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理循全名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澳大利亚出生的苏格兰人，1887年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曾任《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统政治顾问（1912-1920）。他是一位与近代中国关系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

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简介 莫理循在清末民初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中原地区近代史上许多著名事件：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民国成立、袁世凯窃国、巴黎和会……他对中国的感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作为英帝国主义殖民者，他本能地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思考和行动；另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雇员，他努力想帮助中国政府摆脱政治和经济危机。其对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旧时就曾叫过莫里循大街。他原是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1894年，他游历中国南方，一年后，其游记《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在英国出版。1896年他从曼谷到昆明市，接着又有到东北三省游历。

正是因为这本书，他被英国《泰晤士报》赏识，聘为驻中国记者，1897年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记者生涯。当时中原地区正处于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是世界的聚焦点，也是各国列强阴谋的众矢之的。莫理循来自第一时间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成了报道中国消息的当之无愧的权威。可以说，当时《泰晤士报》有多少读者，就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中国的莫理循”。

1912年他应中国政府的聘约，担任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他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置有房产，当时的外交圈称王府井大街为“莫理循大街”，其英文街名牌一直挂到1949年。他的私人图书馆，收藏了有关中国和亚洲的图书、杂志、地图等文献2万多册，被称为“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对中原地区造成的影响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

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利用《泰晤士报》向西方世界客观公正地报道了北京的“义和团事件”，认为一些西方传教士不尊重中国人感情是整个事件的重要起因，驱散了妖魔化中国的舆论迷雾。

他利用《泰晤士报》的版面，发动了一场遏制俄罗斯影响的运动，促成了“日俄战争”，以至于当时的国际舆论界把“日俄战争”称之为“莫理循的战争”。

他与端纳合作，抢先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盗出来，泄露给外部世界，将日本想灭亡中原地区的阴谋大白于天下。

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认为“协约国”一定能胜利，胜利后，中国就可以参加“和会”，中国就可以在“和会”上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他任《泰晤士报》记者时极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凯，而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又坚决反对袁世凯复辟。

他在巴黎和会上尽心为中国代表团所拟各项公文修改底稿，努力为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

其中功过是非还有待学者们研究。

莫理循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在他的眼中，袁世凯自然有另一形象。虽然这一形象不免是个人喜好的结果，但莫理循毕竟是那个时代的人，加之他与袁交往甚密，他眼中的袁世凯在某些方面或许更贴近真实的袁世凯，反映出历史的另一面。

莫理循：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

1912年8月，在国内动荡不安的局势下，国外的舆论认为中原地区将在袁世凯的手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在袁世凯与内阁总理唐绍仪的离职上大做文章。莫理循决定离开北京，前往伦敦去作一番演说。8月19日，莫理循抵达伦敦。他借助自己的“公共关系”将观点发表到了英国的报纸上，极力为袁世凯塑造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当有人提出唐绍仪因与袁世凯的矛盾愤而辞职离京的问题，莫理循眼睛一眨也不眨地说，唐绍仪是到天津市看望妻儿，与袁世凯并没有任何矛盾。莫理循还赞美中国当时的投资环境，“应当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可当时中国的事实与莫理循的描述、演说相距甚远。那么莫理循为什么还要在英国媒体上为袁世凯大造舆论呢？为什么要把混乱的中原地区描绘成一片和平的景象呢？因为他认为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是当时处于动荡的中国唯一可以胜任的领袖，是“中国的未来”。莫理循希望，袁世凯能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领导人——“这个领导人应具备绝对权威，在世界有影响，以英国式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为其指导方针，能够把中国引领向强大、光明的未来”。莫理循的英国之行，几乎全部是在为民国而“效力”。在他的影响、鼓动下，一些英国人，包括军官、股票经纪人、银行家等，都表示愿意为中国的复兴添砖加瓦。

然而这些努力，都无法改变中华民国混乱的局面。1913年宋教仁的谋杀案，社会舆论也已经普遍怀疑这是袁世凯所干的，公开指责袁世凯。对于“宋案”，莫理循保持着少有的“缄默不语”，他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才能使袁世凯摆脱困境。在他看来，袁世凯为了巩固其统治，杀宋教仁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他对此还是持有一定的怀疑。在“宋案”发生两个月后，已被供出的主谋、原国务院秘书洪述祖辩解说，他杀宋教仁是“满怀报国之情”，“使世人认清这位革命领袖的真面目”，与他人无关。莫理循似乎认可了洪述祖的辩解，当赵秉钧提出由一个公正的法庭来调查此案，并希望莫理循参与其中时，莫理循以“为了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声誉，在这种时候进行调查是不明智的……”为借口，搁浅了此事件的调查。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正式总统。莫理循应邀参加了就职典礼，他在日记里说:“总统在此发表了世界上最好的一个就职演说。”袁世凯就任总统后，加紧了独裁步伐，11月4日，宣布中国国民党为非法团体，随后解散国会，颁布秉承他的意志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将权力集中于总统一人。在这种情况下，莫理循虽然对袁世凯的做法有点非议，“有时我认为自己对总统有点儿影响，但我很失望。我看不出中华民国的国民与十五年前我们所知道的中国人有何不同”。“没人向我咨询有关财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人向我询问过那些追逐国外特许权者的信誉问题。实际上，我只能在像总统帽子形状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但牢骚归牢骚，莫理循还是对袁世凯充满信心。他在接受澳大利亚记者采访时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最适合当总统”。“如果袁世凯辞职了，国家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袁世凯政府的目的在于建立这样一个共和国，它融合了美、法两国制度的精华，瑞士的部分宪法，以及大不列颠岛诸多制度产生的自由”。

莫理循凭借自己的国际声誉多少为袁世凯赢得了些掌声，但袁世凯并没有抓住这些有利的因素，在独裁的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然做起了皇帝梦。对于袁世凯的称帝，莫理循是极力反对的，他在日记中说:“为中国政府服务。我担心自己正在一步步堕落。……他这么做违背了他的所有誓言，将他的所有理念都抛到九霄云外。袁世凯自己原先并不想当皇帝，但在其子和被他冷落的原配夫人的影响下，他正为登上皇帝的宝座而调兵遣将。这与日本人和孙逸仙的预言一致。他使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顾问成为笑柄。”就在袁世凯复辟的当天，莫理循评论道:“袁世凯今天接受了帝位。真令人吃惊！装模作样，愚蠢至极。”他极其灰心丧气，离开袁世凯前往南方调查。

1915年2月初，莫理循从南方回到北京，再次敦促袁世凯放弃君主立宪。然而踏上错误之路的袁世凯，已经不可能悬崖勒马了。莫理循愤怒至极，他作了自我反省:“袁世凯把事情搞得一塌糊涂，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为他工作如此热情是犯了多大错误。”

在清廷还没有退位的时候，莫理循把袁世凯看做是中国的未来，他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称赞袁世凯的智慧。民国初年的四年时间里，莫理循极力辅助袁世凯，为他出谋划策，四处奔走，呐喊助威，希望他能领导好这个国家，使新生的共和政权更加完善。然而令人讽刺的是，莫理循的这些努力并没有让从封建泥堆里爬出来的袁世凯变得干净，变得学会民主。莫理循对新生的共和，对民主，对袁世凯，乃至对当时的整个中原地区都寄予了太高的希望。这就注定莫理循在中国只能以悲剧作为收场。

揭露“二十一条”与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莫理循对中国的贡献，已经很少提及了，但这也并不能随着袁世凯被人指责为“窃国大盗”、“独裁者”、“卖国贼”而否定或抹杀这位外国友人对中国曾经的贡献，尤其在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促成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上，莫理循做了许多具体和有意义的努力。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向袁世凯提出了旨在灭亡中原地区的“二十一条”要求，并威胁袁世凯，不许泄露条款的内容，否则将武力对付中国。面对“二十一条”，公正地说，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抗争，比如更换外交总长，故意拖延谈判时间，争取国际社会支持，派遣宪法顾问贺长雄回国探询等。其中，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被袁世凯列为重中之重。在这一点上，莫理循似乎跟袁世凯很是“意气相投”。2月9日，在莫理循的努力下，《泰晤士报》刊发了“二十一条”的内容。消息一公布，就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美、俄、英三国电令各该国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日本经不住国际社会的压力，就将其中的较为普通的十一款通知各国，隐瞒了其中的第五号内容。

日本的诡辩蒙骗了国际社会，加上中国是经过非官方的方式公布的消息，美、英等国虽然表示关注，但并没有因此而给予积极响应。但莫理循并没有中止努力，而是采取了新的方式，也就是将“二十一条”的全部文本交与英、美、俄等各主要使馆，试图引起列强的重视。但鉴于英、美等国无暇东顾，加上日本的不断施压，袁世凯最后还是接受了这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莫理循一而再、再而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莫理循在服务中华民国时，还有一件事也不得不提，那就是他极力促成了中原地区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给袁世凯递交的一份备忘录中，列举了参战的十二种好处。这十二种好处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提升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二是可以借此振兴中国的经济，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与今天一些国家的“好战”不一样，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参战也许是明智的选择。

但还没等参战袁世凯就死了。在袁世凯死后的四十天，莫理循向黎元洪递呈了关于中国加入协约国的备忘录，劝说黎元洪参战。随后莫理循前往日本游说，还向俄、英、美等公使做宣传。1917年2月8日，莫理循向段祺瑞递呈了关于中原地区参战的备忘录。2月9日，中国政府就德国潜水艇政策问题向德国提出抗议。莫理循支持中国的这一行为。2月24日，莫理循接受《大公报》采访，发表关于中国参战的谈话。3月4日，中国政府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已经明朗，协约国的取胜似乎也只是时间问题。中国如能参战，也将以战胜国的身份展示于世界。让人气愤的是，连在中国领薪水的外国顾问们也想着自己国家的利益。1917年3月18日，法国人宝道以全体外国顾问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建议中国政府把收回来的德国租界交给协约国管辖——真是荒唐之极。莫理循还算有良知，他拒绝签署这份备忘录，认为这对中国不公平，中国人也不会答应。8月14日，在参战问题上徘徊了两三年后，中国终于对德宣战。莫理循极力促成的“战争”得以实现。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似平常，而且是到了战争快结束时才宣布参战，但这对于新生的中华民国，对于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受凌辱的中原地区来说，是一个强劲的信号——中国要从被侵略走向反击，要从被奴役走向独立。莫理循无疑在这其中做出了贡献。正如后人评说的那样:“此时的莫理循，既希望中国加入到英国一边以增加协约国的力量，也希望中国由于参战而改变它在世界上的地位，为自己取得应得的利益。他的双赢原则在中国参战问题上得到充分的体现。”(摘自《温故(之八)》，汤伏祥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莫理循从小就极富冒险精神，曾在18岁的时候，沿澳大利亚南海岸，以每天50公里的路程，徒步旅行了一千多公里。这成为他以后探险生涯的开始。

莫理循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大学毕业后，他按照少年时代的梦想，开始环游世界。1893年在到达远东后，因错过前往日本的轮船，翌年二月，他自上海市沿长江到重庆市，转道云南省，仅是靠母亲寄的40英镑，徒步前往缅甸的仰光。之后，他整理一路的日记和照片，出版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一书，该书使他名声大噪，并被英国泰晤士报聘为驻华首席记者。

1897年3月，莫理循到达北京，就此开始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生涯。作为记者，他身历或亲见从戊戌变法，辛丑签约，清末新政，日俄战争，帝、后之丧，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历史变迁。作为新生的北洋政府政治顾问，他参与了巩固袁世凯统治的进程，帮助中原地区政府对抗日本“二十一条”政治讹诈，推动中国参加欧洲大战，反对袁世凯复辟。在他病重之际，还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1920年5月底，他在伦敦死于胰脏病。

莫理循在20世纪头二十年的北京政坛与西方新闻界，都是最为重要的“中国通”。

1894年，莫理循由上海市动身循陆路徒步旅行到达仰光。1896年从曼谷到昆明市，次年又作横穿东北地区的旅行。1897年，莫理循成为《泰晤士报》驻华特派记者。在二十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清末民初的变革，莫里循始终在场，他有记者的锐利眼光和宽广胸怀，他报道了许多划时代事件。莫里循是澳大利亚人，为大英帝国服务，对中国却很有感情。他每隔两三年，便郑重其事地请照相馆师傅上门来拍他与仆人（包括仆人家属）合影的照片，此中可见他的善良。

1910年，莫理循开始了为时半年的中国西部考察，从陕西咸阳出发，途经甘肃平凉、兰州市、武威市、张掖市、酒泉市，出嘉峪关进入新疆，经哈密市、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一路西行到达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尔后向南翻越木扎尔特冰川，经阿克苏市到达喀什市，后向西过乌恰，最后到达俄国的奥什（今属吉尔吉斯斯坦）。在此次考察中，莫理循亲历、亲闻、亲见的可靠记录，对于我们了解清末中国提供了非常生动、直接的材料。

他曾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后来虽离开中国，但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期间那段风风雨雨的日子里，他又从伦敦前往巴黎，出任中国代表团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在中国生活了20余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1917年，英国人莫理循在华收藏的大量东方学文献被日本收购，成为今天东洋文库的前身。从此，中国人只能东渡日本才能利用莫理循文库，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中国学术的发展水平。

历史学家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和敦煌市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在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地位。因此，莫理循文库的外流同样是中国学术的“伤心史”。

他居住北京达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考证，分为《北京的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册出版，含庚子国变纪实、20世纪初中原地区近代化变迁、清末民初民情风俗、莫理循与中国仆人的友谊、莫理循与清末民初在华洋人等专题内容。

莫理循1920年在去世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中说，他所收集的资料诸物，应捐给新南威尔士州图书馆。根据这个遗嘱，莫理循的遗孀宣布，当物色到整理和编选的合适人选后，这批档案即捐给图书馆，二十五年后公开。到1925年J.B.Capper共整理出两卷，但未出版。1946年，莫里循的长子同意将全部档案移交图书馆。后来Cyril　Pearl撰写莫里循的传记《北京的莫里循》，便利用了这批档案。由旅澳的骆惠敏博士整理编辑的《莫里循通信选1897－1920》，于1978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中译本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上海出版。这些整理出版的通信，仅仅是莫理循档案中的一小部分，更有历史价值的大量日记，却因字迹难辨，整理难度很大，加之无专人编辑注释，将之公开出版尚待时日，这样它们只得静静躺在书架上。

位于日本东京的文京区有一座并不太引人注目的图书馆--东洋文库，最初的名字却叫作"莫理循文库"。其实，东洋文库正是在莫理循的24000册藏书基础上建立的。这正是莫理循当年专门请人为自己的图书收藏设计的藏书票，上面有一只可爱的澳大利亚袋鼠形象，在藏书票的上方还可以看到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的名字。这就是当年莫理循在北京的图书馆。当时它就坐落在莫理循在王府井大街的家里。这个图书馆拥有自18世纪以来英、法、德等欧洲各国各有关学会出版的从创刊号开始的各种定期刊物120余种； 1000多种各类地图和画册及原始照片， 17世纪和18世纪欧洲基督教各教会在华传教士的著作；等等书籍共计2.4万余册。

为了我们的这次拍摄，东洋文库专门把莫理循图书收藏中的精品拿出来。这其中包括1485年出版的第一版《马可波罗东方游记》， 1600年的中国地图，这些藏书不仅是莫理循收藏中的精品，也是世界文化的宝藏。

莫理循有目的的系统收藏图书开始于他刚到北京那一年。在一篇日记中莫理循写道，刚到北京，发现这里关于中国的图书少的可怜，赫德爵士那里有一些，但是也很零星，很想把有关中国的各方面图书收集起来。

在完成了在中国西南的旅行后，为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这本书的写作，莫理循先后参考了关于中国的西文图书几十本。从那时起，他就开始接触跟中国相关的各种西文图书。

1900年之后，莫理循的工资翻了一翻，由每月50英镑涨到100英镑。这时他准备着要实现建一座个人图书馆的愿望。

1902年，莫理循把家搬到了王府井大街路西，他决定把5间南厢房全部打通，建成一座图书馆。整个改造的过程历史三个月。

在莫理循的图书馆中地图和其他图板放在西墙角的大抽屉里，为防风沙和阳光，书籍放在蓝布制成的书套中。他亲自查封所有寄来的书，每一本书他都看过，并在目录中做一些说明。

莫理循是个条理清晰的典范，这是莫理循为自己的图书编写的索引目录，上下两册共有1500多页。

图书馆就像莫理循的城堡，他把索引系统作得非常完善，每当拜访者怀着求助的心情望着莫理循时，无论这是一份多么不起眼的材料，城堡的主人总能十分从容的走到某一处，取出你所找的那一本。

位于王府井大街98号的莫公馆似乎永远门庭若市，人们在查阅书刊与闲聊之际交流有关中国的最新消息，而主人则从来访者那里获得他所需要的信息。莫理循说，他的家简直就是中转旅店、情报局和图书馆的结合体。

当时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说很多刚到中国的外国人都抱怨，一下火车，黄包车夫不由分说，便把他们从京奉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径直拉到王府井大街的莫理循家，因为在车夫们看来，所有来北京的外国人，必定是来找莫理循的。

王府井大街被称作莫理循大街，可能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吧……

莫理循档案已大致按照时间顺序编号，查阅十分方便。这批档案数量不少，约有几十卷之多，计有日记、信件、地址本、请柬、拜帖、菜单、票据、邮票、纸币、剪报、地图、艺术品等，应有尽有，可见莫里循此人颇有收藏的雅兴。这倒也好，翻阅他的档案，除了可以感受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外，更可以让你从那些不起眼的物件里，浏览一个世纪前的诸般景象。

查阅莫理循档案，手续并不复杂，办有借阅证的读者，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添上有关卷宗号码，管理员从档案库里拿出即是。我们先调出莫里循档案中的照片类卷宗。这类卷宗有十多卷，分为家庭、交往等专题，大约有上千张照片。

这些照片，生动凸现出莫里循在中国政坛活跃的身影。他珍藏的照片中，不乏当年叱咤风云的人物，从政治家、革命家、军阀一直到各界名流，孙中山、袁世凯、李鸿章、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都有照片赠他，如今他们在这里默默相对。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冯国璋，在自己的照片上面用毛笔写道：送莫老夫人。这是他在北京廊房头条荣光照相馆拍摄的。1918年，时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送给莫理循的有照片和名片，名片上仅印有：中华民国外交总长陆徵祥，为中法文两种。这名片应该是他在巴黎和会期间使用的。一张小小名片，在我面前也漫溢出浓厚历史感。

莫理循的图书馆是他影响至今的重要文化成就。莫理循本人对它的重视也超过一切。在买下王府井住宅后，他将原有建筑彻底改造。据他的好友伍连德回忆，南厢房是图书馆。图书馆内部高约4米，宽约6米，长约25至30米。无柱。横梁与天顶均为水泥浇筑，非中国传统木结构。莫理循于1912年决定将它出售，因他在精力与财力上已难以维持这一昂贵“嗜好”。他提出“如果中国人购买，我将把我在北京的不动产，即建有防火设备的图书馆送给政府”。张謇曾问询价格，但无下文。莫理循说：“我本来希望它能留在北京，可是这办不到。”1917年，他将藏书卖给了日本的岩崎久弥男爵，使之至少可以留在亚洲。今日莫理循图书馆已成为东洋文库的一个组成部分。

莫理循于自己的管家孙天禄有20年的主仆情谊，关于这对主仆的故事，在北京的西人圈流传甚久。直到莫理循去世20年之后，他的二子阿拉斯戴厄还在北京听到这么一则：同行传说莫理循有“中国当局高层”的情报来源。有一天莫家同事云集，莫姓秘派孙天禄去街头茶馆听取街谈巷论。回来后领孙到客厅，将一只凳子放在桌子上，扶孙站上凳子，让他复述听来的东西，然后莫氏总结道：“先生们，各位刚才听到的，正是中国最高当局的发言。”

莫理循在北京的洋人圈内“认识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都已认识他为荣”。据说不少洋人抱怨道，他们一抵达北京，便被火车站旁的车夫径直拉往莫理循家。因为车夫以为所有的洋人来客都是来拜访莫理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