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雍梁故城遗址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狮子口村、古城村一带。

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区向豫东南平原的过渡带上，东北距省会郑州市80公里。西北部群山环绕，丘陵起伏，东南部为开阔平原，颍河自西向东横贯全景。境域东临许昌市建安区、长葛市，北依郑州市新郑市、新密市，西北接郑州市登封市，西连平顶山市汝州市，南与平顶山市郏县、襄城县相衔。禹州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

河南禹州雍梁故城遗址属我省南水北调工程抢救性文物保护挖掘项目。雍梁古城古称氏城、雍梁城，相传是黄帝命雍父制作杵、臼之处，后来成为雍父的封地。整个古城面积约为112万平方米。

雍梁故城位于河南省禹州市古城镇狮子口村、古城村一带。禹州市位于河南省中部、伏牛山区向豫东南平原的过渡带上，东北距省会郑州市80公里。它西北部群山环绕，丘陵起伏，东南部为开阔平原，颍河自西向东横贯全景。境域东临许昌市、长葛市，北依新郑市、新密市，西北接登封市，西连汝州市，南与郏县、襄城县相衔。禹州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早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1800年间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夏朝，即有先民在此活动。大禹治水有功，受封于此，其子启在此建都，史称为“夏”，是中原地区最早的都邑。这里有著名的夏文化瓦店遗址，商朝时仍为“夏邑县”，西周时是秦武王其弟的封地，春秋时为郑国的“栎邑”，战国时又为韩国所据。

古城镇位于禹州市的东北部，东与长葛市相邻，与禹州市区相距11公里，雍梁故城位于古城镇东部，东北距同时期的郑韩故城24公里左右。

雍梁故城又名雍氏城，相传为黄帝命大臣雍父做杵臼之处，故得名雍氏城，它沿用久远，直至汉以后。春秋时期，河南省境内有40多个国家，禹境时属郑国，战国时期，韩景候九年（公元前400年），韩被周室承认为诸侯国，建都于此。韩哀候二年（公元前375年），韩灭郑之战，迁都于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市）。雍梁故城即为当时韩国南部的一座重要城市，据守于韩、楚两国之间的战略要地，历来为两国交战必争之城。《左传》郑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记载楚国军队攻打郑国，楚率“锐师侵费滑、胥靡、献于、雍梁”，这里“雍”即雍姓，“梁”者为汉河南郡梁县。《史记·周本纪》记载战国末期周郝王时“楚围雍氏，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集解徐广曰雍氏为“阳翟雍氏城也”，正义括地志云：“故雍氏城在洛州阳翟县二十五里。故老云黄帝臣雍父作杵臼也。”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史记·韩世家》、《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战国策》等；这说明，在战国时期各国的混战中，雍梁城始终是韩、楚两国争夺的重点，同时，也说明当时的雍梁城一定是城高池宽，才能让湘军久攻而不下。关于它的地望，《后汉书》也有记载，云颖川郡有“雍氏城”，杜预曰在县东北，颖川郡即两汉时的禹州一带。

如今的雍梁故城保存状况较差，地面之上几无遗迹可寻，仅残留东城墙一小段，宽约6米，高约5米，长约15米。城址范围内如今的农田里经常可见散存的陶片、板瓦等物，尤其在墙体附近的河道、断崖、低地等地方大量暴露。在城址东部不远的几个村落附近，近代村民耕作建房时发现过春秋、战国以及汉代墓葬、青铜剑等物。

从2006年5月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开始对规划渠线以内的城址部分进行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进行到2008年10月全部结束，历时2年有余，发掘总面积达8350㎡。除发现了城址东南角的城墙遗迹、一座东门遗迹外，还发现了一批东周至唐宋的遗迹和遗物。

发掘的墙体位于整个城址的东南部，属东城墙的南段和南城墙东段。夯土版筑，内侧有较长的夯筑护坡。地表之下部分残高2.1－6米、顶宽28米、底宽38米，夯层厚5－15厘米。夯窝清晰，圆形，有平底和圜底两种，径6厘米，深0.2-0.4厘米。城墙的始建年代应不晚于春秋，战国时期进行了多次加固、整修和扩建。东墙之外发现有护城河的遗迹，宽26米，最深3.6米。

在东城墙上发现城门遗迹一座，单门道，宽8米，有8条道路叠压穿过此门。路土平坦坚硬，从地层和包含物来看，上层道路为隋唐时期的遗迹，下层道路为战国晚期遗迹，战国道路上还留有宽约1.3米的车辙痕迹。

在城内东南角一带，发现大量汉代铁制农具及粮窖、石磨、石臼、石槽、等遗迹遗物，因而这里当时应是一个以粮食储藏、加工为主，兼涉家畜饲养的城市功能区。下部战国地层发现有陶窑、灰坑、水井等遗迹，其中一眼井内出土十余烧制变形而被废弃的完整陶豆，附近一些灰坑中发现有未经烧制的陶豆泥坯、陶土、陶范，说明这里当时存在一个小型的制陶、冶炼作坊。

雍梁故城遗迹、遗物十分丰富，共发现灰坑340座，井21座，墓葬38座，陶窑9座，灶24座，灰沟17条，道路10条。出土各类遗物300余件，主要有陶器、铜器、瓷器、石器、骨器、玉器等。以建筑材料为最多，有大量战国时期的筒、板瓦，也出土有汉代的筒、板瓦、子母砖、云纹瓦当等；陶器主要有盆、罐、瓮、豆、纺轮等；石器有磨、臼、权、砺石等；铁器有犁、铧、铲、、斧、、刀、剑、削、权、钩、钉、马衔、环、豆、釜、容器等；铜器有小饰件、环、簪等；另有大量五铢、货泉等铜币和骨簪、青瓷、白瓷、酱釉瓷等器物。

刻印文字的陶片也发现数枚，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的戳印，也有阴刻文。铭文内容多为制作器物的官署、工匠名，有“里（春）”、“韩”等陶文，需要注意的是其中一枚陶文为“二年雍姓”，这与史书中的“雍氏”城名的有关记载相吻合，从而对该城址确定为“雍氏”故城提供了文字上的证据。

到目前为止，对雍梁故城所进行的考古发掘，可以得出以下的认识和成果：

第一，确定了城址的大致位置，发现城门一座，初步了解了城址的布局结构。但因规划河渠道仅通过城址的东南角一小部分，而发掘范围又严格限制于规划渠道内，故此次发掘未能对城内区域进行较系统的发掘，大型建筑基址和道路基址这些城市内重要遗迹没有发现。

第二，通过对东城墙南段位置的解剖，确认了城址的年代、城墙的夯筑方法、墙体的宽度、目前的保存状况等。城址属于东周时期无疑，目前确认始建于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进行了多次加固、整修。从发掘的情况看，地表以下的城墙保存状况良好、墙体坚固。

第三，初步的发掘表明，该城址一直沿用到汉以后，文化层厚而清晰，保存较好。

第四，出土的遗物数量极多，种类丰富。大量出土的砖瓦，说明当时城内应有众多的建筑物，大量的生产、生活遗物，又说明城内生活的人口较多，社会生活较为丰富。在不大的区域内发现较多的陶窑、粮窖和大量农具，说明在整座城市中，这一区域是以手工业和农业为主的职能分区，这对进一步了解整座城市的性质内涵有一定帮助。

第五，一些战国时期陶文的发现，例如：“里旾（春）”、“韩”等陶文，从文字上使对该城址有关历史状况的认识更加确切。特别是“二年雍姓”这一战国时期陶文，与史书中的“雍氏”城名的有关记载相吻合，从而对该城址定名为“雍氏”故城提供了当时文字记录上的铁证。

第六，到现在为止，人们对东周时期城址的认识，多来源于对东周王城遗址和各诸侯国首都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对数量众多的各诸侯国内较小的城邑所做的工作较少。实际上，东周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空前大发展时期，同时也是社会大动荡时期，这直接影响和主导着当时社会大众的生产、生活、居住等方式。比如说，由于战争的频仍，当时的庶民（普通平民）集中居住在大大小小的城邑里，以里为单位居住并组织起来，白天出城耕作收获，晚上回城邑里居住并从事手工业，战争到来时便于抵抗防御。雍氏城北距郑韩首都约24公里，地势较为平坦，土地肥沃，适宜耕作，无疑是拱卫国都的南部重要屏障和战略要塞。所以初步的考古发现表明，该城布局方正、城墙坚固、出土遗物极为丰富，这与它所处的重要位置相一致。而且，像雍氏故城这样保存如此完好而且遗物又极其丰富的东周时期普通城邑极为少见。随着对该城址抢救性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必将为研究我国东周时期诸侯国都城以外的普通城邑的大小、布局、城墙的夯筑结构等提供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各类遗物的出土，特别是较多数量铁器的发现，对研究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通民众的生产、生活状况等也都将提供第一手的资料。战国时期陶文的出土，也会为研究当时基层社会的状况等提供确切的文字资料。（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