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1907-？），河北省宁河人，国民党军统特务、国民党少将、杀手，绰号“辣手书生”。

1926年，陈恭澍考入广东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因病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1931年，陈恭澍被从外派中召回，参加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1932年春，参加力行社特务处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训结束后，被派往北平市，参与建设“北平站”的工作，期间得到了王天木的帮助。1933年，“北平站”初具规模后，陈恭澍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北平站”站长。1933年5月，陈恭澍和王天木一起完成了刺杀张敬尧的任务。次年，陈恭澍又主持了暗杀吉鸿昌的命令，任务完成后，被任命为军统华北区区长。后因刺杀石友三失败，被戴笠撤职收押，释放后任军统“天津站”站长。此后陈恭澍相继主持了制裁殷汝耕和王克敏的任务，均以失败告终。1939年3月，陈恭澍接到戴笠的命令，去河内制裁汪精卫，但陈恭澍等人射杀的是汪精卫的得力干将曾仲明，河内刺汪失败后，陈恭澍回到上海市继续执行刺杀汪精卫的命令，但一直未能得手。

1939年8月，因“上海区”组织瘫痪，陈恭澍被任命为“上海区”区长，担任区长期间，成功处决了傅筱庵、张啸林两个汉奸，还制裁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1941年10月，陈恭澍在上海被汪伪76号特工逮捕，为保全性命投降叛变，在汪伪政府担任过特工总部科长、“政治保卫学校”教育长等职位，并把军统的组织、活动等情况写成了《蓝衣社之内幕》一书。1943年，陈恭澍在日本“梅机关”做情报工作时，设法和戴笠取得了联系，获得了戴笠的原谅，并被任命为“上海第七站”站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陈恭澍在上海被戴笠以“汉奸罪”逮捕，1947年被释放，被郑介民任命为“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负责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省、绥远省等地的特务武装工作。期间，陈恭澍组织队员支援过石门战事，也试图策反过林彪和陶铸，都以失败告终。但在策反活动中因获取到有利情报，为第一大队赢得了巨额奖金。1948年夏，陈恭澍在南京接到郑介民的命令，让他回北平市后立即着手处理“留置工作”。1949年1月，因交通中断，“留置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1949年1月上旬，陈恭澍乘专机到南京，辗转到上海后知道自己被降职，便辞职去了台湾。1949年底，曾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从事“反共”的情报工作，后回到台湾担任“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被晋升为“陆军少将”。1969年退休，晚年出版《英雄无名》系列丛书。

陈恭澍，1907年生于北平，河北宁河人。1925年冬，因为和嫂嫂吵架负气去了广东省。1926年考入广东黄埔军校第四期，后因病被编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步科。1931年，陈恭澍被从外派中召回，参加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1932年春，参加力行社特务处南京香林寺特务训练班，受训结束后，陈恭澍被派往北平，参与建设“北平站”的工作，期间“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常常给陈恭澍等人讲解从事特务工作的要求，以及各地风土人情，社会各阶层众生相等等。1933年“北平站”初具规模后，陈恭澍被任命为“北平站”站长。

刺杀张敬尧

1933年春，张敬尧被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收买，潜入北平，策动旧部、勾结流氓，准备做日军攻城的内应。5月2日郑介民接到通知要制裁张敬尧，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北平站”站长陈恭澍、华北区行动组组长白世维，命他们七天之内完成任务。陈恭澍收到张敬尧在东郊民巷六国饭店居住的情报后，和王天木碰头，以搞清张敬尧住在哪个房间。王天木、白世维前后住进六国饭店，第五天下午从西装店掌柜那得知张敬尧在六国饭店有三个房间，分别是331、333、335，随行人员有张敬尧的参谋和副官。第六天，陈恭澍、王天木、白世维密谋后决定：王天木和白世维一起去六国饭店做准备，戚南谱负责在六国饭店外接应，隋炀帝随时待命。王、白到六国饭店二楼走廊时，王天木发现张敬尧在二楼还有个房间，便把张敬尧指认给白世维，白世维立即对张敬尧开了枪，张敬尧从床上栽了下来，当天下午3点在一家德国医院毙命。中国国民党北平机关报报道，张敬尧是被锄奸救国团击毙的。

枪杀吉鸿昌

1934年，戴笠命陈恭澍暗杀吉鸿昌，按理说，当时吉鸿昌在天津的法租界霞飞路，这任务应该由天津特务处负责，但因前任站长王天木被蒋介石关押，现任站长王子襄刚上任，行动单位也没建立，所以这次行动由陈恭澍主持，天津市站负责配合。

陈恭澍命王文、吕一民、吕问友、杨珊成立特别行动组，住进英租界巴克斯道(今保定道)的一幢房子里，准备暗杀吉鸿昌。吕一民、吕问友化成小贩监视吉鸿昌，吉鸿昌发现后，搬到英租界牛津别墅(今新华路庆云里)。后来陈恭澍等人得到情报，李宗仁派刘少南来天津，刘少南要在国民饭店38号房秘密会见吉鸿昌、任应岐。陈恭澍先在38号房的对面开了个房间进行监视，杨毓珊进了饭店，假装带着外甥女在楼道里玩皮球，趁服务员敲开38号房送开水的时机，把皮球扔进了房间，看见里面的人正在打麻将，确定了吉鸿昌的位置后，过了一会儿，吕一民，吕问友便踹开了38号的房门，直接朝吉鸿昌的位置开了枪，但因打牌换庄，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的位置，所以中枪身亡的是刘少南，流弹伤到了吉鸿昌的右臂。等吕一民再次开枪时，吉鸿昌拔枪反击，枪声引来了法国巡捕，巡捕把吉鸿昌等人带到了法租界的巡捕房。经孔祥熙、宋美龄交涉后，吉鸿昌、任应歧被转押到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后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吉鸿昌事件后，陈恭澍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嘉奖，升任为军统华北区区长。

毒杀石友三

1934年12月，戴笠给陈恭澍下发了制裁汉奸石友三的命令，陈恭澍、白世维、王文三人是这次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陈恭澍派王文侦察石友三的生活起居，恰好王文和石友三的副官先鸿霞有私交，经王文劝说后，先鸿霞答应帮他们除掉石友三。经先鸿霞提供的信息，陈恭澍发现在石友三的住宅很难下手，因为石友三的行踪事先也不会透露给任何人，也不到租界之外的地方行走。于是他们联合了石友三的厨师褚某，决定给石友三复旦投毒案。陈恭澍把原天津市站长王子襄给他的一包毒药交给褚某，褚某把毒药下进石友三爱吃的火锅里，但因褚某在行动中神情紧张、双手颤抖，被石友三看出破绽，之后先鸿霞和褚某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毒杀石友三失败后，陈恭澍为了躲避戴笠的惩罚，逃离北平市，在塞北流落将近一年后，去南京找戴笠请罪，戴笠撤了陈恭澍的职位，并将他关在南京羊皮卷“乙地”监狱。

制裁殷汝耕

1936年初夏，陈恭澍从“乙地”监狱释放，被任命为“天津站”站长。11月，戴笠命陈恭澍制裁和日寇勾结的殷汝耕，派唐英杰辅佐其行动。陈恭澍最初准备采取突击硬干的形式完成任务，可到北京通州实地探测殷汝耕的情况后，发现殷汝耕的住宅戒备森严，突击行动只怕会打草惊蛇，所以，他们又谋划了个“美人计”，由戴笠介绍的尚小姐帮他们完成制裁殷汝耕的任务。尚小姐跟殷汝耕的关系密切，能在殷汝耕家自由出入，尚小姐选中了殷汝耕的一个贴身副官，这个副官答应帮助尚小姐杀死殷汝耕，可后来这个副官反悔了，他向殷汝耕告发了尚小姐，导致尚小姐被送进了日本宪兵队。

陈恭澍等人再次协商后，决定偷袭殷汝耕的办公地点。可还没等到他们开始行动，殷汝耕的伪冀东保安队成员张庆余、张砚田率部起义，击毙日本顾问和200余汉奸，并抓捕了殷汝耕，在把殷汝耕押往北平市途中，张庆余、张砚田等人被日军一举歼灭，殷汝耕又被日本人带走了。最终，制裁殷汝耕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狙击王克敏

1937年12月14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市成立，王克敏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伪新民会会长。1938年初，戴笠给陈恭澍打电话，要求他制裁王克敏。陈恭澍接到命令后，打扮成做钱币、邮票生意的老板来到北平，先找到曾担任复兴社华北分社助理书记的齐庆斌。齐庆斌认为，要制裁王克敏，必须要有内线接应，不然很难完成任务。之后，陈恭澍又找到住在煤渣胡同西口37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北平市区书记兼代理区长毛万里，毛万里接到戴笠的指示，答应给陈恭澍一切自己能给的帮助。经陈恭澍等人的多方周旋，联系到了王克敏的警卫队队长，警卫队长提供了情报：王克敏每周二下午两点都会到煤渣胡同宪兵队和日本特务喜多诚一见面。陈恭澍立即命令王文从天津市带行动组来北平，经过部署和多次演练，在3月28日这天，陈恭澍带着行动组来到煤渣胡同附近，下午13点57分，王克敏的车进了煤渣胡同，陈恭澍示意行动组人员准备行动，当王克敏的车准备左转时，陈恭澍命行动人员开枪，兰子春、徐自富便向王克敏的车开枪，之后陈恭澍便带人按原计划撤退。陈恭澍本以为任务圆满完成了，下午接到通知才知道王克敏只受了轻伤，中枪身亡的人是日本顾问山本荣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失误，是因为王克敏一般都自己坐在后座，但这一天他坐到了前排，军统特务们并没有得到情报。至此，制裁王克敏的行动以失败告终。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由云南逃往越南河内，12月29日发表了“艳电”，准备在南京成立伪政府。戴笠派陈恭澍、王鲁翘等人刺杀汪精卫，并指定陈恭澍为总指挥。陈恭澍一行人到了河内，先联合了河内总领事馆总领事许念曾，让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认识汪精卫的王鲁翘负责指认目标。

经过调查，他们找到了汪精卫的住所，也拿到了汪精卫的房门钥匙，得知汪精卫每天早上吃的面包是由一家面包店供给的，他们便把送面包的人拦下，换上了有毒的面包，派行动员化妆后送到汪精卫的住所，但汪精卫这天没吃面包。一天，汪精卫找水电工去修房间的水龙头，陈恭澍派行动员冒充修理工，并带着一罐毒气去了汪精卫的房间，水龙头修好后，行动员把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把窗户关闭，只等汪精卫去浴室时中毒身亡，可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

两天后，陈恭澍得知汪精卫要去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行，他们便做出了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经戴笠报蒋介石批准后，由陈恭澍和唐英杰分别率行动员乘两辆汽车，等待汪精卫的到来，可汪精卫乘坐的车后面，就是一辆载满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有机关枪，陈恭澍没找到下手的机会，于是，他们决定先跟踪汪精卫到目的地再做打算。可汪精卫已经发现自己被追踪，这次是想打探对手的实力。汪精卫摸清陈恭澍等人的底细后，没到目的地就开始折回，陈恭澍决定立即下手，但汪精卫的警备车一直紧随其后，陈、唐本打算警备车过去后再全力追击，但过马路时被一辆电车阻截，行动又一次失败。

1939年3月20日夜晚，陈恭澍等人决定深夜直捣汪精卫的住所，实行武装袭击刺杀。陈恭澍派四个行动员在汪精卫的住所警戒，唐英杰负剪断电线，帮另外四名行动员和王鲁翘潜入汪精卫的房间，四名行动员对付护卫，王鲁翘和唐英杰闯进卧室，王鲁翘负责指认汪精卫，唐英杰负责用小斧头将其杀死，陈恭澍则在外面接应。但这个计划中间出现了偏差，王、唐潜入卧室后，以为正跳窗的人是汪精卫，就将其枪杀，后来得知他们杀死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的得力干将曾仲明。至此，河内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彻底失败。

同年4月 ，汪精卫秘密乘船回到上海市，和日寇策划组织伪政府事宜，戴笠接到消息后，派陈恭澍、王鲁翘、唐英杰等继续继续行刺，可汪精卫住在租界内，防范严密，还有巡捕保护，所以，陈恭澍等人一直未能得手。7月，因军统上海区前任区长王天木和人事助理陈第容相继叛变，代理区长赵理君因病住院并被汪伪组织逮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区”组织陷于瘫痪。8月，陈恭澍奉命从重庆市乘飞机到香港执行任务，后因情况有变，第二天，陈恭澍改乘邮轮去上海待命，之后陈恭澍收到了戴笠的电报，命他接任“上海区”区长一职。

刀劈傅筱庵

1939年10月10日，傅筱庵投敌叛国，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戴笠命陈恭澍制裁傅筱庵，陈恭澍将此任务交给了第二行动队。因为傅筱庵住所周围警戒森严，陈恭澍和戴笠商量之后决定设法找到傅筱庵身边的人，刺杀傅筱庵。陈恭澍找到和傅筱庵有宿怨的杜月笙，杜月笙派管家万墨林帮助陈恭澍寻找刺杀傅筱庵的缺口。万墨林找到了傅筱庵家的厨师朱升源，因为朱升源从小就在傅家当仆人，傅对朱升源的信任超过了自己的妻子。经过陈恭澍行动组员的软磨硬泡，不会用枪的朱升源答应用刀杀死傅筱庵。1940年10月11日凌晨4点，傅筱庵回到家中，待傅筱庵睡熟后，朱升源潜入傅筱庵的卧室，对着傅筱庵的头砍了三刀，傅筱庵无声无息地死掉了。

枪杀张啸林

上海沦陷后，青帮流氓头目张啸林公开投敌，沦为汉奸，胁迫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鉴于张啸林的恶劣行径，1940年，戴笠向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立即制定计划，可行动组组长陈默两次暗杀行动均未成功。张啸林此后便加强了戒备，找了些枪法好的保镖保护自己，林怀部就是其中一个。陈默通过张啸林的司机阿四联络到林怀部，以5万银元和除汉奸的民族大义，争取到了林怀部作他们的内线。1940年8月。陈恭澍、陈默约见了林怀部，要求他尽快杀掉张啸林，并答应他事成之后安排他去法租界巡捕房当捕办。8月14日，张啸林家来了客人，林怀部想要趁张啸林送客时动手，但管家叫来了妓女来侍酒赔赌。林怀部为避免夜长梦多，便主动跟司机阿四争吵，引来了张啸林的厉声喝问，林怀部趁机拔出手枪，对着张啸林的脑门开了一枪，张啸林当场毙命。陈恭澍向戴笠汇报相关情况之后，戴笠转达了蒋介石对“上海区”工作很满意的意思。

杀赤木亲之

早在1939年夏，在上海市工部局警务处处长赤木亲之的带领下，日军对上海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工展开搜捕，大量军统志士因此殉国。1941年，戴笠为了报仇，命陈恭澍除掉赤木亲之。军统特工先花了十天的时间摸清了赤木亲之的住址和行踪进行详细记录，本打算6月11日对赤木亲之下手，因下雨被迫中止了计划。6月14日，因为出租车挡住了赤木亲之的座车，行动再次取消。6月17日早上，行动组组长叶东山命李德昌、周振芳、俞森林、杨景文四人开始行动，李德昌负责指认赤木亲之并担任第一射手，持毛瑟枪在街角守候，杨景文装扮成运输小工，推着装满杂物的木板排子车，伺机而动，周振芳、俞森林持左轮手枪在杨景文的对面负责狙击。9点15分，李德昌看到端木的车后，立刻向另外三人发送了信号，杨景文推着车挡住了端木的去路，俞森林先对着司机的位置开了几枪，又对着后排射了三发子弹，因为端木的妻子将端木紧紧护住，这三颗子弹并没有射中端木的要害。周振芳射了两枪，却没有命中端木。在端木要打开车门逃走之际，俞森林把枪伸入车窗，击中了端木的胸部，两人展开了肉搏。沪西特警来到现场，俞森林当场被捕，端木不久也气绝身亡了。

1941年10月29日晚上，陈恭澍被汪伪76号特工逮捕，并且暴露了自己是军统“上海区”区长的身份，随后陈恭澍便投靠了汪伪76号。1941年初，陈恭澍并被任命为特工总部科长，期间他把军统特务内外部组织机构、负责人、活动等相关情况都写进了一本叫《蓝衣社之内幕》的小册子里。

1942年，陈恭澍出任伪“苏浙皖四省总部”的副总指挥兼“前进指挥部”指挥官一职，后又被任命为伪“政治保卫学校”教育长。1943年，陈恭澍在日本“梅机关”做情报工作时，拜托朋友尹擎宇帮忙去找毛万里，代自己表述“希望和军统局恢复关系，请求给予工作指标，并配备一名报务员、一座电台和通信密码本”的想法。10月，尹擎宇带来了毛万里的上尉副官李耀和负责建立电台的张亚民。同时，李耀带来了毛万里的指示：要求陈恭澍多跟戴笠通报，争取多表现，对过去的事不必多做解释。至此，陈恭澍正式恢复了在国民党的组织关系，被任命为“上海第七站”站长。

1945年日本投降，戴笠在上海以“汉奸罪”将陈恭澍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经特务处的旧人为陈恭澍说情，加上当时国民党实施“反共”政策需要人手，所以，1947年陈恭澍被释放，并被郑介民任命为“励志班”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励志班”结业后，陈恭澍被任命为“国防部绥靖总队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工作地区指定在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三省，也包括北平、天津市，主要负责搞特务武装，对抗共产党武装的相关事宜。

1947年11月12日，国共两党在石家庄市（今石家庄）的战事达到高潮，国军因寡不敌众陷入困境，陈恭澍命石门的工作单位前去援助，但没能扭转败局。

1947到1948年间，陈恭澍为了解共产党在平津地区以及关内外林彪、聂荣臻部的军事动态和战略方针，准备策反中国共产党关键人物，他选定的三个目标人物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东北人民解放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冀察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陈恭澍等人商量后决定让李鸣秋为他们奔走策反之事，因为李鸣秋和林彪、李运昌都是旧识。之后，陈恭澍一边打探三个目标人物的消息，一边派张作兴打探李鸣秋的下落。1948年1月，陈恭澍根据林彪所部切断了沈阳市和锦州市的交通线的消息，断定了林彪的大致位置，但李运昌的消息一直无法取证，只能作罢。所以，张作兴找到李鸣秋后，只说了让李鸣秋策反林彪和陶铸，但李鸣秋一口回绝了。后来陈恭澍又亲自去找李鸣秋，语气由商量变成央求，李鸣秋才答应等天气暖和点替他去东北跑一趟，但目的是为陈恭澍的未来铺路，而不是策反林彪和陶铸。1948年3月，郑介民到北平视察工作时，陈恭澍向郑介民说明了策反之事，郑介民要求陈恭澍尽可能地争取李鸣秋。随后，李鸣秋便去了东北，两三个月后回到天津，给陈恭澍转达了林彪和陶铸对策反这件事的态度：林彪的态度一直和善，但没心情仔细听李鸣秋说的话，反倒劝李鸣秋留下来；陶铸则是先问了陈恭澍的状况，然后奉劝陈恭澍赶快为人民立功。至此，策反林彪和陶铸的任务便失败了，但陈恭澍从李鸣秋这一趟的所见所闻中获取到一些有价值的情报，处理后报给总部队转报给了“国防部”，因此为第一大队获取了巨额奖金。

1948年，陈恭澍在北平市先后组建了“北郊混合组”和“西郊混合组”，“西郊混合组”因工作方法不当，很快就被裁撤。1948年10月9日，“北郊混合组”在大兴区立水桥村的“情报小组”遭到了共军三个民兵大队的袭击，双方从晚上9点打到第二天天亮，“情报小组”和大兴自卫队损失惨重。

1948年夏，“绥靖总队”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郑介民命陈恭澍回北平后准备着手“留置工作”，尽快提出具体计划向南京汇报。陈恭澍和副大队长李玉林商量后，拟定了“留置工作计划纲要”，并派李玉林把计划纲要当面交给郑介民。11月，“留置工作计划”中关于“绥靖总队”南调的相关事宜得到了上级的认可。1949年初，陈恭澍命李玉林率全大队人南下，他和剩下的40多人继续留在北平市，主要处理三件事：第一，把遣散各地的大小单位人员召回北平集中；第二，用正式公文、抄录国防部电文，报告请示“华北地区剿总”备查；第三，跟铁路局交涉调拨从北平到天津市的车皮。1949年1月，因交通中断，“留置工作”暂时告一段落。

1949年1月上旬，陈恭澍随郑介民乘专机到了南京，后又辗转到上海市，当他得知“绥靖总队”已被改组，而他成了“第二总队”副队长之一时，他决定辞职，跟郑介民请示后，去往台湾。1949年底，陈恭澍受邀到香港从事“反共”的情报工作，后因工作出现疏漏，被上级领导抓到把柄，最后闹得不欢而散。1957年，陈恭澍又被张炎元派去日本开拓大陆工作，几个月后，被郑介民召回台湾，并被任命为“国防部情报局”第二处处长。1960年，陈恭澍被晋升为“陆军少将”。1969年退休，晚年著有《英雄无名》系列丛书，包括《北国锄奸》《河内汪案始末》《上海敌后抗日行动》《抗战后期反间活动》《平津地区绥靖乱》等。

陈恭澍被汪伪76号逮捕叛变期间，写了《蓝衣社之内幕》这本小册子，里面记录了军统内外部架构、负责人以及执行任务的情况。但陈恭澍本人并不承认这些内容是自己写的，他的理由是：1932年，中国国民党内部的确有个秘密组织成立，为这个组织确定名字时，有人建议定名“蓝衣社”，但这个名字没有被采用，而是用了“力行社”三个字。所以，军统里根本就没有“蓝衣社”这个组织，而“蓝衣社”这个名字是由日本人以讹传讹得来的。后来，陈恭澍接触到刊载《蓝衣社之内幕》的《国民新闻》报纸的社长黄敬斋，两人熟识后，陈恭澍要到了这本书的原稿，发现原稿有五六个人的笔迹，黄敬斋也透露，这本书的内容有些是编辑人员填补得来的。陈恭澍认为汪伪政府之所以以他的名字写这本书，是想断了陈恭澍重回军统内部的退路。

陈恭澍在《军统第一杀手回忆录3》里写到他和唐生明（此时唐生明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派到汪伪内部从事“反间工作”）在李士群的家里曾见过，但两人并没有互相指认。但据《打入日伪心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u0026瀛洲居》里记载，唐生明当时在李士群的办公室里，李士群把陈恭澍叫进来对峙，陈恭澍坚持说他和唐生明并不认识。

1939年8月，陈恭澍从香港坐邮轮回上海待命，可陈恭澍在上海没有什么故交，戴笠派毛万里到码头接陈恭澍，但邮轮快到码头时，不见毛万里，倒看到了自己隐居在上海的妻子，旁边还站着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就是胡永荃。胡永荃是米商，家境殷实，他和戴笠是故交，但凡戴笠所求，他从不推诿。机缘巧合之下，陈恭澍和胡永荃也算认识了。陈恭澍到上海之后，无处落脚，胡永荃便在杜美路（今东湖路）给他租了个3层花园洋房，并付了一年的租金。陈恭澍在《英雄无名》里写道：这是他一生中住过最豪华最舒适的地方。后来，陈恭澍行踪被暴露，胡永荃不问缘由，又帮陈恭澍在陕西北路（今陕西北路）找了个高级公寓。1940年，陈恭澍在制裁傅筱庵时，厨师朱升源提出要5万大洋，戴笠答应了这个请求，但却没兑现，陈恭澍无意中和胡永荃说起这事，一周后，胡永荃给陈恭澍一本支票，并跟陈恭澍说，支票的金额不能超过50万，不然就要和自己说一声。这些钱是胡永荃卖掉两家公司的股票，还找了亲朋好友募捐来的。陈恭澍在《英雄无名》里多次提及胡永荃，在他眼里胡永荃以爱国为己任，支持抗日，默默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