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敏（1873年－1945年），字叔鲁，浙江余杭县人。中国近代政治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脑之一，汉奸。

王克敏于1901年考中举人，旋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历任浙江留日官费生经理员、留日学生副监督等职。六年后，王克敏回国，在度支部、外务部任职，之后成为直隶总督杨士襄、陈元的幕僚，帮助他们处理外交事务。民国初年，王克敏历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总裁、盐务署督办等职，并且在王士珍、曹锟、顾维钧等人执政时，三次出任财政总长，期间，发生了“金佛郎案” ，王克敏为了个人利益，出卖中国利益。1927年，王克敏投靠张作霖，先后担任安国军总司令部财政讨论会委员、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五年后，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王克敏被任命为财务处主任。之后，历任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市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37年，日军占领北平市、天津后，王克敏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任议政委员会常委、行政部部长、“新民会”会长，上任后，即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大量掠夺华北物资资助日本侵略军。次年3月28日，王克敏遭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刺杀并受伤。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王克敏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在汪伪政权首脑汪精卫及华北联络部部长森冈的联手排挤下，王克敏被迫辞职。三年后，王克敏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复职，并陆续担任了华北税务委员会委员长、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务。抗日战争胜利后，王克敏在北平市被逮捕，拘押在北城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945年12月25日，王克敏在狱中服毒自杀（一说病逝）。

抗日战争时间，王克敏甘为汉奸，担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脑，打击抗日力量，帮助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的资源，控制华北的经济。学者杨飞、薛文娟在所著《王克敏与汪精卫的明争暗斗》中评价：“王克敏与汪精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醉心于权术，在宦海中几经沉浮，还一度携手出任伪职，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他俩结合的过程中，有时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但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相互争斗，其贪婪自私的秉性，尽显无遗。”

王克敏，字叔鲁，生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浙江余杭县人。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王克敏考中举人，旋被清政府派往日本，历任浙江省留日官费生经理员、留日浙江学生监督、驻日公使馆参赞、留日学生副监督。六年后，王克敏回国，先后在度支部、外务部任职，后成为直隶总督杨士襄的幕僚，帮助杨士襄处理外交事务。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陈夔元上任直隶总督后，王克敏担任直隶交涉使。

民国二年（公元1913年），王克敏赴法国游历，回国后，历任中法实业银行董事、中国银行总裁。五年后，署理内阁总理王士珍组建内阁，王克敏入阁，担任财政总长，同时仍然兼任中国银行总裁及盐务署督办。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王士珍借病请辞，内阁改组，王克敏也辞职，之后，他作为北京政府十名代表之一，参加南北政府的和平善后会议。从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开始，王克敏先后担任中法实业银行总裁、天津保商银行总理、中国银行总裁、教育减债基金委员会委员等职。在此期间，北京政府曾有意任命王克敏为江苏省省长，但由于江苏省民众团体的坚决反对，任命最终作罢。

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6月，总统黎元洪辞职，内务总长高凌霨暂代内阁总理之职，一个月后，王克敏出任财政总长，但刚上任一周，就因为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天津市直系军阀势力的反对而辞职。十月六日，王克敏辞去中国银行总裁职务，四日后，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王克敏与曹锟颇有交情，再次出任财政总长。“金佛郎案”期间，王克敏在中法实业银行内存有巨款，但中法实业银行早就倒闭停业，于是他充当法国内应，建议时任外交总长的黄郛同意中国用金法郎赔款，出卖中国的利益。之后，孙宝琦、顾维钧、颜惠庆相继组阁，王克敏稳坐财政总长之位，因其积极为北京政府聚敛钱财，而被人讥讽为“钱鬼子”。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拘禁总统曹。王克敏逃匿至外国使馆区，不久秘密前往天津市，历任保商银行总理、海关附加税保管委员会委员、关税自主委员会委员等职。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王克敏选择投靠奉系的张作霖，担任安国军总司令部财政讨论会委员。次年，北伐军与奉系张作霖交战，张作霖落败，王克敏被通缉，为了躲避追捕，他选择在大连市隐居。但不久之后，他就担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议，兼财政处处长。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11月，经过张学良的斡旋，南京国民政府取消了对王克敏的通缉。

民国二十一年（公元1932年）1月30日，北京政务委员会成立，次月，张学良筹建北平财政整理委员会，张学良自任委员长，王克敏为副委员长，全权处理该会事务，7月，被加聘为北京政务委员会委员。次年5月，国民政府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王克敏被任命为财务处主任。之后，王克敏先后担任华北战区救济委员会常委、天津市市长、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等职。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7月2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市，立即建立“北平地方维持会”组织，并且积极策划扶持组建傀儡政权，以作为其统治华北的工具。一个月后，华北方面军设立特务部，由少将喜多诚一担任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亲自出马，先后劝诱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北洋军阀政客担任傀儡政权的首脑，无果后即选择亲日的王克敏。12月7日，在日军的保护下，王克敏来到北平，受命与董康、汤尔和、朱深、齐燮元、王揖唐等，在北京饭店成立“政府筹备处”，进行组建华北伪政权的准备工作，计划于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月1日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次日，在日本人的授意下，王克敏、等人匆匆在中南海居仁堂宣告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以北洋政府时期的“中华民国国旗”为“国旗”，“卿云歌”为“国歌”，“定都”北平市，并且在《成立宣言》中称“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德、辑睦世界友邦、开发产业”等等；之后，又设立议政、行政、司法三委员会，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并任议政委员会常委及行政部部长，在其辖区“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建立多个地方伪政权机构。王克敏上任后，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下设华北开发公司，每年向日本输出大量粮食、棉花、羊毛、铁、盐等农业矿产资源，并向日本输出大量中国劳工。二十四日，日军又成立汉奸组织“新民会”，王克敏担任会长，主张建立日本、中国、伪满洲国的联盟，宣扬奴化苟安的思想，美化日本军的侵略行为。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初，王克敏乘坐汽车回家，经过煤渣胡同时，遭到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及其手下王文、兰子春等人的刺杀。王克敏乘坐的汽车被军统人员击中数枪，王克敏受伤，与王克敏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五十六荣治当场身亡。同一天，日本人扶持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等人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管辖华中地区日军占领下的江苏省、安徽、浙江省三省。

根据日本政府的要求，两个政权“应加快促成合并”。4月4日，梁鸿志等人在日本派遣军特务部的安排下“访问”北平市，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汤尔和等人商讨合并事宜。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该伪政权，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与王克敏签订了关于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顾问的约定、附属约定及协议事项，规定在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行政、法制、军事、地方等部门，分别配置日本顾问及其辅佐官，很快，以汤泽三千男为首的顾问三名及辅佐官十五人进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不久之后，王克敏回访上海，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等人再次商谈合并事宜。9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达成协议，成立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双方各派三位委员，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是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则是梁鸿志、温宗尧、陈群，王克敏担任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北两个伪政权表面上实现了形式上的联合，但实际上因为内部矛盾重重，双方互不干涉。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1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次年6月，汪精卫、王克敏在北平市举行会谈，商议成立汪伪中央政权，王克敏同意考虑与汪精卫合作组织伪中央政府，之后，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又多次举行会谈，日本政府也有意促成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合流，王克敏、梁鸿志无奈之下只得同意。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正式成立，同一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发表《解散宣言》，并宣布成立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权变更为处理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及北平市、天津市、青岛市三市管辖地区内的防共、治安、经济及其他国民政府委任的各项事务，并监督其管辖下的各省市等等。不久之后，喜多诚一奉命调派回日本，森冈升任华北联络部部长，因为森冈与王克敏不和，而汪精卫又与王克敏争权夺利，6月7日，王克敏在森冈与汪精卫联手排挤下，不得不辞去身上的所有职务。

民国三十二年（公元1943年）7月2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朱深病亡。之后，王克敏在日本人的支持下，重新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又历任华北税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剿共委员会委员长，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物资调查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2月8日，因为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王克敏再次辞去所有职务。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10月5日，王克敏接到戴笠的请柬，要他次日到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汪时璟的家里赴宴，国民政府发布命令，通缉王克敏、陈公博等七十七名汉奸。12月6日，王克敏在北平市被逮捕，被拘押在北城炮局胡同陆军监狱。12月25日，王克敏在狱中服毒身亡（一说病逝）。

民国二十六年（公元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王克敏以及汤尔和、朱深等人宣布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内容包括有“灭党”“剿共”“亲日”等政策，他们在民众中散播仇共、仇国的心理，肆意攻击坚持抗战的国共两党，把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诬蔑成“祸国殃民的罪魁”，把共产党诬蔑成“杀人放火的匪盗”，意图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破坏中国抗日战争的政治基础，并且认贼作父，美化疯狂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建立和强化日伪统治系统，组建伪警团，推行保甲制度，控制中国的基层人民，建立伪军官学校，协助日本侵略者实行“治安肃正”“治安强化”“剿共”等任务，对华北抗日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3月，日本侵略者为了掠夺华北的资源，推出了《华北产业开发计划草案》《华北资源需要数量计划委员会报告》《华北产业开发第一次五年计划》等所谓的“开发”和“建设”计划，以王克敏为代表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权与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签订了协议，设立日华经济协议会、日华贸易公司、东北经济恳谈会、华北经济协议会等，帮助日本侵略者大量掠夺华北的棉花、羊毛、粮食、煤炭、电力、石炭、液化、盐、铁矿产、交通等资源，把华北变成日本的原料供应地。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华北的金融控制，满足日本侵略者的经济掠夺和军事扩张的需要，民国二十七年（公元1938年）1月7日，以王克敏为代表的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强迫华北的各个银行出资，创建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这家银行的目的是统一华北币制、统制华北金融，进而把华北的金融活动同中国其他地区相隔离。这不仅是对中国国民政府自1935年以来一直追求的财政统一与完整的破坏，更是想要摧毁中国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制度。同时，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还宣布撤销原设立的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平、津两分会，另设立京津两市现银保管委员会，以便侵吞平津两市保管的大批现银，进一步加强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学者贾士毅在所著《民国初年的几任财政总长》中评价：“王克敏待人很谦逊，生活却很奢华。因中年狂嫖断丧，瞳孔畏光，出入经常戴墨色眼镜，时人谓之曰王瞎子。胜利后被捕，病死狱中。一生荒佚，终落得如此下场。”

学者杨飞、薛文娟在所著《王克敏与汪精卫的明争暗斗》中评价：“王克敏与汪精卫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醉心于权术，在宦海中几经沉浮，还一度携手出任伪职，在中华民族史册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他俩结合的过程中，有时相互利用、狼狈为奸，但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相互争斗，其贪婪自私的秉性，尽显无遗。”

学者王春南在所著《汉奸王克敏生平纪析》中评价：“王克敏一再出任财长，是替北洋政府聚敛钱财的能手，时人蔑称他为北洋政府的‘钱鬼子’”“汉奸王克敏终究未能逃脱历史的惩罚，而死有余辜。”

王克敏的曾祖父王兆杏喜好收藏，建有藏书楼“知悔斋”，并编有《知悔斋总目》。王克敏的父亲王存善也是清末民初藏书家，民国建立后，曾经出巨资购买众多流散的殿本、明本、抄校本等数百种图书，据王存善编的《知悔斋存书总目》记载，王家“知悔斋”藏书达20余万卷。1917年，王克敏继承了“知悔斋”，继续购进新书，曾经以8000元购买贵阳陈氏的藏书，他还喜欢校书，曾经校过《南朝史精语》《辑雅堂诗话》等书。王克敏醉心政治，抗日战争时甘为汉奸，抗战胜利后，王家的藏书一部分被充公，收藏在杭州市，其中交给浙江省立图书馆收藏的书籍多达432箱，5061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