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震（1888年9月21日-1978年5月15日），字启予，又作起予、起宇、启宇，河北省大城县苦水坞人，祖籍绍兴市，中华民国陆军二级上将。

商震出身贫寒，早年先后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陆军专门学校学习，期间，商震加入同盟会，并与冯玉祥结为盟兄弟。辛亥革命爆发后，商震发动辽阳起义，后在各地军队任职，1916年投入晋绥军阎锡山麾下，参与1925年的阎、冯大战。1927年参加北伐，先后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平津警备副司令、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职。1931年，商震脱离晋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3年，商震被任命为华北第二军团司令，率部参加冷口抗战，1935年授二级上将，历任天津市警备司令、代天津市长、河北省主席、河北省保安司令、河南省主席等职。抗战全面爆发后，商震率部先后参加正定保卫战、武汉会战、第一、二次长沙会战。

1941年，商震转入外交战线，历任中国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等职。在此期间，1943年，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参加开罗会议，1944年参加敦巴顿橡树林会议，提出的补充建议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1947年，商震改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1949年5月，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留居日本。

新中国成立后，商震分别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回国参观访问。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日本东京病逝，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刘斐在商震的追悼会上评价：商震生前一直心系祖国，关心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盼望并努力争取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因而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和海外广大侨胞的尊敬。

商震，1888年9月21日生于保定市，祖籍绍兴市。商震为家中长子，五岁丧父，家境贫寒。商震幼年曾就读于浙江同乡办的私塾，1905年，商震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学堂（即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洋文班学习。后因“煽动革命”而被学校开除。1906年，商震赴东北地区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9年3月，商震在新军二十镇七十八标三营一哨任哨长，10月升为掌旗官，次年3月任二十镇参谋。在此期间，他与在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任三营管带的冯玉祥结为盟兄弟。1910年1月，商震与熊成基在哈尔滨市谋刺清政府海军大臣贝勒载。事情败露后，熊成基被捕就义，商震逃往日本，进入日本陆军专门学校学习。

在日本期间，商震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商震回到东北，联络进步分子，倡导起义。1911年8月，商震任关外民军总司令。同年11月25日，商震与同盟会党人徐镜心等人在辽阳市率众起义，次日为清军所败，退往庄河市、烟台市等地，后又到达潍县，联合地方武装反对清军。当时，黄兴写信给孙中山，推荐商震与于右任为中原地区国内联络人。

1912年10月，商震就任山东第二混成旅旅长。1913年5月，商震被调充北洋政府陆军部顾问。后因袁世凯怀疑商震参与南方革命党“二次革命”活动而被京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拘押，后经冯玉祥向陆建章疏通幸免，遂投入陆建章麾下。

1914年2月，商震被陆建章委任为河南省仓库总办。同年，商震随陆建章入陕镇压白朗军起义，任陕北卫成司令部参谋长。1915年3月，商震又被任为陕西省第一旅旅长兼陕北地区卫成司令。1916年6月，陕西讨袁军陈树藩起兵驱逐陆建章，商震随即率残部过黄河投奔阎锡山，所部被编为一个团，自任团长。1917年7月，商震奉命率部参加平定丁巳复辟后，晋军扩为四个混成旅，商被任命为第四混成旅旅长。此时阎锡山接受段祺瑞的要求派商震率所部援湘，结果全旅溃败。商震回晋后，奉命主管兵工生产，对山西省近代工业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1918年，陕西郭坚部进入山西，阎锡山先令晋西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总指挥率部迎击，又派商震为副总指挥增援，在吉县以西马斗关黄河滩上歼灭郭部数百人。同年7月，冯国璋任命商震为山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旅长。1924年1月，商震被任命为山西省暂编第一师师长。同年冬，河南省樊钟秀军突袭山西，攻破上党郡峻极关，围攻辽城，逼近太原市。商震奉命率部迎击，将樊军击退。经此一战，商震在山西军队中声名鹊起。

1925年10月16日，直系浙督孙传芳通电反对奉系向东南各省扩张，吴佩孚19日通电响应。年底国民军冯玉祥部向山西省进攻，晋北十三县除大同市、天镇县外皆失守。商震奉命防守雁门关山岳地带。不久，吴佩乎转与奉系张作霖联合，共同反对国民军。1926年8月，国民军从南口败退后，商震率部挺进绥远省，被任命为绥远特区都统兼北方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收编韩复榘、石友三的两个师。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重振旗鼓，在商震的默许下，韩复、石友三两个师重返西北军。

1927年，山西响应北伐号召，晋绥军改为第三集团军，全面进攻奉军，商震任代第三集团军总司令。7月9日，商震改任第一军团军团长，9月又兼任第三集团军左路军总指挥。1928年1月，商震在偏关县附近击溃奉军郑泽生部。1928年4月，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奉军，商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率晋军向黑石关出击，先后占领保定市、北京、天津市，并另派一部由晋北进占察哈尔省。6月26日，商震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主席。8月28日，商震又兼任河北省剿匪司令。10月19日，商震被任命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11月，商震因北伐有功，兼任平津警备副司令，并实际代阎锡山的平津警备司令一职，执掌平津警备部队。1929年3月，商震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0月，阎锡山趁国内新军阀间矛盾加剧之际，把有自主倾向的商震调回太原市，改任有职无权的山西省政府主席。

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商震因态度消极，未被阎锡山起用；也因此，在阎、冯失败下野后，商震没有受到南京方面的任何处罚。1931年1月31日，国民政府改组山西省政府，商震任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2月13日，晋绥军缩编为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四个军及孙楚的护路军。4月，张学良在北平市组织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改编山西军队，任命商震兼任第四军军长。6月商震被选任为国民政府委员。

同年7月，石友三举兵进攻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向南京告急。作为援军的一支，商震出兵石家庄市，率所部黄光华、高鸿文两旅，出娘子关截击石友三后方。石友三叛乱平定后，商震接管了冀南、豫北一带防务，所部三十二军扩充为三个师，即一三九、一四一、一四二师。之后，驻邯郸市的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及驻大名的骑兵第四师郭希鹏部也被拨归三十二军建制。商震以晋省情形复杂、派系各异为由，于8月6日辞去山西省主席一职，并保荐徐永昌继任山西省主席。9月12日，商震授国民政府颁发的一等宝鼎勋章，从此脱离了晋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开始。1932年8月，张学良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商震为北平军分会委员。10月，商震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1933年2月热河失守，长城各口告急，商震被任命为华北第二军团司令，指挥五十七军何柱国部、六十七军杨正治部和所部三十二军等，防守长城冷口至秦皇岛市一带。3月22日，日军第六师团第三十三旅团进攻冷口，商震指挥黄光华师奋勇抗击。4月9日，日军以第六、第八两师团共三万人的兵力猛攻冷口，商震所部三十二军虽奋力抵抗，终因伤亡甚众，于4月11日冷口失守。不久山海关区以西各口相继被日军控制。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停战协定》，商震率部退驻北平南苑。1933年，商震收编了因被国民党军和日军围击而伤亡惨重的方振武、吉鸿昌部一千余人，并密令部下在押解途中，让方振武、吉鸿昌逃脱。

1935年4月3日，商震被授予二级上将。6月，中日签订“何梅协定”，被迫撤换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河北省人民政府亦被迫由天津市迁至保定市。6月4日，商震被任命为天津警备司令；18日又被任命为代天津市长。因遭到日本人的抗议，天津警备司令部被改名为津沽保安司令部。6月25日，商震接替于学忠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8月19日，商震被任为河北省保安司令；11月又当选为第五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这期间，日本军方曾几次想与商震合作，并派一些大汉奸前来游说，均被商震拒绝。12月8日，商震请求辞去三十二军军长、河北省府主席、津沽保安司令及冀全省保安司令各职。12日，宋哲元被任命为河北省主席：商震改任河南省府委员兼主席。1936年1月，商震兼任河南省保安司令，所部三十二军仍驻防冀南豫北一带。

1936年2月17日，红军东征抗日，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蒋介石命商震率部进入山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商震借口与阎锡山不合婉拒。蒋介石改派陈诚为总指挥，并调商震所部一四一、一四二师归陈诚指挥。在两师出发前，商震在石家庄市召集团以上军官讲话，要大家保存实力。故入晋后，两师并未与红军有大接触，且有二三百人携械投入红军。红军西撤后，商震的部队又回到冀南、豫北一带。1937年6月，商震被任命为豫、皖、苏三省军事整编委员会委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商震被免去河南省主席一职，于10月2日就任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仍兼三十二军军长，接替刘峙担负平汉线北段抵抗日军的战斗。在正定保卫战中，商震部因力不能支，撤退到黄河南岸沿河布防。1938年，第二十集团军调归第九战区指挥，下辖第三十二、十八、二十九和七十四军，参加了武汉会战。同年底，商震奉命率三十二军调往长沙市，不久又调往南昌市担任南浔线防务。1939年3月1日，商震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四、五十三、三十七军和第二军，曾参加第一、二次长沙会战。1939年10月，商震被调任抗日战争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2月升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驻在衡阳市，仍兼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十三军和第八十七军，担任湘江以西至湖北公安沿洞庭湖一线的防务。此后商震被调往重庆市，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

1941年1月，中英军事同盟成立，商震任中国缅、印、马军事代表团团长，率团赴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和印度进行三个多月的军事考察。商震回国后，与代表团成员回国后共同编写了长达三十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10月，商震又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事局局长，自此结束了长达30年的戎马生涯，转而在外交战线上为国效力。

1943年中、美、英三国的首脑在开罗举行会议，这是二战时期中国元首参加的最高级别的盟国会议。商震作为首席军事代表同司法院院长王宠惠、空军司令周至柔、中国国民党中宣部长董显光等陪同宋美龄，先蒋介石一天飞赴开罗。在出席开罗会议前，商震已奉蒋介石之命，与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一起，精心拟定了要求美国装备训练中国军队和要求英国协同配合反攻缅甸的提案。11月22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开罗举行第一次会议，商震同美方的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史迪威将军、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及英方的第一代缅甸的蒙巴顿伯爵路易·蒙巴顿将军等一起就反攻缅甸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从开罗回国后，商震又根据开罗会议的决定，同史迪威制定了反攻缅甸的具体作战计划。

1944年3月17日，为促进中美谅解与合作，争取美国扩大对华军事援助，建立中美特殊军事关系，商震被任为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5月17日，商震一行抵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与美国政要就加强对华军事援助进行了交涉。5月30日，蒋介石致电商震指出，日军已开始向粤汉路进攻，让他请求美方加强第十四航空队的实力。5月31日，商震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介绍了中国军事形势，并代表蒋介石向罗斯福要求为挽救豫湘桂战场危局，希望美国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但遭到美方拒绝。

1944年8月，商震与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参加了反法西斯同盟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林会议。尽管由于苏联的反对，中国未能参加美、英、苏第一阶段会谈，而只参加了美、英、中第二阶段会谈，但商震等人还是坚持在会议的第一阶段提交了中国政府的立场文件，并在会议第二阶段，代表中国，商震提出了七点补充建议，其中三点被提交给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最终全部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

1945年9月初，商震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7日即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1946年1月，商震兼任联合国军事参谋委员会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国际大审判。商震代表中国在辩论中以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指出，不论是“九一八事变”，还是“七七事变”及以后对中国长达八年的全面侵略，昭和天皇都是首要决策者，作为日本惟一的最高统治者和军队的惟一最高统帅，天皇难辞其咎。中国坚决主张废除日本天皇制，追究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商震的慷慨陈词，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的心声。

1946年10月，商回国任蒋介石的副官长。1947年5月，商震改任盟国共同管理日本委员会中国方面代表及大使级中国驻日本代表团团长，并于10日抵达东京。

1949年5月，商震因不满蒋介石的统治，看到蒋介石政府大势已去，遂辞去驻日代表团团长职务退休，留居日本。蒋介石曾多次劝说商震去台湾，他都拒绝了。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商震更加向往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盼望祖国统一。商震没有像一些留日中国人一样，加入日本籍，并表示“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人”。1974年和1975年，商震先后两次回国参观访问，多次受到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亲切接见和宴请。之后，商震希望再次回国，但因病未能成行。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日本东京病逝。他的夫人安田作子及亲属将他的骨灰送回国内，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实现他叶落归根的遗愿。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刘斐在商震的追悼会上评价商震：“商展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以后又参加了抗日战争，他同情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商震）对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对祖国的繁荣昌盛和国际地位提高深感自豪。”“商震先生生前，一直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关心祖国统一的伟大事业，盼望并努力争取台湾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因而受到祖国人民的欢迎和海外广大侨胞的尊敬。”

王兴纲在《我所知道的商震将军》中评价商震：“商很有才干，又无旧军人之恶习嗜好，兢兢业业，自强不息，故屡著战功。”

《商震先生生活琐记》的作者靳荣萼评价商震：“商震其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平时事无巨细，必亲自过问，一切文稿必须经他批阅。虽然官气十足，但也平易近人。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有此共感。”

民国史专家贾逸君评价商震：“商赋性慷爽，持躬极严。平居俭朴，治事甚勤，颇具自强不息之精神，其在河北、绥远省、山西省主政期内，勤政爱民，民到于今称之。”

商震出任中国驻美军事代表团团长后，《中央日报》发文评价商震：（商震）主持军委会外事局多年，经验丰富，必能胜任新职。

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后，英、美代表评价商震：“中原地区代表团成员（商震）巧妙地策略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为会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商震在担任河北省主席期间，为了抵制日本策动的“华北五省自治”，他搞了“武术救国”。商震以省主席名义下令各县保送青年学生二人到北平南苑学武术，名为“军官团技术队”，半年期满后回县开办武术馆，开展武术活动。但因他拒绝“华北五省自治”，被迫辞去河北省主席，改任河南省主席。因此，“军官团技术队”也开赴保定市。在育德中学，商震对队员讲话时怒斥一些汉奸的分裂行为，说他们“投靠敌人，为国人不容”，颇具民族骨气。

商震驻守北平市期间，与外国人经常往来，并聘有一美国使馆人员在家教授英文。他还在军队中组织一马球队，在平津上海等地与外国人比赛。他不仅自己学英文，还提倡部下学英文，常对青年军官说：“我39岁开始学英文，现在能说能写，你们20多岁，难道就不能学习了吗？”他平日好穿西装，讲究整洁礼貌。商震不论是练兵治事，还是生活习惯，完全效法欧美资产阶级一套作风。

1974年10月，商震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参观访问时，叶剑英对他说：“欢迎你到祖国来，叶落归根嘛。想回来的人，都可以劝他们回来看看，你是他们的带路人。‘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句话令商震为之动容，他说：“我早就想回国看看，希望在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争取立功。

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日本东京病逝。商震家属遵照其生前遗愿，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请求，中共中央迅即批准商震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1978年6月30日，商震骨灰安放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赠送了花圈、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追悼会由乌兰夫主持，全国人大常委刘斐致悼词。商震逝世后，夫人安田作子遵其生前嘱咐，将商震收藏的字画书籍500余件分别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他为祖国所作的最后一件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