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间，由日本特务机关幕后策划的独立于中华民国政府、投靠日本的运动，亦称“华北特殊化”。1935年7月6日，国民政府亲日派首领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内容主要是：取消河北省境内的中国国民党组织，撤出河北境内的中央军，取缔一切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之后，日本侵略者及大小汉奸开始大肆鼓噪“华北地区五省（河北、山东省、山西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自治”。

10月22日，日寇在香河县指使汉奸暴动，发表所谓“自治宣言”。河北的安次区、庆云 等数十县也先后发生类似事件，并由汉奸组织临时维持会。不久，日寇又收买一批汉奸，流氓向国民党天津市当局“请愿”，要求自治。

1935年11月24日，日本指使原中国国民党河北省榆区行政督察专员、大汉奸殷汝耕发动「冀东事变」，24日在通县专区发表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宣言，25日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华北地区自治”的“榜样”，提倡华北特殊化，将冀东十二个县独立与国民政府管治之外，由日本幕后操控。

与此同时，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又奔波于保定市、太原市、济南市等地，企图利用冀察平津地区的宋哲元、山西省的阎锡山、山东省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等来实现“华北五省自治”。1935年9、10月间土肥原正式 向宋提出建立辖有河北省、察哈尔省两省的“华北防共委员会”，并允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11月又抛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在20日前照其方案首先宣布“自治”。天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则声言：土肥原的要求必须实现，无商量余地。为此，多田骏亲飞济南引诱韩复，派人去保定市诡称宋、韩对“华北自治”已表同意，以胁迫在医院治疗的河北省主席商震返平“协商”事宜。日外相亦在各种外交场合上宣扬：对华北自治运动，无理由取消等等。日本驻华大使有吉奉命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此时，中国中央政府如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地区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日益恶化的危险。”

在日军的压力下，国民政府被迫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于1935 年12 月18日，成立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原地区行政区域之外。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则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取其名而取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紧密控制冀察当局。采用其惯用的阴谋手法，先由交通经济入手，企图使“成为张作霖时代之东北地区”。

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借“自治”的名义达到吞并华北地区的目的。华族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