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男孩（英语：芝加哥 Boys），对一群拉丁美洲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这些经济学家都是年轻男性，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回国后，在智利天主教大学中创立了经济学系，因此得名。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在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军事执政团统治时期，这些支持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共同推动了智利经济改革计划，克服了恶性通货膨胀，创造了智利奇迹。这些经济学家的理念主要来自于米尔顿·弗里德曼与阿诺德·哈柏格。

芝加哥男孩（英语：芝加哥 Boys），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对一群智利籍经济学家的非正式称呼，这些经济学家都是年轻男性，在芝加哥大学受教育，西方国家设立各种基金或奖学金，协助教育后进国家的学子，为后进国家培养及输送一批又一批了解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人才”，这当中最著名的要数智利的“芝加哥男孩”。

1973年的智利，由于新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上台后实行财产没收，正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达380%，资本加剧外逃，GDP不忍直视。阿连德上台时只有30%多的支持率，因此也缺乏政治资源去平衡经济失败。此外，阿连德任内，先后发生多次军事政变，在1973年9月这次政变中，阿连德在自己亲自任命的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的反对下失去了政权。

皮诺切特出身于智利二线城市的公务员家庭中，18岁开始从军，已做了40年军人。可以说他是一名彻头彻尾的军人，对经济并不了解。然而智利当时的经济乱象和政治浪潮迫使他找到适合的人采取行动，来自智利天主教大学的曾经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就这样走上了历史前台。

皮诺切特将军在发动政变后，先在一段时间内清理反对者，并试图改国有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管制经济，然而经济并不见好转，1974到1975年仍然结余了很高的通货膨胀。没有办法，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只好启用了大约30个“芝加哥男孩”，以主流经济学的理念来治理国家，结果在1976年开始，智利不仅稳定了通货膨胀，还享受了连续6年5%以上的经济高增长。在1980~1982年美国引领的自由世界经济波动中，智利由于自身的荷兰病（资源禀赋型国家由于资源丰富造成本国汇率高估，从而在金融危机中相比其他国家有较多回撤）也遭到了一些困难，但很快恢复过来，并在1984年重新开始高速增长，直到1990年皮诺切特还政于民。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智利的GDP增长速度曾两次到达过10%的历史高位，给智利国民留下了和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时代形成鲜明对比的繁荣记忆。

摆在芝加哥男孩面前的问题主要是：1，最为迫切的，如何稳定通货膨胀。2，如何恢复经济的活力，并进入良性循环。

智利的通货膨胀是内生性的。在阿连德时期，由于不顾国情盲目模仿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经验，将大量企业收归国有并提高了工资待遇，然而却无法像苏联和中国那样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弥补差额，只好货币化，让这部分成本由全社会承担。与此同时，国有化造成了大量资本出逃，使得智利货币背后的保证金难以补充，进一步恶化了通货膨胀。在阿连德下台的时候，通货膨胀率高达380%，并且直到芝加哥男孩接手前也无改善。

此时，由于美国还未发生滞胀危机，所以货币主义经济学还未出现，因而经济学界主流还是约翰·希克斯与肯尼斯·阿罗等人改进后的凯恩斯经济学。然而智利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1930大萧条那样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所以芝加哥男孩们创造性的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对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时期继承的巨额政府开支大刀阔斧的削减，降低政府需求，并通过反向的乘数效应降低了民间融资需求，从而成功抑制住了高位的通货膨胀。

之后，就是重新恢复经济活力的问题了。芝加哥男孩给出的答案是：私有化、不管制、开放商品贸易与货币账户。相对于其他南美国家，智利有很多缺点，比如位于南美洲西岸南端，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难以企及，在对外贸易上更多依靠美洲国家。全世界的资本正盯着亚洲四小龙，智利需要更好的条件才能引入资金。但智利也有一些好牌，比如大量的铜贮藏量，占据了全球的30%，虽然无法像中国的稀土那样通过垄断来制定价格，但也具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最终，经过了十余年的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智利走出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的阴影，以奇迹般的面貌出现在了世界经济舞台上，而这一切，都要得益于芝加哥男孩们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