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之，女（1904——1994），河北省赤城县人。

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同志的夫人，我党早期工人运动和妇女工作杰出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邮电部顾问等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24年4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5年初建立女二师团支部，担任支部书记。同年春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女二师团支部改为党支部，仍任支部书记。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加入了中国国民党。4月至7月任中华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保定分会主要负责人。同年上半年被选为中共保定市委委员。不久又被派为国民会议促成会保定市代表，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促成会预备会。同年夏从女二师毕业很快于7月被派往河南郑州工作。9月至10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郑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妇女部主任。同年秋于郑州市和王若飞喜结良缘。底至193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学习期间作为指定及旁听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9月被共产国际派回国。11月到达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所在的湘鄂西洪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红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讲党课、参加扩军，担任反帝大同盟在当地主办的《反帝周报》和湘鄂西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日报》编辑等工作。

1932年秋在中国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围剿”中被捕，后获释到汉口。同年11月到上海市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在上海沪东从事工人运动。

1933年3月做沪东区国民御侮自救会党团工作。4月到负责英美烟厂工作的烟区委工作。

1937年春离开上海到太原市营救王若飞。同年夏到延安市，先后在陕北公学、女子大学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

1942年春到中央党校第一部学习。

1944年下半年患病休息。

1945年11月到重庆，开始做审干工作，后任中共南方局妇女组组长。

1946年4月因飞机失事牺牲后，调回延安。同年底至1949 年5 月任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

1947年随晋绥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兴县蔡家崖参加土改工作。

1948 年下半年到西柏坡，任中央妇女委员会委员。

1949 年春调到华北革命大学任第二部主任。4月当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教务部副部长。

1951 年起兼任中国人民大学专修科主任。

1953 年1月至1954 年8月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

1954年10月改任函授部主任，后任党委监委会书记。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执委、察哈尔省省政府委员等职。

1959 年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

1965年4月调任中央监察委员会驻邮电部监察组组长。“文革”中受冲击，被关押7 年。后先后担任国务院邮电部和中国人民大学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94年11月1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战火纷飞中的革命伴侣――李培之与王若飞

革命老区平北抗日根据地——河北省赤城县的娘娘山下，有一个古老的龙关镇。这里曾经出生过一位杰出的女革命家，她就是海陀女杰----革命先驱者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

(1)1904年，正值八国联军侵占中国的悲惨年月，9月7日，河北省赤城县龙关镇的一个“恩贡”家庭，出生了一位女孩，她就是长大后从事一生革命工作的李培之。李培之原名叫李沛滋，家中排行老三，自幼聪颖过人，小学毕业时在班里成绩就名列前茅。比她年长16岁的大哥李沛霖是清末秀才，也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民主进步思想的乡村教育家。人品高尚，学识超群，教学有方，对三妺的帮助极大。在李培之少年时期，经常听哥哥给她讲述中国的形势。“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培之又经常听大哥讲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从而激发了她爱国主义的思想。大哥为支持三妺“读书救国”，还变卖了田园和家产，使李培之能够从小立志学好科学知识报效祖国。1920年夏天，不满16岁的李培之告别了家乡和亲人，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影响已经不断扩大和深入。保定市也和全国其他大、小城市一样，革命思想首先在广大青年学生当中广为传播。年轻的李培之抱着寻求真理的愿望来到保定。在保定女二师这一革命摇篮之中，李培之很快就接受了马列主义进步思想，逐渐成为一名积极的战士，并很快成为女二师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1922年11月，育德中学建立了党的组织，李培之在学校党组织的教育下，进步很快。1924年初，我党在广州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其间，李培之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保定市的学潮轰轰烈烈地开展。在革命运动中，李培之得到了锻炼，增长了才干，表现出一个年轻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斗争精神。1925年5月30日，学生、工人及其他代表2000余人在南京路公共租界散发传单，进行讲演，揭露帝国主义罪行，遭到租界巡捕逮捕和血醒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惨案。这一事件不仅使刚刚20岁的李培之看清了帝国主义丑陋的嘴脸，也更坚定了她投身革命誓死捍卫祖国解放的决心。7月份，正值师范毕业之际，在白色恐怖中，上级党组织决定调她到河南郑州开展工人运动。先是在豫丰纱厂做女工工作，并负责编辑《工人周报》》。当时，中共北京区委（负责包括河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山西省等省的工作）派留苏刚刚回国的王若飞同志为巡视员，秘密来郑州市检查工作。他仔细看了李培之编写的《工人周报》，对她的工作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指导。王若飞同志革命家的风度，深刻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健壮的身体，炯炯的目光和豪爽坦诚的性格给刚刚走出校门、对革命满怀憧憬的李培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中共豫陕区委建立，王若飞同志任区委书记，常驻郑州。

(2)

王若飞同志生于1896年，贵州安顺人。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10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春回国后任中共预陕区委书记。在此后的接触中，李培之感到这位既是领导，又是老师和同志的王若飞平易近人，他没有某些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洋学生”那种凌人的盛气。渐渐地，李培之对她产生了好感，爱的火焰与革命的火焰在两位年轻的革命同志心里熊熊燃烧，李培之和这位29岁的大区领导、老师相爱了。

1925年秋，李培之同志被派到卫辉市（今河南省辉县）工作。不久，上级党组安排她去苏联留学。经过几个月的相识、相知到相爱，他们之间有了深厚的感情。于是李培之在留学之前，从卫辉回到郑州市先与王若飞同志结了婚。他们没有鲜花的映衬，没有优美乐曲的伴奏，更没有浩浩荡荡迎亲的花轿和队伍，在两位新人的身边，只有出生入死在一起战斗的战友和他们热烈的掌声。婚礼虽然简单，虽然淳朴，但他们很幸福。新婚燕尔，本是新婚夫妇沉静在甜蜜而幸福的时刻，但这对革命伴侣却仍夜以继日地为革命工作着。星星为他们点灯，秋风为他们歌唱，滚滚的黄河为他们新的生活带来了无穷的力量。婚后甜蜜的生活对他们来说却是那样的短暂，蜜月只过了12天，这对年轻的革命伴侣就离别了，李培之匆匆踏上了远赴苏联留学的旅程。他们没有流泪，不是他们无情；他们没有缠绵的眷恋，不是他们的感情不深。相反，革命中的爱情情更深，意更浓，只是为了中国的革命事业，不得不抛弃儿女私情。他们的情，他们的泪只能化作一腔革命的热血飞腾。

李培之这一走就是三年，三年对于人的一生虽然不算漫长，但是在战火纷飞的年月，他们觉得是那样的漫长啊！她担心着他，他牵挂着她，他们就象银河两岸的牛郎和织女一，遥遥想望，相逢无期。

李培之同志到苏联后，在苏区留学的生活是艰苦的，而王若飞同志于1926年冬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先后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党的“八七”会议后，又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他们天隔一方，为革命事业分别忙碌着。

(3)

1928年6月，我党终于迎来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会址在苏联的莫斯科。这也迎来了李培之和王若飞妇夫分别三年的团聚。期间，周恩来夫妇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他们赶到之后，就立即着手六大的准备工作。首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抽调了一些学生，把会议文件用中文刻印好，又抽调李培之等同学担任了大会翻译。6月初王若飞同志做为“六大”代表也来到了这里，这对惜别三年的新婚夫妇终于相聚在异国他乡之都，迎来了美好的时光。

会议从6月18日到7月11日召开，大会总结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肯定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会上，周恩来和王若飞还报告了陈独秀拒绝来莫斯科出席会议的理由和意见。

二十多天的会议结束后，王若飞同志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也留在了莫斯科工作。这时，李培之同志也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她又和爱人一起进了列宁学院俄文班学习。王若飞同志勤奋好学，又善于思考，他经常与李培之同志一起对中国革命形势以及运动中所发生的问题，共同进行研究和探讨。

1929年，在列宁学院的“清党”运动中，由于王若飞同志与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张国焘，在许多意见上不一致，于是张国焘借清党之机残酷打击王若飞同志，向列宁学院党支部建议开除王若飞同志党籍，并在给李培之同志作结论时说：“其夫是陈独秀机会主义者，她划不清界线，建议给予警告处分”，夫妇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忍受了张国焘的政治诬陷。列宁学院支部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参加过十月革命的老布尔什维克、院长基里桑诺娃指出：“他（指若飞同志）在我校学习期间表现很好。根据我们了解，是个好同志。”这样，王若飞同志没有被开除党籍，但仍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李培之同志对若飞所受的委屈想不通。王若飞同志就开导她说：“共产党人应当是最坚强的人，这点事算不了什么，真相一定会弄清楚的”。在王若飞同志的教育影响下，李培之与王若飞同志一起以真正革命者的襟怀，泰然自若地经受了这场考验。就这样，直到1931年7月他们夫妻二人结束了列宁学院的学习生活才一同回国，8月因工作需要党组织再次将王若飞同志派到绥远地区开辟工作，而李培之同志则被分配南下进入洪湖地区革命根据地开展工作。

谁曾想，当王若飞同志到绥远省地区工作后，10月初在包头市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了。在狱中，王若飞同志不屈不挠，以坚强的革命意志与敌人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宁静的夜晚，面对牢笼他不去顾及个人安危，而是思考着如何为革命做出最后的贡献，他想到了战友，想到了同志，也想到了日思夜想的妻子，使他的信念很更坚定，对革命胜利也充满着信心。

而此时的李培之在洪湖地区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对丈夫的被捕却一无所知。可此时的苏区，环境极其恶劣。在湘鄂革命斗争史上，1932年5月至1934年秋，也是极其悲壮的一页。在这两年半的时间里，除了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疯狂围剿，洪湖苏区全部丧失、红三军主力被迫进行七千里小长征、损失惨重。李培之同志在洪湖一带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1932年11月侥幸留得性命离开洪湖来到了上海市，此时她才从别的同志那里得知王若飞同志回国后不久已于1931年秋天在包头被捕的消息，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焦急万分但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她并没有丝毫的消沉，而是以更加积极的工作和实际行动履行着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者的神圣职责，她痛下决心要与敌人坚决斗争到底。

1933年，李培之同志在上海也遭到了逮捕，这对革命夫妇此时天隔一方身困牢笼。虽然，他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束缚不住他们的思想和言行。虽然，困住了他们的肉体，却困不住他们的精神和信仰，他们顽强地与敌人做着坚决的斗争。

(4)

李培之被捕后不久获释出狱，但与组织上却失去了联系。这期间，她只好靠教书和翻译一些稿件来维持生活，心情十分沉重。此后，一天她意外地接到王若飞同志从狱中托人捎来的一封不平常的书信，这封信是他用白衬衣上撕下的衣襟写成的“诀别”信。信中写道：“忘掉我，不要为我的牺牲而伤痛。”李培之同志读到这句话时，不禁心中一阵酸楚，她抑制着自己的感情读下去：“集中精力，进行战斗，继续努力完成党的事业。要坚持真理，经得起各种各样的考验。”“别了，我们在红旗下聚齐，又在红旗下分手，……请你伸出双手，来迎接我们的胜利吧！”不知是过分的悲伤还是由于坚定的信仰，李培之既没有流泪，也没有恸哭，若飞同志崇高的革命气节，坚贞的情操鼓舞着她、激励着她。既然若飞同志已经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自己也应该准备迎接更严峻的考验！此后，李培之又接连收到王若飞同志从狱中寄出的18封信，信的字里行间迸发出来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以及一个共产党员的宽广博大胸怀，饱含深情的鼓励和安慰给了李培之极大的慰藉、教育和鼓舞。她把对王若飞的思念之情化作了勇气、力量和希望。

1937年初，王若飞同志在党组织与舅父黄齐生的营救下获释于太原市监狱，李培之立即从上海市飞抵太原与若飞会面。劫后重逢，李培之又高兴又难过，若飞同志亲自到机场迎接她时，阔别6年的恩爱夫妻一见面，李培之同志再也抑制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

当时，王若飞同志参加了簿一波在太原组织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李培之则在“牺盟会”主办的军训班里讲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红军里的政治工作》等课程。此后，王若飞同志历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八路军副参谋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等职，转战祖国各地。

1937年夏，李培之随王若飞同志北上到了延安市，王若飞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培之在陕北公学院任教，分别开展着不同的革命工作。

(5)

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在美国导演下，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商谈建国大计”。但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民主，实现人民“休养生息，重建家园”的迫切愿望，竭尽全力寻求避免内战挽救和平的道路；也为了揭露美蒋的阴谋，团结教育人民，争取中间势力，决定派毛泽东等赴渝与中国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在前来迎接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帕特里克·赫尔利陪同下乘飞机抵渝。习日《大公报》发表题为《毛泽东先生来了》的社评欢迎毛主席。此后，经过40多天的谈判，在中共的努力，于10月10日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0月11日清晨，重庆市各界100多人到九龙坡机场，热烈欢送毛泽东。上午9时半，毛泽东由张治忠陪同，偕王若飞等乘专机飞返延安市。周恩来等仍留重庆同中国国民党继续谈判。

1945年12月16日，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等7人由延安飞往重庆进行新的谈判。1946年1月10日上午10时，谈判正式开始。但此后一段时间的谈判收获仍不大。1946年4月8日，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代表秦邦宪、获释不久的前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等乘美国飞机从重庆市回延安，因遇恶劣天气，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机上人员全部遇难。1946年4月20日，毛泽东为烈士们写了《向“四八”被难烈士致哀》祭文。

从此，李培之失去了最敬佩、最亲密的老师、战友和亲人，只身带着她和王若飞的独生儿子王兴继续孜孜不倦地在风风雨雨的征途上为革命事业而奋斗着。

(6)

全国解放后，李培之同志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直至“文革”开始。“文革”中，李培之同志因王若飞重又被诬陷为“叛徒”而受牵连。她自己也被戴上“叛徒”的帽子受到残酷迫害，被关进监狱身陷囹，坐牢八年之久。对王若飞同志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1972年就曾冒着生命危险指出：“王若飞在狱中斗争很英勇，全党同志都知道。是党派薄一波同志把他营救出狱的。他不是叛徒。粉碎“四人帮”后，李培之同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到她的健康状况，组织上安排她担任邮电部顾问的工作。

晚年的李培之，虽然年高体弱，但还是十分关注国家大事，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她坚持学习，坚持写回忆录，继续为党、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她不愿给党和人民增加任何一点负担，组织上发给她的烈士遗孤（王兴）抚养费她不要，派给她的护理人员她不要。她说：“我自己现在不能再为革命多做些工作了，怎么能再给组织上添麻烦呢？”这位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革命老人，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高觉悟。

李培之和王若飞同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们的革命精神是鼓舞和激励人民奋涌向前的宝贵精神财富。他们富有传奇色彩曲折动人的爱情历程也教育和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民。（作者：武世平）原载（2005年《档案天地》第3期）

参考书目：《中国现代史稿》、《中共党史事件人物录》、《文史精华》、《毛泽东选集》、《中国通史》、《张家口文史资料》等。得到张家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宣化区档案局、宣化县政协、赤城县档案局党史办人员的大力支持。

李培之的兄妹情结

李培之1904年9月出生于察哈尔省龙关县城关（今属赤城县）一个书香门第，原名李沛滋，字雨金。其父李增芳是清末恩贡，中考后不愿入仕为官，回乡务农，半耕半读。李增芳有五个儿女，培之排行第三。她自幼聪慧过人，读书刻苦，高小毕业时成绩名列前茅。毕业后，她仍想继续读书深造。时值民国初年，封建帝制虽然被推翻，但地处偏僻的龙关封建思想仍很严重，能读到高小毕业的女子已属凤毛麟角。女子无才便是德。母亲为年仅15岁的她订了亲，这对踌躇满志的她来说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后来她之所以能够冲破封建樊篱的束缚，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与其长兄李沛霖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李沛霖，字雨三，生于清光绪五年（1879）。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李沛霖自幼读书十分勤奋，于光绪末年考中秀才，遂立志献身教育事业，为家乡培育人才。1913年他与同事在龙关城内开设了学馆，传播知识，培养青年。1917年受聘到龙关学堂任教。1929年又被聘为龙关女子小学校长。

李培之正是在这位思想开明、知识渊博的兄长兼老师的影响和教诲下，从小立下报国之志。在她15岁那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大哥经常为她讲述学生爱国运动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并带回《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给她读。书中的文章令她激动不已，热血沸腾，从而更加坚定了读书救国的决心。她以李大钊的诗句“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宇宙。”激励鞭策自己，并从中汲取力量和勇气。在大哥的帮助下她解除了婚约，并决定赴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为帮助她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大哥甘愿节衣缩食变卖家产和田园为她筹资。1920年春天，李培之告别了大哥和家乡，与一朱姓女子结伴，踏上了求学之路。这一别就是30多年。

经过3 0多年风风雨雨的磨练与考验，她成长为一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1923年在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她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积极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在风起云涌的学潮中，她始终走在前列，并在这一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保定市委委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不久，中共北方区委决定调她到河南省开展“工运”，负责编辑《工人周报》。在白色恐怖之中，她奔走在郑州、开封市之间，深入纱厂教育、组织女工参加斗争，并领导了著名的豫丰纱厂罢工斗争。这时，她认识了到河南检查指导工作、不久又任豫陕特区书记的王若飞同志。若飞同志深刻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和豪爽的性格深深地打动了她，不久俩人相爱并结为革命伉俪。1925年至1931年，党派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9月回国后，董必武同志介绍她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所在的洪湖市地区工作。当时洪湖苏区斗争十分艰苦，但她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层层封锁，终于来到了贺龙身边。她单枪匹马闯洪湖的精神受到贺龙的称赞。1932年至1936年她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妇女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来到延安市，先后在陕北公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45年到重庆中央局任妇女组长。1946年，王若飞同志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从此她失去了自己敬佩的老师、战友和亲人，在严重的打击面前，她顽强地挺住了，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着……

离开家乡30多年，在为革命事业奔波的空隙，她时时惦记着家乡的亲人，特别是慈祥的大哥。然而为了革命、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她舍弃了亲情，把对亲人的思念之情深深埋在心底……

李沛霖在家乡也同样思念着三妹培之。既为她的进步高兴，也为她的安危担忧。同时他继续以自己所长为家乡文教事业作着贡献。1933年，他被推选编写《龙关县志》，任第五组审查员。志书完成后，继任龙关民众教育馆馆长。1937年，日军侵占龙关后，他不为日伪奴化教育效力，回家务农，过着清苦生活，表现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沛霖受到党和人民的敬重，1954年被选为龙关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3年，阔别家乡33年的李培之终于踏上了故土，故乡的人民和地方政府热情欢迎她的归来。望着这熟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她心潮起伏，激情难抑。见到饱经风霜的大哥时，她禁不住热泪盈眶……离开家乡时，她将大哥接到北戴河疗养了数月。此后，她每年都把大哥接到北京驻一段时间，共叙兄妹之情。1957年李沛霖又去北京休养时间不长，因思念故土回到龙关镇。1960年他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1岁。

李沛霖系地方名儒，思想开明进步，他支持李培之读书上学、参加革命，使她成为一位杰出的革命者。同时他致力教育事业，培养人才，家乡人民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