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是在1933年3月到1933年5月，中国军民在长城沿线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是一场反侵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北三省，随即向华北地区扩张，并事先向热河地区调兵。1933年1月1日，日本关东军进攻山海关，中国守军消极抵抗，日军迅速占领热河大部分地区。国民政府决定利用长城险峻地势，令中国守军死守独石口、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据点，阻止日军继续深入。3月4日，承德沦陷后，日军先后向古北口、喜峰口、冷口等据点发起攻击，中国守军发起反击，长城抗战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口关口；喜峰口在宋哲元旅的指挥下一度成焦灼状态；冷口阵地几经争夺，最终于4月11日被日军占领。中国失去冷口阵地后，日军乘胜追击，发动了针对长城沿线的全面进攻，最终于4月28日突破中国守军在长城的防守据点，中国守军因兵力悬殊，逐步被逼退至顺义、宁河地区。国民政府鉴于形势，被迫向日军求和，双方于5月30日在塘沽签订《塘沽停战协定》，长城抗战正式结束。

长城抗战结束后，日军自此在在长城各据口设置有利据点，对华北地区形成巨大威胁。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约20余万人，关东军，一共约8万人（其中包含3万伪军）。中国军队伤亡约4万人，而日本军队，根据他们自己公布的数字，是2600余人。这场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规模最大的、时间最长的一次武力交锋，虽然中国战败，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依然坚持对外妥协政策，面对日军嚣张的侵略气焰，蒋介石依然认为抵御外辱要先安定国内。1932年1月28日，日本又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借机在上海发动淞沪会战企图转移国际上对日本侵占东北地区的视线。但是蒋介石政府依然力避与日本的冲突，企图寻求国际势力的帮助。最终在国联的调停下，中日双方签订《上海停战协议》结束了淞沪抗战。日本借助此战成功在上海驻兵的同时将“伪满洲国”炮制推向国际开启了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为了进攻华北地区，日本在炮制“伪满洲国”的同时也试图拉拢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汤玉麟畏惧社会舆论，不敢公开投降，日本便开始筹划以军事行动夺取热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是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蒋介石政府的一系列妥协行动激起了一些爱国人士的不满，东北地区人民组成抗日联军不断对抗日军的侵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也在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支持下制止汤玉麟降日，同时，张学良也对热河增兵，还在暗中支持接济义勇军以遏制日军的侵略活动。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蒋介石政府的妥协和国际帝国主义绥靖政策让日本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随后，日本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地区。1932年5月15日，日本法西斯主义势力斋藤实内阁杀死首相犬养毅，组成了斋藤实新内阁。新内阁确立了所谓“国防国家体制”为宗旨，将日本政体的法西斯化推进了一步。广田弘毅担任日本内阁外相后大肆宣传“和协外交”“中日亲善”，其实际内核时要求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独占权益。1932年年底，日本完成对东北三省的全面占领后决定占领地处辽宁省、河北省、察哈尔省三省之间的热河省以巩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1933年1月，日本外相发布演说称“热河与旧东三省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纵观历史，热河应当是‘伪满洲国’的一部分”。同年1月，日军攻占了有“天下第一关”之称的山海关区，随后，日军便向周围的战略要地发动进攻，控制了关内外的交通要道。

1932年年底，日军海陆军在山海关集结完毕，东北军加强对山海关地区的防御。1933年1月，日军正式向山海关区发起进攻，中国守军由于兵力不足，退出山海关。日军威胁热河地区，张学良请求蒋介石增兵，但中方增兵计划还未落实，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武藤信义便下令进攻热河。日军第8师团以第4旅团为先遣部队，迅速占领南岭、北票。张学良组织中国守军发起反击，但中国守军缺乏斗志，前线部队在日军的进攻下一触即溃，日军先后占领开鲁县、朝阳。随即日军兵分三路向热河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拼死抵抗，但都在日军猛烈的炮火下节节败退。日军逼近至承德市地区，负责热河省地区防御的中国守军第2集团军总司令张作相撤退至古北口地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也向滦平县、丰宁满族自治县地区撤退。由于中国守军仓促撤退，3月4日，省会承德失守，热河全境沦陷。蒋介石政府为平息舆论压力，示意张学良引咎辞职，同时让何应钦担任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张学良等人预知日本早晚会进攻热河，便在1932年10月组织了以北平分会参事伯桂林及工兵人员组成的阵地构筑委员会，指导热河境内的阵地构筑。他们将阵地编成，由赤峰经建昌营、建平、叶柏寿、大城子至界岭口内，线上共有6个据点，每个据点有2个支撑点组成的第一线；由赤峰经楼子店、西桥头、三十家子至喜峰口，再于大城子、三十家子间筑成斜交阵地的第二线。但由于天寒地冻、土质坚硬，开掘困难，且材料器具缺乏，工事构筑进展十分缓慢。1932年年底，中原地区在长城沿线有号称30万大军的军队，虽然人数不少，但是实力参差不齐，编制庞杂。1933年1月1日，日本进攻山海关区，热河省危在旦夕。张学良见形势不妙，一边向热河增兵，一边请求中央军北上增援。随后，蒋介石也决心抗日，1月底，他制定了关于热河方面杂牌军退至关内如何收容问题的计划，然而中央军无法北调，蒋介石的计划失败。张学良见此，成立两个集团军，自己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集团军的总司令，汤玉麟担任第2集团军司令抵挡国防要塞。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因其轻易地占领东北地区，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日本陆军占领中国东北三省，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市伺机蠢动。从1931年底起，日本海军先后在天津市、青岛市、汉口、福州市、重庆市、上海等地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寻找新的侵略借口。“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车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在上海建立桥头堡，直接威胁南京，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承认东北地区的既成事实，取消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并为将来进攻中国内地作准备。1932年11月-12月，关东军积极调动兵力，在皇姑屯至山海关区的个车站驻重兵，同时日军派第8师团进驻锦州市，旅顺津田第2舰队进驻山海关、秦皇岛市的海域。到12月底，日军进攻山海关的海陆军集结完毕。

热河失陷之后，日军迅速推进至长城沿线各口附近。日军第8师团逼近承德市、古北口外地区。1933年3月4日，日军第8师团占领承德后以第16旅团向滦平县方向挺进，师团主力在飞行队支援下全力向黄土梁及其以西地区进攻。中国守军便让原本驻扎在古北口的第107师北上，在青石梁一带占领阵地，掩护后方部队。随后，王以哲率领第67军向古北古推进，日军也迅速反应，对中国守军展开猛烈反击。经过4天激战，中国守军不敌，于3月9日向古北口撤退。随后，日军占领古北口前线阵地。3月10日，中国守军第17军第20师关麟徵率领部队赶来支援。第二日，日军又对关麟徵得右翼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右翼部队不战而退，日军随即占领古北口关口。随后，日军和前往右翼支援的关麟徵部队发起进攻，双方战斗激烈，中国守军伤亡惨重。最终，中国守军兵力不足，纷纷溃逃。12日，日军占领古北口，双方暂时形成对峙态势。

1933年4月中旬，日本占领冷口、喜峰口后便向古北口增兵。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在此期间策反湖南督军张敬尧在北平市起事。随后，板垣征四郎便要求关东军进攻古北口以南以策应张敬尧内变。16日，日军派军机对古北口、南天门地区大力轰炸侦察。20日，日军便占领了南天门左侧的高地八道子楼，中国守军随即组织反攻，但是都被日军击退。23日，日军开始利用八道子楼的地势，采用陆空结合的方式对421阵地发动猛攻，但都被中国守军击退。到26日，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中国守军伤亡惨重，不得不放弃该阵地。日军趁胜追击，于28日占领南天门，中国守军退至沽源县，中国长城防线被突破。

1933年3月9日，日军一部在进攻古北口之时，日军第14旅团也向喜峰口发起进攻。中原地区守军在喜峰口的防御部队由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万福麟领导。面对日军的进攻，中国守军溃不成军，纷纷向关口溃逃，于是日军迅速攻占喜峰口第一道关门。随后宋哲元的先头部队赶往喜峰口增援暂时稳住了形势。宋哲元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装备差，但是战斗意识强劲。9日晚上，宋哲元部队利用夜幕掩护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大刀队夜袭日军占领的山头。14日，日军受到惨重损失后向后溃逃，随后双方在喜峰口正面形成对峙状态。日军在喜峰口正面未取得的优势后转而向喜峰口后方的罗文峪发起进攻，两军在罗文峪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19日，罗文峪附近的日军也被迫撤退。

1933年4月9日，日军占领冷口。随后，日军借助冷口这个缺口占领滦河上游的迁安市，日军主力绕至喜峰口后面队宋哲元军形成前后夹击的态势。第29卷面对前后夹击的态势，不得不向通州区以东的地区。日军乘势展开追击，先后攻占东的卢龙县、抚宁区、昌黎各县。滦河东部、长城以南全部被日军占领。日军越过长城，威胁开滦煤矿，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警惕。日本天皇害怕引起国际纠纷，便决定暂停在滦东的攻击。4月19日，日本天皇出面敦促军方停止在滦东的攻击。随后，关东军撤回进入滦东的部队，中原地区守军第57军随即渡过滦河收复滦东地区。

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旅第14旅团占领了冷口。随后军委会华北分会当即命令在滦河构筑防御工事的第32军军长商震率领部队反击。随后，商震部队连夜奔袭赶往冷口，经过几日激战，商震部队于3月7日收复冷口。3月19日，日军对冷口发起反击，守军顽强抵抗，多次组织反击战重伤日军。经过多日的拉锯战，日军于22日退至冷口外10余公里处。日军在3月初对长城沿线的进攻都为达到预期效果后开始调整战略决定发动大规模进攻，其中冷口是重点进攻目标。3月27日，武藤信义下达了对长城各口全面进攻的命令。4月9日，日军第6师团在混成第14、第33旅团配合下向冷口展开全面进攻。中原地区守军第32军拼死抵抗，在日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守军阵地被日军突破。中国守军被迫向滦河西岸撤退，冷口沦陷。

1933年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报备张敬尧决定在4月21日起事，随后他又向关东军上报张敬尧决定联络滦东地区东北军起事的计划。但张敬尧随后被人刺杀，板垣征四郎计划落空，关东军见板垣征四郎策划失败，决心扩大战事。5月2日，关东军制定了沿长城作战的计划。5月3日，关东军司令下达了入侵关内，消灭中央军的命令。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建昌等地出发，向4月下旬撤出滦东又返回该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日军来势汹汹，中国守军缺乏有力准备和措施，日军很快在占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12日，日军渡过滦河，继续追击撤退的中国守军，很快，中国守军被逼至宁河、宝、三河、平谷以东一带。由于中国守军节节败退，日军前进之路异常顺利。到5月22日，日军先后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三河等县。在东线日军成功推进的同时，西线日军第8师也在5月10日对新开岭地区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奋力抵抗轮番与日军激战，但还是被日军逼退至怀柔、顺义等地。

1933年5月20日，日军加紧了对中国守军的追击，中国守军被逼至平津城郊。面对日军的紧逼，中国守军在平津组织防御，多次击退日军进攻。24日，日军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逼近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合围的形势。日军政府再次向蒋介石政府提出谈判；面对日军逼迫，蒋介石政府被迫妥协，接受日军条件，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结束了长达五个多月的长城的抗战。

长城抗战从1933年1月到1933年5月30日签订《塘沽协定》历时五个多月。中国军队一共投入了20余万人，关东军，一共只有8万人（其中包含3万伪军）。在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总伤亡近4万人，其中中央军第17军、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第32军、第53军、第67军五个军的伤亡就达18325人；而日军方面据日本参谋部统计，日军在战争中连同热河作战死伤共2600人，其中，在关内战死163人，伤838人。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暂时结束了自山海关区抵抗以来长达5个多月的抗战。协议要求中国守军撤退至延庆区、昌平区、高丽营、顺义区、通州区、香河县、宝邸、林亭口镇、宁河区、芦台街道等地，同时还要求中国军队不得对日军进行骚扰和条形活动。日军得以借此机会在长城各口设置据点，建立“缓冲地带”，华北地区门户打开，日军能直逼北平市和天津市。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但是这次抗战也激起了中国国爱国人士的觉醒，中日矛盾日益尖锐，一些爱国人士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随后，在冯玉祥的主持下，北方成立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反抗日军。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胡适认为，长城抗战虽然打出了中国军人的血性，但是华北已经无险可守，华北若再陷落敌手，国家损失更大，因此支持华北停战，保卫平津与华北地区。

中国守军第3军团总指挥宋哲元：“宁作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喜峰口一役，丧尽皇军威名。”

学者张洪涛评价：长城抗战是中国军人的一腔热血喷发，但《塘沽停战协定》为这场抗战画上了一个遗憾的结局。

学者刘广志评价：长城抗战是一次最有力、最真切地抗日大发动，这次抗战促进了全国抗日的新高潮，是南京国民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一场较大规模的抗日民族战争，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一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