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耗，即政府将碎银熔化重铸为银锭时的折耗。火耗是中国古代财政税收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经济条件。明朝后期，随着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赋役征收也逐步转换为征银。由于政府滥发纸币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缺乏统一铸币制度，市场上的白银形态各异，需要通过熔化重铸来统一规格，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折耗即为火耗。

清朝继承明朝的火耗制度，导致问题加剧，民众经济负担加重。尽管顺治已下令禁止私自加征火耗，但由于地方官员薪酬不足，火耗成为他们补充收入的手段，使得禁令难以彻底执行。火耗的加征不仅给人民带来负担，也成为官员腐败的根源之一。

耗羡归公制度的实施，是清朝对火耗银征收进行制度化管理的一种尝试。雍正年间开始实行的耗羡归公，将火耗银的征收纳入正式的财政管理体系，旨在通过制度化的手段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增加对官员的激励因素，降低腐败行为的发生。这一制度在乾隆十三年被正式确立，各省制定了《耗羡章程》，规范了火耗银的征收和使用。耗羡归公是对火耗银征收的一种规范和修正，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吏治。

火耗最早源自唐朝，其名称之确立自明朝有之。清承明制，官员的俸禄低微，正常的俸禄收入难以应付日常开支所需，因此额外的津贴是不得不然之事。顺治，礼科给事中季开生奏称：“天下火耗之重，每银一两有加至五六钱者。”康熙六十一年，有上谕指出：“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各官供应差使。故于正项之外略加些微，以助常俸所不足，原是私事。”清律规定，各行省转交至户部中央税款者，必须以五十两银元宝为一单位，因此行省衙门从百姓收集来的散银必须铸成合乎规格的五十两元宝，才能上缴。在镕铸过程中所损耗的银两，则称为火耗。

但“火耗”的不断加重引起百姓反对，不利于长治久安。康熙后期不断有大臣上书要求把“火耗”规范化征收与使用。但康熙不愿加税，此事未成。雍正上台后，力图整饬吏治，强化财政，于是实行“火耗”归公和向官员发放养廉银。

“火耗”归公就是规范“火耗”的征收，并作为财政收入上交国库。政府规定“火耗”附加税一般为正税的10%－15%，最高不超过20%，官员要全部上交，不得私自截流。这种“火耗”的收入一部分用于财政支出，另一部分则作为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据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各级官员的养廉银为：总督13000－20000两，巡抚10000－15000两，布政使5000－9000两，按察使3000－8444两，道员1500－6000两，知府800－4000两，知州500－2000两，知县400－2259两，同知400－1600两。

商号按律需向中央及地方缴交一百两银的税赋；若附加火耗十两，此商号实际就必须缴交一百一十两。又如，某垦号按律需缴交一百斤税粮，若附加火耗一成，那此垦号就必须缴纳一百一十斤税粮。实际支付耗损之余，全部成为官吏收入。

一般情况下，地方政权收的火耗通常会比实际损耗多，也就是耗损银两造成损失外，所有地方养廉银及公费亦从此名目支出，久而久之变成合乎法规的附加税。称为火耗的附加税，虽说仍要明列，但在收取标准与数额通常视地方税收与民情等不一，由地方官说了算，因此容易造成贪污情事。

《元史·刑法志三》有“克除火耗”的禁令。明代实行一条鞭法后，另征火耗，高达百分之二、三十。清代征收火耗率有达百分之五十的。雍正年间，火耗列入正税，留在地方上备用。二、铸造钱币等的损耗。《文献通考·钱币》：“（宋）崇宁监铸御书当十钱，每贯重一十四斤七两，用铜九斤七两二钱，铅四斤一十二两六钱，锡一斤九两二钱，除火耗一斤五两，每钱重三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