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的一系列政治主张与学说。

1513年，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君主论》中提出了一个夺取政权的策略，核心思想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绝对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他的政治主张被资产阶级学者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国家的专制统治问题上，马基雅维利将性恶论的主张贯穿始终，马基雅维利不赞成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马基雅维利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总是把人性看作是恶的。他还主张一种完全的君主统治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权术或统治术。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社会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能够看到对封建教会制度的激烈批判，具有时代性，也具有历史性，在其思想中可以看到前人的理论和思想，同时也包括对前人的批判继承，便可以追溯其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来源。

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是以马基雅维利的名字命名的，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主张。1513年，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在其著作《君王论》中提出了一个夺取政权的策略，即为了成功不择手段。他的学说以人性恶论为基础，认为人是自私的，追求权力、名誉、财富是人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斗争，为防止人类无休止的争斗，国家应运而生，颁布刑律，约束邪恶，建立秩序。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绝对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些思想都反映在他的著作《君主论》里面。因此，他的政治主张被资产阶级学者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社会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政治思想的集中反映，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能够看到对封建教会制度的激烈批判，具有时代性，也具有历史性，我们能够在其思想中看到前人的理论和思想，同时也包括对前人的批判继承，便可以追溯其政治思想和历史思想的理论背景和理论来源。

马基雅维利认为人性本恶，每个人都是避害趋利，每个人多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考虑别人的得失，每个人都是一种有情欲的动物。人们都是追名逐利的都渴望物质生活上的幸福，都想得到快乐、幸福和权利。这也是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马基雅维利认为应当把伦理和道德区分开，在政治统治过程中没有道德可言，君主在实现统治目的时更加不需要道德，马基雅维利认为作为统治国家的君主应该向狮子和狐属学习，要凶猛有要狡猾。自然权利以自然法为依据，君主管理国家的方法也必须效法野兽的方法来管理这是马基雅维利从人性恶的道德伦理中推出。他说身为一个国家的君主的人不必拥有像诚信这样的品德也无需想人们言出必行，诚实守信，虽然如此但他们必须在外表上还是装得具备它们。

在国家的专制统治问题上，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将性恶论的主张贯穿始终，马基雅维利不赞成亚里士多德所说“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马基雅维利在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总是把人性看作是恶的。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种政体而言，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民主政体才是具有正当性的，而暴君政体、寡头政体和群氓政体则是不正当的。要想使政体稳定就要三者相结合，就像古罗马一样，由三者相结合，一个统治稳定，有发展前途和未来前景的政体就要像古罗马一样按照混合的政体加以组织。一切好的正当运行的国家都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强制的武力。所以除了这种被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看做的临时弥补性的政体的组织形式以外，君主的暴力也是至关重要的，君主的暴力是治理政权的良药。他认为想要建立一种秩序一种严苛的秩序，君主专制是唯一的办法。在这种道德沦丧的时候法律己经起不到制约的作用。要想再次建立一种秩序就必须依靠君主依靠君主的最高的严格的被人民信服的权利。从而依靠这权利的绝对性来制约、遏制权贵的道德堕落和为权利不择手段的野心。马基雅维利一再强调，君主要对当时社会的社会形态和内外部关系要有清楚的把握，并维护守护好自己的国家，努力带领国家完成繁荣和历史留下的任务以及去赢得至高的名誉与利益。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第一次公然强调在君主统治过程中可以并应然运用权术的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顺应了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现状，维护了意大利的统一，同时也批判的中世纪神学政治观。马基雅维利主张一种完全的君主统治方法，也可以理解为权术或统治术。马基雅维利高度赞同法律和军队在治国理政当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家法律和国家军队是君主制政权组织形式的政治基础，法律的执行和保障需要国家具有一支强有力的军人队伍，极尽忠诚、恪尽职守。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站在历史前沿，深深认识到了共和国雇佣军军制松散、队伍涣散、腐化不堪，战斗力低下且飞扬跋扈。鉴于此，马基雅维利大力提倡改革军队制度，组建新的、以市民为主要构成人员的国民军队。

马基雅维利认可阴谋诡计在君主统治过程中的作用，甚至直白的认为君主为达目的可以使用各种方式和手段，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对于自己的许诺是可以违背的，没有什么一言九鼎和君无戏言，不必仁慈，也没有必要受道德约束，就像狐狸与狮子，凶猛而狡猾，马基雅维利肯定并且鼓励君主这种为达政治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因此也受到批判。君主应当依靠的是个人的绝对实力，而不是靠运气取胜和统治，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建议君主以史为鉴，向前人取法和学习，以史为鉴、以人为镜，追寻为人的脚步，创造新的伟大的历史，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并且能够珍惜。另一方面，君主应当自我主宰而不是听从命运的安排，命自我定，君主应当驾驭命运，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和压制。

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以人性恶出发论述的政治与道德的关系，划分了是否道德和什么为善，什么是恶，不再像以往人们将政治道德混为一谈，尽管马基雅维社会主义饱受争议，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他的重要地位。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政治思想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完全跳出宗教伦理的思想框架，马基雅维利对政治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看法是独树一帜的，他认为政治不讲道德。马基雅维利彻底放弃了基督教思想，进而以人的眼光来看待国家的政治问题，把政治从神学角度拉回到人的世俗生活之中，他的政治思想当中，没有道德说教，也没有上帝的启示，而是引证历史经验和个人经历来说明政治问题。他的政治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以及以后的君主们起到了强烈的影响，君主根据其思想集中权利，巩固国家政治，而不仅仅考虑道德上人们的评论。对人们的舆论起引导和改变的作用，他的社会主义集中反映在《君主论》一书当中，它阐述了离经叛道的观点。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关于政治问题核心的看法观点，第一次把政治看作是纯粹统治权的问题，他不是将正义和善这些较为抽象的道德目标作为政治目的，而是看到了法律、军队、统治术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如何维持统治权、如何实现国家安全和强大才是马基雅维利要考虑的和关心的问题。马基雅维利关于国家的概念、国家权力的目的及其构成基础的理论，也构成了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马基雅维利明确的将国家视为一个权利组织，这是对以往政治学家把国家视为正义的或者善的组织的理论观点的彻底颠覆。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提出国家的根本问题在于统治权而不是追求道德目标的实现，国家的统一、安全和强大才是最重要的。

马基雅维利的著作用词通俗易懂、简单明了，不同于其他深奥的学术著作。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政治权利也就是君主要凭借这种最高的至上的为人民信服的权利，来维护国家来发展国家。而他这种对君主权利的重视对分裂中的意大利具有积极意义，他能够维护意大利的统一。马基雅维利丝毫不留情面的抨击人性的弱点，十分直白的语言论述的是活生生的现实，这种直白和极端成就了他的《君主论》，也成就了他的独特和伟大。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对待历史的态度是随意的，他的经验主义方法是不自觉的，更不是科学的。马基雅维利的人性论是粗糙的，以性恶论作为考察政治的出发点也是唯心主义的，不可能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马基雅维利主义基本是就是“邪恶”的代名词，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政治主张是允许君主不讲道德的，对于政治目的的实现是第一位的，究其过程而言君主可以采用任何可能的手段，君主专制的实现考的是无上的权利和高超的权术的运用，政治是无情的、是非道德的。正式由于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社会主义过于激进和极端，对于马基雅维利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就很容易陷入到分化的两极中去，出现很多误读和思想上的错误。

马基雅维利对于权力的理解还只停留在把权力作为政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手段，他们有考虑权力背后的深层次的阶级背景和阶级关系，马基雅维利只是把政治看作是纯粹的统治术，这样就把政治学简化成了权术论。马基雅维利过分的强调专制和权利，没有看的“以德服人”的方面，只是要求用严苛的法律和强制的群力约束人民。中原地区古代有三种管理层次，分别为“不能欺”“不忍欺”“不敢欺”，也是君主应当采用的自上而下的治国策略。显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只是看中了“不敢欺”，看到了君主可以用权力来强制人民做事，使人民屈服，但是这种模式下，一旦君主的权力减弱则会造成混乱。我们应该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利用武力，这便是马基雅维利社会主义中具有局限性的地方。

2022年3月，本-艾米·沙尔夫斯坦著作出版的《非道德的政治：永不过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书中，沙尔夫斯坦将中、西、印三大文明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它促使人们意识到，马基雅维利主义是人类构造的一种具有普遍性特点的政治理念。在此基础上，他致力揭橥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构成性特点，将这一政治意识形态所具有的非道德(amoral)、不道德(unmoral)特性及其成因披露出来，从而十分富有警醒价值的提示人们，仅仅依赖道德传统是不足以真正抗拒非道德或不道德的政治的权谋诡诈之术的。达到这一目的，需要人们直接切入政治经验世界，才足以发现掌权者的权力花活，并有效约束和控制权力。沙尔夫斯坦先是对三者进行了分述，为人们确切了解三者社会主义宗旨的一致性奠定基础。其次是将统合性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涉及的主要政治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剖析，揭示了这一政治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与限制路径。

沙尔夫斯坦对三者的描述与分析，建立在自己对这一主义的定义基础上。他指出，三者在语境上是不同的，它们来自三种不同的文明，而且这些文明之间缺乏交流。但正因为如此，凸显出不同文明、任何形式的生活中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不可或缺。如果人们不对之有一个深刻的领悟，就很难成就一种政治或伦理学理论，也很难完整理解人类的生产与生活，很难把握政治理论与政治实际的关联度。为此，他沿循两条线索来重审“广义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一条是历史的线索，另一条是理论的线索。前一条线索沿循人类社会进化的轨迹，将“无文字记载的族群”，以王国形式、首领制度、未形成国家的社群、一直到国家中存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相关策略勾画出来。后一条线索则从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主义者的理论阐释中，彰显这一策略在三种文明中的共存性与一致性。

就前者讲，文明的进化让善良与残忍、利己与利他、诚实与欺骗、雄心勃勃与庸碌无为、统治与反抗、正与反同时展示出来。由此将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反马基雅维利主义同时呈现出来，将道德的政治与非道德的政治一并展现出来，让人不至于陷入马基雅维利主义单打一地统率政治生活的绝望之中。就后者论，它是在前者呈现出的文明相似性基础上展现出来的差异性，而在这样的差异性中蕴含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共同性。这促使人们面对不同文明的政治生活中真实的另一面。这是沙尔夫斯坦能够从政治与道德的视角较为准确地揭示马基雅维利主义本质的恰当知识预设。这相对于人们一谈论马基雅维利主义就切齿痛恨、深感绝望的心态，要健全很多。

沙尔夫斯坦认为，尼可罗·马基亚维利式的领导者与民众的马基雅维利式倾向是相互支撑的，两者缺一不可。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不是由一个崇信权术和阴谋诡计的领袖人物单方面就能展现的领导做派。这是“政治地理解”马基雅维利主义的一种必要设定，有力地矫正了那种简单草率地认定马基雅维利主义只是领导者个人品质问题的习惯性看法。基于此，他分别叙述了中原地区古代由商鞅、韩非和李斯为代表、印度以考底利耶的《政事论》为代表、欧洲以马基雅维利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为代表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沙尔夫斯坦借助对三者的分别叙述，着重指出了它们的共同性：首先，三者尽管所处的具体政治环境不同，但却在政治背景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他们都处在一个国家剧烈改变的环境中，都深怀治国理想、深谙治国之道、对自己充满自信、自认其方案为强国的不二之选。其次，他们都对人性之恶有深刻的洞察：人性的自我中心、邪恶、惰性、胆怯、报复，构成他们观察政治中人性的基本视点。因此，国家、尤其是领导者治国理政时，只能寻求人民的敬畏而不是爱戴。再者，他们都共同推崇领导者的作用。尽管在这方面三者有很多差别，尤其是中国有儒家的德性政治观、印度有神高于君主的理念、文艺复兴时期有共和的追求，但他们或从领导者个人品质、或从君主有良好的个人素质、或从领导者更具有个人历练的不同角度，为自己赞美或纵容领导者提供理由。最后，他们都是策略大师。只要他们认为能够扫除政治障碍，使用肮脏的手段或激发他们想象力的斗争方法，就都是适当的。只要君王想方设法聚集权力、弱化大臣、独掌权柄，其独施奖惩、规避风险、独享成功，那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除开韩非子这个例外，这是一种拒绝形而上思考的、简截了当的政治权谋术。

马基雅维利主义之所以在三种文明中均存在且发挥显著作用，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穿透政治隐秘的巨大功能。这让它胜于一切关于政治的道德说教与学理分析：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主义者站在政治的胜利者一方，将聪慧、洞见、灵活、果敢、无情这些极具吸引力的领导者政治品质大大地张扬出来，并使之与人们的政治经验高度契合，因此成就了一种深度切入政治生活世界的政治理论。这一理论，不受道德说教的干扰，也不受非政治的其他社会要素的阻挠，直截了当地将政治之作为政治的特质展示给人们，让人们在政治面前产生一种透不过气来的紧迫感、窒息感和满足感。这是一种从政治经验内部看待政治问题的进路，它不理会所有试图引导政治的、诸如道德、哲学等外部力量。这种谈论政治时的干净利落、直奔主题、无所规避，给人一种理解政治的强烈快意性、兴奋感。它不会有借助道德、哲学等外部因素来理解政治时的拖泥带水、不着边际和不切实际感觉；它不会囿于学说建构的需要而拘执逻辑规则，它倾向于以观点、例证和寓言故事带动节奏，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其中，接受并固执“政治就是如此”的结论。

以历史的先后为序，沙尔夫斯坦首先对法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进行了叙述，接着对差不多一千年之后的古代印度马基雅维利主义政治学进行了阐发，最后则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进行了论述。这是他在历史处境中对三种马基雅维利主义进行的分别陈述。其具体叙述从相关著作中可以获知，但有三点尤其值得重视：一是他注重语境的重建，二是他留意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主义者思想中的张力，三是对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精神氛围高度关注。这让他保有一种叙述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可靠性与可信性。正是基于这样的叙述，他认为，尽管很难对整个世界与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关系进行概括总结，但借助三大文明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刻画，已经足以说明，“马基雅维利主义无处不在”：低级社群、有攻击型或无攻击性的酋邦、暴力或反暴力的国家社群、骗子或其他部落、灵长目，无不表现出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几乎可以灵长类动物与人群的“本能”目之。

尼可罗·马基亚维利的思想犹如一座充满奇珍异宝的宝藏，作为后人，既可以拿这些珍宝来琢磨、欣赏，救世利人；同样也可以拿这些宝藏来欺贫凌弱、肆意妄为。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马基雅维利的思想确实曾经被许多反动政客利用，并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希特勒曾经表示，他一直把《君主论》放在枕边，并从中汲取力量，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贝尼托·墨索里尼曾经对人说：我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是政治家的最高指南，至今有生命力。”但无论是阿道夫·希特勒也好，墨索里尼也罢，他们都只是看到了这些计谋，而没有看到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运用这些计谋的真正宗旨和目的——国家的繁荣稳定与公众之善。（西方哲人智慧丛书作者金鑫、夏志 评）

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的思想倍受争议，公评两极分化，他被人们称为“现代政治学之父”，同时也被称为“最凶残的马基雅维利”。马基雅维利于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的律师家庭，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494年佛罗伦萨共和国重建后，尼可罗·马基亚维利进入仕途，多次出访他国并帮助佛罗伦萨组建国民军队。1512年，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马基雅维利遭到罢官和放逐。在野期间，他坚持研究与写作，并根据自己的从政经验撰写了《君主论》一书并将其献给美第奇家族。1519年，马基雅维利被美第奇家族重新启用并负责编撰史书。1527年佛罗伦萨起义，共和制度光复，马基雅维利未能如愿继续担任官职，最终在同年逝世。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包括《君主论》《李维史论》《兵法》《佛罗伦萨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