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长耀(1877一1950) ，字鉴三，天津市静海区梁头镇王庄子村人。少年时，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入私塾后，头脑愚笨，村人讥讽他“鸡窝里还能掏出凤凰蛋？”，邓闻后没有气馁，更加发奋攻读。光绪年间，考中秀才。以后，曾任北京崇荣门总办，并在太医院学过一段中医。

在练军当军医时，邓结识了火头军(旧军队中的炊事员)冯玉祥。邓每天教他读书写字，颂念文言文，并多次讲述岳飞、文天祥等治国爱民的故事，冯深受教益。二人情谊日深，结为金兰兄弟，邓为长。光绪三十四年(l908)，邓与冯玉祥、鹿仲麟、商震等成立武术研究会，并以此为基地传播革命思想。冯任军政要职后，先后委其为湖南省鼎城区、临澧县知事及绥远省民政厅厅长、陕西省民政厅厅长（兼代，1928.4—1928.11）、陕西省政府代理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张自忠、冯治安领导的集团军中任顾问。抗日战争胜利后，随冯玉祥隐居泰山，襄助其写回忆录。新中国建立后，任天津市政协委员。

邓不徇私情。任临县知事时，冯玉祥荐其堂弟到临澧谋事，邓委其科长。后发觉此人办事消极，满腹牢骚，遂将其免职。

邓思想开放。曾撰《女小儿语》一书，文中反对妇女缠足，提倡妇女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和学习。

邓为官清廉。任职几十年间，从不盘剥百姓，至退出政坛时，积蓄寥寥，借居天津亲朋之家，直至病逝。

放足运动中，邓长耀是个不可不说的人物，民国十七年的《申报》多次介绍过有关他的放足事迹。邓长耀（1881-1956），是冯玉祥的得力助手，民国初期随着冯玉祥进驻陕西省，做过临潼区、长安等县的知县，1926年出任陕西民政厅厅长。从历史资料来看，邓是一个清廉官吏，也是一个办实事的人，其做事方法不拘一格，追求实效，从放足运动中可见一斑。

在任陕西民政厅长期间，邓长耀常外出私访，见妇女脚带就取，同时让自己厅内工作人员也外出查缉，不数日内就集了几千条脚带。有一次，邓厅长在民政厅召开放足大会，大门内两旁挂满了裹脚布，长短不一，参差不齐，其中还有血迹斑斑未及洗净的；二门高挂小脚绣鞋数百双，尖头向下，好看极了。整个民政厅，犹如杂货铺一般。进了二门，在中山俱乐部内，陈列了许多放足歌曲，是为“放足歌曲展览处”。再往里，民政厅大楼前的空地上，搭设了演讲台，并有草席棚子遮雨遮阳。邓氏演讲时，边演边讲，以裹脚布及小脚鞋嗅之以鼻，作欲呕状，引在场众人笑声不止。当时有几名小脚女人在场，邓厅长将她们邀请到台上，讲解放足的好处，并亲手为她们放足。在场群众要求检验邓夫人的脚丫子是否大脚，邓夫人坦然上台，伸双足任众人检视，台下欢声雷动。这样的场面，很有些性的意味，引起轰动不足为怪。除了演讲大会，收裹脚步，这位厅长同志还别开生面，组织乡间游行。城镇上易于宣传管理，乡间倡行却比较艰难，于是邓厅长想了一招，临时组织了一群小脚妇女，在乡间赤脚游行。这招倒是很管用，不用多费口舌，看见的人自然知道那痛苦有多扎心。

冯玉祥接管河南省以后，邓长耀也随其出任河南民政厅放足处处长。冯玉祥对妇女缠足深恶痛绝，为使放足运动在民间起到效果，通令全军官兵家属首先放足，起个带头作用，民间大家赞赏。邓长耀在河南期间，延续在陕西省的作风，经常亲率部门人员出外严密检查，见小脚就当场解放，将裹脚布带回。除亲查之外，并悬赏放足，凡取得裹脚布百条者赏银元五元，有钱就更好办事，一个月就收得脚带二万五千四百余条，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