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我国第一部全面介绍和评议司马迁及《
全本史记》的专著。
李长之先生用他那特有的优美而富于情感的笔调,精审详核地分析了
司马迁所处的伟大时代,追溯了他的家学渊源,讨论了他和
孔子在精神和性格上的契合和共鸣及距离。
本书论述了司马迁的经历及这一切对他作品的影响,推测了《史记》各篇著作先后,认为司马迁的人格与《史记》的风格是一事,那就是浪漫的
自然主义精神。作者对《史记》一书的美学风格也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以说,研究司马迁及《
全本史记》所牵涉到的重大问题在这部书中都程度不同的接触到了,并提出了启人思考的深刻见解。比如,关于
司马迁的生年,自王静安和
梁启超提出生于
刘启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后,几乎已成定论。
李长之先生却不为权威和成说所,在本书中提出了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的说法。有趣的是,虽然当时这个观点没有引起反响,一九五五年一位叫刘际的人却抄袭全文在《历史研究》上以自己名义发表了。同期《
历史研究》上还发表了郭沫若先生《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也持司马迁生年为
建元六年的说法。从此,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重视,展开了热烈讨论。但这,距李长之先生写成此文已是十年之后了。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
李长之先生解放前的作品,当然存在一些缺点。比如全书过重艺术,过于强调和渲染
司马迁的浪漫的
自然主义,这些都体现了作者早年受
德国古典
唯心主义美学的影响。尽管如此,这本书仍不失为当前研究司马迁和《
全本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一妨八○年
日本著名学者和田武司先生将此书译为
日语由
德间书店出版。
李长之先生生于一九一○年,一九三一年入
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一九三三年春转入哲学系,并参加《文学季刊》编委会。一九三四年担任《
清华周刊》文艺主编,出版第一本诗集《夜宴》。一九三五年任
天津市《
益世报》文学副刊主编,发表《
鲁迅批判》。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评论
鲁迅的专著,后经鲁迅审阅,订正了有关时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六年长之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任清华大学华侨生、蒙藏生导师,并在京华美术学院任美学和西洋美术史教授。一九三七年他准备去
德国留学,已经经过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到达了
越南,却接到国民党政府通知:留学生必须承认“满洲国”,并改从东北绕道出国。他痛恨
中国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更不能接受必须承认修伪满政府才能留学的条件,为此,他放弃了这次留学的机会。不久,他来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同年加入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此期间,他开始酝酿、陆续写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九四五年春天,由于肺病,他离开工作七年的
中央大学,担任
北碚区编译馆编审。一九四六年,他去南京编译馆任代理图书馆主任。在那里,也写完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先由《
国文月刊》连载一部分,后来
开明书店出版了这部书。一九四六年十月,长之先生来到
北平市任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这时,他接触了许多进步学生,开始阅读《
共产党宣言》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
闻一多先生的事迹尤给了他深刻影响,他在日记中写到道:“先读其年谱,大受激动,时而欲泣。”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
中国国民党反动派的昏庸和腐败。他以文学批评为武器,大胆痛快在指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祸国殃民。一九四七年,也写了《李清照论》,《陶渊明真能超出时代么》等论文,以鲜明的现实精神和精湛见解受到
朱自清先生的称赞。
解放之后他与一九五○年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一九五一年加入政协组织的西南土改工作团,并任副团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一九五六年,他除了写有几十万字的单篇论文,还撰写了近十种书籍,平均每年一本还多。
李长之先生是当代最勤奋,最多产的学者和批评家之一。一九五六年他才四十六岁,已经先后出版了《夜宴》,《
鲁迅批判》、《波兰兴亡鉴》、《道教徒的李白及其痛苦》、《星的歌颂》、《苦雾集》、《
西洋哲学史》、《文艺史学与文艺科学》、《批评精神》、《德意志的古典精神》、《
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画论体系及其批评》、《北欧文学》、《韩愈》、《我教你读书》、《梦雨集》、《文史通义删存》、《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大理石的小菩萨》《龙伯国》、《李白》、《
陶渊明传论》、《中国文学史稿》一、二、三卷、《诗经试译》、《孔子的故事》、《司马迁》、《歌德童话》、《威廉·退尔》、《强盗》、《
判断力批判》等近三十种著作和译著。他写的单篇论文也在百万以上。
《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是我国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
李长之先生于一九四六年的作品,该书于一九四八年由
开明书店出版。
司马迁是李长之先生最喜爱的古典作家,解放后他一直很想对之加以修订,五十年代已写了修改提纲,但人事匆匆,加上动乱,终成憾事。
李长之先生在自序中说道:“本书的书名原想叫《抒情诗人司马迁及其悲剧》,这是因为初意只在传记,而传记的中心是在李陵案。后来因为论史记各篇著作先后的一文写得太长,想改为《司马迁和史记》,以表示人和作品并重。但以后写风格分析时是占了更大的比重了,所以终于定名为《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人格与风格也有一个共同的中心,那就是“浪漫的
自然主义”。本页想吧这个形容词加在书名上,可是那样就更累赘了,而且不如现在有点含蓄,虽然我是不惯于,也不肯,要什么含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