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博鸡者事》是明代文学家高启创作的一篇文章。文章记叙了元朝末年以博鸡者为首的宜春市下层群众路见不平、“群起奋袂以伸其愤”的事迹，歌颂了博鸡者不畏强横、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侠义精神，反映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

博鸡者（1），袁州人（2），素无赖（3），不事产业（4），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5），诸为里侠者皆下之（6）。

元至正间（7），袁有守多惠政（8），民甚爱之。部使者臧新贵（9），将按郡至袁（10）。守自负年德易之（11），闻其至，笑曰：“臧氏之子也。”或以告臧，臧怒，欲中守法（12）。会袁有豪民尝受守杖（13），知使者意嗛守（14），即诬守纳己（15）。使者遂逮守（16），胁服（17），夺其官（18）。袁人大愤，然未有以报也（19）。

一日，博鸡者遨于市（20）。众知有为（21），因让之曰（22）：“若素名勇（23），徒能藉贫孱者耳（24）彼豪民恃其资（25），诬去贤使君（26），袁人失父母（27）；若诚丈夫（28），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29）？”博鸡者曰：“诺（30）。”即入闾左（31），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遮豪民于道（32）。豪民方华衣乘马（33），从群奴而驰（34），博鸡者直前捽下（35），提殴之（36）。奴惊，各亡去（37）。乃豪民衣自衣（38），复自策其马（39），麾众拥豪民马前（40），反接（41），徇诸市（42）。使自呼曰：“为民诬知府者视此（43）！”一步一呼，不呼则杖，其背尽创。豪民子闻难（44），鸠宗族童奴百许人（45），欲要篡以归（46）。博鸡者逆谓曰（47）：“若欲死而父（48），即前斗（49）。否则阖门善俟（50）。吾行市毕（51），即归若父（52），无恙也（53）。”豪民子惧遂杖杀其父（54），不敢动，稍敛众以去（55）。袁人相聚从观（56），欢动一城。郡录事骇之（57），驰白府（58）。府佐快其所为（59），阴纵之不问（60）。日暮，至豪民第门（61），捽使跪（62），数之曰（63）：“若为民不自谨（64），冒使君（65），杖汝，法也；敢用是为怨望（66），又投间蔑污使君（67），使罢（68）。汝罪宜死（69），今姑贷汝（70）。后不善自改，且复妄言（71），我当焚汝庐、汝家矣（72）！”豪民气尽，以额叩地，谢不敢（73）。乃释之。

博鸡者因告众曰：“是足以报使君未耶（74）？”众曰：“若所为诚快，然使君冤未白（75），犹无益也（76）。”博鸡者曰：“然。”即连为巨幅（77），广二丈（78），大书一“屈”字，以两竿夹揭之（79），走诉行御史台（80）。台臣弗为理（81）。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82）。台臣惭，追受其牒（83），为复守官而黜臧使者（84）。方是时（85），博鸡者以义闻东南（86）。

高子曰（87）：余在史馆（88），闻翰林天台陶先生言博鸡者之事（89）。观袁守虽得民（90），然自喜轻上（91），其祸非外至也（92）。臧使者枉用三尺（93），以仇一言之憾（94），固贼戾之士哉（95）！第为上者不能察（96），使匹夫攘袂群起（97），以伸其愤（98），识音固知元政紊弛（99），而变兴自下之渐矣（100）。

(1）博鸡：将军虫赌输赢。

（2）宜春市：治所在今江西省袁州区。

（3）素无赖：平日游手好闲。

（4）不事产业：不从事生产劳动。

（5）任气：意气用事。

（6）里：乡里，当地。下：佩服，退让。这句说：许多在当地有侠义行为的人都对他退让。

（7）至正：元顺帝妥欢帖睦尔的年号（1341—1368）。

（8）守：州郡的长官，就是下面说的“知府”，实际是指知府。惠政：善政。

（9）新贵：新近显贵得势。

（10）按郡：巡察州郡地方。

（11）这句说：袁州太守依仗着自己年老有德，看不起那个姓藏的使者。易是轻视的意思。

（12）这句说：想要利用法律来伤害太守。

（13）会：刚巧。豪民：土豪。尝：曾经。杖：杖刑，用木棍打背、臀或腿。

（14）嗛（嫌xián）：怀恨。

（15）纳：接受。赇（求qiú）：贿赂。

（16）逮：逮捕。

（17）胁服：威逼认罪。

（18）夺：罢免。

（19）报：对付。这句说：然而还没有想到对付的办法。

（20）遨（敖áo）：游逛。

（21）有为：可以有所作为。

（22）让：责备。

（23）这句说：你一向以勇敢出名。

（24）徒能：只能。藉：践踏。这里是欺压的意思。贫孱（蝉chán）：贫穷弱小。

（25）恃（士shī）：依仗。资：钱财。

（26）去：指罢免。使君：指知府。

（27）父母：比喻有惠政的太守。

（28）诚：确实是。

（29）奋臂：举臂，表示出力。

（30）诺：表示答应的声音。

（31）闾左：这里损贫民聚居的地方。

（32）遮：挡。

（33）华衣：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

（34）从：跟随。

（35）直前：一直向前。捽（昨zuó）：揪。

（36）提殴：用手提着加以殴打。

（37）亡：逃。

（38）授褫（齿chǐ）：剥。自衣：穿在自己身上。

（39）复：又。策：用马鞭子赶马。

（40）麾（挥huī）：指挥。拥：围。

（41）反接：双手反绑着。

（42）徇诸市：让他在市场上游街示众。

（43）这句说：做老百姓而诬告知府的，就会落得这样下场。

（44）难：祸事。

（45）鸠（纠jiū）：聚集。宗族：同一父系家族的成员。童：未成年的仆人。百许人：一百多人。

（46）要（腰yāo）篡：拦路抢走。

（47）逆：对面迎上去。

（48）而父：你的父亲。

（49）这两句说：你如果想让你的父亲死掉，那就上前来对打。

（50）这句说：否则就关门坐在家里好好地等着。

（51）行市：在市场上游行。

（52）归：还。

（53）无恙：不会受害。

（54）遂：即刻。这句说：豪民之子害伯博鸡者会立即用棍杖打死他父亲。

（55）敛：招拢，约束。

（56）相聚从观：互相追随着挤在一起观看。

（57）郡录事：州郡地方上掌管文书的官吏。骇：惊惧。

（58）白：告知。府：古时县以上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

（59）府佐：府一级官员的副职。快：感到高兴。这句说：府佐对博鸡者所做的事感到高兴。

（60）阴纵之：暗中放任不管。

（61）第：官僚、贵族的家宅。

（62）捽（昨zuó）：揪。

（63）数：列举过错。

（64）不自谨：自己不检点。

（65）冒：冒犯。

（66）用是：因此。怨望：怨恨。这初说：你竟敢因此而怀假在心。

（67）投间：趁机，钻空子。

（68）罢：罢免。这句说：使他丢了官。

（69）宜：应当。

（70）姑：暂且。贷：饶恕。

（71）这两句说：今后如果不好好改过自新，并且还要胡说乱讲。

（72）庐：房屋。戕（腔qiāng）：杀害。

（73）谢不敢：认罪，表示不敢再犯。

（74）是：这。报：报答。

（75）白：伸雪。

（76）犹：还，仍然。

（77）楮（楚chǔ）：纸。楮是树，它的树皮纤维可造纸，所以古人把纸叫作楮。

（78）广：宽度。

（79）揭：高举。

（80）行御史台：设在地区的执行御史台职责的官署。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大德元年（1297），金陵（今南京）被定为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设官品秩同内台，掌监察江浙、江西省、湖广三省。

（81）理：处理。

（82）徒：同伙。张：指打开横幅。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83）追：事后补行。牒：公文。这里指状纸。

（84）复：恢复。黜（触chù）：罢免。

（85）方：正当。

（86）这句说：博鸡者由于他的侠义行为而闻名于东南一带地方。

（87）高子：作者自称。

（88）史馆：官署名，掌管监修国史之事。

（89）翰林：文华殿大学士，明代在科举考试中选拔一部分人入翰林院为翰林官。明代的翰林院是掌管修史、著作、图书等事的官署，史馆就并在其中。天台：今浙江天台县。

（90）得民：受到人民的爱戴。

（91）自喜：自以为自己很好。轻上：瞧不起上级。

（92）这句说：袁守的得祸，不是由于外来的原因。

（93）三尺：指剑，这里指操生杀之权。这句说：姓臧的使者滥用权力。

（94）仇（愁chóu）：报复。憾：怨恨。

（95）贼戾（丽lì）：不正派，凶残。

（96）第：但。为上者：做上级的人。察：查察。

（97）匹夫：泛指平民。攘袂（rǎng mèi）：挼起袖子。

（98）伸：这里是发泄的意思。

（99）识者：有见识的人。元政：元代的政治。紊驰（wěn chí）：混乱、松弛。

（100）这句说：事变从下面兴起的趋势已经渐渐形成了。

博鸡者是袁州人，一向游手好闲，不从事劳动生产，每天抱着鸡召唤一帮年轻人，在街市上将军虫赌输赢。他任性放纵，喜欢与人争斗。许多乡里的侠义好汉，都对他很服从、退让。

元代至正年间，宜春市有一位州长官颇多仁爱、宽厚的政绩，百姓很喜欢他。当时上级官署派下的使者姓臧，是一个新得势的权贵，将要巡察各州郡到袁州来。太守依仗着自己年资高有德望，看不起这位新贵，听说他到了，笑着说：“这是臧家的小子啊。”有人把这话告诉了姓臧的。臧大怒，想用法律来中伤陷害知府。正巧袁州有一个土豪，曾经受过太守的杖刑，他得知姓臧的使者心里怀恨太守，就诬陷太守接受过自己的贿赂。使者于是逮捕了太守，威逼其认罪，革掉了太守的官职。宜春市人非常愤慨，但是没有什么办法来对付他。

一天，博鸡者在街市上游荡。大家知道他有能力有作为，因而责备他说：“你向来以勇敢出名，但只能欺压贫弱的人罢了。那些土豪依仗他们的钱财，诬陷贤能的使君，使他罢了官，袁州人失去了父母官。你果真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话，就不能为使君出一把力吗？”博鸡者说：“好。”就到贫民聚居的地方，召来一批向来勇健的小兄弟，共有几十个人，在路上拦住那个土豪。土豪正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骑着马，后面跟随了一群奴仆，奔驰而来。博鸡者一直向前把他揪下马，又提起来加以殴打。奴仆们惊恐万分，各自逃去。博鸡者于是剥下土豪的衣服，自己穿着，又自己鞭打着土豪的马，指挥众子弟簇拥着土豪在马的前面，把他的双手反绑着，游街示众。命令土豪自己大声叫道：“作老百姓的要诬陷太守，就看看我的样子！”走一步叫一声，不叫就用杖打，打得土豪的背上全部是伤。土豪的儿子听说有此祸殃，就聚集了同宗本家的奴仆一百人左右，想拦路夺回他的父亲。博鸡者迎面走上去说：“如果想要你父亲死，那就上前来斗。否则还是关起门来在家里好好地等着。我游街结束，就归还你的父亲，不会有危险的。”土豪的儿子害怕博鸡者会因此用棍杖打死他的父亲，不敢动手，匆匆约束招拢了奴仆们而离去。宜春市的百姓相互追随着聚集在一起观看，欢呼声振动了整个袁州城。郡中掌管民事的官吏非常惊惧，骑马奔告州府衙门。府里的副官对博鸡者的所作所为感到痛快，暗中放任他而不过问。天黑，博鸡者和游街队伍来到土豪家门口，揪着他命他跪下，列数他的罪状说：“你做老百姓，不能自己检点，冒犯了使君，用杖打你，这是刑法的规定。你竟敢因此而怨恨在心，又趁机诬陷使君，使他罢了官。你的罪行当死，现在暂且饶恕你。今后如果不好好改过自新，并且再胡言乱语，我就要烧掉你的房屋，杀掉你的全家！”土豪气焰完全没有了，用额头碰地，承认自己有罪，表示再不敢了。这才放了他。

博鸡者于是告诉大家说：“这样是否足够报答使君了呢？”大家说：“你所作所为确实令人痛快，但是使君的冤枉没有伸雪，还是没有用的。”博鸡者说：“对。”立即用纸连成一个巨幅，宽有二丈，大写了一个“屈”字，用二根竹竿夹举起来，奔走到行御史台去诉讼，行御史台的官吏不受理。于是便和他的一帮小兄弟，每天张着这个“屈”字游行于金陵城中。行御史台的官吏感到惭愧，追受了他们的状纸，为他们恢复了知府的官职而罢免了姓臧的使者。当时，博鸡者由于他的侠义行为而闻名于东南一方。

高启说：我在史馆，听翰林官天台人陶先生说起博鸡者的事。看来宜春市太守虽然能得民心，但是沾沾自喜，轻视上级，他的遭祸不是外来的原因造成的。姓臧的使者，滥用法律权力，用来报复一句话的怨恨，本来就是一个凶残的人！但做上级的人不能察明下情，致使百姓捋起袖子，一起奋起，发泄自己的愤慨。有见识的人本就知道元代的政治混乱松弛，因而变乱的兴起已经从下面慢慢形成了。

《书博鸡者事》无论选材、立意与结构，都与《史记》相近。在总体结构方面，先记事，末了用“高子曰”表述作者对有关的人和事的评论，与《史记》中各类传记篇末用“宋濂曰”以表达作者的认识一样。作者记叙博鸡者的事迹，犹如《史记·游侠列传》，既注意文字的峻洁简练，又考虑寓意于事，缘事明理。

全文六段。第一段（从“博鸡者袁人”至“诸为里侠者皆下之”）叙博鸡者过去的为人，为后文写他的转变设置了对比条件。文章叙博鸡者，不言其姓氏字号，但点明其为“袁人”，因他的义举就是替袁州知府报仇雪恨。博鸡者过去是个无赖，不从事生产，天天抱着鸡呼喊一班少豪到街上赌博；他任性使气，爱与人斗闹，使乡里间充当好汉的人物都服从他。清人李渔说：“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闲情偶记》卷三）高启这么写，有三个作用：一是介绍博鸡者的个性，与他后来的作为是有内在联系的。二是以他过去的为人所不齿与日后的众人称赞相对照；三是构成悬念，激起读者强烈的兴趣。第二段（从“元至正间”到“然未有以报也”）叙袁州知府被诬受黜，袁人大愤。作者宕开笔墨，不顺接博鸡者事，而另叙袁州太守的事迹。述袁守之事，先写其德，继写其冤，最后写袁人的愤。因袁守“多惠政”，致“民甚爱之”，那么袁守蒙冤，自然使“袁人大愤”。袁守蒙冤，一是因为触怒了姓臧的使者，一是由于豪民的诬陷。而袁守“自负年德”，傲视臧使为“臧氏之子也”，只是矛盾的诱发原因。据《孟子·梁惠王（下）》记述：鲁平公要见孟子，宠臣臧仓阻止鲁平公去。孟子的学生乐正子告诉了孟子。孟子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减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袁守借“减氏之子”奚落对方。减使是个“新贵”，趾高气扬，盛气凌人，闻后“怒”而欲以法治袁守。他利用豪民诬告袁守收贿的伪证，逮捕袁守，严刑胁服，终至削掉了他的官职。这部分是导出博鸡者事的根源，因而要叙明原委。作者愈突出袁之民爱袁守之深，愈显示袁守冤情之重；愈表现袁人愤恨之烈，也愈知袁人求报之切。袁人要为知府报仇雪恨，平反冤狱，也就将博鸡者推出了场。在一、三段叙博鸡者之事中间，楔入这么一段，好象侧笔他向，另衍枝蔓，实为决源导流，文断意续。这段叙写，言简意明，是非昭著，因果判然，字无虚设，诚史家之笔。第三段（从“一日”至“乃释之”）叙博鸡者严惩豪民。袁人愤而思报，便激博鸡者去惩治豪民：“若素名勇，徒能藉贫居者耳。彼豪民待其货，诬去贤使君，袁人失父母。若诚丈夫，不能为使君一奋臂耶？”欺贫凌弱不能称为勇，敢斗豪强方可名为勇；畏权避势非丈夫，助贤锄恶真英雄。袁人以尖利的语言激发他的自尊心，以刻薄的话语挑逗他的好胜心，以诚恳的言词启发他的正义感。对于“任气好斗”的博鸡者来说，袁人的这番激将诱导是他由“勇”到“义”转变的关键。博鸡者惩治豪民表现得有智有勇。他的智在于：第一，作好充分准备。他不是凭匹夫之勇，而是“入闾左，呼子弟素健者，得数十人”，集结了相当的力量，以便对付豪民家众多的僮奴。第二，选择良好时机。他带了人“遮豪民于道”，于路上劫持，出其不意，攻共不备，以众击寡，容易得手第三，反缚豪民游街，让他自呼“为民诬知府者视此”，既打掉了豪民的威风，又申张了正义，且能获得广大群众的拥护。第四，他善于退敌。豪民的儿子纠集百余人，他以“如前来斗，即将其父处死”的办法，迫使豪民子“敛众以去”。最后，历数豪民罪恶，并告诚豪民如不改恶从善，将焚其庐，毁其家，使豪民不敢再行作恶。博鸡者可谓虑事周密，着着得力他的勇在于；他代表群众愿望，挺身而出；豪民宗族人多势大，他从容应对，无所畏避鸡者惩治豪民，不是只图一时之快，而是以效尤。博鸡者完全是站在正义的立场，为民除害，为太守申冤。这种出于义的勇，オ是大丈夫气概。第四段(从“博鸡者因告众日”到“为复守官而黜使者”)叙博鸡者事之二：使袁守官，使波。博鸡者严惩豪民，以为这足以报袁守之仇，而群众却认为这虽然出了气，但袁守的冤未白，于是又一次引导博鸡者为袁太守申冤。博鸡者即在两丈宽的大纸上，大书一“字，到御史台去告状。这么做，一方面是将袁守的冤狱公之于众，获取社会支持，一方面对御史台直接施加压力。台臣起初不予理会，博鸡者“乃与其徒日张‘屈’字游金陵市中”才迫使台臣认真处理其事。统治者就是怕将他们的阴私揭之于众，耽心因此而危及他们的地位，可见博鸡者善于斗争。以上两段，为本文的主体。袁守蒙冤，乃使与豪民勾结所致。这就决定了博鸡者对两个不同的斗争对象采取两种不同的斗争方法：豪民系土豪，惩豪民，群众赞助，官府一时难以干涉，所以他采取“非法”的武力惩治，臧使为官员，要罢黜他，使袁守复官，必须通御史台，所以他改用“合法”的说理斗争。由于博鸡者根据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与之相应的斗争手段，因而两处都获胜利。对比博鸡者的前后行为，使人感到这个“素无不事产的游民无产者在袁人的启发引导下有所转变。博鸡者所为，不是为个人申冤雪耻，也不是争强斗胜，更不是为了显姓扬名、升官发财，而是代表民意，伸张正义，他的形象在事实的铺垫下高大了起来。第五段，即“方是时，博鸡者以义闻东南”一句话，突出了博鸡者所为的性质，以及所产生的影响，总结了以上两段，且与开头的一段相对照。第六段，即“高子曰”的一段议论。高启对袁同礼减使是各打五十大板，因为一个“轻上”，一个“枉法”，致“使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借此说明社会“紊乱而变兴自下之希望“为上者”防止社会变乱，巩固其统治。高启虽然很欣赏博鸡者的义举，可是他总认为这是造成社会变乱的因素，他理想中的社会是官清民顺。清官，要得尊上、循法、秉公。这样，豪民无处逞其刁，平民无所泄其愤，也就国泰平安了。高启的这些认识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但由于作者系实录所闻，较为真实地记录了一些客观现实，博鸡者的行有它的积极意义。

此文写法方面的特点有：先叙后议，叙为议就整个文章而言，可以分为叙述和议论两大部分。叙而后议，有助于读者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文章围绕“元政紊弛而变兴自下之渐”的议论中心从三方面说，一是“袁守虽得民，然自喜轻上，其祸非外至也”，指出是下面官员行为不咎由自取；二是“臧使者枉用三尺，以一言之憾，固贼戾之士哉”，朝廷派出的官员借公济私，枉施刑罪；三是“匹夫攘袂群起以伸其愤”，群众愤恨奸官而堀起斗争。作者所议与前面所叙对应，使议论出于自然，言而有据。欲擒故纵，对比鲜明。叙述部分又分为两大层，先从反面写起，说博鸡者“素无赖，不事产业，日抱鸡呼少年博市中，任气好斗”，使人先产生博鸡者蛮横无理、横冲直闯的印象，然后调转笔锋，备述博鸡者的见义勇为，为民舒愤。先纵后擒，不仅文势上有开有合而且内容上有正有反，更加突出了博鸡者的形象先因后果，有总有分。叙博鸡者事，先交代事情的缘起，叙述事因时，明揭两个祸首，写后果时，分别予以惩治。博鸡者事，事出有因，行事有序，先近后远，先小后大，先殴后讼。惩奸徒，雪冤狱，两方面兼及；复袁守，黜臧使，两种效果同现。层次极为分明有言有行，形象鲜明。作者写博鸡者之言，用语极为简省，惩治豪民时只有答应群众要求的一个“诺”字，讼臧使时也是回答人家提示的一个“然”字。这极为简明的表态语言，显示了他乐于纳言的性格和决心为民泄愤的思对豪民宗族的一番话，勇气逼人，智慧闪光。他对豪民的一番数落，义正词严，威势咄咄，不容置辩。从他的言行，可见其疾恶如仇的心理，叙其行亦维妙维肖，逼真如画。

高启作史官时写这篇文章，发挥了他史家文笔之长，也显示了史家为文之旨。近代林纾说：“魏叔子（禧）书大铁椎近小说，此作乃近《史记》。”魏禧写《大铁椎传》，侧重人物形象描绘，写奇人奇事，和小说近似，而此文忠于事实，简约叙事，缘事明理，确与《史记》相类，这也是它不同于一般记叙文之处。

高启（1336—1374），字季迪，长洲（今苏州市）人，因曾居松江区（今上海市松江区）青丘，自号青丘子，是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文学史上的明初四杰（亦称吴中四杰）之一（另三人是杨基、张羽、徐贲）。有文武才，无书不读，对历史尤有深入研究。一生不慕富贵，不为礼法所拘。1369年（洪武二年），朱元璋召他编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第二年，升户部右侍郎，他不愿作官，以“少年不敢当重任”为理由，回到青丘，教书自给。1372年（洪武五年），苏州知府魏观重修曾被张士诚改作王宫的原府署，仇家诬告魏观“兴既灭之基”，“有异图”，被处死。高启因受牵连，于1374年（洪武七年）九月被腰斩。著有诗集《高太史大全集》十八卷，存诗两千余首；文集《藻集》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