介绍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苏联的社会主义运动。罗素很喜欢中原地区，他称赞中国人的幽默感、洞察力、对美好事物的欣赏以及对文化和学问非常文雅的喜爱。但是他有意避开政治问题，使许多中国人感到失望。1921年7月11日，罗素与多拉离开北平市，取道日本返回英国。

从中国回到英国后，艾丽丝也终于同意离婚，1921年9月罗素与多拉结婚。不久，他们有了儿子约翰·罗素（John Conrad Russell）和女儿凯特·罗素（Kate Russell）。由于没有正式工作，家庭的养育压力让罗素开始专心致力于写作。他为报刊所写的文章从科学普及到英国的外交政策皆有涉及。1922年，罗素出版了《中国问题》一书，其后终身对中国持友好态度。1923年《工业文明的远景》出版，《原子入门》《科学和未来》等著作也相继完稿。1922年和1923年，罗素被推选作为切尔西区的工党候选人参加了两次国会议员选举，但都没有成功。

1924年，罗素第三次前往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等高校巡回演讲。他以《机械论与生活》《西方文明有什么弊端》《如何才能自由而幸福》为题大约作了50多场演讲，宣传他的社会主义、新秩序与和平主张。这次美国之行收益丰厚。1925年，罗素受邀在剑桥大学主持塔纳讲座，这些讲演以《物的分析》为书名于1927年出版。他还写了一本名叫《哲学大纲》的导论性质的教科书。

罗素非常爱他的孩子，在与多拉共同养育照料儿女的过程中，对儿童教育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思想，并出版了《论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一书，阐述自己的教育理论。

1927年，一双儿女到了上学年龄时，罗素与多拉决定创立自己的学校，让孩子们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受教育。他们创办了一所名为比肯山学校的实验小学，收进二十个年龄大体相同的孩子，实践罗素的幼儿教育思想。比肯山学校的管理方式自由放任，由罗素和多拉教授历史、科学、数学和地理，聘请了其他几位教师和杂役人员。罗素说学校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教会孩子们独立思考和自己动手，这样才能应付变化的世界所不断出现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人们普遍希望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世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投身教学，希望重新改造人类。罗素也间接属于这个运动。但是，教学的实际情况和人的本性的难以管教不久便让他们感到希望落空，终于放弃。更坏的情况是，罗素和多拉为了做到公平，力图同对待别的孩子一样来对待自己的儿女，使两个孩子实际上没有得到父母的照顾而受了罪。罗素感到早期的家庭幸福“被破坏，彼此之间变得尴尬而局促不安”。

1931年，弗朗克去世，罗素继承爵位，成为罗素勋爵三世。同一时期，罗素的婚姻经受着来自办学的压力和夫妻双方都有的私通行为的双重考验。1935年，罗素和多拉离婚。其后，多拉独自把比肯山学校办到1939年，并一直主张“自由教育”和“爱的教育”。

由于弗朗克去世前已经破产，罗素不仅没有继承到什么钱财，反而还要负责他嫂子的赡养费。不过罗素在美国的另外几次演讲（分别于1927年、1929年、1931年）和他的稿费收入还算能够支撑，1926年出版的《教育论》获利甚丰并多次再版，1929年出版的《婚姻与道德》轰动一时，被译成各种文字，成为畅销书。《婚姻与道德》中，罗素对传统的婚姻、宗教和道德提出了挑战，遭到了守旧分子和宗教界人士的攻击。1932年罗素发表了《科学观》，1934年又发表了一部题名为《自由与组织：1814—1914》的政治史。1935年《闲暇颂》出版，1936年《怎样获得和平？》出版。1937年罗素发表了长达三卷——《安伯利文献》，记录他父母的生平。罗素在写《安伯利文献》和《自由与组织》时，他的第三任妻子，曾在比肯山学校任教的女教师帕特里夏·斯彭斯（Patricia Spence）为他提供过帮助。

1936年，罗素与帕特里夏·斯彭斯结婚。1937年两人的儿子康拉德（Conrad Russell）出生后，罗素应聘在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各开了一门课。1938年，罗素出版了《权力：一种新的社会分析》。他在牛津大学所作的系列讲座“语言与事实”的讲稿在1940年出版为《对意义和真理的探究》。

1938年8月罗素应邀前往芝加哥大学任客座教授。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在美国滞留便长达五年半。罗素先是在芝加哥大学任教，1938年底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授课，1940年在哈佛大学作威廉·詹姆斯的纪念讲座。同一年纽约城市大学聘请罗素担任哲学教授。但在他就职前，人们以反宗教和不道德为由掀起了一场针对罗素的恶意诽谤。一个名叫凯夫人的母亲认为罗素在该学院的出现对她女儿的操行会造成危险，并以此提出诉讼。因为诉讼控告的是纽约市政府，致使罗素本人不能向法庭申诉。最终，凯夫人打赢了官司。这场诉讼不仅让整个纽约和纽约州，更是促使全美国都反对罗素。但移居美国的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约翰·杜威等著名学者先后为罗素鸣不平。年近70还身患重病的罗素被迫失去了在纽约的工作，起初也不能在美国别的地方找到教学职位，没有报刊请他写专栏文章。直到1940年哈佛大学慷慨邀请罗素去讲学，随后又得到费城百万富翁巴恩斯博士（Dr Barnes）的聘请而得以摆脱困境。

1940年，巴恩斯与罗素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给基金会讲课的合同。然而1943年1月，巴恩斯就因认为罗素讲课准备得不好而提前废除了合同。后来这些讲稿出版为《西方哲学史》。罗素与巴恩斯关系破裂之后，罗素受到保罗·魏斯教授（Professor Paul Weiss）的善意帮助来到布林·莫尔学院，继续《西方哲学史》的写作。 

1944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提供给罗素为期五年的研究员资格。罗素冒着被德国潜艇攻击的风险，搭乘一艘货船回到了英国。（此后几年他在剑桥大学授课，1945年《西方哲学史》出版。1948年，他在剑桥的讲稿被整理成《人类的知识：其范围与限度》出版，这是罗素最后一部哲学巨著。

在1946年结束教学活动之后，罗素主要从事社会政治事务和旅行。此外他常受英国广播公司之邀发表演讲。1948年他在英国广播公司作了一次系列演讲，这次系列演讲在听众中引起轰动，是他众多演讲中最精彩的一次，演讲内容后来被收集成书，以《权威与个人》为题出版。1949年，罗素在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职位改为无须授课的终身研究员；并当选为英国社会科学院荣誉研究员。1950年他获得英国国王授予的“荣誉勋章”。

1950年10月，罗素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激发了他写小说的兴趣，之后罗素先后写了《郊区的恶魔》和《名人的噩梦》这两部短篇小说集，都有哲学或论战的含意。1954年他发表了《从伦理与政治看人类社会》，其中收进他接受诺贝尔奖时的演讲。1956年他发表了《记忆中的肖像》，这是一组描述他所认识的名人的特写；同年他还出版了哲学论文集《逻辑与知识》，其中收录有《论指谓》和 1914年的八次哲学讲演稿以及其他文章。1959年他发表了一部思想自传《我的哲学发展》，总结他自童年起经历过的思想进展。 

1950年代中期到1970年2月去世，罗素一直积极地参加反对核武器和战争的运动。他向各国政府呼吁裁军，放弃使用核弹，并试图联合东西方两大阵营中世界一流科学家们，得到许多科学家的响应。1955年，罗素曾动员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等许多著名科学家签署了一份为争取和平而合作的宣言。同年，罗素成为“世界科学工作者联盟”的主席和“废除原子武器委员会”主席。1958年，罗素成为核裁军运动的领导人。1959年，他出版《常识与核战争》。两年后，罗素辞去核裁军运动的职务，担任了非暴力反抗运动百人委员会的主席。1961年2月，89岁的罗素领导“百人委员会”发起了一场6000人参与的反对核武器的静坐示威运动，8月“百人委员会”再次集会向小男孩原子弹受难者致哀。集会之后罗素在伦敦被捕，判处监禁七天。同年，罗素出版《人类有前途吗？》。1964年罗素成立了“罗素和平基金会”，进一步扩大和平运动的宣传和活动，有许多著名人物参与基金会的发起。许多国家捐钱资助，但数量有限。

罗素还强烈反对美国侵略越南，1967年他出版了《在越南的战争罪行》一书。为了反对越南战争，罗素与萨特（Jean-Paul Satre）一起组成国际战争罪犯法庭，于1967年5月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开庭，传讯当时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当然这个法庭不会被美国统治集团所接受。

1967年到1969年，罗素出版了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罗素自传》，自传共分三卷，附有大量的往来书信。这是他自己一生的总结，对后人了解他一生生活和思想的发展很有意义。

1970年2月2日罗素在英国威尔斯北部梦立角斯多的家里逝世，终年九十八岁。罗素去世后，其爵位由他与多拉的儿子约翰·康拉德·罗素继承，为罗素勋爵四世。

《数学原理》是罗素与老师怀特海于1913年合作出版的，共三卷。书中初步阐明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一观点。该书的哲学方面和技术性内容的实际运算都由罗素承担，怀特海则主要在符号记法上做出重要贡献并完成了大量的证明。在这部著作里，他们进一步阐明了数学为逻辑的一个分支，认为数学概念可用逻辑概念来定义，数学的规律可根据逻辑学的一些前提来推断，数学定理可被证明为逻辑定理。

《数学原理》这部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它用新的观点来看待数学知识的地位，揭示了数学、逻辑与哲学的相互关联。推动了数理逻辑学的发展，使数理逻辑得以真正创立并得到广泛关注和普及。

《西方哲学史》出版于1945年，是英国哲学家罗素根据其在美国讲学时的讲稿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也是罗素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西方哲学史》一共两卷，上卷内容分为古代哲学与天主教哲学两个部分，下卷内容为近代哲学。在该书中，罗素从人类第一个哲学学派一一米利都学派着笔，描述了自公元前6世纪到近代的哲学发展轮廓，全面考察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 20 世纪中叶西方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揭示了在哲学的发展历程中，科学与宗教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是如何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与哲学形成交互作用。《西方哲学史》鲜明地表明了罗素在治史方面的态度，展现了西方时代环境下的哲学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思想史价值。但同时该书对于马克思等思想家也有不少误解，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心的分析》是英国哲学家罗素于1921年写成的一部著作，也是早期分析哲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之作。1921年，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其中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系列关于“心的分析”的讲演。书中首次系统阐释了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思想，体现了罗素哲学思想的一次重要转变。罗素认为世界的终极实在既非心，也非物，而是一种比二者都更基本的材料，即感觉。从这种中立一元论的立场出发，在本书中他批评了弗朗兹·布伦塔诺和迈农的观点，并探讨了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意识、知觉、感觉、信念等。

《哲学问题》是罗素的哲学导论性读本，于1912年出版，是罗素1872—1970的作品。罗素从面前的桌子讲起，对哲学的基础、范畴、和意义等问题，主要是哲学的领域提出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这个世界存在超越物理和心灵世界的共相，它也是一种实体，是普遍意义上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同时对勒内·笛卡尔、大卫·休谟、伊曼努尔·康德等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相关分析。并重申了哲学独特且重要的价值。

“逻辑原子论”是罗素运用逻辑分析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得出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它是罗素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解决本体论问题而提出的。逻辑原子主义的提出与罗素的外在关系说密切相关。根据外在关系说，关系是独立于关系项而存在的，因而实在是由多元的事实组成的，其中任何一个事实的存在都不依赖于其它事实，由此就构成了常识中的多元世界。这种多元世界观就是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

逻辑原子主义的核心在于认为世界与语言具有相同的结构。世界是由事实构成的，语言是由句子（命题）构成的。事实是使命题或真或假的东西。最简单的事实是原子事实，最基本的语言单位是原子命题。原子事实与原子命题相对，复杂事实与分子命题相对。分子命题由原子命题构成，原子命题由专名和谓词构成，原子命题的真假决定了分子命题的真假。原子命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原子命题与原子事实，分子命题与分子事实具有同构关系，整个世界就是建立在原子事实之上的逻辑构造，与它对应的是个理想的逻辑语言体系。说世界的本体是原子事实，意味着世界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一系列发生的事件，这些事件彼此独立，没有内在联系。原子事实就是最基本的事件。

在罗素看来，任何关于世界的复杂陈述都是由原子命题以各种组合方式构成的。因此确定原子命题的真假后，将各个原子命题的真值代入复杂陈述的命题函项，就可以得到复杂陈述的真值，并由此获得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在罗素设想的理想语言体系中，利用原子命题以及它们的真值函项组合，人们就可以表述一切知识。

中立一元论是罗素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的观点，是受当时心理学、物理学新思潮及恩斯特·马赫、贾科莫的中立一元论影响，并用自己独特的逻辑分析方法和逻辑构造原则得出的。罗素对于中立一元论的构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对于物的逻辑构造和对于心灵的逻辑构造。罗素通过对“物”和“心”详细的逻辑分析，得出世界的终极实体既不是心，也不是物，二者都可以归为更基本的材料即感觉。心物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差别，二者乃殊相的不同组合的结果，或者说都是抽象的逻辑的构造。

罗素认为可以称之为“物”的其实是殊相的集合，并且这个集合是通过给定的一个现象以及透视律而假设出来的，在这个给定的现象足够靠近对象的时候，这时候只有透射律起作用并且可以看作为一种标准化的殊相，因此以这个足够靠近对象的现象通过透视律构造出来的有限的“现象的集合”就可以称之为物。

在对“心”的分析中，罗素以信念一欲望的心理学为背景，深入地分析了欲望、感受、感觉、知觉、记忆、信念、情感、意志等各种精神现象，并最终把它们都归为感觉。罗素说：“我认为，感觉（包括意象）提供了心灵的所有‘材料’，并且每种其他事物都能分析成以不同方式关联起来的成组的感觉，或分析成代表感觉或成组的感觉的东西。”

随着分析哲学逐渐兴起。早期的分析哲学家对语言的“指称”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弗雷格提出“涵义-指称”理论，罗素对此理论进行进一步发展提出著名的摹状词理论。罗素摹状词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专名和摹状词进行区分。而借助命题函项的工具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是整个摹状词理论的基础所在，理论主要解决对事物的指称与描述的问题，它为解决日常语言的分析提供了有效工具。

罗素认为摹状词是“描述满足某种条件的，存在一个并且仅仅存在一个的（即数学中称之为唯一的）那种事物时所使用的数理逻辑名词”，或者更为简略地说，“它们通过对某一事物的某个特征的描述而唯一指称这个事物”。他将摹状词分为限定性摹状词和非限定性摹状词两种，非限定性摹状词可以表示为“一个什么”、“一个如此这般的东西”，英语中这种词组一般不用定冠词修饰。例如“一堆红色的苹果”、“一排崭新的楼房”；而限定性摹状词通常表示为“那个什么”，“这个如此这般的东西”，通常由定冠词the来修饰。

另外，摹状词理论具有“初现”与“再现”“实在”意识等若干原则和方法，解决了传统形式逻辑中的三大难题：存在难题、同一律替换难题与排中律失效问题。通过将伪专名改写为摹状词，解决了存在难题；通过将包含空摹状词语句改写为命题函项解决了同一替换难题；通过区分摹状词的“初现”与“再现”解决了排中律失效难题。通过对这些看似清晰实则模糊的命题进行改写，使得命题结构清晰，真假可判。此外，这种改写也使得之前处于模糊地带的命题变得清晰，扩充了命题范围。

罗素和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合写的《数学原理》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原始材料和经典著作。在完成《数学原理》的过程中，罗素遇到了“罗素悖论”。为了避免罗素悖论，罗素提出（ 禁止）恶性循环原则，发展了简单类型论和分支类型论，并以类型论为基础，建立了命题逻辑、一阶谓词逻辑、等词理论、摹状词理论等。此外，在这部著作里，罗素坚持逻辑主义主张，力图把数学化归于逻辑，用逻辑去担保数学的一致性和可靠性，为此他从他们创制的逻辑系统出发，推导出很大一部分数学。。

罗素悖论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如下：所有的集合，要么是包含集合本身，要么是不包含集合本身的。前一类集合定义为A集合；后一类集合定义为B集合。那么A、B两类集合的总集合X是属于A类呢，还是属于B类？如果X属于A类，则意味着X包含了自身，但是X之内也包含了B类集合，按照B的定义，X就不能包含自身；同样，如果X属于B类，则意味着X不包含自身，但是X之内包含了A类，按照A的定义X就包含自身。

罗素曾通俗地解释过这一悖论：一位理发师宣称他不给那些自己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即他只给那些不给自己刮脸的人刮脸。那么，理发师是否能给自己刮脸？如果他给自己刮脸，就违背了自己的宣言，如果他不给自己刮脸，他就应该给自己刮脸，理发师便进退维谷。

罗素类型论是最早出现的解决集合论悖论的方案，因方案提出的不同阶段和内容被分为简单类型论和分支类型论。简单类型论是罗素在发现罗素悖论后试探性提出的一种简单的方案，分支类型论相对简单类型论复杂一些，可解决的集合论悖论也更多一些。简单类型论和分支类型论的发表时间、解悖原则、解悖方式等都有所不同。

类型论的解悖方式一共有三种，它们分别是简单类型论的类分层解悖方式、分支类型论的命题分阶解悖方式和命题函项分阶解悖方式。它们都是可以解决集合论论的解学方式，但是不同解悖方式的解悖对象的特点和要求不同，它们解决集合论悖论的效果也不同。类分层解悖方式解决的悖论最少：分阶的解方式虽不能解决所有集合论悖论，但比类分层解悖方式解决的悖论多，命题函项分阶的解悖方式可以成功解决的集合论悖论最多。

简单类型论通过采用对类分层的方法，确定类的逻辑类型，成功避免集合论悖论的类型混淆的错误，并成功地解决集合论悖论中最典型的罗素悖论和关系悖论。分支类型论延续了简单类型论的解饽思路，并通过各种方式打破了简单类型论的限制，使类型论可以分析的对象覆盖到几乎所有的性质命题和关系命题，可以解决所有的集合论悖论。类型论让当时动荡的数学界和逻辑学界有了克服集合论悖论的决心，为学者内心注入极大的信心，推动了数学、逻辑学和哲学的发展，也为其他的解悖方案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

罗素的政治哲学具有人道主义、非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的理论特色。他以自己的人性论思想为依据和基础，设计了改良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方案，提出了建构理想社会的一系列政治理论主张，由此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哲学思想体系。其政治哲学理论明确以人为目的，以自然人性为出发点和归宿，将自由作为政治理想所追求的最高价值，他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基尔特社会主义制度。同时，他还强调非暴力和消除战争，倡导世界和平。他的政治哲学以在促进人性的充分发展，使人获得自由和幸福为目标。他所构建的人类理想社会是每个人拥有充分的自由，人与人友善团结，团体之间以及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合作、和平为主旨的，整个人类世界充满爱和生机、希望和幸福。

1945年到1949年，罗素曾提出针对苏联的预防性战争，即主张在苏联尚未攻击西欧之前，由美国向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罗素认为与其坐等苏联最后也制造出了核武器而使人类社会在一场核大战中毁于一旦，不如先发制人，以一场较小代价的战争不排除对苏联进行核打击保证文明的延续。

这一理论主张让罗素一度备受指责，许多学者都认为罗素曾在超过5年的时间里鼓吹过针对苏联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但也有一些学者发表了相对的观点，认为罗素并没有真正地呼吁发动战争。安东尼·葛瑞林在《牛津通识：罗素》一书中解读罗素的本意是“美国利用原子武器的优势迫使俄国不发展这种武器。……实际上并未走到发动战争那一步。”罗素本人也承认这是一种虚张声势。可以说，罗素提倡的只是一种对苏联的战略威胁政策。这种政策有一系列假设的前提，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以斯大林主义为攻击目标的。在约瑟夫·斯大林死后，伴随着美国麦卡锡主义的盛行，罗素对苏联的态度又趋于缓和了。

罗素撰写了大量历史学论著，从非专业的角度介入了历史学讨论，他的历史思想从不同的角度流露出人文主义思想。面对环境的污染，罗素呼吁大国消减核武器，担心人类社会的发展前途，忧心人类的文明被毁；面对理论研究，反对一切潮流化、政治化的思想专制；面对战争等现实问题，罗素站在历史的视角，提出了以教育的方式实现永久和平、以建立世界政府的方式来保障国际安全的政策主张。

罗素对史学研究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以“多元式”“反思式”的历史思想，将数理逻辑知识、自由主义思想同历史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历史作为可知的事实加以探究，在对这些事实研判和反思基础上总结出相应的观点与理论。同时，他还将历史研究与政治、艺术、伦理、宗教等文化和议题紧密联系。基于自身的历史观和史学观，罗素在撰写历史时乐于搜集传说、故事，惯于运用反讽的手法，重视虚构的历史意义。罗素的史学思想基于“常识”，面向大众，对大众史学观念的建设意义重大。

罗素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关注教育问题。1926年，他出版了《教育与美好生活》一书，该书是他以现代教育理念教育自己的孩子，并对早期教育经验进行研究总结的结果，系统阐述了对儿童教育的看法及儿童教育改革理想。罗素的儿童教育观是其现代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思想融合在教育上的体现，彰显了教育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在儿童教育上，罗素认为，早期教育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的品性，开展得越早越好。在儿童教育维度上，他反对由来已久的过分强调知识教育的做法，认为应当重视身体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社会品性教育、“智力美德”和建设性技能的培养，强调通过全面教育来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在儿童教育路径上，罗素提出了“儿童中心”式的教育方式，即为儿童提供充足的游戏机会、促进儿童伙伴间的交往及适宜的评价等，以保障其愉快、自由、主动学习。罗素的儿童教育观在欧洲“新教育运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素是维特根斯坦唯一的哲学老师，除了少数可举出的著作外，罗素的著作是他主要的哲学读物。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来自罗素的思想。他的朋友戴维·品森特（David Pinsent）在其日记中写道：“很明显，维特根斯坦是罗素的一个弟子，得益于他甚多。”

从罗素著作中最早生长出来的哲学支脉就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从整体上来看，《逻辑哲学论》通篇采用的逻辑分析方法来源于罗素。就书中维特根斯坦提出的“图像论”来说，与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相似。“图像论”认为一个命题是它所主张的事实的一幅图像。而一张地图能够明确地传达信息，是因为地图和相关区域之间有一种结构的相似性。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认为，关于一个事实的语言学上的主张也是如此。例如，他说，如果你使用“aRb”这个符号来表现a与b的关系R，你的符号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在“a”和“b”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来表示a与b之间的关系这一学说强调了结构的重要性。他说：“黑胶唱片、音乐的思想、乐谱、声波，所有这些都在那种图像化的内在关系中彼此交融，这就是语言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对所有这些人而言逻辑结构是共同的。”而在具体的指称问题上，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吸收罗素的摹状语理论，并加入自己的理解。在批判与发展弗雷格和罗素语言逻辑分析思想的基础上，最终形成自己的语言批判理论。

维也纳学派以“逻辑实证主义”（亦称“逻辑经验主义”）为理论立场。罗素和维特根斯坦共同影响了维也纳学派。美国哲学家索姆斯（S.Soames）在《20世纪分析哲学史》论断：“逻辑实证主义是结合了这两者：维特根斯坦所强调的对于有意义性的一个明确的测试，和罗素的逻辑技巧以及他对感觉经验和观察的强调。其结果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传统经验论的逻辑化版本，作为一个关于意义的范围和界限的理论被提出来。”

罗素首创的类型论也曾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被逻辑实证主义者采纳，用来攻击形而上学；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曾用这个理论的不同说法来消除“范畴错误”。按照威拉德·范·奥曼·蒯因的看法，类型论还对胡塞尔产生过影响，类型论连同罗素的逻辑的其他方面也影响了波兰逻辑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列斯涅夫斯基和卡济米尔兹·艾杜凯维奇。正如《剑桥指南：伯特兰·罗素》一书的编者格里芬（N.Griffin）所言：“我们很难过度评价罗素思想支配 20世纪分析哲学的程度：实际上其每一条发展线索都要么肇始于罗素，要么经由他的传递而得以转变。分析哲学就其本身的存在而言，受惠于罗素比受惠于任何其他分析哲学家都更多。”

1920年罗素的中国之旅对当时国内哲学界来说是一件大事。罗素对中国现代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罗素思想对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流行的“清华学派”的影响上。“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有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荫麟、张岱年、沈有鼎等。

虽然罗素在华的演讲是以政治、教育类的话题为主，以纯学术的问题为辅，但罗素的分析哲学依然在中国哲学界得到了有效的传播。在这条传播链条中最积极的信息传递者是张申府，他同时也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在中国的首位翻译者。张申府的弟弟张岱年也试图将从其兄那里得到的分析哲学方法熔铸到中国哲学的构建中去。而冯友兰与金岳霖则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身份更具有吸收、反思罗素哲学思想元素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罗素哲学的引入打开了当时中国学界的眼界，诸如“感觉材料”（sense-data）、“摹状词”（descriptions）等术语也成为了中国哲学家经常使用的高频词。

同时，中国最早的数理逻辑教学也由此开始起步。1920年，罗素曾在北京大学讲授数理逻辑，原定四讲，一讲后因病辍讲，该讲内容根据记录整理成书，于1921年由北京大学新知出版社出版。1937年，金岳霖在清华大学的逻辑学教材《逻辑》正式出版，该书分为四部，其中第三部介绍《数学原理》逻辑系统，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类演算和关系演算，金岳霖承认，这部分“差不多是直抄”《数学原理》的相关内容。通过金岳霖的《逻辑》及其教学活动，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数理逻辑方面的人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形成了金岳霖——沈有鼎——王宪钧——王浩这条众星璀璨的师承链条。

分析哲学是 20世纪西方哲学中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潮之一，在 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英美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罗素是现代哲学中第一个提出、应用和证明分析方法是唯一有效方法的人，所以被视为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一方面，罗素提出了分析哲学的基本观点，如对逻辑分析方法的强调和运用、对形而上学的否定、对日常语言的批判、对理想语言的设想，以及他所提出的逻辑原子论、逻辑构造论、类型理论和基状词理论等等，它们对后来的分析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他对分析哲学的其他两个创始人摩尔和维特根斯坦，对逻辑经验主义的主要代表卡尔纳普，对“辑实用主义”的主要代表因，也都有很大影响。

此外，在分析哲学方面，罗素还用外在关系说反驳内在关系说，由此反叛康德和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区分了真理的知识与事物的知识、亲知的知识与描述的知识、原始的真理与派生的真理。由弗雷格、罗素、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所引领的分析哲学思潮，将哲学的具体工作，悉数归置于运用现代逻辑方法所进行的语言分析之下，给当代哲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逻辑学和数学方面，罗素运用数理逻辑分析方法进行哲学研究得出“逻辑原子论”，建立了完全的关系逻辑理论，提出了摹状词理论和解决论的类型论等，把形式逻辑中的发现应用于对命题的分析，用这些命题断言普通知识理论，谈论外部世界。在《数学原理》中，他从数理逻辑进入一般哲学，把数理逻辑中发展了的技术应用到一般的哲学问题。

1950年，瑞典文学院因《哲学·数学·文学》授予罗素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先生在授奖词中说：“将本届诺贝尔奖颁给他，并非由于他在这方面（指哲学方面）的杰出成就，而是因为他能把一般性的哲学思想成功地介绍给大众，并用来关心大众。”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罗素创作了他的第一部小说《x小姐科西嘉历险记》1951年以匿名的方式在《去》杂志上发表。此后，他出版了两本短篇小说集《近郊的撒旦》和《名人的梦魇》。罗素知识面很广，涉及许多领域，发表了 60多本著作和大的论文。他在哲学方面的著作包括逻辑、数理哲学、科学哲学等等。此外，在政治学、政治史、宗教、教育等方面，也写了许多专著和论文。他还写了两本短篇小说集。他的著作之多，涉及面之广是举世罕见的。西方有人认为罗素在这个方面的成就可与亚里士多德媲美。

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现代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过程哲学”（也称“有机哲学”）的创始人。他也是罗素在剑桥大学攻读数学时期的老师。1880年，怀特海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攻数学。1885年，怀特海大学毕业，留在母校任数学和力学教师，他在母校任教25年，主要从事教学、著述和一些政治活动。其中在1890年，罗素考取了他所主持的研究班，他非常赏识罗素的才能，对他甚为友好，并且为他介绍了当时在剑桥任讲师的新黑格尔主义者麦克塔加特以及一些年轻的同学，包括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摩尔，罗素和摩尔自此成为终生的密友。罗素在剑桥大学获取数学特别研究员资格考试时，他还任了主考官。1900年，其学生——罗素，在出版的《数学基础》一书中，初步阐明了“数学与逻辑是同一的”这一观点，罗素认为要完善这一论题，需要更新逻辑。于是罗素邀请他合作创作《数学原理》，着手建立一个新的逻辑体系。1913年，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数学原理》出版。1924到1937年，他应聘到美国哈佛大学担任哲学教授。退休后，担任哈佛大学名誉教授，居住在坎布里奇市。1947年12月30日，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去世，终年86岁。

J.M.E.麦克塔加特（J.M.E McTaggart，1866-1925），是罗素在剑桥进修哲学时期的老师，引导罗素把兴趣转向康德，特别是黑格尔身上来。麦克塔加特是英国黑格尔派哲学家，当时在剑桥学生和年轻教师中间很有影响。麦克塔加特1866年生于伦敦，1885年进入剑桥大学从事哲学研究，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1886年加入了富有影响力的秘密团体——剑桥使徒会，怀特海、摩尔、罗素等人也都是其中的成员，1890年，怀特海介绍其认识了罗素。罗素因在剑桥念大学时期听过他的讲课，受其影响把兴趣转移到新黑格尔主义上。罗素在1897年发表的《论几何学的基础》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思想状态时这样写道：“我当时生活于其中的那一群人，颇受麦克塔加特的影响他的才智使我们对黑格尔哲学产生好感。他教导我把英国的经验论看作是“粗糙而又浅薄的。”1897开始持有三一学院道德科学（哲学）教席，直到1923年退休。两年后他出人意料地离开了人世。

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哲学家，罗素的学生，著有《战时笔记》和《逻辑哲学论》。1889年4月26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超级富豪家族，他的父亲卡尔·维特根斯坦是奥匈帝国最大的钢铁巨头。曾就读于林茨的一所偏重于培养工程师的中学，与阿道夫·希特勒做了一年同学。后就读于剑桥大学，在工程学的课程里，有一门数学基础课，研读的过程中接触到罗素《数学原理》一书的早期版本。随后他寄了一篇论文给罗素的朋友菲利普·乔丹，乔丹和罗素讨论之后，指出了论文里的错误。然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继续自己研究了两年，1911年暑假，他去剑桥造访了罗素。

1918年，维特根斯坦来到剑桥大学，跟罗素学习数理逻辑。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维特根斯坦回奥地利军中服役，后来在意大利被俘。在参军期间，维特根斯坦记下了一些笔记，就是后来称为《战时笔记》的书，书中的一部分是其著作《逻辑哲学论》的思想基础。1918年2月，他从意大营写信给罗素，说他有一部手稿，想请罗素审阅，这部手稿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头一部重要著作《逻辑哲学论》。1919年12月，罗素去海牙与当时已出狱的维特根斯坦见面，安排了《逻辑哲学论》的出版，并为该书的英文本写了序言。后来，两人因观点上的分歧而日益疏远。之后，维特根斯坦重回到剑桥攻读博士，他使用了《逻辑哲学论》作为了他的博士论文，而对他进行口试的是罗素和摩尔。罗素谈到了他对《逻辑哲学论》的质疑，两个人又进行了哲学上的交谈。后接替摩尔成为剑桥的哲学教授，1947年，维特根斯坦辞掉剑桥的教授职位。1949年，他被诊断出前列腺癌，1951年离开人世。

G.E.摩尔（G.E.Moore，1873-1958），罗素大学时期好友，引导罗素抛弃黑格尔哲学和观念论，转向实在论研究。摩尔是英国哲学家，新实在论及20世纪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1873年11月4日摩尔生于伦敦上诺伍德。1886年加入了富有影响力的秘密团体——剑桥使徒会，怀特海、摩尔、罗素等人都是其成员。1892年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次年结识罗素，并在后者的影响和说服下转学哲学。1896年毕业。1898-1904年在三一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其中在1898年之后和罗素一起开始背离新黑格尔主义，1903年，其好友罗素彻底与新黑格尔主义决裂，两人一起转到柏拉图主义的实在论的立场上。罗素曾在《数学原则》的作者序中公开承认摩尔对他早期思想的巨大影：“在一些根本的哲学问题上，就其所有主要特征而言，我的立场来自于 乔治·摩尔先生。”1911年起，摩尔历任剑桥大学道德科学讲师、精神哲学与逻辑教授，并成为三一学院终身研究员，1939年从教授职位退休。

B·玛吉在《现代英国哲学》中称罗素是“当代哲学运动的鼻祖”。

儒勒·威勒曼（Jules Vuillemin）说，当代哲学是从罗素《数学原理》一书开始的。

美国哲学家威拉德·范·奥曼·蒯因说，在他看来《数学原理》是“20世纪哲学的胚胎”。因写道：“罗素在逻辑上的真正科学精神在他关于自然知识的认识论上得到了反映。”

瑞典文学奖褒奖罗素“他的哲学著作，它们不仅丰饶而且重要，同时，它们使他成为人性与思想自由的捍卫者”。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这本书中对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罗素没有考虑到语言的边界和意义的限制，过于强调语言的逻辑分析，过于依赖逻辑和理性的分析，而忽略了人的情感和体验。同时批评罗素缺乏真诚和诚实。此外他还指出，“罗素的功绩在于指明了一个命题表面的逻辑形式不一定就是它真正的逻辑形式。”

摩尔曾经在自传中写道“除了错误之外，我不知道罗素还有过什么东西得力于我，相反，我得力于他所出版的那些著作中的观点则肯定不是错误，而且我认为它们非常重要。”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评价罗素说：“阅读罗素的作品给我带来了数不清的快乐时光。”

莱斯利·怀特曾说：“一位英国哲学家兼有如此多的理智力量，如此多的文化教养，如此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从约翰·密尔以来，只有罗素一个。”

中国哲学家张申府通过对休漠与罗素的比较对罗素作出了肯定和赞扬。他认为，休漠与罗素都是对现代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但他们对哲学发展的作用并不完全一样，“如说休是最哲学的哲学家，罗素便是最哲学而又最科学的科学哲学家。”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在“罗素逝世50周年”时撰文写道：“他以著文、演说、游行的方式深度介入世界，践行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道义。……罗素极其成功地将学术成就与社会责任、知识关怀与社会关怀融为一体。”

知识是使人类快乐的主要因素之一。

良好的人生是受行动和智慧指导的。

伟大的事业是根源于坚韧不断地工作，以全副精神去从事，不避艰苦。

植物藉栽培而生育，人类藉教育而成人。

占有欲，希望尽可能多地占有财产或拥有财产的所有权，是一个动机。我认为该动机产生于恐惧心理和拥有必需品的欲望结合之中。

希望是坚韧的拐杖，忍耐是旅行袋，携带它们，人可以登上永恒之旅。

使人生愉快的必要条件是智慧，而智慧可经由教育而获得。

1914年，罗素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讲学，学生当中有托马斯·艾略特。艾略特为罗素写了一首题为《阿波里奈克斯先生》的诗。在诗中罗素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样子奇特甚至吓人，那颗挂着一圈海草的脑袋也许会突然滚到椅子下边，或者突然咧嘴笑着出现在屏风上方；艾略特说，这个人物笑得“就像一个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胎儿”，然而他那“干燥而充满激情的谈话”却消磨掉了下午的时间，让艾略特想起半人半马怪物的蹄子敲打坚硬的地面的声音。

罗素在访问北京的快要结束时，患了严重的支气管炎。由于某些日本新闻记者过于积极，竟然传出了罗素去世的消息。所以罗素得以读到他自己的讣告，包括一行登在教会刊物上打趣的话，让他特别开心：“可以谅解传教士们听到伯特兰·罗素先生的死讯，叹了口气，感到如释重负。”

1972年，为纪念罗素诞辰100周年，美国出版了一本论文集，书名为《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

1982年，为纪念罗素诞辰110周年，《百科知识》在第九期刊发了《百科全书式的一代哲人-纪念著名学者罗素诞生110周年》。

2020年11月7日，为了纪念罗素访华及北京大学讲演一百周年而举办的“罗素、逻辑与哲学”国际研讨会在线上举行。来自加拿大、美国、德国和中国的十余位学者受邀参会，研讨会围绕罗素对逻辑与哲学的贡献、罗素与中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同年，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波发表《罗素的逻辑学和分析哲学——为纪念罗素访华一百周年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