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旗（英文：Blue Sky with a White Sun），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的一面旗帜，旗面以蓝色为底色象征青天，在旗中央设有一个向四周射出十二束光芒的白色太阳。该旗帜由兴中会领导人之一设计制作，现为中国国民党党旗。

1895年，兴中会干部会议决定使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民革命军旗帜。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中，许多官兵和革命党人制作了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旗识。1910年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党人仍使用青天白日旗作为代表旗识。在南京临时支部成立后，临时参议院正式决定以红黄蓝白黑中华民国国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军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1926年北伐期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均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的旗识。1929年张学良将军下令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易帜，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就成中华民国时期国旗，而青天白日旗即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

陆皓东（1868-1895），原名中桂，字献香，号皓东，出生于上海。1895年2月，陆皓东与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计划在广州市发动武装起义，后由于事情泄露，被清廷出动大军搜捕，起义失败。1895年11月7日，陆皓东英勇就义，年仅28岁。孙中山称其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其故居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众兴街7号，于1989年公布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1895年3月16日，孙中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持兴中会干部会议，将旗帜设计的任务交给了陆皓东。经过陆皓东的精心设计，青天白日旗诞生了，并当即被革命党人决定用作革命军旗，拟定于重阳节广州起义时作为代表旗帜。然而，由于叛徒告密，起义未及爆发即遭镇压，陆皓东等革命者牺牲，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青天白日旗未被使用，自此之后该旗成为定制。

青天白日旗最早在战场上使用是在1900年的惠州之战中。战场上革命党人高举青天白日旗向惠州城呐喊冲击。海外华人最早使用青天白日旗上是在新加坡的中华堂，该堂由惠州人创建，逐渐发展成为以亚洲人为主的华人组织。中华堂的正厅上方中央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初次悬挂时，新加坡的华人对此感到惊讶，但当时的英国殖民统治者并未对此事进行干涉。海外爱国侨团亦遵此徽号。

1905年8月，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本部在东京召开会议，总理孙中山力主青天白日旗，但遭反对。与会者各抒己见，廖仲恺主张采用井字旗，寓意井田制度;有人提倡十八星旗，象征当时的十八行省；另有提议金瓜斧旗,代表汉族精神；还有人主张中华民国国旗，由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组成，寓意五族共和。执行庶务黄兴对孙中山提倡的青天白日旗造型美感不足，认为与日本国旗旭旗相似。孙中山在此基础上增加红色底板，形成“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不过仍未通过。各种争议只好悬置，留待以后再议。但是在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数次大小起义中，均举“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次年，为制定民国国旗之事，孙中山建议将三色旗改良作为民间的国旗，并获得大多数代表的赞同，大会最终决定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中华民国军旗，红蓝白三色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

在1907年革命党人在潮州黄冈和惠州七女湖发动了起义后，南洋革命党的《中兴报》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中国报》开始将三色旗和青天白日旗作为标志印在月份牌上，希望以此举让世界了解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号。

1908年，在钦州市和马笃山的战斗中，黄兴、黎仲实、梁少廷等人以青天白日旗作为旗帜，从安南保护国（越南）直入钦州，法军官兵并未干涉。同年4月，同盟会员黄明堂率众在云南河口起义，大败清军，同样使用青天白日旗作为军旗。战后，越南的法文报纸及日本各报都在相关报道中使用了青天白日旗的图案作为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标志。

1909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爆发，许多官兵预先制作了大量的青天白日旗作为起义的旗帜。一些革命党人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缝制了几百面青天白日旗藏于被褥之中运到广州市。但此时的青天白日旗已将青天白日图案已移到了旗帜的左上角，其余部分则以大红色为底色。广州起义发动后，女革命党人徐宗汉将青天白日旗挂出，作为响应起义的信号。1910年，广州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仍以青天白日旗作为代表自己革命的旗帜。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起义所用旗帜没有统一。武昌革命军采用的是由焦达峰、孙武制定的“铁血十八星旗”；在上海光复后，宋教仁、陈其美在南京、上海军政府采用的是中华民国国旗；陈炯明在惠州起兵用的则是廖仲恺所倡的井字旗；孙中山则在美国力主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新国家的旗帜。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主持了一场关于民国国旗制定之事的会议。会上，章太炎主张采用五色旗作为国旗，而孙中山则坚持采用“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国旗，认为“青天白日，取象宏美，中国为远东之大国，日出东方，为恒星之最大者。且青天白日，是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著于旗帜，亦为三色”。经过胡汉民和黄宗仰法师等人的协调商议，会议最终暂时以中华民国国旗作为国旗，以青天白日旗作为海军旗，十八星旗作为陆军旗。在1912年5月10日，参议院在经过激烈争论后，仍定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临时参议院正式决定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军旗，十八星旗为陆军军旗。相比之下，武汉市的旗帜、苏浙的旗帜以及青天白日旗更具历史意义和象征意义。会议最终规定，青天白日旗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而“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中华民国国旗。

1926年，国民党北伐军从广东省出发，到1927年在南京市成立国民政府，在此期间，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均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青天白日旗作为自己的旗帜。但由于国民革命军内部派系繁杂，使得陆军军旗式样层出不穷，如西南地方的军阀除了青天白日军旗外，还打出了封建王朝特有的统军将领姓氏旗；又比如西北地方的军阀还沿袭着清朝的三角龙旗，只是将图案改为青天白日。各军阀在旗面的用布、旗杆的长短上也很不统一。1927年3月14日，中华民国海军投向国民政府后改悬青天白日旗为舰旗。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11月2日，国民政府第五次国务会议制定了《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该法规定：以青天白日为国徽，以“中华民国国旗”为国旗，并于12月17日向全国公布实行。1929年，国民政府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舰艏旗。同年，张学良将军下令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易帜，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932年，蒋介石下发规定，要求陆军军旗需依照“横直八与七之比例，用红羽纱或红绸布为地，内嵌面幅四分之一青地，中置国徽为中心”的标准，司令部旗帜只限定师司令部可以拥有，同时规定“海军军旗制式一如国旗，惟一切配件均按军旗制定”。

1935年，国民政府又仿照日军的联队旗制度，批准步兵团及各兵种团也可以拥有“团旗”，并分批对各步兵团及兵种团授予“团旗”。1939年，国民政府根据战争需要重新调整了陆军野战部队的编制，确定以军为战略单位，军司令部旗帜再次被启用。与此同时，军旗的使用标准也在完善，其中变化最大的一点就是在军旗上增加一面三角旗，上书“军”、“师”、“团”等字样，以方便友军迅速识别。

1946年，国民政府于国民大会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日。”从此以后，“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就成为中华民国时期的国旗，而青天白日旗即作为中国国民党的党旗。

按照青天白日徽格式比例，其应为青白色；白日居中，并有十二道白尖角光芒；白日与十二道白尖角光芒间，留一青色圆圈；白日体圆心至白尖角光芒顶，其长度与白日体半径，为二与一之比；白日与十二道白尖角光芒间之青圈，其宽度等于白日体直径十五分之一；每道白尖角光芒之顶角为三十度，十二角为三百六十度；白尖角光芒之上下左右排列，应正对北南西东方向，其馀均匀排列。

该旗以蓝色为底色，象征青天。在旗中央设有一个向四周射出光芒的白色太阳。孙中山解释光芒代表天干地支之数，列成十二条，以代表中华文化中的十二时辰。

中华民国时期的国徽来源于青天白日旗，但与中国国民党党徽略有区别：在国徽上，太阳的光线与边缘有一定的距离，12道光芒未顶到最外围圆框；而在党徽上，太阳的光线到达边缘， 12道光芒顶到最外围圆框。

在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4月22日黄昏，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35军第104师312团奉命攻打驻浦口区的国民党残兵一个团，三营为突击营。由于浦口是国民党防御地段，而北岸的船只全部被敌人劫走并被烧毁，营党委当即召开全营动员大会，指战员都把寻找渡江器具作为首要任务，直到深夜才从当地老百姓那里借到些小木船、水盆、稻桶等，于4月23日拂晓，作为解放南京的第一梯队陆续渡江。由于守卫南京的敌军已经弃城逃跑，解放军一枪未发便渡过了蒋介石依赖的“长江天险”。312团团长王魁泉率军首先占领中国国民党南京总统府及附近的重要机关。

4月23日凌晨，南京长江路292号，312团3营营长管玉泉率部抵达总统府后，与战士们很快抢占了有利地形，控制了整个总统府大院，在俘虏兵的引领下，登上了总统府顶楼——此时总统府上的旗杆上还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狼牙旗”，管玉泉一个箭步冲上去把国民党的旗子扯下，换上一面解放军冲锋时用的红旗，时值4月23日上午8时。完全控制总统府后，捷报传到北平市，毛泽东为此役写下了《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