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啼笑皆非》（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是林语堂于1943年创作的政论著作，首次以英文出版。该书分为四卷，深入探讨了当时的世界局势、道术沦丧、战后和平的征象以及学术思想哲学基础问题。《啼笑皆非》不仅具有强烈的政论性，而且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色彩，曾风行一时，成为美国1943年最畅销书之一。

《啼笑皆非》分为四卷，卷一论“局势”，阐述了当时世界面临的危局以及第三次大战的潜在危机。卷二论“道术”，指出道术的沦丧以及以物质主义方术解决危机的错误。卷三论“征象”，批判了战后和平的各种论著，揭示了当时思想的症结。卷四论“治道”，从学术思想上分析了近百年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以及推陈人道扫地的历史原因，并通过科学的穷极思变，透入一道曙光，摆脱唯物机械论，重立自由意志论。书中卷一多谈亚洲复兴所引起的新局面，卷二多论种族偏见、欧化愚见、数学迷信、机械心理等小枝节，卷三多举西方讨论和平的方案，卷四专谈学术思想哲学基础问题。

写作背景

《啼笑皆非》的创作背景是1941年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承认对中国抗日援助时间太晚，力度也不足，美国对华政策内幕逐步被披露。林语堂认为美国的绥靖政策是日本肆无忌惮侵华的重要原因，并且对日宣战后美国的对华援助仍有限。他满怀愤怒写作该书，目的就是要揭露英美政府的自私和虚伪，警醒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日本，实现富强。全书自始至终都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写的。

自译目的

林语堂自译该书的目的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同胞，激发中国内自主抗战的斗志。《啼笑皆非》的写作和翻译一气呵成。中译本忠实地传达了原著思想，旨在揭露英美，警醒国人。完成翻译后林语堂立即携带译本在重庆、桂林市等多个城市进行演讲访问，广泛宣传该书思想。当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艰难时期，国际国内局势复杂，林语堂希望自己的观点被广泛接受，为抗战注入新的动力。

《啼笑皆非》的一个突出内容，是林语堂愤激地批评美国、英国对中国的错误态度。他表示：在中国与日本作殊死战时，谁打中国的耳光，就同有人伸手打他一样。因而，他一口气诉说了美国、英国的七大错误。一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采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一直运送汽油和废铁去东京，使日本人轰炸中国妇孺，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却宣称他们的“政策成功”。二是女王陛下政府无意用自己的军队去保卫缅甸，又不肯让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与日军作战，以致日军占领了缅甸，使援华物资无法通过滇缅公路运入中国。三是英国在印度和缅甸扣留根据租借法案要交给中国的物资。四是滇缅公路被封锁之后，美国不肯供给中国适当的空中运输工具。五是中国军事代表团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提供情报和协同拟具共同作战计划时，受到了冷遇。六是诬蔑中国为“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囤积供应物资”，不给中国军事援助，使中国受到伤害和侮辱。七是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卡萨布兰卡开会竞将作为盟国的中国排斥在外，却又说是因为约瑟夫·斯大林反对中国参加。林语堂之所以这样直言不讳地批评美国和英国的对中国的错误态度，目的是为了“打破封锁供应中国物国资的华盛顿坚壁”，以便有利于中国的抗战。

同时，林语堂批评了西方国家想由白种人统治世界的企图。他指出，西方国家奉行“物质主义”“强权政治”“地缘政治”，正是为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物质主义”在“控制着所有的战后计划”，“如果强权政治的概念一直不改变……我们的子孙必然还要流血”，而所谓地缘政治则是征服世界及世界斗争的政治，有意的将政治建立在地理战略观念上”。可是，他断言西方国家的企图是无法实现的，因为“亚洲的出现简直就是帝国主义时代之末日”。

此外，林语堂用儒、道哲学探讨了世界和平问题。他有感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祸害，认为“人民需要和平”，提出了一种“和平的哲学”。他说：和平就是一个现实的生活条件……必须有一种哲学使人们相信和平是积极的，而不仅是免除冲突和战争——一种消极的理想。和平是富足，是生长，运动，行动和生活。和平与谐和一样自然，因为那是人们的正常方式，人们反对战争正如直觉的反对音乐的不调和一般。所以家庭和平，国内和平，以及世界和平的心理都不能十分不同——那只是社会关系的谐和。

鉴于对和平的认识，林语堂认为中国的传统哲学是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哲学原素。诸如老子的知足和不争哲理有益于各国之间不打仗，孔子强调的礼乐治国有助于“大顺”的世界和平，孟子的人类天性善良论有益于发扬人类的共同尊严和平等。显然，在林语堂看来，中国的传统哲学中有不少对人类和平大为有益的哲理，有必要加以继承和弘扬。

（一）以目标语言的表述习惯，对原文中同意不同形的表述采用释义法翻译，这是林语堂自译中的一大特点。尤其是采用了较多具有鲜明汉语色彩的词语（如成语、典故）来替代一些同意的英文表述，使得译文对于读者来说更加形象生动，能够融入读者的语言认知中。以原文中一句话为例：

We are sowing what we do not mean to reap.

从字面意思直译，译为：“我们正在播种我们不想收获的东西”。虽然这样翻译已能够反映出原文的意思，但总有一种较为抽象，不贴近生活的感觉。于是林语堂先生将其翻译为：“不过我们收豆不肯种豆，收麦不肯种麦罢了。”同样的含义，完全不同的表述，林语堂的翻译更加生动，更贴近生活，更能让读者形象的去理解。

（二）从考虑读者的阅读理解能力出发，林语堂对于一些英语中特有的名词不局限于简单的音译，而是采用了译文加注的方式，以求读者对其能有一个全面的理解。以下句为例：

Let’s be a little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and tiresome and go back to Thucydides.

此处的“Thucydides”按常规翻译为“修昔底德”即可。但考虑到大部分读者看到“修昔底德”一词时很可能不知所云，因此林语堂将这句话翻译为：“好，大家也来搬书籍，做学究，看看修昔底德怎样记述。（Thucydides，古希腊的司马迁，所记当年希腊五十年见内战Peloponnesian War 一书，称为希腊客观公允的史书，为现代史家所称赏。）”通过在括号中增加“古希腊司马迁”这一解释，“修昔底德”的形象顿时在中国读者脑海中清晰起来。

（三）对于简单直译较为枯燥，难以引起读者共鸣之处，林语堂采用增译的方式，增加一些朗朗上口的成语甚至古文，让读者在阅读时感觉不到这是一部西方文学著作，完全可以按照中文思维去阅读。举例如下：

Peace is rich，peace is satisfying，peace is growth and movement and action and life.

从字面翻译，该句译为：“和平是富足，是满足，是生长，运动，行动和生活。”这样翻译显得枯燥乏味，缺乏意境，无法引起读者共鸣。于是林语堂将其译为：“国泰民安，于是乎天地化育，万物滋长，而芸芸众生得托生于其间，各善其事，安居乐业，优游以卒岁，岂非万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原本十多个字的简单翻译，变成了近六十字的古汉语体式，似乎超出了原文的意境，但实际上并未改变文意，同时一改直译的枯燥乏味，给读者展现了一个气势磅礴的意境，加深了读者的代入感。

漳州城市职业学院教授，闽南师范大学闽籍作者学者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丽琴评价：《啼笑皆非》为林语堂因愤于二战之时美国及西方诸国不肯对中国抗日战争施于援手而作，但其视野不仅止于关心中国，更扩展到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关怀。

《啼笑皆非》原著用英语撰写，由纽约约翰·黛公司于1943年首次出版。同年秋天该书中文译本即告完成，前十一篇由林语堂亲自翻译，后半部分则由徐诚斌译成。

林语堂（1895年10月10日—1976年3月26日），福建龙溪（今漳州市）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景星学社社员，新道家代表人物。早年留学美国、德国，获哈佛大学文学硕士，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回国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校长。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国际笔会副会长等职。林语堂于1940年和1950年先后两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曾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作品有《京华烟云》《啼笑皆非》《人生的盛宴》《生活的艺术》以及译著《东坡诗文选》《浮生六记》等。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1976年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逝世，享年8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