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义侯”是东汉刘秀设置的封爵，受封者是一位害主人的奴才，叫做子密。建武二年（26年）彭宠起兵造反，彭宠家奴子密刺杀彭宠，替刘秀平叛造反，但是因为子密背叛自己的主子彭宠，于礼法不容，所以号为”不义“，但又助刘秀杀死彭宠平叛造反，而被封“侯”；所以称为”不义侯“。

光武帝的“不义侯”爵赏，在后世有政治实践层面的仿效，还有政论与史论层面的褒贬，“不义侯”之封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更多的是道德范畴之内的警示和阻遏；主要文化价值在于：强调政治伦理的稳定和尊严，反对以一时的政治利害加以干扰和冲击。

建武二年（26年）二月，刘秀逐鹿中原的时候，渔阳知府彭宠起兵造反，这给刘秀造成了多方面的冲击，这场叛乱，一直延续到建武五年（29 年）二月，先后经历四年之久，才得以平定。叛乱平定不是因为彭宠汉军平叛的战阵之上，而是在他被他的家奴（时称“苍头”）子密等三人劫持后刺杀身亡。子密刺杀彭宠，替刘秀除掉了心腹之患，就“平判”的军政形势而言，是“立功”的，理应有封爵之赏；但是，子密“以奴弑主”之举，从纲常伦理而言等同于叛逆，统治者是不方便公开褒奖的。刘秀的处理方式是：封子密为“不义侯”。

后汉书中记载：其妻数恶梦，又多见怪变，卜及望气者皆言兵当从中起。宠疑子后兰卿质汉归，故不信之，使将兵居外，无亲于中。五年春，宠斋，独在便室。苍头子密等三人因宠卧寐，共缚着床，告外吏云：“大王斋禁，皆使吏休。”伪称宠命教，收缚奴婢，各置一处。又以宠命呼其妻。妻入，大惊。宠急呼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于是两奴将妻入取宝物，留一奴守宠。宠谓守奴曰：“若小儿，我素爱也，今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缚，当以女珠妻汝，家中财物皆与若。”小奴意欲解之，视户外，见子密听其语，遂不敢解。于是收金玉衣物，至宠所装之，被马六匹，使妻缝两囊。昏夜后，解宠手，令作记告城门将军云：“今遣子密等至子后兰卿所，速开门出，勿稽留之。”书成，即斩宠及妻头，置囊中，便持记驰出城，因以诣阙。封为不义侯。明旦，阁门不开，官属逾墙而入，见宠尸，惊怖。其尚书韩立等共立宠子午为王，以子后兰卿为将军。国师韩利斩午首，诣征虏将军祭遵降。夷其宗族。

以列侯名号暗寓贬义，始于刘知远;把明显的贬斥加于侯爵之赏，则是刘秀的创造按照常规，列侯是尊显之位，其爵号理应与贬斥无涉。但是，在君主的有意操作之下，也可以借以表达明显的贬义。光武帝封子密为“不义侯”，所表达的贬斥更为明显和激烈，已经不是“暗寓”而是公开的批判，因此产生了不同的解读，导致了若干的批评。

光武帝封子密为“不义侯”之举，在于使列侯封爵与封地相脱离，完成由“裂土实封”到“名号虚封”的转变。这一转变，在汉代经历了逐渐演变的过程。大致说来，由“军中权宜”“羁糜特例”到官场常例，是这一变化的基本轨迹。

子密杀主求荣属于道德败坏；而“修德”是刘秀称帝的一项重要的法理依据。如果刘秀给子密封侯，世人就会质疑刘秀的品德，进而会威慑到刘秀帝位的“合法性”。这件事在刘秀阵营内部也引发了不小的波动，那就是家奴到底应不应该忠于主公，如果刘秀认可子密杀主求荣，那刘秀的下属是否也可以背叛刘秀，这会在团队内部引发忠诚危机。子密虽然道德败坏，但如果刘秀杀了子密，给自已内部的人树立一个反面典型，可能还会出现避免出现忠诚危机。

“李继捧”：出自赵光义对赵保忠的赐封，赵保忠出身于党项族，在宋朝和党项两大势力之间叛附不定。淳化五年（994年），在宋军大兵压境之际，赵保忠与党项首领李继迁（与宋朝关系密切时，则称为“赵保吉”）的内讧白热化，宋军乘机攻克夏州（今横山区西北），生擒时有叛逆之实的赵保忠，押送京师。宋太宗对之诘责多端，赵保忠不能对，但顿首称死罪。宋太宗下诏释罪，赐爵“宥罪侯”。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援引唐朝大臣权德舆的论断：“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归于乱，罪不相蔽，宜各致于法，昭示王度，反乃爵于五等，又以“不义’为名。且举以不义，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汉爵为不足劝矣。”在这其中司马光虽然未曾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可以看出司马光是赞同权德舆的判断而对刘秀之举心存遗憾。

权德舆在《封子密为不义侯》写道：“况四方甫定，伤夷未复，不稽古训，以喜怒为刑赏，使天下陪台厮养各幸其君之乱，而微侯印，授诸侯危疑之势，鼓臣下叛涣之原弃名器而泪彝训，且以宪令为戏，时风浩荡而不复至，使恒灵不道、山阳胁夺，本其所以自庸，距知非封不义之效？”据此，权德舆甚至把东汉末年的失德失政，乃至于被人攘夺，均指为封“不义侯”的后果。

宋代学者徐天麟同样指责光武帝之举为失误：“至于彭宠苍头，以奴弑主，而封之不义侯。夫果不义，则不应封爵，使其功可封，则非可言不义矣光武于是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