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迈恩拉德·阿克曼（Dr. Josef Meinrad Ackermann）（生于1948年2月7日，瑞士公民）是一位杰出的银行家，曾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及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并在2013年担任瑞士苏黎世保险集团主席，直至同年辞职。此外，他还曾担任塞浦路斯银行董事长，并是金融咨询机构“三十人组织”的成员。

阿克曼博士于1996年加入德意志银行董事会，负责投资银行业务。2002年，他成为董事会发言人和集团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加入德意志银行前，他担任Schweizerische Kreditanstalt（现在的瑞士信贷银行）总裁。阿克曼曾在圣加仑大学攻读经济学和社会学，并于1977年获得博士学位。2012年3月阿克曼博士被选为苏黎世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将从2012年6月1日起担任这一职务，届时将不再担任德意志银行主席。

阿克曼还曾是西门子股份公司监事会成员（第二副主席）、壳牌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此外，他还在以下机构担任职务：国际金融协会主席、世界经济论坛（理事会联席主席）、圣加仑国际研究基金会主席、歌德学院工商业咨询委员会主席、康斯坦茨湖诺贝尔奖得主会议林岛基金会（名誉董事会成员），以及大都会歌剧院顾问董事。2007年，阿克曼博士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请为金融学客座教授；2008年7月，被法兰克福大学聘任为荣誉教授。此外，阿克曼博士还获得伦敦商学院荣誉院士，以及希腊塞萨斯德谟克里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在2014年11月，阿克曼被选为塞浦路斯银行董事会主席，这是在该银行新的主要股东威尔伯·罗斯的提议下进行的，后者后来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商务部长。他还曾于2000年至2002年担任沃达丰的非执行董事。

约瑟夫·阿克曼出生于瑞士圣加仑州瓦伦施塔特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他在圣加仑大学完成了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学习，并成为该校经济学系的研究助理，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

国际上许多著名的银行家喜欢将自己的办公室设在神秘的华尔街或者繁华的伦敦金融城，阿克曼并没有将自己的经常办公地点安在德意志银行的总部法兰克福，而是选在了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阿克曼并非德国人，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瑞士公民。

从瑞士圣加仑大学毕业时，怀揣着经济学和社会学双博士学位证书的阿克曼只有28岁，在母校从事了一年的经济学教学工作后，阿克曼就改换门庭投奔到了瑞士信贷银行的旗下。42岁时，阿克曼出任瑞士信贷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三年后，当公司发生重组时，阿克曼接到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布罗伊尔的诚实邀请并加盟到了德行。

在瑞士信贷银行长达19年的职业背景无疑是布罗伊尔对阿克曼最感兴趣的方面，因此，阿克曼来到德意志银行后就很快被任命为投资部负责人，并被指派独立承担和开发投资银行业务，而此时该项业务在德意志银行开展还不到一年。市场为阿克曼展示自己的卓越才能制造了机会。1998年，美国信孚银行遭遇到了俄罗斯金融危机的致命重击而奄奄一息，比尔·阿克曼力劝布罗伊尔快速出手，并最终赢得了德行董事会的支持。几天之后，阿克曼飞往美国，以100亿美元收购价格将信孚银行揽入到了自己的怀抱。

市场也为德行并购信孚银行的正确选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收购信孚的当年，投行业务为德意志银行创造纯利润达40亿马克，占全部利润的60%以上。不仅如此，正是借助于对信孚的并购，德意志银行在当年跃上了全球资产规模最大银行的宝座，并且连续3年维持第一的位置。

为德行赢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比尔·阿克曼也得到了董事会的高度认可，并很快被确定为即将退休的布罗伊尔的接任者。而就在权力转换的关口，布罗伊尔日显被动。也许是企图为自己的事业画上一个精彩的句号，布罗伊尔在并购信孚之后旋即宣布与德国第三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合并，但由于业务的相互重叠，两家公司只是在进行了短暂的“试婚”之后分道扬。然而，布罗伊尔并没有因此放慢彰显自己力量的脚步。他亲自掌控了一个集零售银行业务、私人银行业务于一体的新部门，并预计这些业务会驱动整个银行的增长，但年终巨亏的结果大大出乎了布罗伊尔的意料之外，德行股票价格因此下降了30%。

许多投资银行家已经失去了对布罗伊尔的信心，一些人甚至敦促阿克曼组织员工反对和推翻布罗伊尔，但阿克曼却表现出了异常的冷静，并公开宣称决不会作出对布罗伊尔的有任何不忠的过激行为。这种阳光态度让布罗伊尔对比尔·阿克曼更加刮目相看，并最终主动向董事会提出了退休的申请，德行的最高权力十分平稳地交到了阿克曼的手上。

尽管投行业务在阿克曼手中已经做得风生水起，但交到阿克曼手上的德意志银行并非满目春风。论市值，德行当时排在了比它还小的其他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如瑞士联合银行和法国巴黎银行的后面，论利润，德行还不及花旗银行和高盛的三分之一。从不言败的阿克曼为自己定下了一个旁人看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三年中使公司的利润率提高到25%。

大规模的裁员行动旋即在阿克曼的号令中展开。为了便于决策，德行管理委员会成员从8人减为4人。而在最近的4年中，德意志银行将员工总数从97000名裁减到了64000名左右，裁员率达到了26%。效果也证明了阿克曼决策的正确。仅仅一年之后，德意志银行的人均费用支出减少了21%，成本收益比从80%降低到74%，同期净收益突破了6.4亿美元，比往年增长了2倍多，而且基本上扭转了赢利下降的局面。

如果说裁员让阿克曼看到了实现目标的希望的话，那么当触及到另一份清单时，阿克曼稍稍放松的心情不禁再次沉重起来。在一次查看公司的信贷资料时，比尔·阿克曼发现，德行客户名单长达1万家，差不多给每家客户都贷了款，其中信贷资产占到公司总资产比例的近60%以上，而且这些信贷客户主要集中在欧美地区，风险程度可见一斑。

似乎来不及作任何论证和分析，阿克曼旋即成立贷款风险管理部，并抽出精兵强将在不到20天的时间中制定了一套十分规范而有清新的贷款方法和考核指标，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如果德意志银行认为该贷款不能给它带来其它的业务，如股权或债务承销，就不应该发放贷款。效果要比阿克曼预料的要好。12个月之后，德意志银行的信贷资产客户缩减了2500家，贷款总额减少14%，不良贷款也骤减了43%。

其实，在调整信贷资产比的同时，比尔·阿克曼已经在酝酿一个更为长远的发展计划——壮大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业务。为了配合新战略的实施，阿克曼将德意志银行原来的四个业务部门重组为两大单元：企业与投资银行、私人客户与资产管理。

然而，在零售业务收入并不能支撑起投行与资产管理业务板块的前提下，寻找新的配给资金就成为了阿克曼的棘手难题。不过，这似乎并没有最终难倒精通资产重组业务的阿克曼，因此，在最近的四年中，德行开始了历史上少有的出让和变卖自有资产的活动。如以215美元一股的价格卖掉了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以53亿美元的价格卖掉了长期持有的工业控股，以10.4亿欧元的价格将自己在欧洲大陆的51处房地产项目转让给私人股权投资公司黑石集团。

如今支撑阿克曼的底气已经越来越厚实。《财富》杂志在将比尔·阿克曼评为“全球最值得关注的人物”时评价道：“他以出众的领导才能和远见卓识领导德意志银行在增强客户和资产管理能力的同时使投资行业务迈进全球领先地位。”事实也正是如此。也就是在最近的四年中，德行成为了全球投资银行市场中与摩根士丹利、高盛等比肩试高的重量级玩家。在投行业务收入贡献了集团总收入62%的背景之下，阿克曼为自己确定的25%的利润增长目标已经提前实现，德意志银行的资产总值也随之发酵到了如今的10970亿欧元。

阿克曼是第一个管理德意志银行的外国人，这种另类背景似乎注定了他在德行的管理风格上要染上“非德国化”的色彩。

与国际上其他知名金融财团的管理层人员基本上由本土居民构成完全不一样，德意志银行最高领导层成员有三分之一来自德国之外。而且这些人都是阿克曼在最近四年中直接提拔起来的。如负责全球市场业务的印度人安苏·贾殷，扩大董事会中负责纽约的股票交易业务的美国人凯文·帕克，以及负责银行人事事务的澳大利亚人康拉德·文特尔。除此之外，德行目前50%以上的员工由外国人所组成。

与人事安排一样，“非德国化”运动也深入到了其他领域。上任不久，比尔·阿克曼就让德意志银行在纽约证交所上市并采用了美国财务会计标准，同时将官方语言改成英语。不仅如此，阿克曼还将德意志银行的业务中心从法兰克福转移到了伦敦和纽约的交易室。

2007年前广泛流传于欧洲大地上花旗银行即将收购德意志银行的消息至今依然如芒刺一般锥扎着阿克曼的脊背，也正是从那时起，阿克曼更加坚定了“非德国化”的不归之路。

过去130多年中，无论是商业零售业务还是资本并购业务，德意志银行基本上没有走出欧美大陆，但这种市场布局在比尔·阿克曼执掌公司舵印后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松动，德意志银行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痕迹已经越来越清晰：在印度，阿克曼挖来了在花旗集团任职多年的印度工业政策性银行首席执行官Gunit Chadha出任该地区的总裁，并且目前已在印度建立了包括研究、销售、交易与实施执行在内的全套面向境内外机构投资者的服务体系。在日本，德意志银行已经成为了东京交易所里最大的外国交易商；在印度尼西亚，德意志银行被聘请为该国政府的财务顾问，并负责承销了该国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大约10亿美元的海外主权债业务。

不过，亚洲国家中对阿克曼最能产生吸引力的恐怕还是中国。“进入中国市场，有回家的感觉。”阿克曼总是这样告诉所有采访他的中外记者。

德意志银行与中国市场的友好渊源关系在阿克曼手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和放大。人们注意到，无论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还是现任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他们在会晤中国最高领导人时，阿克曼总会作为德国企业家代表的“第一人”被特别推荐和介绍，而且这种位置似乎是其他德国企业老板所不可能代替的。当然，无论是单独来到中国还是随团访问，阿克曼都会不失任何时机地将印有“北京市市长国际企业家顾问委员”的名片及时递到所有人手中。

事实上，阿克曼非常清楚，无论是在零售业务还是在投行业务上，德意志银行在中国所具备的竞争实力还不能与华尔街那些著名的金融机构相提并论，德意志银行要想在中国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必须突出自身的经营特色。思路决定出路。在比尔·阿克曼的特别授权下，德意志银行中国团队在中国市场上刮起了一阵又一阵的营销风暴：从每年一次挑头举办“中国概念”论坛到率先发起“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从设立“金钥匙视障儿童教育基金”到推广“校园足球发展计划”，这些极能煽情的节目都从四面八方向中国官方和百姓传递着德意志银行的友好与热情，其辐射和影响程度似乎为其他任何一家外资银行所不可比拟。

阿克曼在2009年年底同意继续担任德意志银行董事会主席，直到2013年。2012年5月下旬在年度股东大会，他将“CEO接力棒”交给联合首席执行官Anshu Jain和Juergen Fitschen。据德国金融时报，阿克曼在2009年获得了9.4万美元和在2010年获得8.8亿欧元。他在2009年包括奖金为8.2万元，欧元7.1亿。

瑞士苏黎世保险集团主席约瑟夫·阿克曼2013年8月29日辞职，原因与公司首席财务官皮埃尔·沃蒂耶几天前疑似自杀身亡有关。当天，苏黎世保险集团宣布，比尔·阿克曼已经通知董事会，他辞去作为董事会成员的一切职务并立即生效，董事会带着深深遗憾接受阿克曼的辞呈并高度赞扬阿克曼的领导和对集团作出的贡献。副主席汤姆·德·斯旺将接替阿克曼的职务。

阿克曼的妻子是皮尔科·默尔萨（Pirkko Mölsä）。

阿克曼还曾是西门子股份公司副董事长，但他已于2013年9月宣布辞职。他还担任过维克多·维克塞尔伯格的雷诺瓦集团旗下雷诺瓦管理公司董事、壳牌非执行董事、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金融访问教授、约翰·沃尔夫冈·歌德大学访问教授、圣加仑国际研究基金会董事会主席、企业文化事务研究所董事会赞助人、国际金融研究所董事会主席、比尔德堡会议与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主席、Macro Hive咨询委员会成员。

退休后不久，在G7财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就欧洲债务危机举行电话会议前夕，阿克曼在大西洋理事会的讲话中表示：“德国最终将采取必要的步骤来保持欧元区的完整”，他继续说道：“德国之所以行动谨慎，只是因为它担心欧洲边缘国家会停止改革措施，如果他们看到柏林将会担保一切。”

他还是“比尔德堡集团”的指导委员会成员，并在2019年3月，《纽约时报》报道称，比尔·阿克曼知晓该银行纽约分行与唐纳德·特朗普的业务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