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教育报由山西省教育厅主办，1956年11月创刊，系月刊，从创办到1961年出版第2期之后休刊 休刊近两年之后，省教育厅又出版了《山西教育简报》，宗旨仍是指导工作、提高教育工作者水平。

教育从来都是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教育类期刊自然也一直是期刊中的一个重要门类。从新中国成立开始，教育类期刊就伴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它由省教育主管部门主办，面向广大教师及其他教育工作者，在传达党和政府的教育方针与政策，指导教育工作实践，交流教育经验，促进教师队伍提高素质等方面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虽然刊名曾有所不同，但这一办刊宗旨是贯彻始终的。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则是《山西教育》，从1956年到1966年，《山西教育》大致经过了三个不同时期。

《山西教育》由山西省教育厅主办，1956年11月创刊，系月刊，从创办到1961年出版第2期之后休刊，这一时期可谓初创阶段。《山西教育》的创办最初源于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建议。1956年暑假期间，山西省首届优秀教师及优秀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太原五中召开，大会期间，不少老资格的专署教育局长、校长和教师提出应该办一份教育期刊，这一呼吁引起教育厅的重视，分管教育的副省长王中青积极支持，并自告奋勇来当这个刊物的主编，这样就促成了《山西教育》的诞生。《山西教育》创办时为32开本，内文34页，定价0.20元，出版8期后，从1957年7月改为半月刊，改半月刊后正文为26页，定价0.12元。在创刊号上由时任山西教育厅厅长的解玉田撰写了代发刊词《大家动手办好》。文章根据党的“八大”精神，阐述了教育事业在扫除文盲、普及小学义务教育、发展高级中学和初级中学、开展工农业余教育等几方面的任务，分析了山西省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认为要完成以上任务，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于“提高领导，提高教师”，而《山西教育》的出刊就是“为了指导大家的工作，教学和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同时学习教育理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山西教育》创办后影响达到海外，印度尼西亚华人中有相当订数，华侨领袖陈嘉庚都曾来信订阅。

《山西教育》创刊时刊名用鲁迅的字辑成，当时是由山西省教育厅编审室编辑，在刊物上则署为“山西教育编委会编”，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创刊号的封面是一位戴红领巾的小女孩捧一个大向日葵，表达了创办者把这份杂志作为丰收之果献给教育工作者的愿望。

这一时期的《山西教育》紧密结合教学实际，紧密配合政治运动，对及时指导教育管理与教学实践发挥了应有作用。《山西教育》很注意总结山西教育界的典型经验，及时予以宣传，如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十周年之际，在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山西教育十年》、《万紫千红的稷山教育》、《阔步前进的太原五中》、《蓬勃发展的晋北教育》、《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范亭中学》等文章。在平时则把很大篇幅用于教学辅导、教材分析，从中学（含师范）到小学，各学科的内容都有涉及，每年度开始之前还及时刊出省教育厅制订的该年度中学、师范、小学的“教育工作计划要点”，对全省各地市乃至各学校都有实际指导意义。结合山西特点，搞好复式教学也是刊物关注的重点，复式教学就是在农村小学学生数少的情况下把不同年级的学生安排在同一教室上课，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种教学方式，《山西教育》坚持设专栏对此进行辅导、研究，对提高广大农村小学教育的质量是有很大促进的。1961年，《山西教育》也未能幸免于停办的命运。

《山西教育》创刊时由教育厅教研室主任贺逸民兼主任，董锦章为副主任。最初工作人员两人，以后逐渐调入一些，后下放来几位“右派”，都是在新华社、教育部重要岗位上工作过的，使《山西教育》一度人才济济。从创办到休刊，《山西教育》共出版82期，这期间页码、定价都曾变化，发行量开始6500册，以后上升至2万份左右，最多时达到4.5万份。

在《山西教育》，，。《山西教育简报》在形式上与一般工作简报类似之处是封面与内文用纸一样，但是封面套红印制了“山西教育”名称，封底标注“山西教育简报编辑室编辑出版”，32开本，每月10日、25日出版，定价0.08元，这就与一般简报有所不同，事实上是《山西教育》的一个新样式。

《山西教育简报》1963年1月出版，第1期刊载9篇文章，有政论、有通讯、有教学研究，在“教师信箱”里有两封来信，还有一条消息。从编排上看，完全是一种期刊形式，虽容量小些，但承袭了《山西教育》的思路，以后各期也基本上如此。

《山西教育简报》从当年1月到4月出版了7期，到4月下旬即第8期时，恢复了《山西教育》原刊名，到第9期更标上了总期号：1963年第9期（总84期），这与1961年停办时的总期号连续了起来。恢复刊名后，封面用纸质量提高了，页码也增加了，封面刊登彩色美术作品，封底刊登一首歌曲，在内容上则集中宣传报道这一年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开展的“学雷锋”运动，陆续刊登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刊发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的题词：“响应毛主席号召，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开展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大任的《热烈响应“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以及全省各地教育系统“学雷锋”的报道、经验和体会文章。

恢复刊名之后的《山西教育》在突出“学雷锋”中心的同时仍注意山西教育事业的全面情况，编辑部曾提出要报道五个方面的经验：加强思想品德教育方面的经验；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的经验；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经验；帮助教师提高思想觉悟和业务文化水平的经验；加强学校领导、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经验。

1963年6月《山西教育》第12期出版时，刊名有所变化，成了《山西教育（小学版）》，总期号仍连续排为第87期。这表明从这时起这本期刊的内容将集中于小学教育。在这一年的7月、8月和12月出版了三期简报式的《山西教育（中学版）》，页码分别为10、12、20页。到1964年1月，正式创办了《山西教育（中学版）》与《山西教育（业务教育版）》，《山西教育》开始分成三个版本出版，其中小学版为半月刊，每期20页。另两个为月刊，每期32页。

《山西教育（小学版）》编辑宗旨、方针完全延续了原先的《山西教育》，根据各时期中心工作的不同而有所侧重。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模范教师张瑾瑶的宣传报道，是从1963年直到1965年刊物的一个突出重点。张瑾瑶是平定县东北山区神峪口小学的教师。他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家乡的黄统岭乡担任神峪口、神水泉、白石头三个山庄小学的教师，先是在三个山庄巡回教学，后来又把三个山庄交界处的一个破羊圈办成了学校，他一面教书一面学习，自己也从初小水平达到了初中文化程度。12年里他一个人在“从没出过一个秀才”的山沟里，教出了114名学生，除升学的外，其余80多名都成了农村的生产骨干，其中4名当了生产队长，6名当了会计和统计，有4个学生后来成了全县劳动模范。12年来张瑾瑶连续10次被评为县先进教育工作者，1960年还参加了省文教群英会，196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2年获得县模范教师的光荣称号。《山西教育（小学版）》1963年18期发表长篇通讯《献身山区教育事业的张瑾瑶》，同时配发了编辑部文章《向张瑾瑶同志学习》，在全省教育战线大力宣传了这一优秀典型。王中青副省长对报道张瑾瑶的文章亲自修改，并明确指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他亲自安排出专刊，并约请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大任写评述文章。1964年9月，省教育厅、省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山西省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号召全省教育工作者和师范学生及共青团员向张瑾瑶学习，“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当教育革命的促进派”。1964年9月15日出版的《山西教育》小学版第13、14期，中学版第8期，业余教育版第7期合刊推出学习张瑾瑶专辑，发表了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王大任的《人民教师的好榜样》一文，社论《学习张瑾瑶，做无产阶级教育战士》，通讯《红色的山乡教师——访张瑾瑶同志和神峪口小学》，《张瑾瑶日记摘抄》等一批材料，隆重而又热烈地再次宣传张瑾瑶，学习张瑾瑶的活动轰轰烈烈地在全省推开了。接着，《山西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教育》等纷纷转载了介绍张瑾瑶的通讯，《山西日报》还同时刊发了王大任的文章，张瑾瑶的事迹由《山西教育》的宣传而传遍全国。这以后，《山西教育（小学版）》又不断从不同角度推动学习张瑾瑶活动的深入，在1964年后半年即发了40多篇相关稿件。小学版共出版三年半，从1963年6月到1966年12月出该年第24期（总第147期，实际是与其他版合刊了）后停刊。

《山西教育（中学版）》是1964年1月创办的，从3期简报算起，到1966年底停刊，中学版共出28期（其中有1965年5月的一期增刊）。《山西教育（中学版）》在存在的两年内主要内容是按照“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积极宣传“教育革命”。当时“教育革命”的内容主要有四点，一是思想革命；二是大抓半工半读、半耕半读教育；三是改革全日制学校的工作，处理好德育、智育、体育三者的关系；四是“把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机关革命化”。《山西教育（中学版）》围绕这四点从多方面组织稿件，编辑思路是很明确的。在坚持政治导向的同时，《山西教育（中学版）》也关注中学教育的方方面面，如全日制学校的改革、半工（农）半读教育的发展、学习的社会主义工作等等，刊物在当时全省中学校教职工中还是很有影响的。

《山西教育（业余教育版）》是针对工农群众业余教育而办的，创办于1964年。其主要任务是推动工农业余教育的发展。两年之中主要刊发了这样几方面的稿件：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是扫盲工作，三是技术教育；四是半工（农）半读教育；五是冬学民校工作；六是回乡知识青年教育。其他如教学经验、教师培训、辅导员工作、先进人物、业余教育动态等也做了大量报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省学术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教育界等都受到严重冲击，工作陷入混乱和瘫痪状态。全国期刊出版则一片凋零。《山西教育》的编辑出版和其他刊物命运相似，到1966年底，最后出版一本合刊后被迫停刊。

1971年3月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召开，周恩来两次接见会议领导小组和会议代表，纠正“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要求尽快使出版工作恢复起来。出版工作座谈会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于1971年8月16日向全国有关部门批转了《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文件中对期刊工作做了安排。“九·一三”事件之后，中央和国务院更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扭转混乱局面，在这种形势下，山西一些期刊陆续复刊，也有新办期刊问世，但名称上都带有文革特点，如1971年创办的《红小兵》、《革命文艺》，改名后的《教育革命》（原《山西教育》）。这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期刊往往不能按时正常出版，到1976年10月时，仍坚持办刊并较有影响的社科类期刊有《山西群众文艺》、《红小兵》、《山西师院》、《山西教育》、《汾水》等为数不多的一些。

1973年1月，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创办了《教育革命》，刊名用毛泽东的字辑成，封面白底上有四个红字，完全是模仿当时《红旗》杂志的样子，正文前两页是大字号的毛主席语录。这实际上是1966年底停刊的《山西教育》的复刊，次年即1974年就恢复了原刊名并沿用了辑鲁迅字的刊头。

从《教育革命》到《山西教育》，其基本办刊宗旨，编辑方针是延续不变的，当然仍是“指导全省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不过与“文革”后期所有的报刊一样，这各项工作之首就是“革命”，就是不断出新名堂的“大批判”。综览1973年到1976年这四年间的刊物，“抓革命”的脉络是很明确与清晰的。虽然这一年代的《山西教育》不得不服从于大形势，但是在广大教师没有什么业务报刊可读的年代，《山西教育》还是发表了一些与教育业务相关的文章的，就在名称为《教育革命》的1973年，还发过关于“开门办学”的19篇，“勤俭办学”的6篇，“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4篇，“教学改革”的12篇，“编教材制教具”的5篇，“汉语拼音教学”的9篇以及一些歌曲、图片、美术作品，这些内容对于当时在第一线的教师来说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交流经验、提高业务水平的作用。

1973年《教育革命》出版时，封面上标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编”，改为《山西教育》后，在版权记录处改成了“编辑者：山西教育编辑部”。当时编辑部是教育局的一个组，成立时由局教材组组长于忠原兼主任，辛亮任副主任。1975年郭允昌任主任，副主任又增陈残云，编辑共六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下努力清除“左”的错误，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中国在历经劫难之后终于回归到全球性的现代化潮流中。从粉碎“四人帮”到80年代中期，即从1977年到1985年，中国在思想、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都处于一种急剧变化之中，作为上层建筑而又具有产业特征的新闻出版事业则呈现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超常发展状态。