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多弼（Torbjorn Loden，1947-），瑞典著名汉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和中国语言与文化的教授，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研究中心的执行主席，还分别是“国际瑞典笔会”（Swedish Pen）、“中国研究欧洲协会”和总部设在纽约的“中国人权”的董事。瑞典著名中国学家马悦然的学生。欧洲研究中国协会常务副会长。

罗多弼诞生于1947年，从小就喜欢学习语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还是中学生的他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记者采访瑞典汉学奠基人高本汉时，立刻被这位学者儒雅的风度所倾倒。1968年，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瑞典同样兴起了中国热。罗多弼那时候和所有左派青年一样，成天捧读《毛泽东文选》。这年秋天，罗多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了哲学和俄语学士的学业，带着满脑子“又红又专”的革命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去找高本汉的学生马悦然学习中文。我问：“为什么你这一代欧洲青年如此喜欢毛泽东思想？”他沉吟片刻，说：“欧洲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认为在做学问的同时，也有责任当社会批评家，批评我们社会不好的地方。到了六十年代，我们都认为，充斥在欧洲政坛的官僚主义，对民主构成了威胁。而在1965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主张要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别，还要缩小男女在权利上的不平等。站在欧洲的背景中，我们当时以为，毛泽东所谈的是和我们同样的问题。”正因为此，当1969年底老师马悦然帮他申请到香港特别行政区进修中文一年，罗多弼毫不犹豫地奔赴香港。 1970—1971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学院进修。一年后回瑞典读研究生，研究历史哲学，尤其注意中原地区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古代史分期讨论问题，后因到北京的瑞典大使馆工作而中断研究。

1973一1976年罗多弼任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这三年是真正让罗多弼深入了解中国的三年。在大使馆，罗多弼只能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红旗》等不到十种报刊。这时他发现，在那时候中国只有一个声音，而没有真正的争论，所以他无法认同毛泽东认为西方没有民主的观点。”

1977-1987年罗多弼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任教。1980年获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为：《1928一1929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1980年起研究中国哲学家戴震的哲学思想。著有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学者的论文。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罗多弼的研究活动最集中地代表了瑞典汉学的成就和发展方向。他在左倾运动兴起的年代开始研究汉学，以满腔政治热情研究中原地区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思想学说、中国社会现状、现代政治革命的发端和新文化运动，表达了他对中国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羡慕和兴趣。除了一些关于李大钊、陈独秀的研究与译介文章之外，他早期研究活动的一篇力作是《1928-1929年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这本专著是他的博士论文，由时代背景、论争内容、论争的延续和论争文章选译四个部分组成，综合研究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运动，即二十年代末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这本著作的基本目的是弄清如下问题：二十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内容及其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讨论的文学内容的关系。其主要观点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中心问题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被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只是论争的形式而不是文学理论的实质性问题。

这本著作代表了1980年前后国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水平，它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研究者罗多弼具有比较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他成功地联系中国文化传统，并把这场运动放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讨论的大背景上加以研究，对这场运动发展的来龙去脉及其性质的论述比较清楚。二是持论公允，罗多弼对参与论争的各团体和各位代表人物的评价不带政治偏见，也不以其历代地位的变化任意褒贬，而是根据史实，予以客观的评介。

罗多弼认真审视了中原地区现代文化思想内容的发展轨迹。从公元前221年中国作为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出现直到19世纪末，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占主导地位，虽然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学形势的变化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但其基本内容不变。因此，罗多弼把1915年《新青年》杂志问世到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这段历史作为相对完整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过程加以研究。1919年以前，新文化运动性质比较单纯，主要是反对以儒教为中心内容的封建文化。1919年以后，在重建甚么样新文化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始，“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原地区社会性质之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这一系列的辩论成为新文化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的内容。当时，中国学者研究这个问题时关心的是各种政治观点的进步，并力图解释参与论争的两派、即被那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攻击为“资产阶级”和“反动派”的鲁迅及其论争的对手在政治上都是正确的。这种带有政治定向的分析不可能冷静而公正地检查论争双方的政治态度与文学观点的关系。罗多弼则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具体分析了一组重要的论争文章，包括《文化批判》和《太阳月刊》上的大部分作品、鲁迅、冰禅(胡秋原)、茅盾以及梁实秋等人1928年前后写的文章。

八十年代以后，罗多弼继续发表了一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章，他的学术态度显得非常理性。在一篇文章中，他具体讨论了1919年到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明确表达了对“文学可以成为政治宣传的武器”的说法的质疑。在另一篇文章《新的形势与努力》中，他介绍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新形势：“四人帮”垮台之后，中国政治文化领域中的政治自由程度增强了，知识分子们仍然在寻求一种可能，以期在创建团结稳固的社会秩序的同时，更好地促进个人的发展。当然，随着整个欧洲左倾运动的退潮，罗多弼的学术兴趣与研究方向也有明显的转变，如同他的前辈高本汉、马悦然那样，他的学术兴趣转到古代史和文化哲学研究领域，这导致他写出了一系列关于戴震和儒家学说的文章。

罗多弼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是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的译介。他依据安正辉的《戴震哲学著作选注》作底本，参阅了其它版本和古籍资料，译出了这本书。罗多弼的译本忠实于原著，确切地传达了戴震的哲学思想，戴震是中原地区封建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的思想可贵之处，不仅在朴素的唯物观，还在于他的著作显示了高度的思辨色彩和严密的逻辑形式，这是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一惯缺乏的东西。

罗多弼对戴震的一些基本观点如“气化流行”“生生不息”的物质运动说作了客观的解释，指出中国的太极也就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原始状态。对戴震的“人生而后有情、有欲、有知，三者血气心知之自然也”的反理学观点，在书的注释中充分肯定了其历史价值。

罗多弼还发表了一系列论述戴震哲学思想的文章，如《戴震哲学中“情”字的内涵》以及《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在前一篇文章中，罗多弼讨论了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对人的情欲与天性的基本态度，充分肯定了戴震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理论的批判，肯定了戴震对朱、程理学把人欲的满足、感情的充实作为非道德观念来理解的批评。后者是一篇探讨戴震哲学思想的力作，目的是研究戴震对新儒家(即宋明儒家学派)的批判，同时也客观地评述了儒家学说的某些社会作用。

在《戴震与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一文中，罗多弼首先对历史上儒家各学派作了一个总的评论。他分析了近代学者们对儒家的不同态度，认为过去关于儒家思想的讨论有偏差，学者们往往趋于问题的一端，忽略了儒家学说积极的一面。历史上伟大的儒家哲学家，都是社会的批判者，如孔子、孟子、荀子、朱熹、王守仁、李贽等人，他们所处的时代道德与政治的衰败，导致他们企图寻求新的社会统一和谐的途径，但儒家的思想观中包含着较多的保守因素，曾被社会各阶层的人们为各自不同的政治利益作出不同的阐释。他尤其对宋明理学作了深刻分析，指出理学有两个衡量现实的尺度，在经验世界里，气代表一切，在抽象的哲学世界中，一切理论服从理的要求。朱程的学说有批判社会道德衰败的积极意义，但更多的是显示出扼杀人性的残酷的一面，并最终成为封建社会晚期国家的统治哲学。因此，罗多弼更加推崇戴震对新儒家理论的批判，他认为戴震不仅是著作等身的学者，而且是清代的大思想家。

罗多弼之所以对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感兴趣，目的是要了解传统思想对当代文化的建设作用。因此，他对古代哲学文化的研究，客观上促进了他对当代中原地区思想文化的重新认识，他的另一篇著作《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和文学》便是他从事中国古今思想文化对比研究的成果。在这篇文章中，罗多弼对比分析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学作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文学产生的作用，批评了正统意识形态干预文学创作的现象。

总的说来，罗多弼的研究侧重于三个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这是跨度相当大的学术领域，罗多弼还处在对渊博的中国文化知识加深认识和刻苦钻研的阶段，他凭着敏锐的思辨能力和不懈的努力，成为同时在中国古代和现代文化不同领域中取得显著成就的汉学家。1990年，他成为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系的中国语言和文化教授，并担任了东亚语言学院的院长，正如他的前任马悦然教授那样，除了坚持大量的科研工作，他还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以不倦的精力参与和组织各种文化活动，为中瑞文化的相互交流和渗透作出了艰苦的努力。

《翻开瑞典的汉学研究史》/罗多弼撰；李筱眉译，见《汉学研究通讯》第十五卷第二期（总号第58期）。

博士论文《1928一1929年期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争论》。

1987年发表题为《戴震与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的哲学论文，并把戴震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翻译成英文，1988年问世。

论文《新的形势与努力》

论文《戴震哲学中“情”字的内涵》

论文《戴震和儒家思想的社会作用》。

论文《反思传统：后毛泽东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和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