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万里（1903年—1982年2月8日），谱名毛善高，号凡，化名杜微，浙江江山人，毛人凤的胞弟，原国民党军统局特务、陆军少将，与籍贯江山的军统人员戴笠、毛人凤、毛森并称为“三毛一戴”。

毛万里中学毕业后，进入湖北、浙江省的国民党县政府担任文书工作。1932年，毛万里投考浙江警官学校，因兄长毛人凤与时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是旧识，得其引荐加入复兴社特务处，任浙江警官学校杭州特训班书记。之后毛万里相继参与了刺杀张敬尧、吉鸿昌、殷汝耕、王克敏等事件，并推荐其兄长毛人凤加入戴笠麾下，历任特务处北平区书记、军统局北平区区长、军统局上海区总督察等职务。在上海区受到汪伪破坏后，毛万里到重庆市受训，后出任重庆稽查处处长沈醉的秘书。

1942年初，毛万里负责组建军统局东南办事处，担任主任并兼任军统局浙江站站长，晋升少将，负责沦陷区敌后组织的筹建工作。之后毛万里又相继担任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主任等职务。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万里被任命为浙江省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后到美国受训，1947年7月回国后，毛万里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兼任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万里化装成资本家，从江山经福州市逃往台湾。之后，毛万里出任台湾情报部门内湖训练班副主任、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等职。1982年2月8日，毛万里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9岁，葬于台北郊区翡翠水库旁的花园公墓。

在台湾期间，毛万里参与编撰了《戴雨农年谱》《戴雨农先生全集》。学者胡平评价毛万里，称其与戴笠、毛人凤、毛森三人一并被视为军统中的巨枭。

毛万里，1903年出生于江山市贺村镇水晶山底。其祖上在明代时就聚居于此，世代为农。青少年时代，毛万里先后在江山新塘边嘉湖小学、江西上饶中学、金华作新中学读书，后在州第八中学毕业。1926年，毛万里任湖北省黄坡县政府文员，1928年任浙江省开化县党部文书。

1932年毛万里投考浙江警官学校，在发榜前得知戴笠在该校任政治特派员后，毛万里主动给戴笠写信，得到了戴笠的约谈。在谈话中，戴笠得知毛万里是自己同窗好友毛人凤的弟弟，又因为当时戴笠急于罗致人才，便让毛万里直接参加工作，将其分配去南京鸡鹅巷53号，担任三道高井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少尉书记。1933年，毛万里调任杭州特训班书记，同年4月初，毛万里随戴笠视察北平市，并帮助戴笠以及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张学良部属组织“四维学会”。5月7日，毛万里又参与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在北平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的行动。1934年，毛万里升任南京鸡鹅巷53号甲室（戴笠私人办公室）机要秘书，成为了戴笠身边的重要人员。之后毛万里奉命去南昌市，一方面协助柯建安掌管南昌行营调查科工作，另一方面也兼管蒋介石在庐山岭的警卫。

1934年的一天，戴笠向毛万里了解其兄毛人凤的情况。当时，毛人凤在浙江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戴笠便向毛万里询问，毛人凤是否会加入军统。在得到毛万里的肯定回答后，戴笠便发电报将毛人凤叫到南京特务处，派他到浙江警官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接替徐志澄担任书记。自此，毛人凤跨进了军统的门槛。

1934年冬，毛万里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北平区书记（二把手），配合军统天津站行刺吉鸿昌将军。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军统刺伤，11月24日，吉鸿昌被公开枪杀。1935年，河北榆专员殷汝耕，受日本指示，背叛国民政府，在通县组织“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毛万里奉戴笠命令，领导向影心暗杀殷汝耕的行动。为了使任务顺利执行，向影心收买了殷汝耕的副官，但最后却被副官背叛而导致任务失败。

1938年初，毛万里升任军统北平区区长，负责指挥刺杀伪华北行政院院长王克敏。毛万里委派时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陈恭澍负责具体刺杀行动。在行动组了解清楚王克敏日常出行的具体时间、警卫等情况后，3月28日，陈恭澍率领行动组刺杀王克敏。但因误将同车的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当成王克敏，导致刺杀行动失败。

1939年3月，戴笠刺杀汪精卫行动失败后，毛万里任军统上海区总督察负责督办刺杀汪精卫专案，但并未有所成就。同年秋，军统上海区受到汪伪破坏，王天木、陈明楚投靠汪伪特务机构76号，毛万里奉调重庆，参加中央高级干部训练班受训，毕业后担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沈醉的秘书，上校军衔。

1941年，戴笠派陈恭澍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沪一区区长，毛万里为该区书记，重返上海。同年8月，由于沪一区出现叛徒，导致陈恭澍在内的多人被捕叛变，军统沪一区瓦解，毛万里逃离上海，回到重庆市。此后，戴笠在上海的秘密组织先后被汪伪特工部门破坏，被捕人员达一千人以上。为了严密上海地区特务工作，戴笠在军统局本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机构——“上海实验区”，由毛万里担任区长，王一心为书记。上海实验区直接受戴笠领导，负责在上海地区布建敌后特工组织工作，所有该地有关特务人事、经费、电台派遣、使用密码，发放枪支弹药等，都不需要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本部的任何处室，由上海实验区直接办理。

1942年1月，日军为了打通粤汉铁路，切断了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的交通联络。军统局对东南地区特工的人员调度派遣，经费和电讯器材的接济也受此影响，而变得十分困难。因此，戴笠决定成立军统“东南办事处”，直接指挥东南五省的特务情报活动。1942年初，毛万里率毕高奎、刘方鉴、肖觉非等人，乘飞机从重庆市经南雄市到浙江金华，组建军统东南办事处，毛万里担任主任，兼浙江站站长，晋升少将军衔。

东南办事处成立后，毛万里即在沦陷区上海市筹建敌后组织。他指挥毕高奎为军统东南办事处上海特派员，率译电员陈惠之、萧觉非及电台主任报务员周勋等人，由余姚庵东出海，通过浦东新区，经“忠义救国军”浦东行动队总队长张惠芳派人护送，潜入上海，建立秘密电台。之后，毕高奎在上海被捕，毛万里又派陈楚之担任上海特派员，率译电员章月樵携带电台潜入上海，重新建立敌后特务组织。1942年5月，日军进犯浙赣铁路沿线，毛万里在日军逼近金华市前，将军统东南办事处和军统浙江站的人员、通讯器材、文件、档案等都转移到江山，建立后方办事处，只留军统浙江站书记章微寒率领部分人员携带电台留在金华。之后，日军又先后攻陷衢州市、江山等地，毛万里又率后方办事处人员，由江山转移至福建浦城的大碧坑山区。1942年10月，日军退出衢州、江山，占驻金华、兰溪一线，毛万里率领军统东南办事处人员迁至江山峡口周王庙。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东南办事处设在抗日战争第三战区驻地，因未纳入军事机关建制，所以没有实物配给。这样，毛万里就不得不主动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拉关系。当时，第三战区军队风纪特别坏，顾祝同就任命毛万里担任第三战区执法队队长，整顿军队风纪。毛万里率领执法队，首先在开化县处理了三人，送往监狱监禁，后又到淳安县，就地处决了三名罪犯。在屯溪县，毛万里又将盗卖军粮的兵站军粮科科长关押。毛万里这些处理都是先斩后奏，戴笠怕他因此惹事上身，便将毛万里调去建阳区。1944年秋，戴笠撤销了军统局东南办事处，在江西铅山设立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调查室，毛万里担任调查室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万里被任命为浙江省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1946年6月，根据1944年“中美合作所”第二次签订的补充协议，美国政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培训高级特务40人，因此毛万里等40名军统人员赴美国费城接受特种训练。1947年7月回国后，毛万里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兼任浙赣铁路警务处处长。

1949年1月，蒋介石引退。代总统李宗仁为了假和谈，下令取缔特务组织。毛人凤表面辞去保密局局长职务，暗地里率领原班人马，转移到上海继续从事特务活动。1949年4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毛万里立即从杭州跑到上海，会见毛人凤。4月26日，毛万里赶回杭州，在自己的住处召开了所谓“应变会议”。会议决定，浙赣铁路局警务处，分前方办事处，由毛万里率领撤离杭州。以蒋从慈代理警务处长，留部分科室人员，作为后方办事处，留在杭州，与浙赣铁路局其他人员共进退。把交警警备第三旅、交警警备第四旅、交警第一总队及浙赣铁路局警务处直属警察大队等武装部队，共约一万人调派到浙南丽水地区，建立所谓“游击根据地”。4月29日，毛万里与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和交警警备第三旅旅长杨遇春一同到达江山，在江山住商商会会长姜春城家中布置浙赣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吴海龙至吴村乡潜伏。

5月2日，毛万里先行遣送家属至南平市，后转台湾。而其本人白天在江山市城会亲友搓麻将，暗地里部署抵抗力量，任命杨遇春为江山城防司令。5月6日，江山县城解放。毛万里乘车出逃，到廿八都镇后弃车步行一段，与将家人送到南平后即开车返回的儿子毛世荣会合。行至福建浦城，毛世荣主张日夜兼程再去建瓯，毛万里坚持在此停歇一晚。第二天，建瓯解放，毛万里一行再次弃车步行，改走山路，一连走了五天。警卫人员大多走散，身边只剩下副官李耀和江山籍警卫毛庆祥。在建阳县龙村，四人被解放军抓获。毛万里在被抓前便将随身携带的相关证件烧毁，化装成资本家，并嘱咐毛世荣不以父子相称，而以经理相称。被俘后，他又出示早已准备的伪造的商人证件，蒙混过关，获得释放。

毛万里获释后逃至福州，之后在“交警总局”总局长马志超的帮助下渡海到达台湾。1949年9月，毛万里潜回浙江温州，参加了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兼浙南行署主任王云沛在此召开的永嘉、乐清、瑞安、平阳、玉环等县国民党残余人员会议。在台湾期间，毛万里出任台湾情报部门内湖训练班副主任、中美联合办公室主任等职，至1961年退役。

1966年，台湾情报部门为纪念戴笠逝世20周年，编撰《戴雨农年谱》，毛万里参与此项工作。1978年，毛万里又参与编撰《戴雨农先生全集》。1982年2月8日，毛万里因不慎将外用药内服而病逝于台北市，享年79岁，葬于台北郊区翡翠水库旁的花园公墓。

学者胡平评价毛万里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的江山人，以‘三毛一戴’最为著名：‘一戴’当指戴笠；‘三毛’，即毛人凤、毛森、毛万里。他们四人皆身居要职，被朝野上下视为军统中的巨枭。”

1942年4月1日，重庆市军统局本部举行成立10周年纪念会，毛万里派秘书姜朝龙代表东南办事处到重庆赴会，亲自撰写了一副对联以示祝贺，原文是：“从鸡鹅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不同精神还是一个，改特务处为军统局同志遍布中外敌我决不两全。”此对联特别受到戴笠的欣赏，但戴笠将上联的“鸡鹅”改为“四条”，用意是嵌入“四”“一”两字，表明是“四一”大会；将“不同”改为“前后”，表示组织没有不同，仅有先后而已；将下联的“敌我”改为“忠奸”，因为戴笠认为“敌我”不含蓄。修改后，对联文曰：“从四条巷到罗家湾组织虽有前后精神还是一个，改特务处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同志遍布中外忠奸决不两全。”这样对仗工整，寓意深远。

1944年初，戴笠陪同中美合作所美方副主任梅乐思将军到东南视察，绕道到家乡江山县。当时，军统上海站站长毛森刚刚从上海脱险来到江山。戴笠见到毛森和毛万里后非常高兴，请他们共进晚餐。席间，戴笠谈起家乡的两位名人——明代刑部尚书毛恺和清代台湾总兵柴大纪，二人都没有善终。戴笠就让毛万里与毛森前往江山县调查，找占卜先生看看是否与家乡的风水有关。但两人骑马到达长台后却毫无所得，再找占卜先生，也是没有找见。两人便到了石门，游山玩水，毛万里见到石门景象，对毛森说，石门穷山涸水自然是养不住大鱼的，大人物生于此，也难以得到善终。两人回去后，便将见到的景象告知了戴笠。戴笠认为有理，觉得自己命中缺水，也会像毛恺、柴大纪一样不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