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辑错了的故事》是茹志鹃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写的短篇小说，首发于《人民文学》1979年第二期，曾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小说通过正反对比手法，把现实（“大跃进”时期）与历史（解放战争时期）、现实与梦幻（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加以对照，以一个普通农民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和“大跃进”时期的干群关系、干部作风强烈对比式感受，揭露了极“左”思潮泛滥时期造成的虚假浮夸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尖锐地批评了“左”的指导思想下的高岗饶漱石事件指标”“高征购”和瞎指挥、放卫星、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等对国家、社会的危害。

茹志鹃是浙江杭州人，中国共产党员，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市。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5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四幕话剧《800机车出动了》（合作），小说集《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静静的产院》等。

“大跃进”时期，到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捷报四传，甘木公社也放出一颗亩产一万六千斤的“特大卫星”。事实上，这颗“卫星”是冒牌货，不是亩产，而是十亩产。如果国家按产征购，社员的口粮就要低到一天只有八大两的凄惨境地。共产党员老寿对“荣缴高产粮”的虚假行为表现了强烈的愤慨。他一会儿奔到公社，一会儿又直奔县委，要找甘书记说说百姓的难处。在战争年代，当甘书记还是“老甘”的时候，他是老寿的老战友。以老寿为首的穷乡亲们勒紧裤腰带，为老甘带领的人民军队送干粮、运柴草，而老甘也把乡亲们比作衣食父母，留下一半的粮食给百姓做口粮。然而，“大跃进”时期，“老甘”变为“甘书记”，他为了“放卫星”不惜损害群众的根本利益。面对甘书记砍掉梨园种麦的所谓“三天三夜改变面貌”的决定，老寿这个跟党从没二心的老贫农再也压抑不住激愤的感情，挺身而出，要为百姓鸣不平，坚决抵制错误领导。因为他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以前的革命为了“穷百姓”；如今，老甘下令砍乡亲们的梨园种麦子，革命已经掺了假，有点像变戏法，为的是变给上面看。甘书记撤了他的职，把他当绊脚下石一样踢掉了。老寿一下子变老了，整天坐在门前的枣树下，双眼蒙胧，似睡非睡呆着不动。在老寿的幻觉中，反侵略战争爆发，他不辞劳苦去寻找老甘，因为他与老甘是同患难的人，他信任老甘，希望老甘能带领群众斗争。可是，当他听到老甘熟悉的敲门声，开门一看进来的却是“甘书记”。尽管甘书记后有追兵，而且弹尽粮绝，但老寿再也不愿掩护他，不愿把粮食给他。老寿再也不信任这样的领导干部，因为“老甘”变成了“甘书记”，从与群众同命运、共患难的人，变成了向群众发号施令、践踏群众利益的官老爷。

《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品力图从国家政策同人民利益间的冲突关系，去追究所谓国家政策执行人兼人民利益代言人老甘们在这场浩劫中所发挥的可疑作用。到了张贤亮，反思的深度则被推进至一个新的水平。

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表现出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同人民群众骨肉相连、患难与共的好干部老甘，是怎样在“大跃进”中变成不顾群众死活，“变着法儿让领导听着开心、看着高兴”的“甘书记”的，这也是一种人性的异化。

《剪辑错了的故事》获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1978年，沉寂多年的茹志鹃重新开始创作。在经历了十年内乱后，繁纷复杂的社会现象引起茹志鹃的深思，她感到作者不仅要歌颂，也要鞭挞，因为不鞭挞，就无法更好的歌颂，不鞭挞也可能会掩盖一些腐败的东西。此后，其创作方向随之发生改变。

抗日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中，茹志鹃亲身感受过中国农民为革命胜利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解放后，公社化、大跃进，“放卫星”“共产主义风”刮遍中国，干群关系遭到极大破坏，但中国农民始终默默地、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茹志鹃震惊于中国农民的温良驯服，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第一，她想探求一下农民经过许多年的折腾，又加上党的某些干部在获得政权后工作不再像战争年代那样依靠群众，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再发生战争，中国农民是否还会像解放战争那样舍出身家性命来支持共产党。她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农民是讲理的，也是现实的。第二，她在“大跃进”时真诚地相信了亩产一万六千斤的谎言，创作了歌颂“放卫星”的文章。当知悉真相后，她非常内疚，想借小说来表达歉意。于是，《剪辑错了的故事》应运而生。

《剪辑错了的故事》写于1979 年，发表以后影响很大，并荣获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在发表之初，该小说被归为“伤痕文学”，但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界正式将“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进行区别，《剪辑错了的故事》被公认为第一篇“反思”小说。

它反映了作家茹志鹃经过十年“文革”炼狱，复出之后在艺术风格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微笑到沉思”，清新优美的笔调中开始出现“忧伤的恢谐和辛辣”。这篇小说在当时几乎是第一篇正面接触、重新认识文革以前的某些历史教训的问题。

作者对生活的深刻思考是通过历史与现实的鲜明对照进行的。

一方面通过对现实的描写深刻地揭示当时左的虚假放卫星给党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危害：政治上破坏了党的崇高威信、破坏了党与人民的血肉联系；经济上影响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生活得不到保障。

另一方面又通过历史的回忆，用历史的光荣来鞭策现实的丑恶。作家热情地赞扬老甘在革命战争时期为革命出生入死、处处事事为群众利益着想的优良革命作风，以此来唤醒甘书记蜕变的灵魂，使之重新回到人民中间，重新做党的好干部。作品中的老寿在寻找老甘的途中，站在山顶上放开双臂高声呼喊——“回来，党的光荣！回来吧！咱们胜利的保证！”

这出自肺腑的心声实际上就是全文的主旨，就是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恢复和发扬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使她更加光荣伟大。这篇“小说所包含的历史内容、所体现的作家思考、以及读者感受到的力透事物的实质的深刻都显示了茹志鹃的胆识和潜在的力量”。与此深厚内容相适应的是表现手法的创新。

在结构上，作者打破了过去截取一个生活横断面的方法，选取七个生活场景，每一个场景自成一体，几乎是一篇篇独立的小小说。这七个生活场景的组接，采用一种意识流的形式，”有意略去情节之间的连贯性，打破正常的时间和空间顺序，跳跃式地在现实、历史和梦幻之间巧妙地交织与相互间隔。这其中老寿的心理活动成为各篇连接的内在纽带，把所有的场景、生活片断统一在一个鲜明的主题之下。这种时序的颠倒、自由联想和突兀多变的跳跃式的叙述故事的方法加大了现实和历史的对比幅度，使作品的主题在强烈的对比中更加突出。

“七个生活场景各采用一个新颖的小标题：如“拍大腿唱小调，但总有点寂寥”。“也不知是老寿背了‘时’，还是‘时’背了老寿”。“‘大地啊！母亲’，不是诗人创造的”等。这些标题大都引用各节正文中的对话，既有提示作用，又生动活泼，古拙质朴，透有一种农民式的幽默，为全文那种温和敦厚的讽意和诙谐的风格增色不少。

作品中老寿这个人物写得较为成功。这是一个纯朴的农民，又是一个正直的党员，性格果断又带有倔强。当年为支援去新区开辟工作的县大队，他拿出一家人赖以过冬的仅有的全部口粮；为支援淮海战役前线战斗，他砍倒心爱的枣树充做柴草。但是，当他看到“虚夸风”、瞎指挥等错误作法使“革命”成了“变戏法，变给上边看”时，他的思想便起了很大的变化，先是不解、困惑，后是愤怒、不能容忍，最终因为成了”革命“路上的绊脚石，被打成右倾分子。老寿陷入深深的忧虑之中。他更加怀念革命战争时代的干群关系，呼唤党的光荣传统归来，以致产生梦幻。作者极有层次地刻画了老寿的心理活动，小说依据老寿意识的流动，将现在、过去和未来的生活交替叠出，真实地表现出战争年代军民之间的血肉深情，深入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搞所谓“大跃进”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灾难，并暗示如果再不扭转这种不良风气、改善干群关系，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将会出现群众和干部分道扬镳的严酷局面。在老寿这一形象上，寄托了作者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至于老甘-甘书记这一形象，作者的处理则比较巧妙。正如小说第二节的标题所标：“老甘不一定就是甘书记，也不一定就不是甘书记”，作者在具体描绘中有意斩断人物的历史联系，将老甘和甘书记放在两个不同背景的事件上，写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从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甘到将革命视为变戏法的甘书记，这中间是一片空白，为读者留下想象和思索的余地。

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剪辑错了的故事》在小说创作手法上是一个可喜的大突破，由于作者巧妙的技巧，小说所表现的人物是多面的，所写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所揭示的社会问题是客观的。这一切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可以表达的。这篇小说所表达的是客观的艺术“真实”，而不是作者现身说法主观的“真实”。它在结构、人物刻划和观点上都是创新的，而且，整篇小说充满了温柔敦厚的讽意和诙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