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达邦，又名陈大榜，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

陈达邦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于1926年考进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并于192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陈达邦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国际劳动节期间与赵一曼结为伉俪。1929年，陈达邦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1935年，陈达邦被调去巴黎主持《救国时报》的印刷业务。1938年2月，共产国际中国部决定将《救国时报》迁往美国印刷出版，陈达邦继续留在巴黎，等待接受新的任务。随后因美国出版报纸的计划一直没有消息，陈达邦只好靠自己的手艺，以经营印刷业务谋生。1942年陈达邦从巴黎动身回国。回国后他与陈岳云在湖南长沙开办纸印公司，北伐战争开始后，纸印公司迁到武汉。陈氏两兄弟声名远播，被誉为“印刷大王”。1950年，陈达邦被调入中国人民银行。1952年4月初，陈达邦作为秘密使者被派往苏联印刷人民币，与苏方接洽具体印币技术问题。1952年，具有魏、隶书法功底的陈达邦，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有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1953年到1957年期间，他还秘密参加了印钞数量的清点和装箱运输等工作。“文革”期间，许多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务”，遭到残酷批斗，陈达邦亦未幸免，他于1966年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1日，“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陈达邦精通俄、法、英三门语言，并能在实际中熟练运用。在苏联留学时，他常为同学们担任翻译，因此得到“陈院士”的昵称。此外，他还是中山大学知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他曾亲笔题写了1953年版人民币上“中国人民银行”等汉字。

陈达邦于1900年出身于湖南长沙县的一家书香门第，在陈氏大家族中，排行老八。陈家与任弼时一家是姑表亲，陈达邦小时候曾和任弼时一起在长沙市求学。陈达邦有一个妹妹，名叫陈琮英，是长沙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由双方父母包办，与任弼时定下儿女婚姻。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培养革命政治军事人才。五卅运动后，大革命运动掀起高潮，任弼时和陈琮英都认为，这是动员陈达邦参加革命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二人联名写信到长沙县老家，动员陈达邦报考黄埔军校。在妹夫任弼时的引导下，根据其指引的途径，在湖南省党组织的帮助下，陈达邦于1926年初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六期学员。在此之前考入黄埔军校的时长沙县（含今望城区）籍青年，先后有陈启科、刘畴西、李默庵、黄杰、袁守谦、袁仲贤、王劲修、何时达、谢鑫（谢白浪）、许光达等。1927年，陈达邦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政变后，经党组织决定，陈达邦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7年七一五事件后，宁汉公开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共中央为保存革命力量和培养干部，选派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青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陈达邦也在选派人员之列。他们一起出发的共有几十人，10人分成一组，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当时在他这个组里，有一位姑娘，四川宜宾人，名叫李淑宁。李淑宁本名李坤泰，是个大家闺秀。她在军校里学得一身武艺，身体也算强健。但是，在前往莫斯科途中，初次乘坐海轮的她晕动病了，呕吐得一塌糊涂，幸亏组长陈达邦的照顾，得以顺利到达。她对他产生了感激之情。进入中山大学之后，李淑宁的中文名字改为李一超，俄文名字叫科斯玛秋娃。并在陈达邦的帮助下，提高了俄语水平。1928年9月，因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分道扬之故，莫斯科中山大学与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中国部合并，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共产主义大学（简称“劳大”）。陈达邦不仅在学术上表现出色，还因其政治成熟度而避免了中山大学的派性纷争。两人长期相处后，于1928年结为夫妻。李一超怀孕后回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而陈达邦则留在苏联，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李一超怀孕后，经组织安排，离苏回国。1929年1月，赵一曼和陈达邦的孩子在动乱中降生，取名“宁儿”。可那时的中国，革命形势胶着、斗争残酷，丝毫没有给这对母子安宁的时光。妻子回国后，陈达邦继续在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中山大学解散，陈达邦继续留在苏联，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专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同苏联印刷界有着广泛交往，也为他以后到苏联印钞票埋下了伏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一超改名为赵一曼，前往东北地区参加抗日斗争。这段经历不仅见证了他们的坚定信仰，也展现了他们在革命道路上的坚定步伐。

1935年，陈达邦在法国巴黎担任《救国时报》印刷部主任兼印刷厂厂长，他精通印刷业务和法语，与巴黎印刷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确保了报纸的高质量印刷。陈达邦为每一期、每篇文稿付出了大量心血，他亲手排印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预示了国内抗战形势的重大变化。1936年春，赵一曼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昏迷被俘，在日军监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同年6月2日壮烈牺牲，但此时的陈达邦并不知道自己妻子牺牲的消息。电影《赵一曼》，就是她英勇斗争事迹的再现；她牺牲前留给儿子宁儿的一纸气势激昂、掷地有声的遗书，至今仍保存在东北地区革命烈士纪念馆内。1938年，为扩大抗日宣传，《救国时报》计划迁往美国印刷出版，陈达邦留在巴黎等待新任务。四年后，由于出版计划无法实现且中共代表团成员陆续撤离，陈达邦于1942年从巴黎返回中国。

陈达邦精通多国语言，在苏联学习时期常为同学担任翻译。回国后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最艰苦时期，他辗转来到重庆与五哥、五嫂和宁儿重逢。由于他们不以牟利为主而把支持抗日战争放在第一位，采用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客户迅速增长业务量不断扩大，因此名声远播被业内誉为“印刷之王”。

陈达邦多年后才知道妻子李一超即抗日英雄赵一曼。电影《赵一曼》上映后，赵一曼的事迹广为传播。周恩来收到关于李一超下落的信，但不知道她的具体情况。直到1955年，陈琮英收到李坤杰的信，确认赵一曼即李一超，两家才重新联系。原来，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认出赵一曼是他1931年领导过的同志，后与李坤杰相见并确认身份。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找到赵一曼的亲友，进一步确认身份。1957年，陈达邦回国得知此事，为表达对亡妻的思念，为赵一曼纪念馆写下深情回忆。

1950年10月27日，任弼时因过度劳累导致脑溢血，不幸在北京离世。得知此消息的陈达邦，作为任弼时的亲属，立刻赶往北京进行悼念。在此期间，他偶遇了在巴黎共事过的老领导吴老，还重逢了曾在重庆南方局共事的董老。董老，作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奠基人，曾致力于提升人民币的印刷品质。两位领导都对陈达邦的印刷技术给予高度评价，并联名推荐他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正值货币改革筹备之际，南汉宸看中了陈达邦的才华。1950年11月，陈达邦调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刷局任综合科科长，具体负责人民币的印刷工作。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正在筹备货币改革，因受各种条件制约，中国的印钞技术还跟不上要求，加上美、蒋常以伪钞输入捣乱，提高人民币的印刷质量，特别是防伪技术，显得尤为重要，但国内却一时难以解决。为此，毛泽东、周恩来在率代表团访苏时，提出了请苏联代印人民币的要求，得到了苏方的充许。于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增设国外业务局印刷处，陈达邦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专门委员（全权代表），秘密前往苏联，商谈印钞事务。相关协议签定后，他又长驻苏联，负责监印相关工作。1955年3月1日，在苏联印制的新版人民币三元、五元和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及角、分币共10种开始发行流通，陈达邦对此居功至伟。他亲笔题写了新版人民币上包括“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在内的所需要更换的汉字书法字体，并一直沿用到第二、三、四套人民币，至今仍清晰可见。1957年回国后的陈达邦晋升为国外业务局印刷处处长，并以全权代表的身份秘密前往苏联处理印钞事务。1955年3月1日，新版人民币中的三元、五元及国内印制的二元、一元以及角、分币等10种面额开始流通。陈达邦亲自书写了新版人民币上所有需要替换的汉字书法字体，这些字体一直沿用至第三、四、五套人民币，至今仍然清晰可见。1958年，陈达邦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请苏联代为印刷人民币，原意在于提升印刷质量和防伪效果，这本是件好事。然而，随着中苏关系的紧张，苏联利用掌握的人民币版样擅自印发钞票，给中国金融市场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为此，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通告，决定收回1953年版的三元、五元和十元纸币。这一决策在1964年4月15日开始实施，一个月后这些纸币停止流通。与此同时，国内反修反修的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许多与苏联有关联的干部被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遭受了残酷的批斗，陈达邦也未能幸免。他被指控的“罪行”主要有两条：一是作为“二十八个半”成员，长期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因此被打成了王明的“死党”；二是与“苏修”勾结，篡改人民币上的题字，涉嫌“投敌叛国”。在这一时期，印制人民币的机密已不再是秘密，许多参与批斗陈达邦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1966年，陈达邦在迫害中不幸去世。临终前，他向自己的孩子坦白了自己的清白，并告诉他们人民币改版题字是经过领导批准的。他的孩子宁儿怀揣着为父伸冤的告状信独闯中南海，结果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最终选择了自缢。1979年3月1日，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并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历史不会忘记这位在异国他乡工作近20年，为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共产党人，更不会忘记他那长眠在白山黑水的爱妻，抗日女英雄赵一曼(李一超)。

1927年陈达邦作为赴苏留学的领队，负责照顾赴苏留学的李一超等人。在船上，李一超因晕动病而病重，陈达邦悉心照顾她，使她逐渐适应并恢复。两人因此产生了情感，但并未表达对相互的爱意。随后他们抵达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陈达邦和李一超两人长期相处后成为情侣关系，并于1928年结为夫妻。

赵一曼曾用名李一超，在莫斯科求学时与陈达邦相知相爱。婚后不久，她先行回国。在东北抗日联军工作期间，她改名换姓，为保护陈达邦还坚称丈夫已死。1950年，电影《赵一曼》让她的英勇事迹广为人知。1953年，周恩来收到一封寻找曾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李一超的信，但周恩来和妇联主席蔡畅都不知她的下落。直到1955年，陈琮英得知李一超就是赵一曼，两家人才重新取得联系。原来，电影公映后，曾在满洲省委组织部工作的何成湘认出赵一曼，并告知她的真实身份是四川宜宾人李一超。1956年，《工人日报》记者也证实了这一点。1957年，陈达邦从苏联回国才得知，苦寻多年的妻子就是这位国人皆知的抗日女英雄，他为赵一曼写下了深情的回忆文字，至今仍在纪念馆中展示。

参考资料

陈达邦为人稳健，政治上比较成熟。李一超因为有他的帮助，两人都没有卷入中山大学的派性漩涡。（环球网评）

陈达邦是有名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的丈夫，知之者多多。而陈达邦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一套人民币券面汉字题写者，却是知者寥寥。（人民政协报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