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骥良，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苏州市，原名马继宗，后改名马季良，又名马骥良、马耀华。笔名有唐纳、罗平、蒋、陈沱、巨钰、瞿觉等，就读于苏州中学及圣约翰大学。中国著名报人、电影评论家、记者和演员。“四人帮”成员江青的前夫。

1918年，四岁的马骥良失去父亲，后被大伯父马含收养。他先后就读苏州树德、省立苏州中学，期间热衷文艺与左派思想，参与左翼话剧。1932年3月，因中共吴县组织受捕，逃离苏州，暂住上海市表叔家。后经介绍进入上海大陆银行工作。1932年夏天，马骥良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随后开始在上海《晨报》、《申报》及电影杂志上撰写电影评论，并翻译介绍欧美电影艺术及技术方面的文章。吕振羽夏衍、尘无、鲁思等开展同穆时英、刘呐鸥、黄嘉漠等人关于“软性电影”的论争。1934年加入上海艺术电影公司，帮助导演阳翰笙的抗日影片《逃亡》，撰写由聂耳作曲的该片主题歌词《自卫歌》和《塞外村女》。1935年参加 上海电通影片公司，主演袁牧之导演的《都市风光》，编辑 《电通画报》月刊。1936年在上海明星电影公司任编剧委员会副主任，撰写该公司厂歌《明星》歌词。同年4月26日，在六和塔与蓝苹举行婚礼，1937年任上海市《大公报》“电影与戏剧”副刊编辑，参加全国电影界救国会工作。同年与蓝苹分手并与女演员陈璐结婚，婚后生育一子。

1949年担任香港《文汇报》总编辑的唐纳向报社提交辞呈，远去法国巴黎，在巴黎与陈润琼结婚，生有一女。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唐纳两次回到苏州旧居。第一次是1978年12月，受到叶剑英元帅和“中调部”部长罗青长的接见。第二次1985年9月，唐纳再度回国时，由国家安全部安排。1988年8月23日，唐纳因肺癌在巴黎病逝，享年74岁。

马骥良，原名马继宗，1914年5月7日出生于江苏苏州，后改名为马季良、马继良、马耀华，笔名罗平，乳名“仁”，父亲马佩甫是铁路职员，母亲姓倪，来自苏州平江路朱马高桥。马骥良四岁时父亲去世，随后他被过继给大伯父马含荪。

在苏州私立树德中学上学时，马骥良使用的学名是马继宗。之后，他进入江苏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中，那时胡绳（即项志）和袁水拍（即袁光楣）也在这所学校就读，但他们比马骥良低一届。在这个阶段，马骥良对文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思想也倾向于左倾。他是学校戏团的主要演员，曾参与演出左翼话剧如《工场夜景》《活路》和“SOS”等，曾秘密加入共青团。

1932年3月，中共吴县县委和共青团组织遭到了国民党警察局的大规模搜捕。马骥良也因此受到警方的注意，不得不从苏州逃离至上海，暂住在表叔陆尹甫家。经过陆尹甫的介绍，他进入了上海大陆银行担任练习生。

1932年夏天，年轻的马骥良顺利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他对戏剧的热爱并未因学业而减退，反而更加活跃于学生剧团中。凭借着流利的英语和出色的中文文笔，马骥良在校园内崭露头角。马骥良的才华得到了上海市《晨报》“每日电影”专栏主笔姚苏凤的注意，姚苏凤与马骥良是同乡，他邀请这位18岁的青年为专栏撰写影评。自大学二年级起，马骥良的影评作品开始定期出现在《晨报》上，他以“罗平”或“唐纳”为笔名，用流畅且富有见地的文字，为读者提供深入的电影解读。马骥良的影评作品不仅文笔流畅，而且观点鲜明。他对于优秀电影赞不绝口，对于质量低劣的作品则毫不留情地批评。这种客观公正的态度很快赢得了读者的信任和好评。马骥良在影评中常赞赏左翼电影，并批判缺乏深度的“精神鸦片”电影。

1933年12月1日，《现代电影》第6期上发表了一篇鼓吹“软性影片”的文章，认为这种电影才是观众所真正需要的。文章将电影比作“给眼睛吃的冰淇淋”和“给心灵坐的沙发椅”，并声称“电影是软片，所以应当是软性的”。这一观点引发了左翼电影工作者的强烈不满，他们在夏衍等人的领导下决定进行反击。而这场反击的第一枪，正是由马骥良打响的。

1934年6月10日，马骥良在《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太夫人》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软性电影”。两天后，他又发表了《“民族精神”的批判：谈软性电影论者及其他》一文。夏衍也在次日以“罗浮”为笔名发表了《软性的硬论》一文，与马骥良的观点形成呼应。这一系列批判文章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给姚苏凤施加了压力。最终，姚苏凤不得不在6月28日发表长文《软性电影与说教电影》，反驳马骥良和夏衍的观点。从此，马骥良不再为《晨报》的“每日电影”专栏撰写影评。

1934年秋，才华横溢的马骥良加入了上海艺华电影公司，担任编剧。当时，公司正在拍摄阳翰笙编剧的影片《逃亡》。导演岳枫为了使影片更具吸引力，决定加入主题歌和插曲，然而却缺少合适的作词者。马骥良的到来，恰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岳枫邀请他作词，他欣然答应。马骥良不仅编剧才华出众，还展现了卓越的音乐天赋。他创作了主题歌《自卫歌》和插曲《塞外村女》，与聂耳合作，共同为这两首歌谱写了动人的旋律。这两首歌迅速在观众中传唱开来，成为一时的流行金曲。马骥良的英俊外貌也引起了电通影业公司导演袁牧之的注意。袁牧之正在筹备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而影片的男主角李梦华需要一个既贫穷潦倒又充满痴情的知识分子形象。马骥良的清秀形象和气质让袁牧之觉得他就是扮演李梦华的不二人选。尽管马骥良此前从未涉足过银幕，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挑战。1935年，马骥良从艺华调入电通，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同时他还担任了《电影画报》的主编。

1935年春，山东省女演员李云鹤以“蓝苹”为艺名，在上海金城大戏院成功公演了易卜生的经典剧作《娜拉》。马骥良观看了她的表演后，在报纸上发表了推荐文章，盛赞她是“一颗耀眼的新星”，使得蓝苹的知名度大幅提升。随后，两人的关系迅速升温，马骥良将她介绍进了自己所在的电通株式会社，两人从同事关系发展成为了同居伴侣。

1936年4月26日上午，马骥良与蓝苹在杭州六和塔前与赵丹与叶露茜、顾而已与杜小鹃一同举行了婚礼。同年5月，马骥良带着蓝苹回到了他的苏州老家小住。他们的卧室位于与西花厅相连的西书房内，周围环绕着庭院和繁茂的花木，环境清雅幽静。当时，马骥良的姑母马振英恰好也在娘家歇夏，与蓝苹同住在一个宅子里。蓝苹以她伶俐的口齿和热情亲切的性格赢得了家人的好感，甚至还为马振英倒过洗脚水，展现了她作为晚辈的孝敬之情。

然而他们回沪后，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这种频繁的争执让马骥良心力交，走上了自杀的道路，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并送往医院救治，才避免了悲剧的发生。不久后，蓝苹以回济南市探母为由离开了马骥良。她并没有如期归来，反而寄来一封声称自己因脑膜炎去世的遗书。马骥良不信，决定亲自前往济南寻找蓝苹。在济南，他遭遇了岳母和大姨子的冷漠与回避，得知蓝苹已离开多日且去向不明。心灰意冷的马骥良在回旅店的途中购买了乙醇和火柴，试图再次结束自己的生命。幸运的是，旅店茶房发现了他的异常举动，及时将他送往医院救治，使他再次脱离了生命危险。苏醒后的马骥良从蓝苹姐姐那里得知了真相——蓝苹已前往天津市寻找前夫俞启威。愤怒与悔恨交织在马骥良的心头，他向好友郑君里写了一封长信，痛斥蓝苹的虚伪与背叛。蓝苹得知马骥良为她自杀的消息后，从天津返回济南市与马骥良会和，随后一同返回上海市。然而，他们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蓝苹很快便爱上了著名话剧导演章泯。

1937年，在与蓝苹分手后，随着日军逼近上海，蓝苹经过济南、西安市，最终在同年8月抵达延安市，并改名为江青。而马骥良则选择前往重庆市，并在那里与女演员陈璐结为夫妻。不久后，马骥良和陈璐一同前往上海，此时马骥良开始使用笔名“蒋旗”。1940年5月1日，陈璐为马骥良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为“马均实”。陈璐与马骥良的婚姻维持了8年。抗战胜利后，马骥良从重庆返回上海市，并加入了《文汇报》担任副总编辑。此时，他改名为“马季良”。

1946年，抗战胜利后，马骥良加入了文汇报社，担任总编辑一职。此前，他因在上海时事新报坚持民主进步立场，与该报纸老板孔祥熙产生分歧，最终选择离开。同年春天，他应严宝礼之邀,，在文汇报社担任总编辑，在文汇报社时，马骥良面临着国民党新闻封锁的严峻挑战。他利用各种关系，及时获取形势的发展变化，精心安排版面，使报纸在紧张忙碌的工作中保持高质量出版。尽管工作繁重，他仍不忘编余撰稿，以笔为剑，抨击时弊。同年12月初，文汇报新辟副刊《浮世绘》，其中《桥边私语》专栏成为马骥良发挥才华的舞台。这一专栏以迁回曲折的笔法，谈论当前形势和人生哲理，文字清新耐读，深受读者喜爱。

1947年，当文汇报遭遇中国国民党的封门，马骥良得知自己也被列入搜捕的黑名单时，马骥良返回家乡苏州市暂避风头，待时机成熟后再离沪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在香港，马骥良继续他的新闻事业，担任香港文汇报的总编辑。他全面主持版面工作，每晚都要浏览大量的外国通讯社英文电讯稿，从中挑选出重要的新闻，交给翻译小组进行译述。除了主持版面工作，马骥良还负责与兄弟报纸华商报的定时联系，为两报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搭建了桥梁。此外，他还积极筹措资金和印报用纸，帮助香港文汇报度过了初创时期的经济困境。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原国民党政府驻法公使陈箓的第三个女儿、时任《自由论坛报》女记者陈润琼，被调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与此同时，已经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担任《文汇报》总编辑的马骥良，也向报社提交了辞呈，并飞往纽约。最终，他远赴法国巴黎，开始了长达40年的海外生活。当时，朋友们对他为何不选择回国感到困惑，马骥良表示因他了解江青而选择留居海外，在巴黎，马骥良与陈润琼结为夫妻，并开设了一家名为“天桥”的中国餐馆，生意颇为兴隆。他们为女儿取名“爱华”，寓意着她对中华文化的热爱。马骥良也放弃了曾经红极一时的“唐纳”笔名，恢复了原姓，改名为马绍章。而陈润琼则使用英文名字安娜，但在与国内通信时，马骥良仍喜欢署名“季良”。

1966年，在巴黎的马骥良遭遇了一系列不请自来的访客。这其中也包括了一位曾受到江青高度评价的美国作家维特克。维特克，被江青视为她的“埃德加·斯诺”，即类似于埃德加·斯诺这样的知名传记作家，他在江青的授意下，计划为江青撰写传记。得知马骥良在巴黎隐姓埋名的消息后，维特克被激发出了强烈的好奇心和热情。他两次亲自拜访，希望能与马骥良见面并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据报道，维特克甚至提出了支付20万至30万美金的酬劳，希望能与马骥良一起完成江青的传记。然而，面对维特克的邀请和提议，马骥良表现出了坚决的态度，他拒绝了这一合作机会。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马骥良终于可以回国探望了。马骥良回国，“接待单位”是中共中央调查部，并且他此行严格保密。就在这次回国期间，马骥良于1978年12月在北京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接见。叶剑英元帅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中共中央调查部直属他领导。而马骥良是一位旅法华侨，同时也是中共特别党员和中调部在法国的重要干部。他的回归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陪同接见的人员有“中调部”部长罗青长，清楚地点明了这次接见是“中调部”的内部会晤。

1985年9月，马骥良再度回国时，则是由国家安全部安排。马骥良说起自己打算写回忆录，所以请夏其言托人为他找散失的历史资料。不料，回忆录尚在收集资料时，1988年8月23日，马骥良因肺癌在巴黎病逝。

第一任妻子：江青（艺名：蓝苹），于1936年结婚，后江青不辞而别。

第二任妻子：陈洁如，原名陈丽珍，育有一子：马均实  。

第三任妻子：陈润琼（英文名：安娜），育有一女 ：爱华。

1936年6月30日的《时报》，曾以《青年作家酷嗜电影》为题，简略地介绍过唐纳身世：“唐纳现年二十二岁。原籍苏州市。曾肄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自幼即嗜电影，且爱好文艺，笔名‘罗平’。为文简洁流畅，颇得一般人之好评。”

1937年6月10日的《影与戏》杂志如此描述马骥良：“提及马骥良，对于稍微关注影坛的人来说，他是一位非常活跃的影评人。他可以说是一脚踏在电影圈内，另一脚踏在电影圈外。”

1978年12月，叶剑英元帅在北京秘密接见了从法国归来的唐纳。这一事件在公开资料中鲜有提及，直到多年后一张照片的出现，才逐渐引发了外界对这次会面背后真相的探讨。唐纳的身份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他究竟只是外界所知的“旅法华侨”，还是如一些资料所示，拥有中共特别党员和中共中央调查部重要干部的双重身份？关于唐纳的真实身份，不同的声音和观点相互碰撞。一方面，有人认为照片上的阵容和细节表明，这次会面并非普通的社交场合，而是涉及情报工作的内部会议。唐纳在法国的活动，以及他利用天桥饭店作为情报收集场所的事实，都似乎印证了他不仅是“旅法华侨”的猜测。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唐纳的中共特别党员身份表示怀疑。他们指出，尽管有一些间接证据指向唐纳可能拥有这样的身份，但缺乏直接证据和官方档案的支持，使得这一说法难以被完全接受。此外，即便唐纳确实有这样的身份，他的具体职责和贡献也仍然是一个未知数，需要更多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在争议中，关于叶剑英和唐纳会面时具体讨论了什么内容的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由于唐纳的离世和档案的保密性，这部分内容可能永远无法为公众所知。这也进一步增加了这次会面的神秘色彩和争议性。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争议不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唐纳在法国的活动确实与情报工作有关。无论是他利用个人身份和职业背景进行情报收集，还是他在特殊战线上所扮演的角色，都表明他在情报领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