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痛》，是电影《唐山大地震》原作小说《余震》的作者——旅居加拿大的温州市女作家张翎的最新长篇力作。

《阵痛》描写了从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际遇迥异的母亲，经历了同一种形如铁律的宿命，由此折射并概括了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世的风波险恶，生命的无常无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母性的坚忍不拔。

从上官吟春到孙小桃、从宋武生到杜路得，这个家族的女人，血脉里似乎都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浙南藻溪乡的年轻女子上官吟春，被日本鬼子凌辱后怀孕，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十冬腊月，孩子临盆，在山洞里，上官姓吟春用石头砍断了胎儿的脐带，生下了小桃。却意外发现，小桃竟然是大先生的亲骨肉。小桃长大成人，读了大学。大学里，小桃爱上了越南留学生黄文灿。正值越南战争，黄文灿提前回国。小桃发现自己意外怀孕。时局动荡飘摇，险象环生。小桃和母亲躲避在家，腹中的胎儿却不合时宜要来到这个世界。母亲请人找来靠边站的“右派”谷医生，只来得及准备一盆开水、一把剪刀。死去活来的痛苦中，小桃产下私生子武生。长大后的宋武生到美国留学，为了生存，嫁给了她并不相爱的比尔·杜克。武生独自到巴黎度假。本来不想要孩子的武生，发现意外怀孕，唤醒了她的母性。武生忽然接到杜克打来的电话，巨大怪异的噪音里，只听到杜克断断续续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爱你……只爱过你一……”晚上的电视新闻一直重复播放着：两架飞机一头扎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烈火和浓烟遮暗了曼哈顿的天空。武生一下子觉得天旋地转，挣扎着叫了一辆出租车，裹着斑斑血迹的床单，痛苦中将这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生在了路上，取名杜路得……

冥冥之中，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牵引着她们，不约而同走上同样的一条路。

三代母亲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三次传奇般的徘徊在生死边缘的痛苦生产磨难，串起70年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育的阵痛是暂时的，而苦难的时代带给生命的磨难，又让人看到生命的艰辛和柔韧，让人看到女性的隐忍以及隐忍之下的力量。“只要活着，总见得着天日。”

三代女人，三次阵痛；女人的痛，也是家国之痛。天塌地陷中，男人无处可寻，却是柔弱的小女子，跪着躺着撑起了一天一地的支离破碎。

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

女人的反抗只有一种姿势，那就是隐忍。女人从昨日逃到今天，从故土逃到他乡，可是她们却始终无法逃脱宿命套在她们身上的镣铐，她们注定了要世世代代在孤独中经历生产的阵痛。

然而，上帝是公平的，给所有历经苦难而屹立不倒之人以生的希望，无论她经历了怎样的苦楚。

小说语言温婉细腻，故事曲折动人，极富感染力。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

张翎，浙江温州人。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后就职于煤炭部规划设计总院任英文翻译。1986年赴加拿大留学，分别在加拿大的卡尔加里大学及美国的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英国文学硕士和听力康复学硕士学位。现定居于多伦多，曾为注册听力康复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在海外写作，代表作有《余震》《雁过藻溪》《金山》等。小说曾多次获得两岸三地重大文学奖项，入选各式转载本和年度精选本，并六次进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其小说《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1年度中篇小说排行榜首。根据其小说《余震》改编的灾难巨片《唐山大地震》（冯小刚执导），获得了包括亚太电影节最佳影片和中国电影百花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多个奖项。根据其小说《空巢》改编的电影《一个温州的女人》，获得了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新片表彰奖、英国万像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小成本影片奖等奖项。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国际上出版发行。

1942年，浙南藻溪乡。年轻女子上官吟春回娘家探亲，途中意外遭到了日本军官的凌辱。由于她长得像日本军官的妻子，她幸运地逃过了一命，不久却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多年无子嗣的大先生，闻讯毫无惊喜之意，原来，医生已经诊断他没有生育能力。得知真相后的大先生，在国恨家仇和对妻子的眷恋之间苦苦撕扯纠结，将吟春置于暗无天日的痛苦之中。吟春多次寻死不成，临盆之际，只得离家在山洞里独自生下了女儿。正当她想结束这条充满了耻辱的小生命时，她突然发觉，这孩子竟然是大先生的亲骨肉！她带着死而复苏的狂喜赶回家，大先生却已经在悔恨和焦急中离开了人世。沉浸在无限哀伤中的她，给襁褓里的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小逃——孩子逃过了生死的劫难。

几年以后，为了逃避土改，吟春改名勤奋嫂，带着更名为小桃的女儿来到温州市，在谢池巷口开了一爿开水灶维生。日子虽然艰辛，以艺术天分考上了大学的小桃，却给了母亲极大的慰藉。小桃的青春开放在“文革”的澎湃风云中，她还没来得及品尝世界的纷繁多彩，就已经头重脚轻地爱上了一位越南留学生黄文灿。时局动荡不安，黄文灿被迫中止学业返回越南。乱世的暂别竟成了永别——他们从此天各一方。小桃意外发现自己怀了身孕，只好回到母亲身边待产。武斗的枪林弹雨之间，小桃阵痛发作，腹中的胎儿不合时宜地要来到这个世界。母亲请人找来靠边站的“右派”谷医生，只来得及准备一盆开水、一把剪刀……死去活来的痛苦中，小桃九死一生产下了女儿武生。而这个叫武生的女孩儿，还未来到这个世界就已经欠下了一笔血债：为了找人接生，一直默默爱着勤奋嫂的供销员仇阿宝，被流弹射死在街头。

武生长大之后，到京城工作，身体里的基因记忆使她十分惧怕贫穷，她决定舍弃爱情和家园，远赴美国留学。母亲为她的留学之路做了许多铺垫，抵达美国时她得到了导师布夏教授的热情接待。当然，还要过一阵子她才会知道：这个已经被理想和爱情焚烧成灰烬的男人，原来就是她的生身父亲黄文灿。武生的学业由于布夏教授突发急病而中断，为了生存，她嫁给了一个名叫杜克的台湾男人。武生不爱比尔·杜克，但这不妨碍她把他当成坚强的倚靠。这样的婚姻终究不能持久，为了逃离命运的追踪，武生来到巴黎，却意外发现自己怀了杜克的孩子，沉睡多年的母性猝然苏醒。有一天她突然接到杜克的电话，巨大怪异的噪音里，只听到杜克断断续续的声音：“我这一辈子，都爱你……只爱过你一……”晚上，电视新闻一直重复播放着：两架飞机一头扎进了纽约的世贸大楼，烈火和浓烟遮暗了曼哈顿的天空。武生一下子觉得天旋地转，裹着斑斑血迹的床单，挣扎着叫了一辆出租车，痛苦中将这个没有了父亲的孩子，生在了路上，取名杜路得……

路得出生后被送到上海市外婆处抚养。七岁的路得已经懂得了许多人一辈子也许都无法领悟的道理：女人生孩子不需要男人，她们注定了要世世代代在孤独中经历生产的阵痛。

逃产篇：上官姓吟春（1942—1943）

危产篇：孙小桃（1951—1967）

路产篇：宋武生（1991—2001）

论产篇：杜路得（2008）

三代女人惊世传奇的生命孕育

七十年间天塌地陷的风雨沧桑

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

女人艰难地存活下来，带着身体里与生俱来的母性温存。只要活着，总会见着天日！

天生具有好的语感，可张翎还嫌不够，还要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她的小说语言。小说《阵痛》就是以她锤炼成金的语言，讲述了三代女人从中国到海外的世纪故事。张使我们越过文学熊市看到文学的希望。

——严歌苓

女人，尤其是母亲，不管经历着怎样的一种世道，都会以她的坚强和隐忍，以她的蒲苇一般的柔韧和坚韧，支撑起一片可以躲避风雨的天地。

——徐帆

隐忍和匍匐的力量——《阵痛》创作手记

我外婆一生有过十一次孕育经历，最后存活的子女有十人——这在那个儿童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几乎可以视为奇迹。作为老大的母亲和作为老幺的小姨之间年龄相差将近二十岁。也就是说，在外婆作为女人的整个生育期里，她的子宫和乳房几乎没有过闲置的时候。外婆的身体在过度的使用中迅速折旧，从我记事起，她就已经是一个常年卧床极少出门的病人了，尽管那时她才五十出头。易于消化的米糊，从不离身的胃托（一种抵抗胃下垂的布带式装置）和劣质香烟（通常是小姨一支两支的从街头小店买的），成为了外婆在我童年记忆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养儿女的过程里，经历了许多战乱灾荒，还有与此相伴而来的多次举家搬迁。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家事几乎全然落在了外婆和一位长住家中的表姑婆身上。

也许这几年甚为时髦的基因记忆一说的确有一些依据，我外婆的六个女儿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们母亲身上的坚忍。她们生于乱世，也长于乱世——当然，她们出生和成长的乱世是不同的乱世。她们被命运之手霸道地从故土推搡到他乡，在难以想像的困境里孕育她们的儿女。其中最惊险的一个生育故事，发生在1967年的夏天。那一年北方的政治风云已经遍及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连向来对风势缺乏敏锐嗅觉的温州市小城，也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疯狂。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几乎持续了一整个夏天，小城每天都弥漫在战火的硝烟之中。就在这样的一个夏季，我的一位姨母大腹便便地从外地来到了娘家待产。她的阵痛发作在一个枪战格外激烈的日子里，医院关门，也没有助产士肯冒着这样的枪林弹雨上门接生。于是，这位在当时已算是高龄的产妇，只好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性命，交给了母亲，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难暂避在家中的亲戚。她肚腹里的那个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牵于一线之间，竟然很是乖巧毫无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举一动，有惊无险地爬到了这个满目疮的世界里。

母亲家族的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们，充盈着我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在我那些江南题材的小说里，她们如一颗颗生命力无比旺盛的种子，在一些土壤不那么厚实的地方，不可抑制地冒出星星点点的芽叶。她们无所不在，然而她们却从未在我的小说里占据过一整个人物。我把她们的精神气血，东一鳞西一爪地捏合在我的虚构人物里。《阵痛》里当然也有她们的影子，然而那些发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并未真正发生在她们身上。她们是催促我出发的最初感动，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脚就自行选择了适宜自己的节奏和方向。走到目的地回首一望，我才知道我已经走了一条并不是她们送我时走的路，因为我的视野在沿途已经承受了许多别的女人的引领。上官吟春，孙小桃，月桂婶，赵梦痕，她们是我认识的和见闻过的女人们的综合体，她们都是真实的，而她们也都是虚构的。这些女人生活在各样的乱世里，乱世的天很矮，把她们的生存空间压得很低很窄，她们只能用一种姿势来维持她们赖以存活的呼吸，那就是匍匐，而她们唯一熟的一种反抗形式是隐忍。在乱世中死了很容易，活着却很艰难。乱世里的男人是铁，女人却是水。男人绕不过乱世的沟沟坎坎，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所以男人都死了，活下来的是女人。

在《阵痛》里，前两代的女人身上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她们生来就是母亲。她们只会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她们对男人的爱，那就是哺乳。上官姓吟春只懂得用裸露的胸脯抚慰被爱和恨撕扯成碎片的大先生，孙小桃只知道用牙缝里省下的钱来喂养被理想烧成了灰烬的黄文灿。然而故事延续到第三代的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些意外的转折。在我的最初构思里，宋武生应该是与外婆母亲同类的女人，她依旧会沿袭基因记忆，掏空自己的青春热情来供养她的艺术家男友。可是笔写到了这一程，却死活不肯听从我的指点，它自行其是地将武生引领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方向。武生摒弃了那条已经被她的外婆和母亲踩得熟实的路，拒绝成为任何人的母亲那个任何人里也包括她自己的孩子。这个颠覆多少有点私心的嫌疑，因为我已经被上官吟春和孙小桃的沉重命运钳制得几近窒息，而宋武生终于在压得低低的天空上划开了一条缝，于是才有了一丝风。当然，宋武生没能走得很远，最终把她拉扯回我的叙事框架的，依旧还是母性–只是她和我都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而已。

动笔写《阵痛》的时候，我当然最先想到的是女人。但我不仅仅只想到了女人。女人的痛不见得是世道的痛，而世道的痛却一定是女人的痛。世道是手，女人是手里的线。女人掌控不了世道，而世道却掌控得了女人。我无法仅仅去描述线的走向而不涉及那只捏着线的手，于是就有了那些天塌地陷的事件。女人在灾难的废墟上，从昨日走到今日，从故土走到他乡，却始终没能走出世道这只手的掌控。

书写《阵痛》时最大的难题是男人——这是一个让我忐忑不安缺乏自信的领域。他们给我的最初灵感是模糊而缺乏形状的，我想把他们写成一团团颜色不清边缘模糊的浮云，环绕着女人的身体穿行，却极少能穿入女人的灵魂。从动笔到完工他们始终保持着这个状态，而我的女主人公在从孕育到诞生的过程中，形象和姿势已经有过了多次反复。在《阵痛》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心怀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正义感，期待着介入世界并影响世界，有的是用他们的社会理想，比如大先生宋志成和黄文灿；有的是用他的专业知识，比如杜克。他们看女人的同时也在看着世界，结果他们看哪样都心不在焉。女人在危急之中伸手去抓男人，却发觉男人只有一只手——男人的另外一只手正陷在世界的泥淖中。一只手的力量远远不够，女人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经验中体会到了她们靠不上男人，她们只能依靠自己，于是男人的缺席就成了危难时刻的常态。唯一的例外是那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供销员仇阿宝。这个离我的认知经验很遥远的男人，不知为何却离我的灵感很近，我一伸手就抓住了，形象清晰至胡须和毛孔的细节。他也介入世界，可是他介入世界的动机是渺小的，搬不上台面的——他仅仅只是为了泄私愤。他本该是个无知自私猥琐的市井之辈，可是他的真实却成就了他的救赎。这样一个浑身都是毛病的男人却在女人伸出手来的那一刻，毫不犹豫地搭上了自己的性命。与他相比，那些饱读诗书的男人们突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在《阵痛》里出现过的所有男人中，仇阿宝是唯一一个让我产生痛快淋漓感觉的人。对于不太擅长描述男性的我来说，这种感觉从前不太多，将来也不一定还会重复。

《阵痛》里的三代女人，生在三个乱世，又在三个乱世里生下她们的女儿。男人是她们的痛，世道也是她们的痛，可是她们一生所有的疼痛叠加起来，也抵不过在天塌地陷的灾祸中孤独临产的疼痛。男人想管，却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不是男人和世道无情，只是他们都有各自的痛。女人不仅独自孕育孩子，女人也独自孕育着希望，她们总是希冀她们的孩子会生活在太平盛世，又在太平盛世里生下她们自己的孩子。可是女人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了空，因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乱世，每一个乱世里总有不顾一切要出生的孩子，正应了英国十八世纪著名的英雄体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的名言：“希望在心头永恒悸动：人类从来不曾，却始终希冀蒙福。*”（“Hopespringseternalinthehumanbreast:Manneveris,butalwaystobeblessed.”（*中文翻译为作者本人所为）。

《阵痛》是一本写得很艰难的书，不是因为灵感，而是因为时间和地点上的散碎。这是一本在三大洲的四个城市里零零碎碎地完成的书稿，如今回想起来，我觉得这个辗转的写作过程兴许是上帝赐予我的一段特殊生命历程，让我有机会结识了一些平素也许视而不见的朋友。他们凭着单纯的对文学的尊重和热爱，在安排住宿和考察地点以及许多生活琐碎上给予了我具体而温馨的关照。在此感谢我的朋友季卫娟，你的友情使我坚信阳光的真正颜色，即使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感谢温州市的白衣天使全小珍女士，由于你，我才得以有机会观察婴孩诞生的复杂而奇妙的过程，你丰富的接生经验使我的叙述有了筋骨。感谢居住在多伦多的艺术家赵大先生，你对六十年代艺术院校生活的详细描述，极大地充实了我认知经验里的空白区。感谢我的表妹洪恺，这些年里无论是在阴霾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你一直用那两只片刻不停地操劳的手和那双带着永恒的月牙状微笑的眼睛，照拂着我的身体和心灵的种种需要，在遥远的地方为我点亮一盏亲情的灯。尤其感谢我的家人——你永不疲倦地做着我的肩膀我的手帕，尽管我可以给你的总是那样的少。你从未在我的书里出现过，可是每个字里却似乎都留有你的指纹。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故乡苍南藻溪，还有我的故乡温州市——我指的是在高速公路和摩天大楼尚未盖过青石板路面时的那个温州，你们是我灵感的源头和驿站。

张翎2014.2.8.

于多伦多的冰雪严寒之中

首发

2014年3月4日，她的新长篇小说《阵痛》在京举办首发式。

对女性坚强生命形态的书写与歌颂。

如果说张翎的《余震》是写心痛，那么这次的“回家之作”《阵痛》则是通过女人生育之痛来映射家国之痛。小说时间跨度从1942年到2008年，以三代母亲不同寻常的情感和孕育经历为线索，七十年的悲欢离合在三代女人三次传奇般的生死经历所产生的磨难中一一展现。

读完小说，给人最大的震撼是女性在面对历史的风云变幻、人世的风波险恶、生命的无常无奈时，那种洞穿一切苦难困窘的坚忍不拔的精神，以及艰辛背后难以想象的隐忍与隐忍之下的强大力量。生育的阵痛是短暂的，而时代带给生命的磨难却是长久的。女人在面对磨难“忍辱”求生的过程中彰显出的生机勃勃的生命意识，她们的生命形态显示出的对他人的包容和对生命的信心，无疑是小说中人性追寻的最大亮点。

上官吟春、孙小桃、月桂婶、赵梦痕、宋武生……这些女性或因战争、动乱而颠沛流离，或经受巨大的心灵考验与折磨……她们无法逃脱宿命套在身上的镣铐，面对苦难，她们用匍匐的姿势维持她们的呼吸，而唯一的反抗形式是隐忍。她们身上的隐忍并不意味着低头屈服，而是一种含蓄而内敛的处世与做人方式。这种“力量”，不仅需要内心沉淀，更需时间历练。隐忍、弱势、寂然的表面积蓄的是一种感天动地的力量———来自于她们内心的坚强与坚持、无私和承担。她们历尽生活艰辛后，都能勇敢地担当起自己命运，对生活充满希望。诚如张翎自己所言：“这部小说与其说是关于经历的，不如说是关于希望的。在乱世里，最后能够活下来的总是女性，因为女人会为爱卑贱地活着，‘希望’　永远在心头悸动。”

促使张翎对这种隐忍力量的书写，多半是缘于家庭的一些经历：“作为她的外孙女和一名小说家，我隔着几十年的时空距离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隐隐看见一个柔弱的妇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势，在天塌地陷的乱世里默默爬出一条路。”张翎母系家族那些坚忍而勇敢的女性们，充盈着她一生写作灵感的源流。她把她们的精神气血，东鳞西爪地捏合在虚构的人物里。

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张翎既是观察者，又是亲历者，这使得她讲述故事的技巧、行文中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具象化的意识流表述、温婉细腻的语言，都独特新颖，极富感染力。更为可喜的是，多重身份的组合使得这部小说不仅超越了简单的历史叙事，也写出了女性视角的波澜壮阔，更把整个国家史、民族史与个人生命体验恰到好处地合。

为了体现三代女性命运共性中的差异性，张翎在上官吟春、孙小桃身上刻意突出她们对男人爱的表达方式的单一：上官吟春用裸露的胸脯抚慰被爱和恨撕扯成碎片的大先生，孙小桃用牙缝里省下的钱喂养被理想烧成灰烬的黄文灿。故事延续到第三代宋武生身上，她虽有一定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但擅写女性的张翎，最终还是把她拉回母性的叙事框架。这样的“妥协”最终表明，女性在残酷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焕发出生存与爱的强大意志，光彩足以超越那些平庸懦弱的男性。这正与张翎的创作意图不谋而合：“这部长篇小说试图表现在男人缺席的世界里，女人顽强的生命力，和遭遇千万种厄运，依旧对生活对生命的延续充满了希望的本性。在《阵痛》里，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心怀不同程度的社会正义感，期待融入并影响改变世界，但结局常是捉襟见肘。女人在危难中寻求男人的依靠，结果是希望落空———男人正陷在世界泥淖中。男人绕不过乱世的坎坷，女人却能把身子挤成一丝细流，穿过最狭窄的缝隙。这进一步表明，对女性坚强生命形态的书写与歌颂，正蕴含了张翎强烈的此在关怀，呈现出她对世道人心的一贯呵护，对生命坚持的一份敬重与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