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调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根据地创建的依靠群众解决民间纠纷的，实行群众自治的的一种自治制度。它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必要补充、得力助手。现在该制度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规劝疏导，促使纠纷各方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

人民调解制度渊源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的祖先，把原始氏族首领解决内部纷争的调解与合解方式带进了文明时代，在西周奴隶时代开始建制。据考证，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官府中，就设有“调人”、“胥吏”的官职，专司调解纠纷，平息诉讼，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到2000多年前的秦汉，官府中的调解制度发展为乡官治事的调解机制。县以下的乡、亭、里设有夫，承担“职听讼”和“收赋税”两项职责，“职听讼”即调解民间纠纷。唐朝沿袭秦汉制度，县以下行政组织没有审判权，乡里民间纠纷、讼事，则先由坊正、村正、里正调解。调解未果，才能上诉到县衙。我国历史上实行行政司法一体化，县官即法官。明代沿袭和发展了历代的调解制度，并将民间调解行为上升为法律规范。《大明律》专门有关于“凡民间应有词讼，许耆老、里长准受于本亭剖理”的规定。根据《大明律》的规定，明朝在乡一级专门设置了调解民间纠纷的处所“申明亭”，由耆老、里长主持调解并形成制度。清代县乡以下基层组织实行保甲制，设排头、甲头、保正，负责治安、户籍、课税和调解民间纠纷。中华民国县下设区、乡、镇。北洋政府《区自治施行法》和《乡镇自治施行法》都规定，区、乡、镇设立调解委员会，其成员需由具有法律知识和素孚信望的公正人士担任，并且由所在区、乡、镇公民中选举产生。民间调解这种具有纯朴性质的原始民主和人道精神的调解，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中，被揉和到我国政治、哲学、宗教、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民情以及民族心理素质中，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处事习惯以及和解纠纷、息事宁人、和睦相处的美德。当双方发生矛盾纠纷不能解决时，就求助于长辈、亲朋以及处事公道的人予以调解，以消除纠纷和保持和睦，维护了社会的稳定。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民间调解形式有“乡治调解”、“宗族调解”和“邻里亲朋调解”三种方式。这些民间调解方式都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种族延续，作为司法制度的补充几千年来长盛不衰，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

我国现代的人民调解制度萌芽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农会组织和在一些地区建立的局部政权组织中设立调解组织，调解农民之间的纠纷。1921年，浙江萧山县衙前村农民协会宣言中，规定了会员间纠纷的调解办法；1922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彭湃领导的广东省农民成立了“赤山约农会”，下设“仲裁部”，专门调解农会会员之间的纠纷。这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最早的萌芽。之后，广东、广西壮族自治区、江西省、陕西省、湖南省、湖北等地建立的2万多个农会中，都设有调解组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区、乡两级政府，川陕省的区、乡级苏维埃政府都设有“裁判委员会”，负责办理民事案件，解决群众纠纷。抗日战争时期，人民调解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苏中区等地乡村都设有调解组织，并且称之为“人民调解委员会”，以示翻身农民当家做主，这个名称沿用至今。抗日民主政府和解放区的人民政府，根据各地情况分别颁布了调解的地方法规，如《山东省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村调解工作条例》《冀南区民刑事调解条例》和华北人民政府作出的《关于调解民间纠纷的决定》等等。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调解制度作为司法制度建设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支持。1950年，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人民司法工作还须处理民间纠纷，……应尽量采取群众调解的办法以减少人民讼争”。1953年第二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后，开始在全国区、乡党委和基层政权组织内有领导、有步骤地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1954年，政务院颁布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人民调解组织的性质、名称、设置，规范了人民调解的任务、工作原则和活动方式，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组织，要求人民调解必须依法及社会公德调解，遵守平等、自愿及不剥夺诉权的三原则。《通则》的颁布，是我国人民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人民调解制度在新中国确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人民调解的工作任务主要有三项。

1. 调解民间纠纷，防止纠纷激化。民间纠纷是指发生在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预防和调解民间纠纷是人民调解工作的首要任务。人民调解员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应当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根据当事人的特点和纠纷的性质、难易程度、发展变化的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开展耐心、细致的说服疏导工作，促使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消除隔阂，引导当事人最终达成解决纠纷的调解协议。人民调解组织要坚持抓早、抓大、抓苗头，努力掌握民间纠纷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不断总结完善防激化的有效方法和经验，广泛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专项治理、联防联调等各种形式的防激化活动，增强防激化工作效果。

2. 开展法制宣传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利用调解纠纷的机会，有针对性地向当事人及周围群众宣传法律、法规和政策，同时结合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实际问题进行释疑解惑。通过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同时，调处纠纷的过程，也是对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过程。

3. 积极推进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把人民调解工作与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及时向当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基层人民政府反映民间纠纷发生和人民调解工作的情况，将社情民意及时反馈到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过程中，这既是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精神的具体落实。

人民调解制度和民事诉讼法制度、仲裁制度一样，是我国民事程序法律制度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司法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宪法》《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婚姻法》《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人民调解均有明确规定。人民调解制度由于宪法、基本法和许多实体法律的规范，使其享有较高的法律地位，成为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第111条第2款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这就从宪法上确立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

《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

《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第16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依据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进行调解，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依据社会公德进行调解；（二）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三）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

人民调解的主要种类包括：村级（社区）、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区划接边地带的“联合调解委员会”及旅游地、商品聚集散地等特殊区域的“专门调解委员会”。此外，还有各种产业协会、商会，如轻工协会、纺织协会、个体协会等的调解；各种群众团体，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调解；各种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这些调解组织，有的类似于人民调解，有的借鉴了人民调解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受到人民调解制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