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1887-1959年），字次宸，山西县（今山西省原平县）沿沟村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历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等职。

徐永昌出身于耕读之家，早年就读私塾但因家贫而辍学，父母病逝后被徐椿龄选入武卫左军。1908年徐永昌考入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毕业后授副军校（中尉），担任武卫左军副哨长，后升任毅军新兵营哨长。1912年夏进入陆军部将校讲习所进修，毕业后被分配到南京预备军官学校担任第七连连长，在陆军大学第四期学习期间参与倒袁运动，毕业后担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1917年，徐永昌受孙岳邀请出任直隶军官教导团教官，后他将军官教育团迁至保定市。1920年之后，徐永昌相继出任直隶保卫团营长、第十五混成旅参谋长，两次直奉战争期间担任十五旅第二团团长、国民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又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兼陕西警备司令，后代理第三军军长并率部加入晋绥军。1927年北伐战争期间，徐永昌出任右路军副总指挥击败奉军，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攻取保定，之后相继担任晋绥军第三军军长、绥远省及河北省政府主席。中原大战时，徐永昌出任陇海铁路总指挥、晋绥警备司令及山西省政府主席。1935年晋授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二级上将，次年被蒋介石安排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抗战爆发后，徐永昌先后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徐永昌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代表国民政府在日本东京湾接受日本投降书，次年他担任陆军大学校长，后助阎锡山固守孤城太原市，并受孙科邀请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徐永昌因陆军大学改制而辞去校长之职，之后出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并晋升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1959年7月12日下午，徐永昌病逝于台湾大学附设医院。

徐永昌著有《求己斋日记》《回忆录》《杂记》等作品。历史学家吴相湘在《民国政治人物》中评价徐永昌，认为他是一名朴实的军人，挺立于反复无常、变乱多端的北方军界，具有模范作用，治理绥远、河北和山西省，以廉洁爱民著称，日本投降后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享受近代军人难得的荣幸。

1887年（清光绪十三年），徐永昌出生于山西省崞县沿沟村，字次宸。祖辈耕读传家，祖籍为代州振武卫（今代县），明末搬迁至原平市，其父徐庆（一说徐亥）弃学经商，于大同市某家粮店内做磨面工作，不满一年时间，其母赵氏病逝，后徐庆续娶继室张氏，又将她的儿女全部改姓为徐。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徐永昌的继母张氏和父亲徐庆相继去世，再加此前他的两姊一兄全部病逝，于是13岁的徐永昌成为孤儿。

1900年冬，徐永昌父亲去世一个月后，他前往大同南关曹叔店里去探望曹叔。当时因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武卫左军护送光绪皇帝和慈禧前往西安市避难，途中经过大同时，武卫左军后营书记官徐椿龄前往曹叔店中，于柜房遇到身披重孝的徐永昌，询问他是谁家的孩子，曹叔向徐椿龄道出徐永昌的身世遭遇，使得徐椿龄大为怜悯，再加上两人属于同姓，便将他携带进入武卫左军，担任勤务事宜。徐永昌随军前往西安，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后，武卫左军经河南省、河北省东归，后驻军大石河，徐永昌的生活才彻底安顿下来。

徐永昌七岁时，曾入读私塾，学习“四书五经”，但除四书外，他仅涉猎过三经，《诗经》略有涉猎，而《周易风水》未曾有过阅读，后因家贫辍学。随军驻扎琉璃河时，因徐椿龄拥有藏书，徐永昌便利用闲暇读书练字，期间也曾得到徐椿龄的教诲。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徐永昌正式进入毅军服役，先后随军驻扎于南苑、南通市、平泉、呼兰等地，因诚实受到长官赏识，后感染伤寒，于徐椿龄家中休养，学习《春秋》和《左传》，因其经常利用闲暇读书，学识日益增长。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武卫左军随营学堂招生，共录取一百六十人，而徐永昌以倒数第二的成绩勉强入学。进入随营学堂读书，实现了徐永昌多年的求学愿望，为此他专心攻读，弥补自身不足，从而学业大进，后在第三次月考中，学习成绩由倒数第二名跃升为第四名。因徐永昌从未学过算术，为补齐这门功课，他苦学四个月未曾走出校门，最终成绩冠绝全班。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革命前，徐永昌从武卫左军随堂学院毕业后，被授予副军校（中尉），担任武卫左军左路前营左哨副哨长之职。此后徐永昌因清朝腐败，与革命党人有所往来，辛亥革命爆发后，续桐溪以保护地方为名，集合周围临近各县，组成忻代宁公团，据守大同市。徐永昌跟随其统领陈希义奉命前去平定大同革命党，但他不愿回乡与革命党人作战，便借故拒行，于是被调任毅军新兵营哨长，并严格训练新兵。

1912年春，“北京兵变”时，徐永昌布防新城，率部抓捕盗贼，维护社会秩序，得到上司的赞赏。同年夏，陆军部筹设将校讲习所，徐永昌励志求学，辞去哨长之职继续求学之路。次年冬，徐永昌毕业，因其成绩优异，深受讲习所教官及陆军部主管的器重，后被分配到南京预备军官学校担任第七连连长，但徐永昌推辞未去就职，又被推荐担任直军团附，他依旧坚决辞职。因徐永昌认识到自身不足，期望继续求学，于是在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第四期读书。次年因袁世凯谋求帝制，正在陆军大学求学的徐永昌，前往上海参与讨袁运动，几经辗转后，加入山东居正吴大洲的民军，并为吴大洲组织参谋厅。袁世凯死后，徐永昌返回北京继续学业，1916年冬他从陆军大学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为方便与革命党人孙岳、续桐溪共同工作，辞去外调的任命，留在北京担任陆军训练监编辑官。

1917年七月张勋复辟时，徐世昌前往保定市，催促孙岳劝说曹锟率部入京攻打张勋，后因曹观望态势，又赶赴天津市与续桐溪、陆建章等人商谈，派人劝说驻军廊坊市的冯玉祥和驻军通州区的张锡元，最终张锡元在一万元开拔费的诱惑下，率部赶至北京朝阳门。但张锡元最终受人劝阻，又率部撤到城外，后段祺瑞马厂誓师，彻底击败张勋的复辟。

1917年冬，孙岳在廊坊创办直隶军官教导团，并邀请徐永昌出任教官。次年春，孙岳因公前往湖北武穴，军官教导团奉命搬迁至保定，于是徐永昌负责学校搬迁工作，在他的努力下，仅花费三日便完成搬迁，然后在保定开课。在徐永昌的教育下，学生们深受影响，后来国民军第三军的军官便多出自于此军校。1920年7月，孙岳成立直隶保卫团，任命徐永昌担任营长，后孙岳出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又任命徐永昌出任参谋长，徐永昌管束部下非常严格，常常通过实例教育约束部将。1922年，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出任直军西路司令，徐永昌督战，并于良乡以北长扬村击退奉军优势兵力，后转战河南省，率部平定河南督办赵倜响应奉军的变乱。直奉战争后，孙岳兼任冀南镇守使、右翼巡防统领，而徐永昌调任第十五混成旅第二团团长，并率部移驻大名、保定市等地，期间受孙岳委托，领兵剿灭当地土匪。

1924年5月，徐永昌调任第一团团长，后率部驻守定县。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出任京师戒严司令，并将第二团及骑炮兵调入北京。当时孙岳驻军大名，续西峰等人劝说孙岳推倒曹锟及吴佩孚，后徐永昌应孙岳征召入京，参与商讨倒曹吴事宜，深受《春秋》《左传》影响的徐永昌并不赞同，但大局已定，倒曹吴之举已经势在必行，于是徐永昌对孙岳表达他的意见，倒曹吴之事他不同意，如果让他去做，他定当从命。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入京软禁曹锟，吴佩孚闻讯逃奔湖北，经张作霖主持，推举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组建国民军。次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通电就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及副司令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第三军军长，孙岳担任第三军军长后，欲委任徐永昌出任师长，但遭到徐永昌拒绝，于是改任第三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保定，主要负责平汉线北段的治安。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孙岳出任陕豫甘“剿匪”总司令，并特许他率部入陕督陕，入甘治甘，于是孙岳任命徐永昌兼任第三军第一路总指挥，率部由保定市南下经河南省西进。7月9日，徐永昌率部攻取潼关，后于当月12日便抵达渭南市，当时陕西省督办吴新田的北洋军第七师已经布防临潼，徐永昌认为部众多为新兵，应该实施猛攻速战，于是徐永昌率部渡河偷袭，一战而胜，后于16日率部抵达西安。8月，孙岳奉命兼任陕西督办，并任命徐永昌担任第一师师长兼任陕西警备司令，并准备率部继续向甘肃进军。但段祺瑞突然任命冯玉祥出任甘肃督办，导致孙岳、徐永昌无法进军甘肃，而陕西又不足以自给，便率部东行，经河南省北上京津。当孙岳、徐永昌率部抵达郑州时，续桐溪正在策划推翻阎锡山，于是续桐溪便欲与孙岳合兵攻打山西省，但孙岳认为天津既有港口，又有关税，便力主攻打天津奉系军阀李景林。徐永昌见孙岳态度坚决，便顺从孙岳的主张，但他对阎锡山很有好感，因此暗中将续桐溪等人进攻山西的计划透露给阎锡山，阎锡山花费重金收买续桐溪部将胡德辅的父亲，使得胡德辅按兵不动。

徐永昌趁机拉拢续桐溪部将胡德辅、弓富魁，于是他们跟随孙岳率部北上直取保定市，后孙岳、徐永昌率领主力攻取任丘市、大城县，并逼近天津市。因奉军撤退，孙岳率部攻取天津，后孙岳出任直隶督办兼省长。1926年1月，李景林、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向天津反攻，奉军再入山海关，而吴佩孚又乘机率部抄袭，最终国民军第二军惨败豫西，国民第一军撤退五原县，孙岳患病后，徐永昌代理国民军第三军军长之职，率部于津浦铁路被直鲁联军击败，并退守包头。9月，冯玉祥得到苏联援助于五原誓师响应北伐，致电徐永昌，邀请其共举大事，但徐永昌认为苏联不将中东铁路归还中国，足以证明所谓援助毫无诚意，于是与冯玉祥疏远，并欲返回包头市屯垦。

1927年2月，徐永昌给阎锡山的炮兵司令周玳致函，表示欲前往太原市面见阎锡山，得到肯定后，徐永昌与参谋等人前往太原拜访周玳，后由周玳引进，徐永昌得以与阎锡山会面，并表示如果讨伐奉军，他愿意担任先锋。4月，徐永昌第二次到访太原后，与阎锡山达成协议，以客军身份入晋，并驻防汾阳县一带。

6月，阎锡山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出兵攻打张作霖，后徐永昌被任命为右路军副总指挥，率部移驻阳泉市，阎锡山派遣周玳前往阳泉宣读“北伐誓词”。同年秋，徐永昌联合晋绥军杨爱源东出平山，与其他各路晋军遥相呼应，击败奉系张作霖的军队，后因奉军大举出击，导致战场局势逆转。徐永昌预料到因石太铁路空虚，存在奉军长途奔袭太原市的危险，于是率部由原路返回获鹿、平山县一带修筑工事，等待奉军的到来。不久之后，奉军果然前来，徐永昌率部以逸待劳，击败奉军，致使奉军向后撤退，而他率部乘机回军驻守娘子关。

1928年1月，国民政府继续北伐，阎锡山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徐永昌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二路军总指挥。 4月，徐永昌率部与第三集团军（一说第四集团军）第二次进攻奉军，徐永昌兵出井陉县，过获鹿与循津浦、京汉铁路线北进的各路军队互为声援，后先攻取滹沱河，再取望都县，并于5月30日攻克保定，六日后，北伐军攻取北京。这时，孙岳病逝于上海市，徐永昌获悉消息后，立即与周玳去面见阎锡山，奏请阎锡山将其所统辖的部队改编为晋绥军，他认为以前保留国民军第三军的番号，是因为他是暂代孙岳“看家”，而他无权处理部队，如今孙岳病逝，如果不能尽快改编，军心会难以安定，也会让他无法自处。于是徐永昌将其所统辖国民军第三军改编为两个师、一个骑兵旅、一个独立团，并正式加入晋军行列，而徐永昌也被阎锡山委任为晋绥军第三军军长。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委派徐永昌担任河北省政府委员，负责协助省主席商震处理久经兵荒的北地，后正式设立绥远省，徐永昌于当年10月被国民政府委任为绥远省政府第一任主席。期间徐永昌商讨请求赈济督办朱庆澜运送东北地区的余粮来救援绥远的灾荒，同时又命令会长张元善以工代赈开筑河渠，在徐永昌的努力下，绥远民众开始兴建工程，修建堤坝开挖河渠，兴建水利，开拓良田，使得社会秩序逐渐安定。次年8月，徐永昌调任主席，期间接待来访的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佐分利在北平日本使馆设宴款待徐永昌，二人就中日两国关系达成初步共识。不久河北省发生水旱灾情，徐永昌便召集平津银行界人士，以及朱庆澜、熊希龄、李石曾等人开会商讨，并奏请行政院批准以长芦盐场为抵押向银行贷款。此外徐永昌设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组织人员开凿水井疏通河渠。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前，阎锡山电请徐永昌前往太原市开会，徐永昌认为对国家而言，战争刚刚结束不久，不应该再起战事，但对阎锡山而言，也不应该发起战争。此外徐永昌分析出三条原因，一为如果战事不顺，平日依附的势力会出问题，二为冯玉祥善于迷惑人心，一旦有利益冲突，必会翻脸，三为李宗仁的桂系相距太远、韩复榘等人不可靠、唐生智毫无实力等，最终对抗蒋介石的重任必然会落在晋绥军身上，但阎锡山力主联合冯玉祥、李宗仁等人对抗蒋介石。

5月，阎锡山通电讨蒋，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任命徐永昌出任陇海铁路总指挥，徐永昌率部南下进入河南省后，便派遣部将在中山桥轨道之上铺设木板，然后覆土洒水进行维护，同时在黄河两岸准备数百只民船。中原大战持续六个月时间，后因蒋介石的中央军加强攻势，战局急转直下，张学良统率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致使倒蒋联军败北。徐永昌因早有准备，他在掩护友军撤退的同时，对部属的布置也是处理的井井有条，重炮重等武器装备依次北渡，后率部进入太行山，抵达高平市一带。部队整顿完毕之后，徐永昌便辞去总指挥之职，不久后被阎锡山任命为晋绥警备司令。

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看到战败后残局难以收拾，便宣布下野并避居大连市，同时将山西省军政交给徐永昌与杨爱源负责。1931年春，山西省主席商震率领其旧部两个师，离开山西归附于蒋介石，山西省政府主席空缺，于是蒋介石于8月任命徐永昌为山西省主席，徐永昌以不胜繁巨请辞，实则又担心阎锡山有所疑忌。同年9月29日，蒋介石召开行政院国务会议改组山西省政府，再次任命徐永昌为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表面上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实际上是为阎锡山“看家”。1932年2月，阎锡山重返太原市后出任绥靖主任，徐永昌与阎锡山朝夕相处，来往十分频繁，但在处理军政事务中也常有分歧，久而久之两人之间产生嫌隙，互有猜忌之心。徐永昌面对军政大事时，便让秘书长直接向阎锡山汇报，并将他的名章交给秘书长代行。

徐永昌主要负责山西省建设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设立山西省政设计委员会，主要致力于经济建设。同时徐永昌组织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致力于改革教育，此外他还设立查禁毒品委员会，严惩山西境内贩卖毒品的罪犯，提倡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提高百姓的生活条件。不过徐永昌暗中也积极打通与蒋介石的关系，等待时机离开山西，蒋介石获悉徐永昌有意归附，便于1934年7月借故将其调到武汉，并派往江西省视察围攻中国工农红军根据地的战事。次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地区，徐永昌请求蒋介石组织参谋团进入陕西省指挥军事并且监督省政。1936年1月，内蒙德王受日本人煽动，与中国国民党对抗，但乌伊两盟十二旗王公与晋绥军关系亲近，便通电拥护中央，于是国民政府公布绥远省境内各蒙旗政务委员会组织大纲，并派徐永昌前去主持。2月，红军发布《东征宣言》并渡河东征，徐永昌获悉消息后驰归山西省，辅佐阎锡山调兵遣将，修筑碉堡、围堵红军。5月，红军返回陕北后，徐永昌正式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职，改任山西清乡督办。

徐永昌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后，蒋介石将其调往南京任职，后出任南京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辅佐蒋介石整顿军队，并准备国防工事。1937年“七七事变”后，徐永昌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主任，指挥华北地区方面的抗战事宜。次年，军事委员会改组，设立军令、军政、军训和政治四部门，而徐永昌被任命为军令部部长。军令部主持参谋作业，搜集并研判敌情制定作战最高指导方针及各战区作战大纲，徐永昌任职期间，建立参谋人事制度，并改进参谋教育制度。1941年7月，徐永昌于中国抗战爆发四周年之际撰写《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文中他认为中国最高统帅部采用持久消耗战略，而致使日军未能实现速战速决的计划。

1945年8月17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委派徐永昌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团长，并于9月2日参加于东京湾举行的盟军受降典礼，徐永昌代表国民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投降后，徐永昌曾建议蒋介石，将东北地区划归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派兵于山海关区热河一带驻防，以避免与苏联产生纠纷，但蒋介石却力主内战。后徐永昌辞去军令部部长之职，并于1946年6月出任陆军大学校长。1948年7月，山西省大部分地区解放，阎锡山仅困守太原市一座孤城时，徐永昌飞抵太原，从陕北榆林空运国民党军一个旅，又从西安市空运三十军一个师，并派出一队空军，帮助阎锡山固守太原。1948年12月，孙科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邀请徐永昌担任国防部长，以协调各方共同拯救危局。次年1月21日，蒋介石派遣徐永昌和蒋经国及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等人，前往北平市促使傅作义率部南迁，企图阻挠北平的和平解放。后徐永昌飞回广州市，协助阎锡山协调各地意见，并率领陆军大学生员迁往台湾。

1951年，陆军大学第二十三期学生毕业后，陆军大学改制，徐永昌辞去校长之职。次年，徐永昌改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后于10月晋授陆军一级上将。1954年，蒋介石成立所谓“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令陈诚为主任委员，徐永昌与胡适、左舜生、徐傅霖等人被任命为副主任委员，该职位为无实权的闲职，致使徐永昌有大量的时间整理其日记，主要是1933年之后的手稿。1959年年初，前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杨爱源去世，作为朋友的徐永昌感到悲痛，身体也较从前大为衰弱，先是左臂疼痛后又患上感冒，同年6月30日徐永昌在家人建议下住进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特一号病房，但徐永昌最终于1959年7月12日下午四时二十五分病逝于台湾大学附设医院，之后徐永昌被葬于台北纱帕山坡地八十坪。

徐永昌著有《求己斋日记》《回忆录》《杂记》《言论集》等。此外，还有台湾出版的《徐永昌日记》12册，其中前两册为《求己斋日记》木刻本，后十册为日记铅笔手稿影印本。

徐永昌先后主政绥远省、河北省和山西三省积极推动省政建设，他上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之后，以民众需要作为出发点，结合山西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并在具体过程中克己尽责，要求政府各级分层负责、各司其职。其中徐永昌调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间，新任驻华公使佐分利到任后前来拜访，并于北平日本使馆设宴款待徐永昌。当时正值东北地区发生“铁岭事件”，佐分利认为中日两国悬案太多，致使两国关系陷入无法解决的僵局，徐永昌期望两国能够公平合法合理解决问题，但双方都不应该走上极端，徐永昌的观点得到佐分利大使的认同。徐永昌担任山西省政府主席期间加快山西建设，恢复前任主席商震裁撤的村政处，继续在山西境内推行村政，要求新任村政处处长樊象离以民众的需求为村政核心。

1928年至1929年，徐永昌主政绥远省期间，商讨请求赈济督办朱庆澜运送东北地区的余粮来救援绥远的灾荒，同时又命令会长张元善以工代赈开筑河渠。绥远民众粮食充足后开始兴建工程，修建堤坝开挖河渠，兴建水利，开拓良田，令百姓能够依据农时播种，最终使得绥远社会秩序逐渐安定。次年河北省发生水旱灾情，徐永昌召集朱庆澜、熊希龄、李石曾等以及平津银行界人士开会商讨，并奏请行政院批准以长芦盐场为抵押向银行贷款三百五十万元，将长芦盐场的盐加价一年，再延长一年。此外徐永昌设立河北省农田水利委员会，组织人员开凿水井疏通河渠，治理泛滥的永定河；同时他在农村广泛打井以抗旱，以此培育民众的财力与物力。此外徐永昌整理河北省财政预算，减少省政府不必要的开支，增益税收，使得财政日趋稳定。在主政山西省期间，徐永昌成立山西省设计委员会实行改革，倡用国货，建立新工业，振兴农田水利。

徐永昌主政山西六年期间开展教育改革问题，并出席各类教育会议及制定教育改革方案，他主张人才教育要统计，职业教育要确实，小学教育要普遍。中小学教育是徐永昌主政山西之初改革的重点，他因时制宜，强调中小学教育要重视质量，同时重视教职工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通过师范教育的制度化，使师范生自学校训练阶段到毕业从教，形成一套完整的衔接体系。此外他还重视教材编修问题，在课本编修内容上注重体现爱国思想。在大学教育方面，徐永昌特约教育厅长冀贡泉、财政厅长王平、省府秘书长王谦审查大专院校改革方案，规定山西大学为四院，即法学院、工学院、理学院、文学院，院下设系，系下设班。其他工业、农林、商业专门学校，皆为职业学校，由学生自主操办，不聘用专职工人或农夫。徐永昌对山西大学教育体制的发展完善，缔造了山西大学在整个国民期间的发展最高峰。此外，徐永昌在职业教育改革方面也有建树，加强对专门职业人才的培养，为解决失业人口不断增加的问题，改组初级职业学校等。

南京《新中华日报》评价：“徐永昌是一个研究地图的人。因不只四壁所悬者为地图，案头披览者亦为地图。他的笔在地图上轻轻地画一条线，几千里外的部队，就要忙碌奔走好几天。”

阎锡山赠挽联评价：“事人忠而律己严，率部次相封，旧帅盖棺方易帜；造诣深则所见远，扬威在国际，大奠登舰受降书。”

徐永昌的秘书兼友人王平评价：“很少遇到像他（徐永昌）这样纯正而自然的人，亦很少遇到像他这样有涵养的人！”

历史学家吴相湘在《民国政治人物》中评价徐永昌，认为他是一名朴实的军人，挺立于反复无常、变乱多端的北方军界，具有模范作用。治理绥远省、河北省和山西省，以廉洁爱民著称，而在沈阳事变后，协调南北军人的意见，沟通各方思想，抗战爆发后，负责中国国民党军队人事制度的建立与教育的改进工作，各项工作处理的井然有序。日本投降后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享受近代军人难得的荣幸。

徐永昌旧居位于杏花岭区杏花岭街道办事处精营东边街32号，原为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的公馆。它是徐永昌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前建造，是一座典型的国民时期传统四合院。坐北朝南，正房砖砌台基，高为0.5米，面宽五间，卷棚硬山顶。西侧为宅院，东侧为花园，中间隔有长廊，如今东花园已经被毁。现仅存西侧宅院，为四合院布局，东西宽为24.77米，南北为37.46米，占地面积为891.1平方米。大门位于院落东南角，中轴线上建有南房、正房，两侧为东西厢房、廊房、凉亭、耳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