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又译林冶(Ernst Waldschmidt 1897年-1985年）
德国佛教、
印度学家。1935年
季羡林留学德国
哥廷根大学，从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学
梵语、
巴利语和佛学。
上世纪80年代初，季老再赴
德国，造访他学术上的父亲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Ernst Waldschmidt)。当
季羡林毕恭毕敬地将他当年偷偷摸摸翻译的《
罗摩衍那》呈献给恩师时，不料教授立刻板起脸来，责备
他说：我们是搞佛学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无言以对，惟有沉默。这一段记忆，想必对季老刺激不小。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学术泰斗”在他看来也许是对自己一种莫名的讽刺。至于“国学大师”一说，已有学界人士指出，称季老为“国学大师”其实是一种误会。季老的弟子
钱文忠也撰文指出，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
梵语、
巴利语、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称季老为国学大师，也不奇怪。因为季老的学术文章，有兴趣读、能读懂的人太少了。人们所熟悉的
季羡林，其实是那一个写了大量散文随笔的文化老人。还有，晚年季羡林花了许多心思在捍卫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上。前不久，季老曾提出振兴国学的四点意见(坊间称为“季四点”)。据
钱文忠所述，季老临终前仍然没有停止思考，正在酝酿和提出“大国学”的概念，并授权一家民办大学筹备“大国学研究院”。这时候，有人把季老当作复兴国学的一面旗帜，也属正常。但对季老而言，舍其专业贡献，而追捧其“副业”关注，已然谬矣。
斯人已逝，惟有任人评说。国人讲究为尊者讳，死者最大，哀思之余或有溢美之辞，在所难免。这时候旧话重提，绝非对季老不敬，而是觉得，哀思之余，更当体会季老的良苦用心，尽量还原他的学术和人生，给这位
东方学大师一个公允客观的评价，更不要让世俗的荣誉掩盖了一位学术老人的晚年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