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是一本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潘一禾于2007年1月出版的社科著作。该书共分为六章，从多个方面讲述了文化安全的概念、重要性以及维护文化安全的方法。其中，第一章介绍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文化安全关注，第二章探讨了当代中国的非传统政治文化安全，第三章则讨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此外，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介绍了语言和信息传播安全以及当代中国的国民教育体系安全。最后一章则探讨了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国家战略。该书是《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之一，全面阐述了文化安全的重要性和维护方法，对于了解文化安全问题的人士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多地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战场安全及狭义的国家议事的瓶子里“外溢”，蔓延到过去人们无法想像、旧的教科书无法解说、老套办法无法应对的死角与地步。民族自觉意识的复兴在世界各国滋生，标准化的信息和消费模式在世界各地传播，引起人们内心的焦虑和不安。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文化，坚持本土文化价值观，把文化作为确定自我身份的一种手段和力量之源。本书是《非传统安全与现实中国丛书》之一，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理论界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的主要释放窗口，成为衡量全球化时代安全思想充实和发展新阶段、新高度的一个“学术地标”。

国家文化安全包含着三个维度，即内外关系维度、新旧关系维度、同异关系维度。这三个维度构成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种不同的解读路径，展现出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三种基本冲突模式。这三种冲突在国家文化安全问题中往往是共时性地交织出现。因而，在分析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时，我们不能偏重于其中任何一种维度，必须整体、系统地运用这三个维度，科学、全面地认识国家文化安全。

内外关系维度，即从文化主体的内部与外部的关系中把握国家文化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看成国家主体内部文化与外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以及文化主权的独立与维护。在全球化趋势下，世界是开放的，信息技术的不断革新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国际间文化交流越来越便捷，文化的闭关自守，小国寡民的状态已很难在当今时代出现。外来文化与内部文化必然要相遇、交流与碰撞。在内外文化交流过程中，就存在本国文化主权的保护问题。外来文化作为一种他者文化，有着自身的传统习俗、宗教信仰、思维方式、价值理念，它的传入会使国内的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化，影响到国内文化的独立和完整。邓小平在对外开放初期就强调，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进行分析和鉴别，“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然而苏东剧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和平演变”影响。外来文化冲击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根基，改变了这些国家文化的性质，使资本主义思想占据了主导。冷战结束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际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政治、经济等“硬实力”的竞争，而更多包含了文化、外交等软实力的竞争。“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和综合国力较量的重要内容，成为实现政府国际战略意图的重要手段。美国《政策评论》就曾宣称：“美国文化软实力是美国主宰世界的最深广的力量源泉。”文化手段已经成为美国增加其国际影响力，扩张霸权的重要渗透工具。在此种背景下，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越来越重视维护本国文化安全。例如法国就在其贸易进口中提出了“文化例外”原则，对本国文化实施特殊保护政策和制度，澳大利亚政府则严格规定了外来影视节目的播出数量，加拿大政府专门颁布了C-55法案限制外国期刊发展。在世界经济普遍联系的现实下，文化主体面对外来文化的危险，一般都会进行收敛性的防御，主观地减少与外来文化的联系与交流，防范外来文化对本国文化基础的解构。

新旧关系维度，即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上把握国家文化安全，将国家文化安全看成本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传承与创新的冲突。从国家文化安全的概念中可知，国家文化安全的威胁并不是只来自于外部，自身文化内部依然存在危险因素。“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自身文化如果不能实现很好的转型与创新，必然会在文化内部形成威胁文化发展的腐朽落后因素。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裂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因此，对新的文化因素怎样吸收，对旧的文化传统怎样取舍就形成了文化的安全问题。完全抛弃文化传统，吸收新的文化因素，必然会对文化的民族特质造成损害；但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完全拒绝文化发展中得新因素，不依据实践环境的变化对文化进行调整，则必然会在世界竞争中落后，使民族文化处于不安全的状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关于中国文化出路和发展形成数次论争，也形成了两种主张，即鼓吹“全盘西化”的文化激进主义和盲目自信的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是人们实践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历史的、连续的过程。必须在既有传统基础上进行文化传承、变革和创新，才能真正保证文化的安全。在当前文化安全态势中，文化弱势主体要深刻认识自身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避免形成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发展趋向，努力建构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文化模式，实现本国文化安全转型。

统一关系维度，即从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上把握国家文化安全，把国家文化安全看成文化的民族特性与文化的世界共性之间的冲突。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是指反映民族精神、民族特性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国民品性、伦理情趣等思想文化的本质特征。文化的民族性有着无法替代、独一无二的特征。一种文化如果丧失了民族特性，也就丧失了生命力。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全球化时代，人类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的整合现象。正是卡尔·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描述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所带来的影响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文化的“整合”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这种“整合”趋势中各国家产生了认同还是认异的的矛盾，国家文化也在这种矛盾张力中出现了不安全。因为在“整合”趋势中，每种民族文化都担忧自身文化的特性流失，尤其是弱势文化主体必须时刻防范强势文化主体将其文化树立为世界普世文化，让文化的世界性等同于文化的唯一性，使世界文化的整合趋势成为“同质化”趋势。其实，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任何民族文化都是世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文化中蕴涵着世界文化，世界文化不能脱离具体的民族文化，当前的世界是一个联系日益紧密的世界，在各国的文化发展中，文化民族性和世界性利益才能够会更为明显，世在以民族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联合国发布2004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的主题便是“当今多样化世界里的文化自由”。中国政府的领导人近年来一直在国际社会上呼吁维护世界多样性，坚持对话和交流，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利益是主体的客观需求的体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利益问题是各种复杂人类活动的终极动因，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目标导向的作用，统摄着现实社会全局的运动和变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抓住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则。正如恩格斯所说：“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才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在以民族族国家为主体的世界体系里，国家利益是国家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是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依据，也是国家一切行为的根本动因。国家利益因其需求的不同和多样可分为多种类型，如政治利益、经济利益、文化利益、军事利益等等。在国家利益范畴内，国家文化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国家利益的文化存在形态，是最高形式的文化利益。作为一种间接的、深层的、隐约的、曲折的利益表达，文化利益对获取、占有、支配、享用和保障其他形式的利益具有深刻的影响，对国家民族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文化利益的实现可以满足国家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可以继承民族传统、培育时代精神、巩固主流价值，维护文化主权，增强文化软实力，最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等等。文化利益关系政权的兴亡更替，民族的前途命运，人民的安危祸福，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没有文化利益的国家利益不仅不完整，而且难以长久。对文化利益的侵蚀是一种更为致命、更为危险和更为关键性的安全威胁。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就在于维护国家文化利益，确保国家文化利益不受侵害。

潘一禾，1959年生于杭州市，浙江大学“世界文学”、美国纽约市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双硕士，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文化和世界文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已出版《文化与国际关系》、《西方文学中的政治》、《观念与体制：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