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僧孺（779年—847年），字思黯，安定鹑（今甘肃灵台）人，中晚唐文学家、政治家，牛李党争中“牛党”领袖。先后任库部郎中知制、御史中丞等，长庆三年（823年）拜相，高居相位达19年。

牛僧孺15岁时赴长安南下杜樊乡苦读，后到长安、江南一带漫游。805年，牛僧孺中进士第。808年，李纯皇帝策试贤良方正，牛僧孺在策论中激烈抨击时政，触怒宰相李吉甫，久不得重用。此后十余年，牛僧孺辗转于地方属吏、礼部和御史台之间，官不过六品。李吉甫卒后，他的政治才干逐渐显示并得到执政者赏识。李恒即位后，任他为库部郎中知制诰，半年后，改任御史中丞。李湛时，牛僧孺晋升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相当于宰相），封奇章郡公、集贤殿大学士，监修国史，后出任武昌节度使。830年，牛僧孺出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841年，时任宰相李德裕将牛僧孺降为太子少师。844年，李德裕以“交通”叛军之罪，将牛僧孺贬至龙川郡员外长史。李忱即位后，牛僧孺北移衡州府长史、汝州长史，迁太子少师。

牛僧孺从政期间参与了唐朝历时最长、斗争最烈、范围最广的“牛李党争”。牛李两党因科举取士事件而结怨，后以李德裕、郑覃、李绅为首的门阀势力与以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复、杨虞卿为首的新官僚集团之间便展开了长达四十年的党派斗争，以李党彻底失败而告终。

牛僧孺作为中晚唐的文学家，他的文章有论、辨、讼、述、奏、议、碑等多种形式。他的传奇小说集《续玄怪录》，被称为唐人传奇专集的代表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为一集者，在唐朝多有，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韩愈称牛僧孺：“吾子之文，不止一第，当垂名耳。”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登进士第。

李纯元和三年（808年）与李宗闵、皇甫湜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得高第。三人策文指斥时政，触犯宰相李吉甫。

长庆二年（822年）逢吉排挤翰林学士李德裕出任浙西（今江苏镇江）观察使，引僧孺为平章事。

长庆四年（824年）李湛即位，出任武昌军（今湖北武汉）节度使。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再次入相，德裕出为郑滑（今河南滑县东）节度使。

大和五年（831年）幽州（今北京）大将杨志诚逐节度使李载义，文宗召宰相商议对策，僧孺认为此事无关大局，主张任命杨忘诚继任节度使，为文宗采纳。同年吐蕃维州（今四川汉川西北）守将悉谋降唐，剑南西川（今四川成都）节度使李德裕派兵入驻维州城，并奏陈用兵事宜。僧孺认为唐与吐蕃结盟，不宜违约开衅。文宗从僧孺议，命德裕撤退驻兵，送还降将。李炎即位后，李德裕当权，被罢为太子少师。生僧孺和李宗闵是牛李党争的牛党首领，与李德裕有隙，在相位罢斥李党。

大和六年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请接受吐蕃维州守将归降，牛僧孺反对，致招物议，出为淮南节度副大使。

开成三年(838)征拜左仆射，开成四年出镇襄阳市，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会昌四年（844年）以交结泽潞（今山西长洽）叛藩的罪名，贬为龙川郡（今广东惠州）长史。

李忱即位后李党尽被贬，大中元年（847年）复原官太子少师。同年卒。

唐中叶鄂州(州治江夏县，在今武汉市武昌区)成为东南贡赋转运中心，地位日显重要。宝历元年(825)，李湛命宰相牛僧孺出任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领鄂、岳、蕲、安、申、光等6州。牛僧孺在鄂6年，裁撤冗员，整肃吏治，减轻民赋，颇有政声。其间，他奏请废州，并汉阳、汉川于鄂州，开始将汉阳、江夏纳入同一行政区。江夏县原为土城，牛僧孺分期将其建为砖城，使之北临沙湖，南抵紫阳湖，规模空前宏大，为唐宋时期鄂州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牛僧孺好学博闻，青年时代就有文名。他和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常往来唱和，这在《唐诗纪事》中见到他的一些轶事和诗作。在文学上，他突出的是写了卷浩繁的《玄怪录》传奇十卷。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造传奇之文，荟萃于一集者，唐代多有，而煊赫者莫如牛僧孺之《玄怪录》”。据学者论，牛僧孺的《玄怪录》已佚，现仅可从《太平广记》之中看到引篇。就此而论，虽然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在现实意义和艺术性上不如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陈鸿的《长恨歌传》、白行简的《李娃传》、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记》、杨巨源的《红线传》等。但如他的《韦协律兄》《崔书生》等，也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很高的艺术价值。

牛僧孺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传奇创作上面。他的传奇多写怪异奇幻，现存《崔书生》、《齐推女》、《郭元振》数篇。《崔书生》讲述好植花竹的崔书生与王母第三十女玉娘子相恋，却被崔母怀疑狐媚而被迫分离的爱情悲剧。《齐推女》主要描述陇西县李某得妻子被西汉长沙王吴芮的魂魄惊吓而死，李某向田先生诉冤，齐推女得以死而复生的故事。《郭元振》是牛僧孺现存传奇中最为知名的一篇，讲述名将郭元振勇除为祸一方的猪精乌将军的传说，情节颇类似《西游记》中通天河遇鲤鱼精的情节。

牛僧孺与白居易有着深厚的友情，两人经常一起品石作文，其乐融融。

牛僧孺经常同白居易坐石论道。牛僧孺坦言：“尝与公迫观熟察，相顾而言，岂造物者有意于其间乎？将胚浑凝结，偶然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变已来，不知几千万年，或委海隅，或沦湖底，高者仅数仞，重者千钧，一旦不鞭而来，无胫而至，争奇骋怪。”为了纪念二人的友情和记载牛僧孺的爱石情愫，白居易特于会昌三年(843)五月题写了著名的《太湖石记》，简明而深刻地阐述了有关藏石赏石方面的理论与方法，从而提升了牛僧孺在古代石坛上的影响。鉴于牛僧孺藏石甚多，且多佳作，抽象具象均有，形神兼备，独树一帜，牛僧孺因而被白居易视为唐朝的藏石大家。

牛僧孺在洛阳城东和城南分别购置了一所宅邸和别墅，他“治家无珍产，奉身无长物”，“游息之时，与石为伍”。牛僧孺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同好都知道他有石癖，便千方百计搜奇献瑰，“公于此物独不廉让，东第、南墅，列而致之……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视缕簇缩，尽在其中，百仞一拳，千里一瞬，坐而得之。”

牛僧孺所爱蓄藏之奇石，多半是出自苏州太湖的太湖石。一次，他在苏州市任地方官的朋友李某辗转搞来几座“奇状绝伦”的太湖石峰，“池塘初展见，金玉身凡轻。侧眩魂犹悚，周观意渐平。似逢三益友，如对十年兄。旺兴添魔力，消烦破宿。”牛僧孺激赏之余，写成一首40句的五言长诗，寄奉同好白居易和刘禹锡，白、刘二人前往观瞻后，也大为称奇，各自奉和了一首，白居易称赞其“在世为尤物，如人负逸才”，自叹虽曾为苏州刺史，却无缘得此奇石，“共嗟无此分，虚管太湖来”。刘禹锡在诗中也提到：“有获人争贺，欢遥众共听。一州惊阅宝，千里远扬。”读来令人想见其风采。

牛僧孺在邸墅中罗致了大量的太湖石峰，朝夕相对，如坐春风，“待之如宾友，亲之如贤哲，重之如宝玉，爱之如儿孙。”并把太湖石峰从大到小分为甲乙丙丁四类，每类分别品评为上中下三等，刻于石表，如“牛氏石甲之上”之类，这便开了唐末宋初品石之风的先河。

《唐宋传奇选注》

《辞海》

《旧唐书》

《隋书·牛弘传》

《唐诗纪事》

《新唐书》

《唐纪二十九》

史学家岑仲勉就归还维州对牛僧孺有异议。他评论说，大中三年（849年），正牛党执政时期，离归还维州仅仅18年，而这次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投，急诏令尽力收复。为何此次便不再“守信为上”？李德裕要收复维州时，牛党说“维州缓而渭河平原急”，此时怎么来个180度大转变？！收复维州，作用与谋通南诏制衡吐蕃相同，正是釜底抽薪，围魏救赵。不收维州，则剑南节度所控制的西山八国蕃落，都被割断，藩篱尽失，李德裕数年苦心孤诣，经营剑南边疆，刚有好转，牛僧孺几句话便让他所有的努力化为泡影，李德裕怎么能不恨牛僧孺。归还维州带来的另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断绝了外族内附之心——来投靠也让你给遣送回去给宰了！谁还敢叛族内附？后来唐文宗意识到这一点，对牛僧孺相当不满。综上所述，牛让李归还维州纯粹因私怨，以私害公。 

李昂：精金古器以比况君子，卿宜少留。

刘昫：僧孺识量弘远，心居事外，不以细故介怀。洛都筑第于归仁里。任淮南时，嘉木怪石，置之阶廷，馆宇清华大学，竹木幽。常与诗人白居易吟咏其间，无复进取之怀。

僧孺贞方有素，人望式瞻。（《旧唐书》）

宋祁：僧孺、宗闵以方正敢言进，既当国，反奋私昵党，排击所憎，是时权震天下，人指曰「牛李」，非盗谓何？逢吉险邪。（《新唐书》）

费枢：僧孺与李宗闵植党排击所憎，权震天下，起绅之四十余年，史官目之盗儒，顾何足道哉。然始能却韩公武饷钱，致位宰相，今取而附之廉吏，使夫人有以见贪墨之事，如僧孺辈，犹知耻而不为，是不可为也。（《廉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