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蟆陵，古地名，唐时为歌楼酒馆集中地。。在今西安市城东南。白居易《琵琶行》：“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即此。

虾蟆陵是西汉著名经学家董仲舒的墓地所在。因董为西汉一代名儒，凡人乘马至其墓地，都得下马步行，故名其地为下马陵（董仲舒墓在今陕西西安市和平门外，所在地确实名为虾蟆陵）。

传说难以考证，那些演绎历史的人物已经化为尘土，再难寻觅。无论“虾蟆陵”或者“下马陵”，同样存在着一些难以证实的疑惑。有人说，虾蟆陵真正的遗址并不在和平门里，而是在当年长安最为繁华的曲江池边；也有人说，虾蟆陵在城东南，如今交大校园内的胭脂坡下。“虾蟆陵”与“下马陵”之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并无定论。

可以看出，唐以前，无论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均无对“下马陵”或者“虾蟆陵”的记载，直到北宋，在著名历史学家宋敏求编撰的《长安志》中关于“常乐坊”的条目下记载着：“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明嘉靖二十一年，以后，历史上又有了新的记载。

明正德年间，儒学地位被提到史无前例的高度，董仲舒也因此被抬高，全国各地纷纷大建“董子祠”。在这种形势下，陕西巡抚王诩于正德元年（1506年）在今西安交通大学一带建了座董子祠。到明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1542年，兵部侍郎兼陕西巡按都御史赵廷锡却下令把这座位于城南六里外的董子祠搬进城内，移建在今和平门附近，即今天的位置，并在这座董子祠后为其造了一座墓。6年以后，钦差总兵张光宇为这座董子祠后的董仲舒墓立了墓碑，今天依然耸立在祠中的树荫之下。从此，陕西、西安方志上记载的下马陵全都“迁移”到了城墙脚下，即如今的和平门里。

清康熙六年，即公元1667年，知县黄家鼎把下马陵重加修，并在门前刻石“下马陵”，并将如今和平门里沿城墙的这条街巷改称下马陵街。

至于“虾蟆陵”与“下马陵”之间的关系，或许可依《辞源》所记，为“后人音误”。然而历史的真相究竟为何，如今已难断定,但无论“虾蟆陵”或者是“下马陵”，在历史上都曾真实地存在过。

北宋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所撰《长安志》卷九【常乐坊】条下有这样一段记述：“（常乐）坊内街之东有大冢，俗误以为董仲舒墓，亦呼为虾蟆陵。”所以，据说下马陵的来历与西汉著名的经学大师董仲舒有关。

如此一来，虾蟆陵的具体方位便落在了常乐坊内十字大街的东边。该书卷十一又云：“虾蟆陵在县南六里。”这里的县指万年县（后称咸宁县），其县治所就在今西安市和平门内的东县门街一带。东县门街至南沙坡村西的直线距离也正好是3000米，即六里路。

《类编长安志》是元代骆天骧所撰的一部地志书。该书卷八【虾蟆陵】条下如此记道：“本下马陵。新说曰：兴庆池南胭脂坡大道东有虾蟆陵。”（关中方言"下"读hà，故“下马陵”渐讹作“虾蟆陵”。）这就再次将这一古址的大方位限定在兴庆宫南边的胭脂坡上。在南宋程大昌的《雍录》卷一之《汉唐要地参出图》、卷三内之《唐都城内坊里古要迹图》以及元代李好文的《长安志图》中，均将“虾蟆陵”的方位标在了兴庆宫之南或胭脂坡旁，正位于西安交通大学兴庆宫校区内。

西安交大以及沙坡村一带正居常乐、道政二坊之地。

从前，沙坡村西有一高坡地带，坡上曾有一大冢，其位置就在交大校医院南侧。又在1955年交通大学校址地形图上，在校园南区有一东西长约600米，南北宽约240米的小原坡地。古称其“胭脂坡”，宋又称“沙坡”，明代称此处为“鲍陂原”。在校址图上，在这一小原坡地东端有一大土包，其高度为437.69米。

遗址发掘

1998年10月25日，西安交大在修建浴池时，发现一座砖砌古墓。其墓坐北朝南，地表至墓室深9.24米，墓室南北进深6.3米，东西2.32米，高约2.7米。按形制为一中型汉墓；按方位，与上述大冢、校址图中的土包完全重合。这一重合点即位于常乐坊内十字街之东沿，这与《长安志》的记载亦相吻合，此当为白居易《琵琶行》中“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皎然《长安少年行》中“翠楼春酒虾蟆陵，长安少年皆共矜。”及历代文献所记载的虾蟆陵遗址。

西安交通大学兴庆宫校址承载着众多厚重历史文化。交大北依兴庆宫，南眺青龙寺、乐游原，校园内又有西汉墓中壁画形象生动的二十八宿天文现象图、虾蟆陵、胭脂坡和白居易故居东亭，不一而足。

在交大校园内，有一古朴而典雅的亭园建筑，位于学生东6宿舍正南面。园中亭上，面东竖挂着一块长方形匾额，上书“东亭”两字，乃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所书。亭对面是一座覆盖着琉璃瓦的丁型壁墙，其形式新颖而庄重。主壁上镌刻着唐代诗人白居易名作《养竹记》全文，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霍松林先生所书。侧壁上有交通大学勒石碑记和诗人观竹之肖像。壁墙后面是一片新植的翠竹林。

史载，公元800年（唐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中进士。公元803年，授秘书省校书郎，踏上仕途之路，来到繁华似锦的长安，在常乐里租下已故关相国府的东亭作为落脚之地。

住进相国府的第二日，白居易漫步来到东亭的东南角下，眼见一片竹丛枝叶憔悴，无声无色。经问一关府老人，才知这竹丛原是老相国亲手所植。相国死后，府内房舍已为他人租用，编筐做帚滥伐值竹，所剩残株已不足百根，其中连一根长竹竿都难以寻到，茂盛的杂草却长满了整个竹丛。

诗人目睹此景，感慨之情油然而生，遂挥笔作了《养竹记》这一著名篇章，诗中曰：“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竹性直，直以立身，……”并书写在东亭的墙壁上。文中诗人尽情抒发、描述了竹子刚直、不倚的风格，托物寓意，把竹子喻为读书人，养竹喻作用贤，以留给居住在这里的后人和用人者借鉴。

当年，白居易在关相国府内还留下了《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酬哥舒大见赠》、《早春独游曲江》等诗篇。

从诗中“旦夕望轩车”“门外有酒沽”等句分析，诗人所住关相国府的方位应在常乐坊十字街西北方。唐代长安城25条大街交错平行，把全城分为108坊（或以坊、里并称）。因常乐坊之西是一条南北大道（朱雀门大街东第四街）可早晚望见轩车，坊西门外又是长安繁华的商贸中心——东市，也必有大大小小的酒店。

后据考古发掘证实，白居易故居常乐坊位于兴庆宫南，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内；又据西安交通大学征地档案查明交大校园正居唐朝常乐、道政二坊之地，常乐坊位于今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南部。

西安交通大学作为居古长安常乐坊之地者，已于学校1996年百年华诞之时，耗资15万元在校园南区重建了东亭，其建筑面积为一百余平方米。这一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新型人文景观，不仅为交通大学增加了文化氛围，也为人们在西安市缅怀诗人，凭吊诗人开辟了一个新的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