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晏（公元716年—公元780年），字毕士安，曹州离狐县（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人，唐朝宰相，经济改革家，理财家。

刘晏年少就有神童之誉，八岁时因向李隆基进献颂文，获封太子正字，名震一时。天宝，刘晏历任夏县县令、温县县令、侍御史等职，政绩突出。安史之乱爆发后，刘晏曾出任京兆尹、户部侍郎、御史中丞、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度支使、转运使、铸钱使、盐铁使、常平史等职位，对中唐的战后经济做出了重要改革。广德初年，刘晏经过实地考察，改革漕运，解决了战后物价飞涨、京城粮食供应告急的问题。从广德初年到大历年间，刘晏又通过对盐法和常平法的改革，稳定了全国物价，帮助国家财政收入从每年的六十万贯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贯。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刘晏奉诏审查宰相元载的受贿案。元载后来被赐自杀。杨炎因为受到此案牵连被贬官，对刘晏心怀有怨恨。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宰相常衮独揽政权。当时国家沿用旧政，军队和行政开支全部依靠刘晏。刘晏又因长期执掌朝中官员选任，颇有声望。常衮嫉恨不已，便任命刘晏为左仆射，试图剥夺他的权力。但是李豫认为刘晏的改革有所成效，故让其在担任左仆射的同时，仍兼过去的使职。

李适李适继位后，许多大臣嫉妒刘晏长期掌管国家财务，上奏要求取消转运使的编制，但是唐德宗没有答应，还加封刘晏为关内、山西省、三川的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于是当时又有谣言称刘晏曾经暗中上表劝唐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杨炎担任礼部侍郎时就与刘晏有旧怨，于是趁机向唐德宗罗织了刘晏的罪状。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刘晏被罢去转运等使，而后又被贬为忠州刺史。此后杨炎又联合荆南节度使庾准联合罗织了刘晏想要谋反的罪证。同年七月，刘晏被李适派出的使臣处死，终年六十五岁。

刘晏死后，唐德宗才发布处死他的诏书，而后刘晏的家人全部坐罪被发配岭南，朝中也有数十名官员被牵连其中。举国上下都认为刘晏死得冤枉，因此当杨炎提出要没收刘晏家财时，众人都反对。事实上，经过清点，刘晏最后的家产也仅有两车书和几粮食。人们都佩服刘晏为官清廉，请求朝廷把刘晏的妻子和儿女接回。兴元初年，唐德宗终于逐渐醒悟，准许刘晏的家人回来将其安葬。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李适下诏追赠刘晏为郑州市刺史，加封他为司徒姓。

刘晏在任执掌国家经济期间，成功运用增强官营经济力量，提高其经济效益以及多种商业手段，挽救了唐朝中央财政的危机。而他所改进的盐铁转运系统，也对唐后期中央政权的撑持，起了很大作用。李豫评价刘晏的功绩可比汉相萧何。后世刘昫、宋祁、欧阳修、司马光等史学家多认为刘晏通过改革在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上又保证人民不会贫困受害，是有莫大功劳的理财能臣。

刘晏生于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是曹州离狐县（今山东菏泽市东明县）人。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在泰山封禅时，年仅八岁的刘晏曾作出颂文进献。唐玄宗惊讶于刘晏幼年有才，命宰相张说前去考察。张说回来后评价刘晏是国家的瑞宝。唐玄宗当即封刘晏为太子正字。随后公卿大臣纷纷向刘晏发出邀请，称赞他是神童。刘晏的名气就此传开。

天宝中期，刘晏在数次升官后被调任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以善于治理闻名。在任期间，他不曾督缴赋税，但地方上交的赋税从未违期。刘晏此后被推举为贤良方正，担任温县(今河南温县)县令。刘晏任职的所到之处，皆有他的惠政记载，人民都雕刻石碑来赞颂他。刘晏因政绩突出，又升任侍御史。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刘晏前往襄阳市（今湖南省襄樊市）避祸。当时永王李璘邀请他出任要职，刘晏坚决推辞了。他写信向房琯表示，如今诸王都到宫外任职，想要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是不可能的。此后刘晏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兼任侍御史，管理江淮租庸事务。

李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刘晏抵达吴郡（今苏州市），适逢永王李谋反，便与采访使李希言谋划抵御。李希言交战失利后逃去依附刘晏，刘晏便给他制定了御敌之策，让其招募义军，坚守营垒。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李璘战败，想要回头攻占各州县，却听说刘晏早有防备，只能从晋陵县西逃。对此，刘晏从不谈论自己的功劳。之后他被皇帝召回，先后调任彭原太守，陇、华两州刺史，升任河南省府尹。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刘晏因为擅长理财谋利，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代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史朝义占据洛阳市，将治所迁到了洛宁县（今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适逢原京兆尹郑叔清、李齐物因贪婪残暴被罢免，刘晏于是被朝廷诏回担任京兆尹，后又晋升户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刘晏身兼多职，于是将府中事务交给司録张群、杜亚，而自己综理大政，人们都赞誉他很称职。不过同年十一月，刘晏却因司农卿严庄的诬陷被贬为通州区（今北京市东南部）刺史。李豫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月，唐代宗李豫登基后重新任命刘晏为户部侍郎兼京兆尹，任度支、转运使、盐铁使、铸钱等使职。不过刘晏为推荐颜真卿和严武，分别将户部侍郎与京兆尹的职位让给了二人，朝堂又加授他为国子监祭酒。同年十一月，刘晏兼任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刘晏升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使职仍旧。期间，宦官程元振获罪，刘晏因为与他交好受到牵连，被罢去相位，担任太子宾客。不过不久后，刘晏被重新起用，任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当时正值战乱之后，京城一斗米就价值一千钱，宫中厨房没有多余的存粮，全靠百姓揉搓谷穗的米粒来供应京师。在这种情况下，刘晏决定对过去的漕运方式进行考察，以更好地进行粮食转运。他亲自渡过淮河、泗水，抵达汴河，进入黄河，又向西经过砥柱、石，到达河阴、巩县、洛阳市，并分流黄河进入通济渠，终于全面了解旧时漕运制度的利弊，并在写给宰相元载的信中做了全面分析。元载于是将漕运事务全权托付给刘晏，刘晏也发挥才干，对漕政进行了改革，收效颇佳。待到这年转运的粮食送到，李豫很是高兴，派遣卫士在东渭桥奏乐迎接，并派遣使者前去慰劳刘晏，直呼他是自己的萧何。此后每年都有四十万斛粮食通过漕运送到京师。即使关中遭到旱涝灾害，物价也不再飞涨。

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春，刘晏被任命为都畿道、河南道、淮南道、江南道、湖南道、荆南道、山南东道转运使、常平使、铸钱使、盐铁使等，与侍郎第五琦分别掌管全国的钱粮。同时，刘晏又掌管吏部官吏的选拔、授职与考查。由于他主持的审查处理优劣分明，下属都对他敬佩有加。大历十一年（公元776年），李灵耀反叛。当时河南省道的许多节度使不遵守朝廷的法令，擅自征税，于是上缴赋税的州县越来越少。刘晏常用个人盈余补足，使国家的收入如故，却不增加百姓的赋税。国家为增加财政收入，曾让第五琦专卖食盐帮助发展军队。刘晏接替第五琦上任之后，对盐法进行了深入改革，使得国家的财政收入从每年的六十万贯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贯，而百姓全没有怨言。京城盐价暴涨时，朝廷要调三万斛补充渭河平原，刘晏用四十天就把盐从扬州市运到了京城，人们认为他有神通。在一些荒凉陡峭的湖泊和山区，出产的货物价格低廉，盈利还不够转运的费用。刘晏就把这些货物储存在淮河、楚地，换取铜、柴，每年以此铸钱十多万贯。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宰相元载因贪污受贿罪被问罪，刘晏奉诏追查此案。由于元载在任期间党羽遍布，势力庞大，刘晏不敢独自审问。在他的请求下，朝廷又命唐文宗等五人与他一同审讯。而后元载被赐自杀。时任门下侍郎、平章事的王也受到株连。但是刘晏念其为从犯，从中说情，使其罪刑从轻处置，免于一死。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宰相常衮独揽政权。当时国家沿用旧政，军队和行政开支全部依靠刘晏。又因为长期执掌朝中的官员选任，刘宴颇有声望，这也招致了常衮的嫉恨。常衮以刘晏有德政，应为百官师长之由，任命他为左仆射，事实上却是想要剥夺刘晏的权力。不过等到表奏进上，李豫却认为刘晏所领的使务刚刚取得成效，难以找到合适之人接替，于是让他在担任左仆射的同时，仍兼过去的使职。

当初，刘晏担任吏部尚书，杨炎为礼部侍郎时，两人不相融洽。在元载被处死的旧案中，杨炎曾牵扯其中遭到贬官，因此他对刘晏一直心怀旧怨。及至李适李适继位，由于刘晏长期掌管国家财务，大家对他很是嫉恨。许多人上奏皇上，认为转运使的编制应该取消，刘晏也坚决请辞，但是唐德宗非但没有答应，还加封刘晏为关内、河东、三川的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于是当时又有谣言称刘晏曾经暗中上表劝唐代宗册立独孤妃为皇后。于是，杨炎趁机向皇帝罗织了刘晏的罪状。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刘晏被罢去转运等使。而后刘晏又因为呈交账簿和实物不合，被贬为忠州刺史。杨炎知道刘晏与庾准有旧仇，就提拔庾准为荆南节度使，联合他罗织了刘晏想要谋反的罪证。同年七月，刘晏被李适派出的使臣处死，终年六十五岁。

在刘晏死后十几天，关于处死他的诏书才发布，宣布了他的罪状。刘晏的家人坐罪被发配岭南（今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三省二区），朝中受牵连的官员共有几十人。举国都认为刘晏死得冤枉。时任删定使的杨炎还提出要没收刘晏的家财，众人都认为不该。而事实上官员清点出来的刘晏家产只有两车书和几斛粮食。刘晏生前以勤俭著称。他每次入朝见，骑在马背上就开始用鞭子计算财政的情况；每天天刚亮就起身办公，直到深夜才休息，平时即便是休假日他也不曾荒废；政务无论轻重缓急，刘晏都绝不遗留到第二天。但是生活中，刘晏却住在低矮简陋的房子里，伙食十分简单，家中更无小妾和婢女。人们都十分佩服他的清廉。

当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奏称杀刘晏太过分，没有验证事实就先杀后下诏。全国人民都吃惊惋惜不已。百姓请求朝廷把刘晏的妻子和儿女接回，但是李适没有答复。直到兴元初年，唐德宗才逐渐醒悟，准许刘晏的家人回来将其安葬，并于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任命刘晏的儿子刘执经为太常博士、刘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捐出官职，请求追赠父亲，于是唐德宗下诏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又加封他为司徒。

李亨至德初年，因为国家财用不足，皇上命第五琦到各道推行食盐专卖以供应军用。刘晏后来接替这个职位，对第五琦推行的官盐法作了改革。他在坚持官营原则的同时，对官营与私商、盐户的关系方面作了调整，改为“官督民产商销”较灵活的形式，即政府只掌控购买和批发环节，这在节省政府生产和销售成本的同时，也调动了动亭户生产盐和商人运销盐的积极性。为了保障销售官盐的私商获利，从而确保官盐赢利，刘晏还奏罢诸道对商人盐舟过境及使用堰的加征税，又于诸道设置十三巡院，加强缉查私盐。经过这样的运作，食盐的生产和流通大大促进，政府所得盐利大幅度增长。国家的赋税收入从最初的每年六十万贯到大历末年增加到了一千二百万贯，其中食盐专卖的收入更是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

李豫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刘晏接办漕政后，经过实地考察，对漕运制度进行了改革。刘晏组织船队，实行官办官运。他斥高价用以打造漕船，从根本上确保其质量，又视江、汴、河、渭，水流缓急的不同，改过去的直线运输为分段转运，并将散运改为袋装运输，减少了由于运输路线过长造成的损耗。此外，刘晏还制定激励制度对水运工人进行严格规范和教导，对督航与护航设施进行不断完善，使得漕运管理制度趋于正规严密，并且创下了每年运输米谷即便高达一百多万斛，也没有一斗一升沉覆的记录。

李豫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刘晏与侍郎第五琦分掌天下财赋，兼领都、河南省、淮南、江南、湖南省、荆南、山南东道等地区的铸钱、常平、转运、盐铁使。为了恢复自安史之乱以来被破坏的经济，刘晏对常平法作出了改革。刘晏首先改地方为中央直接经营常平业务，其次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巡院和驿站，定时上报各地市场信息和农业丰歉情况，在稳定全国物价的同时也大大加快了常平商品的周转速度。再者，刘晏将常平品种从传统的粮食品种扩大到了“万货”，将过去只储存粮食以供赈济的常平仓改为商业性组织，更好地发挥常了常平的赢利作用。此外，刘晏又在各地常平仓丰年粮价下跌时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又于歉年粮价上涨时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不仅解决了“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的问题，还帮助灾民度过了饥荒。在恢复农业生产的同时，也为政府增加了一定商业利润。

自安史之乱以来，朝廷因为经费不足，停止任用全国的一切辅佐官员，只有租庸使能补充官员。因此，刘晏在分设各道租庸使时，对官吏任用十分谨慎。他提出优秀的官员须通达事理、精明强干、廉洁勤勉，又指出官员因为有爵位和俸禄，比起利益更看重名誉。而小吏没有升迁机会，往往看重利小胜过名誉，故核查出纳之事只能委托给官员，而小吏只要按照吩咐办事即可。在这套选拔标准下，刘晏挑选出的数百名租庸使都是刚入仕的精锐人才，这些人在刘晏的督促和重用下，统领使务，只求快速，因而得以建立功业。也有有权有势之人想要求职，但刘晏只予以他们高薪却不让他们真正管事，故而他手下人人都恪尽职守，即便在千里之外，也尊奉他的教令如在眼前。由于刘晏支持的官吏选拔、考核优劣分明，下属都对他敬佩有加。后来也有人仿效刘晏的做法，却始终都赶不上他。刘晏死后，朝中掌管财赋而有声誉的，也多半是他的旧属。

刘晏是自汉代桑弘羊以来通过发展官营经济和商业手段去处理封建财政问题的成功实践者，在唐朝财政史上以及中国封建社会财政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晏在中唐这一商品经济繁荣的社会经济新形势下，借鉴了汉代桑弘羊的经济观点，又结合了开元以来财政政策变动的趋势，在具体做法上较妥善地处理了官营与私商、利用市场经济规律与超经济强制、择用贤能与排斥贪官污吏等几组关系，成功地运用增强官营经济力量，提高其经济效益以及多种商业手段，一度挽救了唐朝中央财政的危机。在刘晏任职期间改进和完善的盐铁转运系统，对唐后期中央政权的撑持，起了很大的作用。

《全唐文》录有刘晏文章《奏禁隔断练湖状》《遗元载书》《恳让吏部尚书表》《检点祭器邹》；《全唐诗》辑有其诗《咏王大娘戴竿》《享太庙乐章》。

李豫评价刘晏善于变通，懂得体恤，处理事务举重若轻却又为人谦虚，功绩可比西汉的丞相萧何。

唐朝大臣陈谏评价刘晏在安史之乱后通过民间考察和经济改革，在增加朝政收入的同时又让人民免于压迫，在新的制度下安居乐业，绝对是国家的功臣。

五代时期史学家刘昫评价，在善于理财的忠良臣子中，刘晏应当排第一位。

宋代史学家宋祁、欧阳修在《新唐书》中称，唐朝中期在倾覆之际得以重新振兴，刘晏有很大的功劳。他知道如何收取、予以粮食和财货而让人们既不抱怨，也不困乏。他借助常平法控制了天下物价，并以买卖的盈余撑起了军事费用的支出，使得在数十年的纷乱战争中，赋税没有转嫁到百姓身上而政府却也用度充足。那些他所提拔任命的能臣，遵循他的方法，也使得国家走向富强。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刘晏为人勤勉，精力过人，又足智多谋，总能多方设法，变通财货的有无。他通过任用贤能，改革经济，使得在战争不断之时，国家仍有充足的财用而人民又不至贫困受害。

金朝第六位皇帝完颜璟在《金史》中评价，能有刘晏这种使政府的用度充足而保证人民不必受累的理财才干的，自唐朝以来只有他一个。

民国学者胡钧在《中国财政史》中评价刘晏是继管子之后，古代唯一能够称得上理财家的人。

当代学者赵靖在《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评价刘晏是古代的第一流理财能手，其理财成就，不逊色于桑弘羊、王安石、张居正等古代著名理财家。

刘晏年少有才，八岁时获得“神童”的美誉，被唐玄宗封为太子正字。有一日唐玄宗驾临勤政楼，鼓乐喧天，在现场表演的有数百名艺伎。当时负责宫廷音乐的教坊司里有位王大娘，擅长将百尺竹竿顶在头上，竿头架有瀛洲、方丈模样的两座木山，其中还有小孩拿着红色的符节中间穿行，而王大娘顶着竹竿还能不受影响地跳舞。这时唐玄宗召十岁的刘晏上楼，由贵妃亲自为他梳头装扮。唐玄宗借机问他作为“太子正字”，已经正了多少字。刘晏回答天下之字，自己都能正，唯独一个“朋”字未正，一语双关，既说出了朋字的结构，又道出了朝中朋党的弊病。而后贵妃又让刘晏就王大娘戴竿这项表演作诗一首，刘晏当即作道：“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谁谓绮罗翻有力，尤自嫌轻更着人。”唐玄宗、贵妃等在场之人听了都开心大笑。事后唐玄宗命人将象牙笏和黄纹袍赏赐给刘晏。刘晏也因此名噪京师。

宋代王应麟的《三字经》有载：“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己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刘晏也因此被树立为青少年学习的榜样。

刘晏处理政事敏捷果断，随机应变，并且擅长挟制权贵，保持自己的恩宠。他重视于天下名士的结交，把许多财货送给他们，因此常常受到称赞。刘晏每年都会抢在地方官以前将江淮一带的茶叶、柑橘以及珍宝、美食等东西进献宫中，导致是当地交通截断，禁止货物在进贡前运出的情况下，刘晏也以高价率先将这些货物买到。因此，嫉恨他的地方官员不在少数。因此，面对那些爱谈论是非的，刘晏总是许以利益打点，使他们不对自己有所诋毁。由于任职时间很长，又有威望，刘晏在朝中颇有权势，朝中的高官显职，连如日中天的宰相都是他的门生。

四贤阁位于重庆市忠县城北，建于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为纪念刘晏以及陆贽、李吉甫、白居易四位曾在这里为官的天宝名人。明景泰三年（公元1452年），侍郎姚夔曾捐赠重建此阁；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按察使刘福又令知州徐庆扩充此阁，并为其更名“四贤祠”；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知州陈春瀛就州署内划楼房三间，立四贤牌位。不过四贤阁在民国30年，遭日机轰炸被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