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刚，汉朝西河人，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居住在月亮上的仙人。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到月宫，惩罚他在月宫伐桂树，日日做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事，以示惩处。仰望一轮明月，可见月亮中有些阴影，传说那是吴刚在伐桂。故事的大意是这样的：月中桂树高达五百丈，这株神桂不仅高大，而且能自己愈合斧伤，吴刚只好永远砍下去。

唐段成式《酉阳杂·天咫》：“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明无名氏《金雀记·玩灯》：“嫦娥真可想，伐木有吴刚。”清赵翼《月中桂树·壬午顺天乡试题得香字》诗：“蕊珠宫阙朗，攀折许吴刚。”毛泽东《蝶恋花·答李淑一》词：“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山海经》中记载一个叫吴权的人，有人将他与吴刚联系在一块。文中记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意思是，伯陵与吴权妻子的女儿缘妇一起生活，并且生了三个孩子，他们是钟乐的发明者。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吴权与吴刚是同一个人。

无限的生命是真正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仙话是从神话中脱胎出来的，属于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的成长时期，是中华民族独有。毫无疑问，这是仙话自身的自我批判。因此，在同一意义上，“吴刚伐桂”是“最后的仙话”。人从对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的第二次觉醒。

《淮南子》曰：“月中有桂树”，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同学彭道士参寥》写道：“莫羡仙家有上真，仙家暂谪亦千春。月中桂树高多少，试问西河斫树人。”说明月宫桂树的想象早已有之。

《艺苑雌黄》沿用唐代的记载并对其进一步解释：“故宋子京《嘲月诗》云：‘吴生斫钝西河斧，无奈婆娑又满轮。’《素杂记》尝论吴生斫桂事，引李贺《篌引》云：‘吴质不眠倚桂树’，李贺谓之吴质，段成式谓之吴刚，未详其义。窃意《箜篌引》所谓吴质非吴刚也，恐别是一事。”显然吴刚又叫吴质还被称为吴生，作者的质疑是多余的。

吴刚是西河人（今山西汾阳一带），那么为什么西河道士吴刚被罚砍桂树呢，这可能与西河民俗有关。《水经注》转录了三国时期王肃的《丧服要记》中的一段话：“桂树者，起于介介子推。子推，晋之人也。晋文公有内难，出国之狄，子推随其行，割肉以续军粮。后文公复国，忽忘子推。子推奉唱而歌，文公始悟，当受爵禄。子推奔介山，抱木而烧死。国人葬之，恐其神魂霄于地，故作桂树焉。”看来在西河郡一带，民俗盛传桂树可以保护灵魂，所以，自然就需要有樵夫提供桂树。西河地区向阳的地方古代是有桂树的，而毕竟不多，所以伐桂可能成为一种职业。隋唐的西河道士吴质，大概说话随便漏了天机，被师傅说成是到月亮上砍桂树的段子。

“吴刚伐桂”最早见于唐代段成式编撰的《酉阳杂阳·天咫》，这个故事充满着神话色彩，故事中吴刚每砍一次，树便愈合一次，这意味着，他永远也不可能将这棵树砍倒。

汉朝时有个叫吴刚的人，学仙过程中有过错，因此天帝龙颜大怒，把他拘留在月宫，令他在月宫伐桂树，并说：“如果你砍倒桂树，就可获仙术。”这棵桂树生长繁茂，有五百多丈高，吴刚每次砍下去之后，被砍的地方又会立即合拢，日复一日，吴刚伐桂的愿望仍未达成。李白在《赠崔司户文昆季》一诗中写道：“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

吴刚又叫吴权，是西河人。炎帝之孙伯陵，趁吴刚离家三年学仙道，和吴刚的妻子私通，还生了三个儿子，吴刚一怒之下杀了伯陵，因此惹怒太阳神炎帝，把吴刚发配到月亮，命令他砍伐不死之树——月桂。月桂高达五百丈，随砍即合，炎帝就是利用这种永无休止的劳动作为对吴刚的惩罚。

吴刚的妻子缘妇由于内心负疚，便叫三个儿子，一个叫鼓、一个叫延、一个叫殳斨，飞往月亮，陪伴他们名义上的爸爸，度过那漫长无尽的清冷岁月。吴刚的三个儿子叫鼓的变成了蟾蜍，叫延的变成了玉兔，叫殳的变了叫“不详”天癸。从此殳斨开始制作箭靶，鼓、延开始制造钟、，制定作乐曲的章法。所以寂寞的广寒宫时常仙乐飘飘。

后世，李隆基漫游月宫的时候把这些游乐曲记录下来，回到人间，创作了《霓裳曲》。传说唐明皇漫游月宫的时候，吴刚还接见了他，只不过当时他面容疲倦，而且他的斧头已经生满了黑锈，破旧的衣袖也因为没有人缝补而破烂不堪罢了。

南天门的吴刚与月宫里的嫦娥关系密切，常常因为与之相会而疏忽了自己的职责。玉皇大帝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下令惩罚吴刚到月亮上砍伐一株月亮树，若砍不完，便不能重返南天门，亦不能与嫦娥相会。

吴刚不停地砍着，从冬到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在他要将这棵树全部砍完的时候，玉皇大帝竟让一只乌鸦飞到了月亮树前，将吴刚的衣服从树枝上叼去了。吴刚见状，立马扔掉了手中的斧子，跟着那只乌鸦跑了过去，等他找回衣物返回到那棵树边时，只见被砍下的所有枝叶又生到树上去了。从此，每当吴刚快要砍光大树的时候，乌鸦就站在树上哇哇大叫，吴刚只要停下斧头，望它一眼，大树便会重新长出枝叶。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吴刚都没有办法把这颗大树给砍掉。而只有在每年八月十六那天，才有一片树叶从月亮上掉落在地面。如果有人捡到了它，他就会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相传，玉皇大帝大和王母娘娘发现嫦娥瞒过天庭秘密来到人间，与一个叫吴刚的男子一同住在咸宁西河畔，于是派出天兵天将前来捉拿嫦娥，并将其囚禁于月宫之中。吴刚在嫦娥离去之后，对其日夜牵挂，便将思念之情寄托在了桂花上，细心培养，常常还把一把桂花带在身边。

这年八月中秋之夜，吴刚再次念起了嫦娥。他带上桂花坐在院子里，对着月亮独酌，时而对着月亮举杯，时而念着嫦娥叹气。想到嫦娥的善良和美丽，又想到他们之间的点点滴滴，不禁泪流满面。而嫦娥在月宫也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吴刚，她想到吴刚为人忠诚老实、勤劳善良，心中一片怅然。

正当吴刚喝得似醉非醉的时候，院子里突然刮起一阵旋风，把吴刚桌上的一棒桂花刮进了酒碗。原来这阵旋风就是嫦娥刮的。这美酒加桂花，喝起来又香又甜。从此以后，吴刚就用桂花酿美酒，常常举杯邀明月，表达思念之情。

吴刚，是汉朝西河人，本为樵夫，曾跟随仙人修道，到了天界，但是他犯了错误，仙人就把他贬谪到月宫，日日做这种徒劳无功的苦差使，以示惩处。李白诗中有“欲斫月中桂，持为寒者薪”的记载。后世，唐明皇漫游月宫的时候把这些游乐曲记录下来，回到人间，创作了《霓裳曲》。传说唐明皇漫游月宫的时候，吴刚还接见了他，只不过当时他面容疲倦，而且他的斧头已经生满了黑锈，破旧的衣袖也因为没有人缝补而破烂不堪罢了。

吴刚在《吴刚伐桂》这则神话故事里受到的惩罚内容为“无休止地重复性劳作”。这是最严厉的惩罚，这种带有惩戒意味的神话看似给了人希望，却又让人在一次次煎熬尝试中对其失去了期待，最终变得麻木，习惯了这种无谓的人生，在探寻因果时便会采取简单归因，将“推石”或“伐桂”作为一种被逼无奈的追求。这种解读从惩罚的角度，看到了它给人带来的折磨。这种折磨实则为人的“生存困境”。拥有不死之身的吴刚必须面对“即创即合”的月桂，从事伐树这一机械重复劳动，这可以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无限的时间中，人们既不能毁灭旧事物，也不能创造新事物。而生命的本质则恰恰在于毁灭和创造。日月常新，活水长流。因此，无限的生命是真正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仙话是从神话中脱胎出来的，属于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的成长时期，是华族独有。毫无疑问，这是仙话自身的自我批判。因此，在同一意义上，“吴刚伐桂”是“最后的仙话”。人从对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的第二次觉醒。

从吴刚被惩罚的原因来看，无论是因为学仙有过还是怒杀伯陵被罚，对他惩罚的都是天帝或者太阳神这样神权系统里面的最高统治者。中国的神，唯天帝至上，其他神皆受天帝的管辖。这与吴刚神话背后的封建社会的观念是一致的。吴刚伐桂的神话在唐朝才逐渐流行开来，这与唐朝王权意识在阶级社会的鲜明作用是相呼应的。这种人与命运的冲突，无法反抗命运的本质，都使吴刚的形象染上一层悲剧色彩。这是人类命运连绵不绝、生生不息却又不见尽头的悲剧意识。

吴刚在《吴刚伐桂》这则神话故事里受到的惩罚内容为“无休止地重复性劳作”。这是最严厉的惩罚，这种带有惩戒意味的神话看似给了人希望，却又让人在一次次煎熬尝试中对其失去了期待，最终变得麻木，习惯了这种无谓的人生，在探寻因果时便会采取简单归因，将“推石”或“伐桂”作为一种被逼无奈的追求。这种解读从惩罚的角度，看到了它给人带来的折磨。这种折磨实则为人的“生存困境”。拥有不死之身的吴刚必须面对“即创即合”的月桂，从事伐树这一机械重复劳动，这可以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无限的时间中，人们既不能毁灭旧事物，也不能创造新事物。而生命的本质则恰恰在于毁灭和创造。日月常新，活水长流。因此，无限的生命是真正无意义、无价值的生命。仙话是从神话中脱胎出来的，属于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初步萌芽的成长时期，是中华民族独有。毫无疑问，这是仙话自身的自我批判。因此，在同一意义上，“吴刚伐桂”是“最后的仙话”。人从对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是人的第二次觉醒。

“吴刚伐桂”的神话最早记录出现在封建社会的唐朝，而现在的神话除了神话本身的象征意义以外，还有后世对神话的附会和变形，“学仙有过”就是明显的“症候”。

在原始人眼中，树木代表着生命，这一点在许多民族文化中都有体现。“桂”，亦即“树”，它所表现出的第一个象征性含义便是“生命”。原始人看见了树的生死，看见了日月运行，因此原始人毫无例外地要关心树木的变化。

于是原始社会的人们将树与自己相关联，认为树既有生老病死，还能繁衍生息，是生命的源泉的象征。相似性连接了树木与女性，树木与生殖，树木与生死等等。树木成了女性的象征，生殖的象征，或者说是大母神的象征。

那么“斧”又象征什么，《世界文化象征词典》“斧”的词条中有这样一段话：“斧在早期的绘画如岩画中已经难以与棍棒或钉头锤区分清楚”。“斧”在这里提供了男性生殖器官的象征的可能性。

其实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斧”的这一象征意义，叶舒宪在《诗经的文化阐释》中认为，“男性阳物在民间传承，梦和幻想中的象征变体，更是多不胜举，然而最为常见的还是一种具有’开’之功能的利器，即有刃的工具形象。按照弗洛伊德所开列的清单，这类工具可以是小刀、匕首、枪、矛、军刀等，看来在他的“等’字之内必须加上“斧”了。就是说，“斧”很早就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具有男性性器官的象征意义了。

这样就找到了这则神话的原始象征意义：男性生命力量的张扬和对生殖渴望的幻想。

吴刚伐桂作为一个文化符号，不断经受时代和文化的打磨，成为一个流传久远的故事，其版本之多、内涵之丰都给了历代人们以创作的空间，借由这个故事来阐发自己的情怀、时代的巨变以及宗教文化的精奥，这无疑使这个故事更具魅力，更能产生深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