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叔祥（1750—1807），字业瑞，号菊圃，清邓州市（今河南邓州桑庄镇尹集村）人。父高名士，号思庵，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进士，曾任祁门县县令。叔祥家学渊源，博览群书，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领乡荐第一，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及进士第。家居等候补缺时，设馆留古寺龙溪书屋，又掌教“春风书院”。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年）后，历任福建省海澄、龙溪县、诏安县县令，厦门市同治和漳州市知州、建宁县知府等职。高叔祥在任期间，勤政爱民，卓有政绩，其赴任厦门时，诏安百姓绘《攀辕图》以示挽留之情。1806年出任台湾知府，1807年卒于任上。

嘉庆十年（1805年），海盗蔡牵称王霸海，驶入台湾凤山，又驶入鹿耳门。翌年，清军与蔡牵激战于海上，高叔祥与清军配合，驱逐了蔡牵。高叔祥在台湾大修水利，发展农业，招募老家邓州市人携带绿豆、芝麻、烟叶到台湾教高山族同胞种，当地高山族同胞深得农业技术传授要旨。高叔祥还兴办学校，开办盐场，修治港口，使台湾经济快速发展。他还及时搜剿余匪，安置难民，妥善处理民族关系，使之和睦相处。高叔祥倡导汉族和高山族人通婚，带头把女儿嫁给花莲县酋长儿子罗统达为妻，使台湾政通人和，经济发展。高叔祥昼夜辛劳，积劳成疾，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8月病逝于台湾任上。他死后，其子高殿举尊父愿，扶柩归里，安葬于邓州桑庄乡尹集高氏祖坟。台湾人民为了纪念他，在当地修建衣冠冢。

高叔祥著的《秋芳集》现珍藏在邓州市图书馆。其子高殿举曾任南昌府进贤县令，孙子高振宛曾任汾州知府和长治市知府。叔祥有六子，次子殿举为举人，曾任江西永丰令。殿举子振宛、振洛俱为爱新觉罗·旻宁年间进士，振宛任山西潞安府知府，振洛任云南广南府知府。乡里有“一门四进士”之誉。在高氏祖坟还有五门进士牌坊。高叔祥的后代还保留着高叔祥的墓碑和遗物。

高叔祥的故乡，至今还传颂着他当台湾知府治理台湾的故事。在今尹集镇村西设有“进士陵园”，做为纪念。

高叔祥其父名世，清乾隆丁丑科进士，曾任安徽省祁门县令。他自幼在家庭的影响下，十年寒窗、刻苦攻读，博览群书、才华横溢。乾隆四十五年中举，在福建省候补职缺期间，曾于龙溪县锦江书院等任讲席，还常求教于漳浦蔡葛山门下。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中进士，时年已三十四岁。公元1795年至1806年期间，高叔祥曾先后任福建的海澄县、龙溪、诏安县的县令，以及厦门市同知、漳州市知州，和担任建宁府知府等职。

他在诏安任职期间，政绩卓著、人民称扬。因为诏安和邻省广东省接壤，且地处海湾一带，历来为商贾来往要津。而海寇出没无常、社会秩序混乱、民风一度败坏。高县令到任后，立即令其家人、随从、衙役，不准敲诈勒索百姓，犯者严惩不贷。接着，重新制定法令，整顿秩序，对不法分子严加缉捕归案。用宽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教育和惩办。并严禁地方官吏贪污受贿。在判案中果断严明、不留后患。到任仅几个月，就处理了十几起人命案。同时，又恢复了正常的科举制度，社会风气很快得到好转。爱新觉罗·颙琰八年(公元1803年)，高因擒获九名日本海洋巨寇一功，以知州升。恰逢厦门市同知空缺，皇帝传下圣旨：

“厦门同知职位，为闽洋要缺，有查拿奸匪驱逐外番之责，非熟练之员不可。高叔祥素著循声，朕早有所闻，准其升署厦门同知。”

高叔祥临赴厦门上任时，诏安县百姓成群结队，肩挑手提，送稻米、地瓜干、竹笋等地方特产作为礼物，他一一谢绝。百姓还绘《攀辕图》以示挽留情恋，依依不舍。

当时，台湾连年动乱，社会秩序不稳，倭寇趁机入侵；东南沿海一带的土匪盗贼及奸商，纷纷流窜台湾，致使台湾人民颠沛流离、生灵涂炭。于是皇帝准许了群臣的奏章，于嘉庆十一年(公元1806年)二月，清朝任命高叔祥为台湾府知府。

高叔祥接到任命时，其母年老多病，他秉性至孝有想侍奉老母；但又想皇恩浩荡，屡被提升重用。于是便令其家眷返回河南老家孝顺老母。他于爱新觉罗·颙琰十二年(公元1807年)四月赴台上任。

高知府到任后，认识到台湾确属祖国海疆门户，军事要地，应严加防范。他便贴出安民告示：“招募游民垦荒辟野”、“兴修水利，疏通河道”等。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号令高山族相助，民族之间团结和睦相处。还对一些孺妇孤儿、老弱病残者实行救济。另外，派兵抓拿盗贼、歹徒归案；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使台湾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由于他昼夜忙于公务，既要维持治安、又要安抚百姓，终因精疲力竭、积劳成疾于爱新觉罗·颙琰十二年(公元1807年)九月病故，年仅五十七岁。

高叔祥在职十三年，一向居官清廉、声望卓著。福建省沿海诸县和台湾百姓当得知高叔祥因积劳成疾病死职所消息，人们沉痛哀悼，足见其感人至深，永受人民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