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之统一到汉承秦制，无论是政治经济制度还是军事与法律制度，都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传统制度的基础，因此，秦汉制度也就成为中国制度史的重要渊薮。自宋明以来，治秦制、汉制者代有人出，从《
西汉会要》、《
东汉会要》到《
秦会要》，从《
容斋随笔－》、《
二十二史札记》到《
十七史商榷》，直到
孙星衍诸公对秦汉制度史籍的辑佚与整理，都是嘉惠学林的名山事业。上一世纪，随着新的方法论是不断涌现，加之秦简、汉简以及其他文书的大量出土，春汉制度研究再入佳境。
吕思勉《
秦汉史》、
马非百的《
秦集史》以及
陈直的《史记新征》、《
汉书新证》等都对秦汉制度多有创述。专门的制度研究更是不绝于缕。
程树德的《汉律考》、《
九朝律考》，
沈家本的《汉律摭遗》开近世治
秦汉制度之先河；
安作璋、
熊铁基的《
秦汉官制史稿》，
朱绍侯的《秦军功爵制研究》，
栗劲的《秦律通论》，
孟祥才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秦汉卷》，
黄留珠的《
秦汉仕进制度》，
阎步克的《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加上大量的专题论文，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秦汉制度的研究可谓难之又难，可垦者已为良田，春华秋实，稻菽千里；不可垦者仍是山泽，贫瘠薄，荒芜一片。新的研究越来越难以取得新的突破。在这样一个领域如何作出新意、有所创立，如何不成说，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在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