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事件》系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东北地区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中的借口之一。

1931年春，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区、洮南市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大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市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区、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区，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准备与在洮南市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语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 “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地区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市、旅顺口、海城市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地区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狮童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市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学良作了汇报。张学良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张学良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原地区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张学良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市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科尔沁右翼前旗察尔森镇的居日很山一带，就是当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导火索——“中村事件”的发生地。

中村震太郎，日本关东军陆军大尉，1897年生于日本新县。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他在日本关东军情报二部供 职，直接受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领导，负责搜集中国军事情报工作。

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奉命到东北地区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族和一名白俄罗斯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洮南市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瑞玑字玉衡)所部拘获。

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

中村震太郎，因其从事特务活动而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处死了。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

如果中原地区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帝国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当地农牧民愤怒地推倒墓碑，扒掉小庙。墓碑遗址至今留存，成为一处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就在1931年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目的是以此麻痹中国当局。24小时之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久，关东军在原科尔沁右翼后旗北居日很山顶为中村震太郎立一石墓碑，并在墓前建一座小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