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五，出生于河北省武清县，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1950年，他奉命潜入天津市，进行破坏活动，但最终事泄被捕，并被判处死刑。

新中国建立后，逃往台湾的“保密局”特务组织不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搜集情报，与潜伏下来的特务里应外合，制造暗害、爆炸、纵火等案件。

1950年2月清晨，王明五从天津南市的家里出来，刚出胡同口就与一个叫花子撞了个满怀。待他站稳正要发作时，叫花子却不见了踪影，低头看时却见上衣口袋插着一张折纸。他展开纸刚看了一眼就连忙折上揣进了兜里，下意识地四下里看了一眼，掉头回到家中。

三天后的一个傍晚，乔振东如约来到山泉涌饭庄的一个雅间，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王明五正坐在沙发上抽烟。二人寒暄后，王明五便压低了声音说：“李先生，咱们可有笔大买卖要做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了那封“叫花子”给他的密信。乔振东接过来认真地默读着：

“山先生、李先生：近来买卖不行吧。不用担心，这边的人已谈妥一批货，因时候不到，还不易出手。不过货在我手，准有你们的，价款另议。现在，可由山先生出面，张罗一些伙计。7月上旬，二位先生同来我处看货。兄崔铎。1950年2月，香港特别行政区。”

乔振东明白，这是香港特务机关给他们的指令，其中“山先生”是王明五，李先生是自己，崔铎是香港特务机关的头子，指示他俩发展特务队伍。虽然信中没有写明“货”是什么，但他们二人明白：这次是要干大事了！

随着天津市的解放，市军管会发出布告，责令一切原中国国民党的党、政、军、警、特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不到一年的光景，一些过去跟着国民党干过坏事的人，有的自己主动自首，有的在家人的催促和帮助下，向人民政府坦白交待了自己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罪行，走上了改过自新的新生之路。但仍有一些顽固分子拒不登记，坚决与人民为敌。

乔振东，河北省定兴县人，1947年经人介绍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解放前夕移居天津集贤里，在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特务头子吴景中、张培英领导下，从事特务情报活动。

王明五，河北省武清县人，解放前历任国民党十六军上尉司书、天津水上保警队大队长、“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组员等职，为“保密局”北平站行动组崔铎的有力帮凶，手下有一伙儿效忠他的特务，都是些心狠手毒的亡命徒。他平时喜好饮酒，时常喝得酩酊大醉，不醒人事，人称“迷糊”。解放前夕来到天津市，住在南市的叔叔家，在泰康商场以经营古玩字画作掩护。

崔铎，解放前担任国民政府“保密局”北京站行动组中尉组长期间，搜集中共情报，缉捕中共地下党员，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解放前夕，他随中国国民党军队逃往台湾，在“国民党国防部”二处受训，并迅速提升为“保密局”驻香港华北负责人，化名杨明，月薪2000元新台币。他频繁往来于港台之间，随时接受“国民党国防部”的“反共”指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遥控华北地区特别是京津两地的潜伏特务，指使他们刺探中国共产党情报，网罗招募国民党旧部，组织暗杀和破坏活动。坐落在香港干诺道大街的大东酒店，是他的居所之一。但他老奸巨滑，神出鬼没，有着超强的嗅觉，生性多疑，因此经常是居无定所，时常搬家，就连香港的特务也只有在定时接头的时候才能找到他。

1950年初，台湾地区防务事务主管部门交给崔铎一项“特殊任务”：在大陆庆祝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后，在京津两地实施爆炸纵火等破坏活动。多年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的经验告诉他，想要完成这项任务绝非易事，非有几个死心塌地的人不可。京津两地的潜伏特务逐个在他的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地过了一遍，最终他选中了王明五和乔振东。王明五跟随自己多年，不但了解而且信得过；选择乔振东是因为他曾是张培英手下的一个小特务，还不为中国共产党所注意。不过，他对乔振东还是不放心，决定让他二人到香港，一是考验，二是培训。所以，他写了前面的那封密信。

王明五、乔振东接受任务后，乔开始四处活动，广泛收集人民政府情报，准备7月份去香港特别行政区时给特务头子们的见面礼。王则联络天津市潜伏的敌特分子，发展对中国共产党不满的敌对分子，组织拼凑反革命组织班底——“华北‘反共’救国军”。王明五在建设路上的世界商场找到了以摊贩身份做掩护、曾任国民党十一战区长官部副官的宋世元。天津解放后，他不但不向政府登记，还联系旧部，造谣惑众，声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共产党长不了”、“在人民政府之下永远没有出路”等反动言论。一见王明五来联络他，二人一拍即合。之后，宋世元又介绍四五个人加入华北“反共救国军”。

7月15日，王明五、乔振东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港期间，崔铎亲自对乔振东进行特殊训练，教授他新式爆破技术。交待他回到天津市后，要听从王明五的指挥，如果在行动中被捕，一定要严守组织纪律，绝不能泄露机密、供出同伙。如果做了叛徒，定会被黑枪打死。交给王明五的任务是：回津后，立即设法搞到硫化钾，交给乔实施爆破，千方百计协助乔完成任务。特务们最后研究确定了天津方面的爆破目标是东站、北站、第三发电厂、百货公司、新华书店、美琪影院、国光影院、新华戏院。如果爆炸成功，香港特别行政区方面将给他们二人每月60块银元的固定奖励。

崔铎最后指令道：“爆破时间定在9月30日，目的是扰乱中国共产党国庆节日的庆祝活动，制造恐怖气氛，让老百姓不敢参与游行、集会等庆祝活动。如果戒备森严，无从下手，那么就改在10月3日，那时，各种庆祝活动均已结束，会出现短暂的松懈和麻痹，搞爆破活动相对容易些。”行前，崔铎给了他们1400元港元的特务活动经费。

9月24日，回到天津市的王明五来到世界商场，将一只金壳英格手表交给宋世元，令他到罗斯福路116号聚和化学原料行订购60磅硫化钾。如果不能赊账，就以手表做抵押。并且叮嘱他说：“总之，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搞到炸药，没有炸药，爆破就不能实施，此举的成败全在老兄身上！”接受任务后，宋世元立即来到聚和化学原料行，但该行仅有40磅硫化钾，每磅3万元，只收现金。宋世元马上将这批炸药买下，因为数量不够，他又接连到香港药房等几家化学品商店购买，结果都因缺货而没能买到。无奈，他只好如实地告诉了王明五。王明五听后沉吟片刻说：“我们不一定要炸毁目标，只要搞出动静，造出声势，社会混乱了，老百姓恐慌了，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了！炸药不够我们还可以放火吗！”

27日晚，在世界商场，宋世元将已经捆扎好的40磅硫化钾悄悄地放进了王明五黑色提包中。辞别了宋世元，王明五立即赶往西楼大桥路24号特务杜文宝家，将一封早已草拟好的书信交给他，令他转交乔振东。杜文宝接信后立即连夜交到乔振东手上。乔振东展开书信，只见上书：

“李兄，货已购妥，如不慎，见信后，可于旧历十七日早8点到上次见面地方一谈为盼。因老地方太远无暇前往，勿误为盼。山。”

乔振东明白，“李兄”即自己，“山”指王明五，“货”是硫化钾，而“见面地方”则是中心公园。

1950年初，天津市公安局领导就已得到消息：敌特企图在新中国的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前后搞阴谋破坏活动，以达到动摇和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目的。为此，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一方面布置警力加强巡逻，严加防范，一方面动员群众，擦亮眼睛，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公安机关。全市的公安干警配合人民解放军，对天津市的政治、文化、商业区加强警戒和保卫，对铁路、火车站、大中型工厂组织纠查队协同保护，各公安派出所对自己管辖区域严格防范，做到万无一失。

尽管特务制订的方案很周密，行动也很隐蔽，但他们的罪恶行动仍没能逃脱我公安人员的视线。经过明查暗访和聚和化学原料行的举报，警方得知：乔振东、王明五在新中国成立前曾是“保密局”天津站、北京站特务，而天津解放后，他二人拒不向政府登记，而且前不久还以谈生意为名一同去了香港，在香港一待就是两个多月。他二人回津后，更加引起警方注意，侦察人员对他二人进行了秘密跟踪，对南市王明五家、集贤里乔振东家、大桥道24号、世界商场、山泉涌饭庄、中心公园等地早已实施了严密监控。特别是宋世元在聚和化学原料行购买了硫化钾后，更加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市公安局领导果断地作出指示：在敌人实施爆炸前，将这伙特务一网打尽！

9月28日清晨，公安人员早早地来到中心公园，他们化装成晨练的人，有的打太极拳，有的打球，有的踢毽，只等特务们的出现。8时许，王明五先到了，只见他身着青夹袍，脚蹬一双胶底黄皮鞋，缓步走到一张长椅前，将手中的黑提包放在椅子下坐了下来，下意识地向四周扫视了一下。这时，乔振东也出现在公园门口，当他见到王明五后正要走过来时。公安行动组长一声令下：“行动！”十几名公安干警像猛虎一样扑了上去，两名特务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已束手就擒了。当场在王明五的黑色提包中起获了40磅硫化钾，在乔振东身上搜出了两封密信。与此同时，兵分另一路的公安干警也将宋世元、杜文宝等特务抓获。一起阴谋颠覆新生人民政权、企图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日爆炸纵火的重大案件就此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