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征》收载药物53种，本着“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市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加减，引之于证，则其本功可以知也"的思想。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功效，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并辨别方证伪误（互考），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本草49）：药征》成书于日本明和八年（1771），日本汉方医古方派医家吉益为则著。分为上中下三卷，书前有作者自序，书后有其子题跋。全书以53种药物为纲，每药下以主治、旁治、考征、互考、辨误、品考等分别论述。对《伤寒杂病论》中药证关系进行了由博返约、另辟蹊径的研究阐释。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本草49）：药征》引述内《本草纲目》等中国本草名著，对药物逐项阐述。作者倡导以药代方、以方代证的临床学习思路，力求以方证求药能，探究药物主治重视实证亲试，病因病机上强调毒邪致病，治疗上强调药毒作用等。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本草49）：药征》本次整理以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天明五年乙巳（1785）平安书林斯文堂刊本为底本。

本书“拈张仲景之证，以征其用；辨诸氏之说，以明其误”，对每味药物分别从功效主治、考征、互考、辨误和品考这几方面进行论述。

“功效主治”是对该药物最为核心的论述，是临床运用方药的规矩准绳，通过“试其方之功，而审其药之所主治”（《药征》提要）进行凝练概括，包括药物的主治和旁治两方面，如石膏主治烦渴也，旁治语、烦躁、身热。

“考征”就是“举其考之征，以实以所主治”，选录《伤寒论》中含有该药物的方证条文，通过对比分析，进一步证明上述功效主治。

“互考”就是“次之以方之无征者，参互而考次之”，通过考证《千金要方》、《外台秘要》等书籍，辨别方证的遗漏伪误，从已有明确药证记载的条文中推测有方无证的方剂主治，补充遗漏隐含的证治。如小柴胡加芒硝汤原文有方无证，即“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丸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北柴胡汤以解外，后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吉益氏认为“小柴胡汤主治胸胁苦满，不能治其块，所以加芒硝也”。

“辨误”就是“以古今误其药功者，引古训而辨之”，结合作者临床实践经验，阐述对该药物的认识。如石膏非峻药之辨，白术非去湿补脾之辨，产后可用芍药之辨，妊娠后不忌半夏之辨等等。

“品考”就是“次举其品物，以辨真伪”，简述药物产地以及品质优劣，重点阐述日本本土所产药物质量。如作者体会到苍术和白术“其利水也，苍胜于白，故余取苍术也”等。

吉益氏针砭时弊，崇尚实证，一反当时日本医界盛行的主观思辨、空谈医理之风，重视使用方药的客观可见证据，从病人表现出来的症状体征中直接寻找所对应方药。如烦渴是石膏主治，在临床上只要见到心烦、口渴、饮冷水则舒适的症状就考虑这是石膏药证，可以运用石膏清胃火，或者在含有石膏的类方的进行鉴别筛选；茯苓“主治悸及肉筋惕也，旁治小便不利、头眩、烦躁”，在临床上只要见到患者诉说头晕心悸病，甚至手抖，就考虑这是茯苓药证。这种思想对后世日本汉方医学影响很大。

受金元医家的影响，当时的日本医界形成了一种脱离实际、空谈医理的学风。吉益氏十分反对这种风气，认为《伤寒论》之所以能治疗疾病，关键在于“方中其证”，“斯不知其方意，则未能中其证”，而欲通晓方意的关键又在“知药能”，“能知药能而后始可与言方”。于是总结自己研究《伤寒论》之心得，结合本人临证经验，总结归纳出《伤寒论》中53味最为常用药物的主治功效而撰成本书，以纠正当时日本医界的不良风气。

本草始于神农，仅载气味主治，自陶弘景而后诸家著作日多，而经旨反晦，益穿凿附会，夸言功用，按之实际，岂能收效东洞氏有鉴于斯，爰著《药征》，以征其失。书分三卷，晶共五十有四，每品分考征、互考、辨误、品考四项，拈张仲景之证，以征其用；辨诸氏之说，以明其误。且其所征皆为驱疾要药，有功斯道，非浅鲜，如石羔宜重用，忌煅用，为张君经验之言，而先生亦早已论及。

书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周官》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共医事。由是观之，药毒也，而病毒也，药毒而攻病毒，所以瞑眩者也。而考本草，有毒者有焉，无毒者有焉，为养者有之，不养者有之。于是人大惑焉，世远人泯经毁，虽欲正之，末由也已，今之所赖也，天地人耳。夫有天地，则有万物焉，有万物，则有毒之能也，有人则病与不而有焉，是古今之所同也。从其所同，而正其所异也，孰乎不可正哉！扁鹊之法，以试其方也，药之瞑眩，厥疾乃瘳，若其养与不养邪，本草之云，终无其验焉。故从事于扁鹊之法，以试其方，四十年于兹，以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视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参互而考之，以知其征，于是始之所惑也，然明矣。凡攻疾之具，则药皆毒，而疾医之司也。养精之备，则辨有毒无毒，而食医之职也。食者常也，疾者变也，吾党之小子，常之与变，不可混而为一矣。而本草也，混而一之，乃所以不可取也。不可取乎，则其方也。规矩准绳，是故扁鹊之法，以试其方之功，而审其药之所主治也。次举其考之征，以实其所主治也。次之以方之无征者，参互而考次之，以古今误其药功者，引古驯而辨之，次举其品物，以辨真伪，名曰《药征》也。犹之一物也，异其用，则异其功，是以养其生者，随其所好恶；攻其疾者，不避其所好恶。故食医之道，主养其精也。故撰有毒无毒，而随其所好恶也。疾医之道，主攻其疾也。故药皆毒而不避其所好恶也，而为医者不辨之，混而为一，疾医之道，所以绝也。夫古今不异者，天地人也。古今异者，论之说也。以其不异，以正其异，不异则不异，异则异也。譬如人君用人，率材则功，达材则无功矣。一物无异功，用异则功异，用养生乎？用攻疾乎？养生随其所好恶，攻疾不避其所好恶，不知其法，焉得其正？其法既已建，而后以其不异，以正其异，不异则不异，异则异。《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是之谓也。盖今之为医之论药也，以阴阳五行，疾医之论药也，唯在其功耳。故不异则不异，异则异。然则治疾如之何，匪攻不克；养生如之何，匪性不得。吾党之小子，勿眩于论之说，以失其功实云尔。

吉益东洞（1702-1773）是日本古方派代表人物。

所谓古方派是日本近世独尊张仲景，与宋明医学争鸣的一个门派。吉益东洞是其中极具个性的一位。吉益东洞祖上以金疮、产科学为业。他19岁随祖父门人学习吉益流金疮产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书中采择二三奇术，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经典研读。“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至30岁时，乃大悟。37岁到京都以“古医道”为旗号开业行医。但一直到其40余岁，方始闻名。50岁，选《伤寒论》及《金匮玉函要略方》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之于世，世人始知其“古医道”之意。其后又再辑173方，附上其论证治术，是为《方极》，以为“在张仲景的药方外，无可取之方也。”其对仲景之方推崇一至如斯。

本书之出，“大行于海内，始开天下古今之人之眼目”(《药征续编》附言十七则)，其思想立刻风靡天下，汉方医学风貌为之焕然一新。吉益氏研究思路独特而精辟，从之私淑、游学而“唱古医之方者，不可胜数”，其学术思想对当时以至近现代日本汉方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现存日本天明五年（1785）蒲芦亭刻本等，通行本为《中国医学大成》本及《皇汉医学丛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