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199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图书。此书对唐朝政治史作了精辟的论述，综观全史，上溯晋朝、南北朝与隋世，下讫唐以后之变化。本书系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撰写于抗日战争的艰难环境中，是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传世杰作。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陈寅恪于1941年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的，序末署“辛巳元旦陈寅恪书于九龙英皇太子道三百六十九号寓庐”，次年在桂林市抄改后交商务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此书是陈寅恪的代表作，对唐史研究甚具启发性，香港在动乱时代为陈寅恪提供了短暂的研究空间，使他得以完成此巨著。

自序

上篇 统治阶级之氏族及其升降

中篇 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

下篇 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

1、本书开篇即引朱子语：“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并为此加按语曰：“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

2、陈先生指出：“自鲜卑拓跋部落侵入中原地区统治北部之后，即开始施行汉化政策……此汉化政策其子孙递行不替，及拓跋宏迁都洛阳市，其汉化程度更为增高。至宣武、孝明之世，则已达顶点，而逐渐腐化矣。然同时边塞六镇之鲜卑及胡化之汉族，则仍保留其本来之胡化，而不为洛都汉化之所浸染。故中央政权所在之洛阳其汉化愈深，则边塞六镇胡化民族对于汉化之反动亦愈甚，卒酿成六镇之叛乱，尔朱部落乘机而起。至武泰元年（公元五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河阴之大屠杀，遂为胡人及胡化民族反对汉化之公开表示，亦中古史划分时期之重要事变也。”其后，他又进一步指出，“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3、唐朝的“关中本位政策”或“关陇集团”是承袭宇文泰而来的。而“宇文泰率领少数西迁之胡人及胡化汉族割据关陇一隅之地，欲与财富兵强之山东省高氏及神州正朔所在之江左萧氏共成一鼎峙之局，而其物质及精神二者力量之凭借，俱远不如其东南二敌，故必别觅一新途径，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化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匪独物质上应处同一利害环境，即精神上亦必具同出一渊源之信仰，同受一文化之熏习，始能内安反侧，外御强敌。而精神文化方面尤为融合复杂民族之要道……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

4、“安史之乱”是唐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在中国整个历史发展中也占有极其关键的地位。

虽则表面上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被平息了，但事实上唐朝的根基也遭受了重大的打击。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中原地区疆土之内，自安史乱后，除拥护李姓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省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为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并且陈先生尤其强调“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

5、陈先生在翻检《新唐书》之《藩将传》中发现两点：“一为其人之氏族本是胡类，而非汉族；一为其人之氏族虽为汉族，而久居河朔，渐染胡化，与胡人不异。前者属于种族，后者属于文化。质言之，唐朝安史乱后之世局，凡河朔及其他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原地区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陈寅恪之父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其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