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纪（1919年10月17日-1998年4月29日），原名冯骥，笔名公羊子、方纪，辛集市（原束鹿县）人，现当代著名作家。

方纪幼年在外祖母家生活。中学毕业后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对文学产生兴趣，并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方纪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3月，方纪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转为中共党员，后被派回家乡束鹿工作。抗战爆发后，方纪南下武汉、长沙市、重庆市等地，做宣传工作。1939年，方纪离开重庆到延安市，先后在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中央党校三部、《解放日报》工作。抗战胜利，方纪到承德市，担任热河省文联副主席，参加土改工作团，后被调到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冀中文联任冀中文联委员。1949年，方纪到天津，先后任《天津日报》文艺部主任，天津文联党组书记等职。1956年6月，方纪参加长江水文勘查队。“文革”中，方纪受到林彪、江青等人残酷迫害致残，粉碎“四人帮”以后，方纪得到平反，又回到文学创作队伍中来。1979年担任中国文艺网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998年4月29日，方纪在天津市逝世。

方纪著有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短篇小说《来访者》，散文特写集《长江行》《挥手之间》，长诗《不尽长江滚滚来》《大江东去（共三部）》《三峡之秋》，文学评论集《学剑集》等。

冯骥的母亲陈素珍给儿子命名冯骥。骥，一日行千里之良马也。

方纪1919年10月17日出生于河北省辛集市（今辛集市）佃士营村一个农民家庭。到方纪7岁时，冯家开始走向衰微，母亲只好带他到了姥姥家。姥姥家有姥爷留下的许多书，姥姥又擅讲民间故事，这对少年的方纪“文化启蒙”起了很大作用。1931年，方纪考入河北辛集中学。九一八事变后，曾参加中学生的请愿游行。1934年，方纪初中毕业。

1934年夏秋之间，方纪来到了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北平市，先在一家商店当学徒，后因反对售卖日货而被解雇。失业后曾给《益世报》写稿，后由曹盼之介绍到北京大学历史系旁听，此后开始从事文学活动。参加了魏伯、魏东明、牧风等共同集资创办的《泡沫》《浪花》两个文艺刊物的编辑和撰稿，并参加了北平地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底，方纪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和天津市市民的游行，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南中心地方队队长。1936年3月，方纪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5月1日转为中共党员。同年夏，方纪接受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在党的地下直南特委里工作，他的外祖母家就成了当时直南特委的一个联络点。方纪曾担任中共河北省深泽县、宁晋县、辛集市三联县县委书记，东北军工委抗日游击队第五大队政治委员。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方纪奉命南下，曾在武汉、重庆市等地与周恩来接触。历任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武汉青年救国团服务部部长，武汉、长沙市、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干部等职。1939年12月，方纪由重庆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市，先是在陕北公学任教，翌年春末，调到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协会，任《大众文艺》编辑。1942年初，又调至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这时，他正式使用“方纪”这个笔名，并始创作小说，发表了《意识内外》。同年，方纪进中央党校，最后到《解放日报》担任编辑。在此期间，他曾多次听毛泽东的讲演，并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还曾亲自修改和增补了方纪为中央党校三部的墙报所写的文章。1944年，方纪从一份英文刊物上翻译了一些苏联文学作品，如《亚历山大·马特洛索夫》《一个女人，一个战士》等，并写了介绍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文章。

1945秋，抗战胜利，方纪到承德市，担任热河省文联副主席，参加土改工作团，写下了反映冀中人民抗日和土改运动的长篇小说《老桑树底下的故事》和中篇小说《不连续的故事》。从张家口市撤退后，他又先后被调到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冀中文联任冀中文联委员，又在《冀中导报》等处工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方纪历任《天津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副刊部部长，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天津分会秘书长，中苏友好协会天津分会总干事，天津市文化局局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书记、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主席等职，并兼任《天津文学》文学月刊主编。此间，作为知名作家的方纪，作品迭出，如1951年他参加了赴朝慰问团，写了《美丽的国家，英雄的人民》等多篇散文；1954年随团访问苏联，写了大量诗歌、散文，出版了《访苏诗集》。

1956年春，方纪随长江三峡地质勘查队在长江中上游工作、采访，直至同年秋天。这次旅行，他写了《长江行》《到金沙江去》《三峡之秋》等散文。他的代表作《挥手之间》记录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市参加国共和平谈判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文革”中，方纪受到迫害，被投入监狱，造成严重病残。“文革”后获得平反，1979年担任中国文艺网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被选为天津市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届政协常委，市委第二届候补委员。1998年4月29日，方纪在天津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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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纪的小说具有鲜明的艺术探索意识。1942年，从战时根据地特殊的历史情境出发，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文艺工作者们必须转变思想立场，深入群众与之打成一片，文艺创作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从此，讲话精神逐渐成为指导根据地文艺工作者的纲领性文件。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文学规范被推向中国。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由此，50至7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普遍表现出缺乏自身独立性、作为政治附属物而存在的整体特征。方纪的小说整体上亦未能完全突破这一历史局限，遵照既定的意识形态要求为新生政权建构存在必然性的历史依据是其大多数作品的创作主旨。然而，艺术层面的自觉追求又使得方纪不断冲击着主流文学规范日益僵化的审美边界，他的小说与那些概念化的作品截然不同，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艺术特色。

方纪小说中，主人公的选择往往别出心裁。20世纪50至70年代，主流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倡导“文艺创作的最崇高的任务，恰恰是要表现完全新型的人物，这种人物必须是和旧社会所遗留的坏影响水火不相容的，恰恰是不仅要表现我们人民的今天，而且要展望到他们的明天”。这里所说的新型人物有着非常具体的内涵，他必须是新时代新社会中精神饱满的工农兵形象，他的存在必须能激励人、鼓舞人。据此而言，方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显然不符合主流审美规范的要求。《纺车的力量》《山城纪事》都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前者借纺线这一生产技能的掌握展示了延安整风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艰难过程，后者则渲染了一个在革命与恋爱中犹豫不决的进步青年学生的彷徨心态。《晚餐》《开会前》乃姐妹篇，其主角是政治身份颇为敏感的民族工商业者，方纪用漫画勾勒的手法揭示出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秋收时节》的主人公则是一个在解放区土改中被削去土地的“出地户”（指当时的地主或旧式富农），“出地户”迫于“强权”让出土地后的不甘、无奈、担忧等心理状态被方纪描写得细致入微。《不连续的故事》以五个独立而有关联的小故事贯穿，其中的主人公虽然都是农民，但没有一个是主流意识形态所推崇的“高大全”式的，他们有的老实巴交没有丝毫反抗意识如《一个人怎样会变得聪明起来》中的“郭东城”，有的懦弱无识只知窝里斗如《仇恨和解了》中的“赵青臣和何双印”，有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如《懒人不是生就的》中的“陈二庄”，有的则是自私自利如《人心是块坏肉》中的“赵明云”。

整体来看，方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只是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因袭着从旧社会而来的千丝万缕的封建意识，在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化过程中经历着艰难的蜕变。方纪偏爱他们，根据地长期的革命实践与生活经历使他了解这些形形色色小人物的所思所想。他用细腻的笔触描摹他们的心理世界，展示红色政权的建立带给这些小人物精神面貌上的巨大变化。

艺术表现手法上，方纪的每篇小说往往因材而异、各有不同，由此形成了绚烂多姿的小说风格。《园中》暖意融融的回忆基调贯穿始终；《副排长谢永清》几个简洁的对话场景就将一个英勇善战又刁钻调皮的小战士的内在美烘托得淋漓尽致；《老桑树下的故事》围绕“赵大山”和“周小霞”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且以老桑树下村的历史变迁暗示出中国革命历程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来访者》，《来访者》叙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唱大鼓的民间艺人之间的爱情故事。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在文本中隐藏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视角。其一为主人公“康敏夫”的自白，字里行间充斥着强烈的感情色彩，为读者凸现出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为了个人的爱情，他敢于反抗当时社会中残存的封建恶势力，然而他又是怯懦自私的，他将爱人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既痴迷于她的演艺才能，潜意识中又看不起她卑微低下的出身。当爱人的精神人格日渐独立强大时，他失去了爱她的能力，在自暴自弃的疯狂中走向了灭亡。第二种是旁观者的视角，以小说中的“我”和那位管文艺的女同志为代表。这两位旁观者的叙述，潜在地折射出当时社会环境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普遍认识。融合两种或多种视角于一炉的叙述技巧在新时期先锋小说潮流之后并不鲜见，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却极为难能可贵，它是作家的艺术勇气与探索意识的最好见证。

由于时代环境的局限，方纪小说中的探索意识常常受到粗暴的歪曲与评判。早在1942年，方纪发表了短篇小说《意识之外》。小说描写一位女青年从大后方奔向延安后，酷爱艺术的她却被分配到护士的工作岗位上，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催生了种种苦闷的情绪。由于作品流露出的灰色情感基调与解放区主流规范所推崇的乐观向上的审美导向形成鲜明对比，方纪的艺术创作个性显得颇不合时宜，受到善意的批评。1950年，方纪中篇小说系列《不连续的故事》之五《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发表后再次受到非议。小说描写一个农村姑娘“小环”因为性格活泼，爱唱歌、会演戏，喜欢和村里的男孩子玩而受到封建意识的排挤。由于她无形中在村中青年参军的问题上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方纪遂被封为“恋爱至上主义者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主义者”，“对人民政治生活和妇女社会作用进行了歪曲的描写”，随后被迫公开检讨并对小说进行了修改。修改之后的小环，从独特的“这一个”向彼时流行的劳动英雄模型靠拢，鲜活之态顿减，僵化之气渐生。

方纪才华横溢，在各个历史时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文学评论。（中共辛集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辛集市监察委员会评）

这位作家涉足很广。最为著称于世的，并为我所心仪的是他的散文。我以为最能反映他的独具风范的思想和文采，最能表现他对于祖国和人民的发自胸臆的深情，也最能显示他的有如行云流水般舒畅流利。其中有许多篇，已经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传世之作。比如《挥手之间》《石林风雨》等。（冯牧评）

人们每谈起方纪的散文，总要举出《挥手之间》，读者永远记得文中描述的毛主席在飞往重庆市的历史性时刻，停留于飞机舱口，回转身来面向送行人群的刹那：‘人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心情，只是拼命地一起挥手像是机场上蓦地刮来一阵狂风，千百条手臂挥舞着，从下面从远处伸向主席。主席也举起手来，举起他那顶深灰色的盔式帽；但是举得很慢很慢，像是在举起一件十分沉重的东西。一点一点地举起来，等到举过了头顶，忽然用力一挥，便停止在空中，一动不动了。’（王昌定评）

他的散文，视野很广阔，充满真实和热烈的情感。方纪的文章是可以传世的。（孙树勋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