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力量”是中国台湾的一个政党。“时代力量”的前身是成立于2014年3月的“公民组合”。2015年1月，“时代力量”筹组建党工程队，2015年9月13日，正式建党。该党由党员选出7位主席团成员，然后由7人互选执行主席。首次党内选举中，共有427位党员选出了黄国昌、林睾正、林昶佐、徐永明等7位主席团成员，前台湾省“中研院”研究员黄国昌获最高的325票而被推举为执行主席。

2016年9月，“时代力量”在台湾省“立法院”获得总共5席“立委”，成为台湾省“立法院”的第三大党，暂时在台湾省政坛站住了脚。2019年7月22日，黄国昌披露蔡英文当局“走私烟”案，此后党内核心成员林昶佐、洪慈庸等人纷纷出走，“时代力量”开始分崩离析。2020年1月11日，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投票结果出炉，黄国昌无法续任，而“时代力量”也从台立法机构“第三大党”的宝座上跌落。

上世纪90年代台湾省政治转型以来，个人主义在台湾省社会盛行，尤其是政治人物，为了个人政治利益，煽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民粹主义的发展，展开以“民主”为名的政治斗争。2008年马英九当政后，以民主进步党为代表的绿营政治势力变本加厉地推进台湾省社会民粹主义的发展，鼓动社会各个阶层走上街头，以体制外的抗争打破体制内的力量结构。从“野草莓运动”“反旺中事件”，至所谓的“太阳花学运”，抗争不断升级，矛头指向中国国民党及其施政路线。

2014年3月，台湾省发生了以“反服贸”为号召的所谓“反服贸风波”，许多青年学生被卷入其中，导致了两岸关系和台湾省政局的重大转折，使得两岸两会协议在台湾省“立法院”面临新的牵制，也导致国民党在2014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初的“总统”“立委”选举的惨败。在“太阳花学运”过程中，某些政治势力以社运组织的名义插手其中，成为影响甚至操纵学运的幕后黑手，其中就包括原台湾省“中研院”副研究员黄国昌，以及林义雄操纵的社运组织“公民组合”。学运之后，社运组织和其中的活跃分子纷纷转入政治和选举活动，试图借着学运引发的风潮，取得政治上的利益。

早在“太阳花学运”发生之前，林义雄等人主导的“公民组合”就试图筹组以社运装扮、以“公平、正义、民主”粉饰、极“独”色彩的新政党。“太阳花学运”之后，“独”派各路人马发现有利可图，极力争夺新政党的主导权。2015年，原“公民组合”的成员分化为两个小党参政，一是“时代力量”，二是“社会民主党”。“时代力量”党以林峯正、林世煜等人为主导，在筹备成立过程中邀请到了林义雄、李远哲等助讲，同时绿营学者徐永明、“社运”导师黄国昌加盟，“时代力量”声势上涨，原本计划筹组“台独行动党”的金恒炜、陈师孟等人，也决定暂不组党，宣布支持“时代力量”。

2015年9月13日，“时代力量”正式成立，该党规定，只要年满15岁、在官网完成身份验证、缴纳党费并经两位党员推荐即可入党，由党员通过网络直选产生黄国昌、徐永明、黄秀祯、林峯正、林昶佐、林世煜、冯光远7人组成主席团，并选举黄国昌为第一任党主席。“社会民主党”则以“社运活跃人士”范云为召集人，主张“政治是为了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2015年8月17日，“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签署合作备忘录，宣布共组参政联盟“绿党社会民主党联盟”（以下简称“绿社盟”），投入“立委”选举，以“淘汰中国国民党、制衡民主进步党”为目标，力促两党不过半，改变向财团倾斜、不顾弱势和少数的旧政治。

“时代力量”的产生与青年选民的支持密切相关。这一代台湾青年成长于台湾政治转型期，深受李登辉及陈水扁当政时期的“去中国化”的“文化台独”政策的毒害，“台独”认同与排他性的“台湾人”认同的比例明显上升，甚至于被蔡英文称为“天然独”。再加上近年来台湾省经济衰颓，台湾省青年成为高房价、高物价、高失业的最大受害者，对现状的不满和失望突出，因此，这一代青年也成为“独”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与利用的对象。“时代力量”的主要领导者从2012年起就开始插手台湾省的学生运动，公开或幕后操纵台湾省学生运动，尤其是“太阳花学运”的过程中，黄国昌被列入核心的“五人决策小组”，成为台湾省舆论所谓的“学运导师”，选后黄国昌利用学运积累的资本投入政坛。2016年11月“台湾智库”发布的民调甚至显示，“时代力量”支持者明显以20-29岁与30-39岁的年轻高学历族群为主，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中，大约三成的人支持“时代力量”，为各政党中最高”。民调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台湾省青年成为“时代力量”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支持力量。

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时代力量”在2016年1月16日的台湾省“立委”选举中当选3席区域“立委”，即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在政党票中，有18个政党参与竞争，只有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的得票率超过了5%的政党门槛。“时代力量”的政党得票率为6.11%，排名第4，获得2席台湾省不分区“立委”，即由高潞‧以用、徐永明当选。“时代力量”在台湾省“立法院”获得总共5席“立委”，成为台湾省“立法院”的第三大党，暂时在台湾政坛站住了脚。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开始，台湾逐渐解除管制并开放市场，然而自由竞争的逻辑本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再加上台湾民主化的过程中，金钱与政治权力的不当结合使得政府倾向于保护富人的利益，于是，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特别是年轻人的挫败感越来越强。“时代力量”的出现伴随着台湾社会意识与社会形态的变迁，包括在“国族认同”、世代意识，以及权力和资源分配观念上的嬗变与冲突，并直接脱胎于“公民社会”运动和2014年“反服贸运动”。

马英九执政后期在两岸政策上自缚手脚，纵容了台湾“主体意识”上扬，亦未能妥善应对社会对发展和公平的期待，造成青年世代和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他们对民主进步党的制衡力道也不满意。两大党在社会代表上的失能，导致发生激进社会力量绕过政党政治直接冲击执政当局的“反服贸运动”，其中“公民组合”的一个支流在2015年1月组建“时代力量”，闪灵乐团主唱Freddy（林昶佐）、前“司改基金会执行长”林峰正和前“公民组合”成员邱显智等社运活跃分子成为创党成员。林昶佐担任创党政党负责人、初代建党工程队总队长，后邀请“反服贸战神”黄国昌接棒，黄国昌遂任“时代力量”主席团执行主席至今。

2015年8月，“时代力量”又整合了“台独行动党”和“自由台湾党”等政治势力，属于“台独基本教义派”。该党规定，只要年满15岁、在官网完成身份验证、缴纳党费并经两位党员推荐即可入党，党内选举一律通过网络进行。该党主席非由党员直选产生，而是由党员选出七位主席团成员，由七人互选执行主席。据其首次党内选举资料，共有427位党员选出了黄国昌、林峯正、林昶佐、徐永明等七位主席团成员，前“中研院”研究员黄国昌获最高票而被推举为执行主席。

“时代力量”的主要领导者从2012年起就开始插手台湾的学生运动，公开或幕后操纵台湾学生运动，尤其是“太阳花学运”的过程中，黄国昌被列入核心的“五人决策小组”，成为台湾舆论所谓的“学运导师”，选后黄国昌利用学运积累的资本投入政坛。2016年11月“台湾智库”发布的民调甚至显示，“时代力量”支持者明显以20-29岁与30-39岁的年轻高学历族群为主，教育程度大学及以上中，约莫三成的人支持“时代力量”，为各政党中最高。”

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下，“时代力量”在2016年1月16日的“立委”选举中当选3席区域“立委”，即黄国昌、洪慈庸、林昶佐。在政党票中，有18个政党参与竞争，只有民主进步党、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的得票率超过了5%的政党门槛。“时代力量”的政党得票率为6.11%，排名第4，获得2席不分区“立委”，即由高潞‧以用、徐永明当选。2016年9月，“时代力量”在“立法院”获得总共5席“立委”，成为“立法院”的第三大党，“时代力量”因而以第三大党姿态推行更实质性的“台独”活动。

2017年1月9日，台湾作家冯光远8日晚间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宣布退出“时代力量”。他表示自己当初所认知的“时代力量”到现在已经“变质”，不希望自己的努力，最后都成为特定人士收割的成果。冯光远表示，加入该党的初衷是建立在“改革”、“理念”而非“权力”上。

2019年7月22日，黄国昌揭露蔡英文当局“走私烟”案，此后党内核心成员林昶佐、洪慈庸等人纷纷出走，“时代力量”开始分崩离析。2019年8月21日，徐永明接任“时代力量”党主席，11月公布不分区民代提名名单，将黄国昌排在不分区民代名单第四位，希望催出政党票。2020年1月11日，台湾地区民意代表选举投票结果出炉，“时代力量”获得7.75%的政党票，仅拿到3席不分区民代，黄国昌无法续任，而“时代力量”也从台立法机构第三大党的宝座上跌落。2020年11月10日，“时代力量”宣布，将由“立委”陈椒华任党主席。

“时代力量”在选举期间提出的政见和承诺是：“人民作主的新政治、专业透明的新‘国会’、实现正义的新司法、新生的转型正义、永续的绿能发展、开放的多元文化。”在其“创党宣言”中，“时代力量”声称其主张是：“在台湾的每个人都享有生而为人的基本尊严，追求梦想，保护幸福的平等地位，作为一个国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参与政治、自主决定的权利。”在竞选过程中，黄国昌主打“下一代有未来”、“劳动权益有保障”等12项幸福宣言。“时代力量”声称会注重劳工阶级的利益，黄国昌定义“时代力量”在政治光谱上是偏左的政党。

“时代力量”将中国国民党视为“亲中卖台”的“威权残余”，认为国民党“未能归还党产给民众”是“对台湾民主价值的破坏”。黄国昌加入“时代力量”时，声称目标之一是要“加速中国国民党的淘汰”。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为了台湾未来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要消减国民党，或是彻底将其边缘化。”

追求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是“时代力量”的党纲。“时代力量”表示未来将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立法”、推动全方位“宪政改革”、废除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台湾”的名义参与国际活动和加入国际组织，和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等五项工作以推动“台湾国家地位正常化”。黄国昌公开宣称，“追求台湾国家正常化”是“时代力量党”的“创党DNA”。黄国昌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曾多次表示“台湾国家定位正常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是HOW（如何作）的问题”。2014年8月，黄国昌还联合其他“太阳花学运”领导人物林飞帆、陈为廷在美国全国记者俱乐部记者会上呼吁美国调整一中政策。其反中言行主要针对三个方面：

早在2001年，林昶佐曾举办“Say Yes To Taiwan演唱会”，声称“为了捍卫台湾的独立自主、反中国并吞”而大声开唱，在二二八公园的户外舞台举办，吸引了数千名年轻人参加。

作为“太阳花学运”的领军人物，黄国昌批评马英九政权与中国大陆交往的过程中大多数经济果实“遭两岸政商集团吞噬”，年轻世代“即使努力也看不见未来”。他还批评马英九从不考虑台湾“主体性”，一味贯彻“倾中政策”。

黄国昌说，马英九“错误的政策”，不断“侵蚀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台湾“得之不易的民主成果”，也一直没有摆脱“中共”“极权”威胁的阴影。“习马会”之前，黄国昌和林昶佐纠集人员到“立法院”抗议，黄国昌指责“习马会”避开“国会”监督、规避人民参与、伤害“台湾民主宪政”。

“时代力量”党主席黄国昌、总召徐永明主张对民进党强硬，而被称为“主战派”，洪慈庸、林昶佐及高璐·以用被归类为“主和派”。民主进步党内新潮流系不喜欢“时代力量”，但是英系、“正国会”都是“时代力量”的友军，后者甚至成为“同盟”。

截至2018年，“时代力量”在全台湾各区域拥有3%~9%的认同度，在新竹市更是高达一成，这意味着“时代力量”在各县市理论上拥有至少一席议员的实力，在新竹市更有望成立党团。新竹市是年轻人扎堆、外来人口聚集、学历水平及薪资水平都非常高的地区，有利于主打政策和文宣的“时代力量”深耕。早在2016年，民主进步党与“时代力量”在4个选区达成合作，民进党礼让“时代力量”3个选区、“时代力量”不与民进党在新北市第一选区角逐，唯独新竹市选区无法协调。退出民进党的前市长蔡仁坚站台力挺“时代力量”，泛绿斗得刀刀见骨。即使是蔡英文亲信“衔命协调”，“时代力量”也不愿意在新竹市整合。

另一个指标性战区是新北市。“时代力量”较早的表态是，会在应选名额超过4席的选区提名，后来改为每一个复数选区（即2名及以上）都会提名，大大冲击民主进步党选情。2014年民进党已经当选饱和，保住现有席次都不容易，不仅是新北，全台湾很多地方都是如此。在深绿选区如台南市，黄国昌曾表示，希望未来能在台南市议会成立“时代力量”党团（也就是拿下至少三席），扮演好监督市政的角色。考虑到台南的政治现实，监督市政也就是监督民进党籍市长。“时代力量”不去和中国国民党拼个你死我活，却在深绿选区和民进党抢资源，引发基层支持者的普遍不满。

民进党向中间靠拢，“时代力量”占据极端的意识形态，并以原本民主进步党的主张攻击民进党，道德高地令民进党苦不堪言。“时代力量”借此博取选票，民进党则需要在当家后有所调整。民进党内的极端派别也借“时代力量”攻击主流派别，从而形成“时代力量”影响民进党内斗，民进党与“时代力量”相互不满的局面。

社民党与“时代力量”同出自“太阳花运动”，因而竞争关系最为明显。2016年选举时，社民党和“时代力量”能否整合的分歧在于是否公开支持蔡英文，两党均不愿妥协，因而合作破裂。获得民进党支持的“时代力量”成功斩获5席民意代表，社民党拒绝整合，后来颗粒无收。经过2016年选战，“时代力量”囊括最多“太阳花运动”政治明星，也就再难跟其他小党谈合作。相对而言，绿党的政治势力在桃园市，“基进侧翼”在高雄市，“台联党”布局嘉义市和台中市，社民党以台北、新北市最强，上述四个第三势力就本次选举范围达成合作意向，唯独“时代力量”拒绝协调，也认为“没有相互竞争”的问题。毕竟，“时代力量”在第三势力中一党独大，对其他第三势力并非在意，也需要边缘化他们，巩固老大地位；又要在全台54个选区提出议员候选人，跟其他第三势力在很多选区都重叠，没有协商的空间。因而，除非其他第三势力愿意以“时代力量”名义参选，否则很难合作。5月2日，曾代表社民党参选2016年民意代表的曾柏瑜宣布以“时代力量”名义参选新北市议员，以上次拿下2.25万票的成绩来看当选难度并不大。社民党只能接受这个结果，“时代力量”则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其他政党的候选人倒戈。

创党以来，“时代力量”对外宣传中将中国国民党标签化为“亲中卖台”的威权残余，认为国民党未能归还党产给民众是对台湾民主价值的破坏，甚至提出要消减国民党，或是彻底将其边缘化的主张。这些政见理念都强烈而鲜明地煽动台湾岛内民众对大陆的对立情绪，利用民众对国民党的不满来在两岸关系上制造矛盾冲突，煽动“台独”社会情绪的高涨。

“时代力量党”实质是一个激进的“台独”政党，也并非如其声称的“忠实”于对民主进步党和“立法院”进行所谓的“监督”，而是与民进党有着选票之争及“台独”路线分歧。此外，“时代力量党”的发展虽然迅猛，但也难逃自身弊病与民进党挤压，发展空间遭到限缩，其政党“高理想性”与其“立委”“低实践能力”的梏也迟滞其发展前景。

第一，“时代力量”在岛内年轻人中拥有超高的人气，其“台独”、“反中”的思想将影响岛内青年。“时代力量”在台湾年轻人中具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主要原因一是吸引了岛内大批不满现状的青年；二是其主要人物时黄国昌、林昶佐在台湾社会有一定的声望。黄国昌顶着台湾省“中研院”的学术光环，其竞选团队的志工都把“老师”挂在嘴上，经常使用“老师说我们不能攻击对手”等话语规范自我言行。在“反媒体垄断”、“反服贸风波”等事件中，黄国昌以其法律论述与气势拥有高人气，被台湾年轻人称为“战神”。林昶佐是走重金属风格的闪灵乐团主唱，在岛内外拥有众多粉丝。此次“立委”选举进一步提升其人气，多家国际媒体都以“重金属艺术摇滚乐手转战政坛”为题对他进行专访。“时代力量”走上岛内政治舞台并成为第三大政党，将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传播其“本土意识”、“台独”思想，台湾民众对大陆的认同将更加疏离。

第二，“时代力量”进入台湾省“立法院”后将贯彻“反中”路线，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如今执掌民主进步党的多是该党的“中生代”。与老一代“台独”人士相比，“中生代”普遍对“台独”主张奉行实用主义、机会主义与逃避主义，缺乏原教旨的、理想主义的追求与坚持。“时代力量”被认为是台联党的“新生派”，其“天然独”倾向或将挤压民进党在统独问题、尤其在九二共识上的刻意模糊的空间，逼迫民进党明确表态。同时，诸如服贸、货贸协议等与两岸有关的法案要想在台湾省“立法院”过关，恐怕更加困难。

新华社点名批评“时代力量”：“时代力量”企图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草案”中把两岸关系定位为“国与国”关系，严重损害两岸协商谈判的基础，甚至冲击此前签订的协议。作为以青年为主、标榜代表“时代力量”的政党，在应对两岸关系新局上使用的却是不折不扣的旧思维，骨子里充斥“反中”“台独”思维。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问题上，连赢得“大选”的民主进步党都撤回了之前的“两国论”版本草案，向中间路线靠拢，“时代力量”却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提出这么一个赤裸裸的“台独”版本的草案，无非是“刷政治存在感”而已。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关系。虽然两岸迄今尚未统一，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从未分裂。两岸同属一个国家，这一历史事实和法理基础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台独”从来都没有出路，过去未能实现，将来更不可能实现。“时代力量”和它背后的势力如果低估了大陆方面反对“台独”的决心，只会重蹈李登辉、陈水扁的覆辙，落得遭人唾弃的可悲下场。

武汉大学两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生游志强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11月号发表专文《台湾“斗争性”政党政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作者认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说是一个不断试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竞争所带来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会引发社会对政治制度本身及其背后政治文化的思考，并转而成为一种新的诉求推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的嬗变。台湾‘斗争性’的政党政治推动着台湾地区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嬗变的同时，也推动着不同政党在台湾执政时两岸关系向着不同的方向演进。而这种政党政治又是‘台独’势力裹挟民意、劫持民主的结果，这种包含民主进步党‘台独’势力，并以其为一方主角的政党政治，必然给台湾各项建设和作为台湾生存发展基础的两岸关系造成极大的破坏和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